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一位诗人曾经说过:人生的道路是漫长的，但是紧要处往往只有几步。而陈卫伯为有名的曲艺艺术家，那他在漫长的艺术道路上是怎么样走好那紧要的几步路，他当时年过花甲，看不出。六十开外，他当时早锻炼每天这样坚持锻炼，怪不得他声若洪钟、健步如飞。对，陈卫伯他从1962年就开始锻炼了，长跑、登楼啊，坚持多年必有好处，东方明珠元旦登高他是年年参加，有300个小伙子，他得奖了吗，就是他一个老头子，自己得奖倒没得，得奖要前十名，他是跑了81名，还是相当不错的。陈卫伯先生早年退休、离开舞台已经多年了，很多年青人现在还不知道陈老师到底是干哪一行的，说来那就话长了。
“我从小家境贫寒，13岁就学生意了，拜著名评话名家杨莲青为师，后来悟出了事物总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道理”--陈卫伯
看过他表演的小品片段，观众朋友，特别是年轻的朋友，猜想陈卫伯先生大概是个滑稽演员吧，其实不然、告诉你，陈卫伯先生是个评话演员，他早年拜评话名家杨莲青学说评话，后来又跟师兄著名评话名家顾宏伯学说《包公》，是当年评弹界小有名气的评话演员。
陈老师，他是什么时候走上艺术道路的呢，说来话长，简单点说他家境贫寒，所以他13岁就学生意了，学的是印刷、学印刷是很艰苦的，老师傅派他做、老板娘派他做，没有一件事情不要做的，真的像奴隶一样、特别是冬天，黑颜色(油墨)机器要换红颜色油墨，黑颜色全部洗清，用汽油洗、洗得他手都裂开，老板娘还要叫他去摸咸菜，手裂了伸进咸菜缸里，你说是何种滋味、很痛，他没办法只好去摸咸菜，拿洗清的火钳去夹出来，给老板娘看见了，老板娘说，噢、吃的东西怎么可以用火钳去夹，拿来，他把火钳交给她，她往煤炉里一塞，嘴里叽哩咕噜，说了他很长时间，火钳也烧红了，她拿起火钳就朝他头上敲，他本能地用手一挡，一件短衫烧了，上面两条疤。那么他火了，这样非人待遇，他愤然离开，卷铺盖回去了，回到家是没面子的，这种人学生意也学不好，回汤豆腐干、混在家里，东混混、西混混，这样做做、那样做做，做做小生意，卖卖桃子、卖卖梨膏糖等都做。到后来父亲看他这样混下去总是不好，总要有吃饭的本事，那你要做什么呢，他住在柳林路、淮海路，到雅庐书场去听白书，听白书就在窗口，要爬到窗台上，两手抓住铁杆、头伸着，在气窗口看说书先生说书，那时是严雪亭说《杨乃武》，他被吸引住了、天天去，你想一个皮小孩要站在窗前、动也不动三刻钟站着听书，要听得进去 这个严雪亭是真本领，后来他和父亲说我要学说书，父亲说学什么书，他说我要学大书，我不是学小书这块料，后来就去学大书，去拜著名评话表演艺术家杨莲青为师，学《五虎平西》这一部书，后来端午节老师去苏州演出，自己跟到苏州去没条件，要借房子、要另外吃饭没条件，家里穷，在家总是添饭不添菜，二层阁上住住，到苏州去不是这么回事了，他又闲在上海了，闲在上海怎么办，他的师兄顾宏伯在东方书场说书，就是现在的文化馆、市文化宫，他去听书，那时师弟听师兄的书要老师打招呼的，我老师又没打过招呼、那怎么办呢，他就偷，在男厕所里听，因为男厕所正对面是一个书台，他躲在那里听书、那时他真用功，字字句句全部听进去，听完回去马上抄下来，后来顾宏伯知道了把他叫进去，那时候在一间房里有沈俭安、薛筱卿、还有东方书场的老板，他师兄有个特点要面子，他倒不在乎我师弟来听书不听书，你是小师弟吗，他说是。我听说过，你怎么不跟老师，他说跟老师到苏州没条件，所以来听你的书，哦、你要听我书嘛，也要和老师打个招呼，以免老师不高兴，既然你要听也不要呆在男厕所里，高常德，你明天让他到书场里听书，唉，老师收了学生、也要负点责呀，他怪老师不负责，其实自己是没本钱跟着去，到了第二天自己(陈卫伯)就堂而皇之坐在书场最后一排听书了，他们叫他小先生，叫到小先生有一杯茶喝了。通过那一段他的说书生涯，他最大的体会是什么呢，一听书，他听来听去，我师兄的书比老师的书好听，因为老师是老派丶他师兄新派，他想老师说长、你好讲得短，老师说方的、你可以说圆的，哦、原来老师的东西可以动的，将来你某些地方不合理，我也可以动的，没有一样不好动的，所以那时有一个概念，没有一样东西不好动的。
