来源：曲靖日报-掌上曲靖
邓尔恒（1821年——1861年），江苏江宁（今南京）人，是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与时任钦差大臣的林则徐在广州主持禁烟抗英、留名近代史的民族英雄邓廷桢之子。邓廷桢（1776年——1846年），历任云贵、两广、闽浙总督，后被发配西北，之后出任陕西巡抚、代理陕甘总督，再次与林则徐搭班子共事，对陕西、甘肃、宁夏、青海的开发与建设，有着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道光十三年（1833年）邓尔恒参加科举考中进士，被选为庶吉士（从考取进士的人中选择年轻且才华出众者担任），授予翰林院编修（从庶吉士中选拔，属皇帝近臣，正七品，主要负责起草诏书及机密文件），后出任湖南辰州府知府，期间其父病逝，回籍守孝，后补任云南曲靖府知府。在曲靖任职期间，邓尔恒平定了寻甸回民起义马二花部，白莲教起义吴美、朱顺部，招降了昆明回民起义，颇有政绩，被提拔为盐法道云南道员后，改革盐政，整治积弊，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又被举荐为云南按察使，之后升任云南布政使，咸丰十一年（1861年），被提拔为贵州巡抚，步入仕途高峰。赴任贵州路上再接圣旨，调任陕西巡抚。邓尔恒心里乐开了花，因为摆脱了一直想离开的是非之地（云南、贵州）。北上陕西，途经曲靖，夜宿知府衙门别院，不料遭遇匪盗夺财害命。此案震惊朝野，成为清代著名奇案。
咸丰年间，云南巡抚是徐之铭，邓尔恒被杀害之时，虽然徐之铭已被革职，但仍代理着巡抚一职（新任巡抚未到任），还代管着云贵总督大印。事发之后，徐之铭向咸丰皇帝报告：“新任陕西巡抚邓尔恒赴任途中，在曲靖被杀！邓巡抚下榻之处当晚突然闯入匪盗，邓巡抚为保护行李与之搏斗而被杀，我已严令追查并缉拿了作案强盗李宝等人。”咸丰皇帝细阅奏折后，既惊诧又疑惑，因为徐之铭的“结案报告”漏洞百出。《咸丰实录》记载了四大疑问：
一，邓尔恒自滇赴陕，徐之铭专门安排官兵护送，被杀当晚，士兵们哪儿去了？知府唐简等人认为邓尔恒夜宿之处的安保不甚严密，欲派官兵加强巡逻，为何临时被撤销了？（“邓尔恒自滇赴陕，经徐之铭派拨兵练护送。署知府唐简等既知府署不甚严密，欲派兵练巡查，何以辄复中止？”）
二，邓尔恒乃朝廷高官，行李又不多，怎么可能冒着生命危险独自与歹徒搏斗？既然说李宝是因为邓尔恒堵住大门怀恨在心，才将邓巡抚杀害。但是，黑夜之中李宝怎么知道堵门的人就是巡抚本人。因此，李宝不可能仅仅是为了图财，寻仇才是目的吧？（“窃盗拒捕伤人，固属常有之事。惟邓尔恒系属大员，又自称行李无多，何至轻身堵门喊捕。即谓该犯李宝系因怀恨，故将该抚杀害。然昏夜之中。何以知堵门喊捉之人，即系该抚。且知李宝之杀该抚，实为挟仇起见。”）
三，既然盗匪皆已逮捕归案，为什么不送省城昆明审讯而是就地正法？这不明摆着成了死无对证吗？（“在场各犯，既已就获，该府等自应迅速解省，听候审办。何以遽将各该犯正法。以致无可质对。”）
四，邓尔恒身边随从和仆人，应该目睹了被害情形，怎么没有他们的证人证言呢？（尔恒既留两仆在内伺候，则被害情形，均应目击。何以并未取有供词。”）
综上所述，咸丰皇帝很生气，于是，要求新任命的云贵总督刘源灏，你别磨蹭了，赶紧去云南赴任吧。到任后，立刻调查邓尔恒被害情况，给我写个详细报告（《咸丰实录》记载：“前据刘源灏赴京请训，谕令不必来见。赶紧前往云南。本日据徐之铭奏：调任巡抚邓尔恒行至曲靖府被贼戕害一摺，并将曲靖文武原禀钞录呈览。”“细阅曲靖文武原禀，情节种种支离，殊多疑窦，徐之铭并未驳斥，辄行据禀入奏。以大员被戕之案，并不彻底严究，辄草率了事，实堪诧异。”）
曲靖是邓尔恒云南官场发迹之地，什么盗贼如此胆大包天，居然敢在知府衙门杀害朝廷二品封疆大员，背后的原因又是什么？徐之铭有什么底气，敢以这样的奏折糊弄国家最高领导人？
关于邓尔恒的被杀，有两种说法都指向云南巡抚（相当于省长）徐之铭。一种说法是：此人独断专横，治下官民怨声载道，且徐之铭太过好色，丑闻不断，身为云南布政使（相当于常务副省长）的邓尔恒曾多次当面劝说并加以指责，并在离任时声称要参奏他，徐之铭害怕邓尔恒参奏，便派心腹党羽、副将何有保雇凶刺杀。另一种说法是：何有保在徐之铭的长期庇护下胆大妄为、无法无天，经常抢劫来往客商财物，甚至途经和调离的政府官员也难幸免。邓尔恒离滇赴任，行李先行，途中被人打劫，认定是何有保指使，扬言要参奏严惩，故被何有保派人杀害。
徐之铭，贵州开泰（今锦屏）人，道光十六年（1836年）进士，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出任四川保宁府知府，咸丰三年（1853年），任陕西潼商道道台，咸丰四年（1854年）升湖北按察使，咸丰七年（1857年），补湖南按察使，后平调云南按察使，咸丰八年（1858年），升云南布政使，之后提拔为云南巡抚，因在剿匪平乱中屡立战功、声绩显著，咸丰十年（1860年），被授予代理云贵总督头衔。
当时的云南，情况复杂混乱，民族矛盾异常尖锐，徐之铭是贵州人了解云贵民情，且有军事才干，被咸丰皇帝授予剿灭叛乱的重权。但徐之铭并不完全按照朝廷指示办事，而是借此机会暗通叛军，培植个人势力，把控地方，妄图“独霸云南”。当时的云贵总督张亮基认为事情太棘手，称病请假，故而咸丰下令刘源灏为云贵总督，前往办理此案，刘源灏却不敢前往云南，也称病不去就职。新人不来，老人按捺不住，张亮基等不到刘源灏，径自离开了云南。徐之铭逼走张亮基，其后的三任云贵总督、两位云南巡抚都因惧怕他而不敢赴任，就这样，徐之铭在被革职后的几年里，直至去世前，依然主持云南军政，还委任、指派贵州的地方官（云贵总督大印徐之铭代管着）。朝廷无法，一面任命不怕死的老臣潘铎署理云贵总督，一面强行要求张亮基回云南，与潘铎会同审查邓尔恒案，并相机处理徐之铭。潘铎带着“圣旨”，领着家人，专走隐蔽小路，孤身秘密进入昆明，忽然间出现在徐之铭面前，宣读“圣旨”，后在四川总督骆秉章武力支援下才震慑住徐之铭的部队。潘铎虽然处死了杀害邓尔恒的其余凶手，但也一直不敢查办徐之铭。徐之铭后来在征剿民乱中，于1864年安然病逝，而潘铎却在徐之铭病逝的前一年，被杜文秀的回民起义军杀害（有史家认为是徐之铭主使）。