知道解放以后他那时还年轻，他创作的两个短篇评话很有名，而且还得过奖，在1958年大家搞创作，那时是轰轰烈烈受了时代的感染，他想创作是作家的事，我们搞搞评话、说说书，要拿起笔来搞创作，自己心里没底，那么后来通过领导的启发，领导说、你说的书原来你老师没有的，后来你加出来的，这加出来的就是你创作的，哦、原来这样就叫创作，那自己就去创作了，创作要下生活这是知道的，他看了上海铁路局报道了一列火车从上海到南京3个小时52分，他想这个车子快，自己感兴趣，我要写这个题材，结果他就到上海铁路局机务段、上火车头跟着司机从上海到南京跑了几趟，他自己有体会，所以他就写了一个《社会主义第一列飞快车》，当时是参加了全国第一届曲艺汇演，评为优秀节目，那时没有一等奖、二等奖，能够上北京去参加汇演，都是上海选出来最好的节目。那么当时他是怎么下生活、体验生活的，过去他们说老书都有许多佐料，如烧小菜的油盐酱醋、葱姜大蒜，那么自己说新书也要有佐料，过去说老书，敲铜鼓、吹号子、马叫，这都是佐料呀，那么我说新书也要放点佐料进去，没有佐料、干巴巴没什么好听。火车要叫的，他就去听，火车有各种各样的叫法，哪一种叫、叫得比较接近呢，有种叫比较新法点，这种车子是烧柴油、不烧煤。烧煤的是汽笛，他一听，他想这个声音和自己说书里比较接近，因为说书里有猪猡叫……，因此将猪猡叫拉长就是火车叫，将这个佐料加上去，这个书就比较立体化一点。
“黄永生动员我(他)参加上海广播电视艺术团，我(他)说你那里有上海说唱、独脚戏、还有相声，我这个评话挤得进来吗”--陈卫伯
这样看来他是一位很有前途的评话演员，后来怎么又改行了呢，说来话长，你问他怎么评话不说了、搞单口独脚戏，当时文化大革命结束，他们剧团的人全部下放到财贸系统，这时黄永生先生来动员他，他说你干吗不出来，自己说出来到哪里去，他说来我这里、上海广播电视艺术团。你有上海说唱，还有独脚戏、还有相声，我这个评话挤得进来吗，试试看好吗，那就试试，当时黄永生出了介绍信，从静安区粮食局把他调到电台，那时是电台编制，在上海说书还可以，下工厂等，当时陈卫伯他穿件长衫上台，观众觉得新鲜，这件什么衣服，年纪轻的还没有看到过，碰到出去巡回演出，苏州、无锡、常州，那时观众对评弹是一种渴望的感觉，只要自己上台穿件长衫，醒木“砰”一碰，观众就开心，一碰两碰就笑声一片，那时说书实在好说。后来从常州到镇江，一到镇江出洋相了，他想到镇江我们的上海话、苏州话镇江人听得懂吗，他们说没问题的，他不相信，自己情愿仔细点，所以他们住在镇江市的市委招待所，两个服务员，他和她们说上海话，他问听得懂吗，她们说听不懂，你的话我一句都不懂，他想不好，堂堂市委招待所的服务员上海话听不懂，本地人怎么会听得懂呢，他心里慌了，自己作(做)好两手准备，第一档是蔡伟中和姚斌儿男女说唱，唱唱说说、说说唱唱，观众倒还觉得有点好奇心。第二档筱声咪、孙明上去出洋相了，他俩讲的上海话观众不懂，不懂怎么噱呢，他们不噱了，“我们”在后台噱，一个噱头扔下去、下面没反应，一个噱头扔下去、下面没反应，观众觉得不噱、后台笑得翻倒。结果陈卫伯他上去了，他想要死，他俩很卖力地做总算混过去了，我一个人上去怎么混法，那时有台子凳子，老老实实像说书一样，他想我再也不讲苏州话了，讲苏州话听不懂、怎么办呢，他“啪"一下醒木一拍，“在陈州到开封府，这一条官阳大道，大道之上来了一队人马。马背上五个人，左右张龙赵虎王朝马汉，中间是哪一个，开封府包拯，下面都听得懂，他下了台之后黄永生讲，你说苏州说书还是苏北说书，他说你管我什么说书，只要听得懂，我苏州说书下面听不懂，喝倒彩的日子怎么过，后来于震寰、叶惠贤上去说相声，情况好多了。黄永生上去也不行，不过有唱的好一点，比筱声咪、孙明好一些，回来以后他们在体育馆演出，一到体育馆说书就不行了，他上去放噱头，观众笑声一片。他想不能噱下去，总要说书的，醒木一拍说包公，下面反映怎样了呢，不要说了、不要说了，他不说包公，再放噱头、又笑了。再说书，不要说了、不要说了，在卢湾区体育馆这个印象很深，他勉强说下去，总算没砸台还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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