咸丰皇帝当然知道徐之铭在邓尔恒被杀案中嫌疑最大，但为了平灭西南民乱，就没有认真追究其责任。咸丰驾崩后，肃顺等顾命八大臣也没有追究此事，慈禧杀肃顺后亲掌大权，还是没有处理徐之铭。他们一致认为，国家动乱时期最紧要的不是惩处徐之铭，而是要让他“死心塌地为朝廷卖命”，因为天下经不起再乱了（邓尔恒被杀头一年，即1860年，英法联军攻占北京火烧圆明园）。若是和平年代，徐之铭的脑袋早就搬家了，混乱年代，历史就是如此，稳定是头等大事。徐之铭在云南官场浸淫日久，生性十分狡猾，为官特别贪婪，不仅纵容手下横行霸道，而且唆使他们假扮强盗，拦路抢劫，这其中最恶毒的就是何有保。何有保本是徐之铭家奴，徐之铭以战功为借口，不断向朝廷推举提拔，逐渐升至副将高位（相当于省军区副司令）。大凡有调离滇地的官员出境，何有保就亲自带人或者安排人去抢劫。抢来的钱财，多数上交徐之铭。被打劫的官员，自身也不干净，有苦难言，很多时候只有忍气吞声。咸丰十一年（1861年），邓尔恒荣升贵州巡抚，后又改任陕西巡抚，偏偏此时传来消息，他的行李在滇贵边界被人抢了。邓尔恒心知肚明，敢抢他行李的，非何有保莫属。随后，在徐之铭的饯行晚宴上，酒喝得太郁闷，气愤之下，邓尔恒当着徐之铭的面，又是咆哮又是警告，还扬言要向皇上状告此事。徐之铭知道邓尔恒在云南从知府、道台到藩台，一步步走上来，对他的底细最清楚，便动了杀心，心里嘀咕着：“老子皇帝都不怕，还怕你个即将赴任外地的巡抚？”
最终，邓尔恒被谋杀了。为首的叫史荣和戴玉堂，他们不但杀了邓尔恒，而且再次抢走了邓尔恒的钱财。主谋的当然是徐之铭，雇凶并具体安排的就是何有保。
封疆大吏被杀，非同小可。不过，徐之铭并不害怕。最终，咸丰皇帝决定让新任云贵总督刘源灏赶紧前往云南：“迅速密访细查，据实具奏，务期水落石出，不准稍存徇隐消弭之见”。谁知，刘源灏老奸巨猾，知道此番查案凶多吉少，弄不好丢了性命，索性装起病来。迟延半年之后，实在躲不过去，干脆告老还乡了。一个新任巡抚，说死就死了，而且死得不明不白，激怒了不少言官。他们纷纷上折，要求皇帝查明真相，严惩凶手。此时，咸丰皇帝已经驾崩，新任皇帝同治年幼，两宫太后垂帘听政，不得不下谕旨：“邓尔恒被杀之案，日久未预查办，无以彰国法，着张亮基迅速驰赴云南，彻底追查邓尔恒之案。”为了确保查案没有阻力，两宫太后还革去了徐之铭的巡抚一职。
邓尔恒被杀后，戴玉堂因为私藏邓尔恒财物，被何有保痛打了一顿，戴玉堂气愤不过，纠集一伙人杀了何有保。官府把史荣和戴玉堂二犯缉拿归案后，给邓尔恒抵了命，作个交代。但徐之铭却逍遥法外，因为办案人也害怕徐之铭，都知道他在滇时间长，党羽众多，闹不好竖着进云南，再横着出云南。最终上报朝廷，说徐之铭并不知情，一场巡抚杀巡抚的大案，就这样稀里糊涂结了案。
邓尔恒名留青史，被后人津津乐道，并不是“曲靖被杀案”，也不是什么官位政绩，而是咸丰二年（1852年），在曲靖城南三十多公里的扬旗田村神奇地发现“爨宝子碑”，让消失近千年的文物重见天日。这块石碑是乾隆四十三年（1788年），一位靠种地和做豆腐为生的农民，在自家地里耕种时偶然间挖到并用牛车拉回，用作晾晒、摆放成品豆腐的案板。邓尔恒因为爱吃豆腐，看到厨房豆腐上有文字印痕，以之为线索，天意般寻找到“爨宝子碑”时，此石碑已在该农户家历经三代人、使用了74年。邓尔恒在碑后作跋，记录碑的出土及移置经过。“爨宝子碑”的发现，被视为书法界的奇珍异宝，阮元称它“滇中第一石”，康有为誉其“已冠古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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