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超 第一问：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写作的？童年的记忆和经历对于现在的写作来说有什么特别的意义？
蒋一谈：1987年进入大学校园后，校园里的文学气氛深深感染了我，我一边学习一边模仿，那个时候主要是在练笔，也没什么远大的写作理想。后来担任过北师大五四文学社副社长和《双桅船》校园文学杂志的主编，这件事反而让我对出版有了最初的体验。童年生活对写作者的影响是久远的，我小时候喜欢一个人玩，喜欢蹲在路边，玩虫子看蚂蚁，最难忘的记忆是下雨天坐在小板凳上，隔着竹帘看雨，雨滴打湿帘子，打湿鞋面，感觉特别舒适。那个时候，我或许正在经历孤独，虽然我还不理解孤独的意义。我从小就喜欢雨，直到现在，遇见雨天会觉得心里满满的。我喜欢有温度的文字，是那种雨的温度，是冷雨或者微冷的雨的温度。我也希望自己能写出有这种温度的雨的文字，我把雨握在手心里，或者读者把我的文字握在手心里，身体的体温能把这雨慢慢暖热。
行超 第二问：在《庐山隐士》这本小说集里，您引用的是波德莱尔的诗句"人生是一座医院。"每个人读这句话的时候，理解可能都会不同，您能说一下自己的感受吗？
蒋一谈：最近一段时间，和好几个朋友谈论过这个话题，大家的理解各不相同。我最初读到这句话的时候，想到的是这样一幅画面：我躺在病床上，拿着医生递过来的出院通知单，喘了一口气，觉得挺高兴的，因为我又完成了一件老天爷交给我的生活任务。我觉得生活就是理解和承受。弘一法师的临终遗言"悲欣交集"也给我们点出了活一场的终极意义。
行超第三问：你曾说过，短篇小说的写作接近于禅机，你理解的禅机是什么样的状态？
蒋一谈：写作是一个长期的思考和训练，写作状态的养护态类似于寺庙里的禅修。禅修的时间可长可短，时间的长短往往决定着心境的澄明程度。顿悟是刹那间的，是一个极短暂的理念点燃，而非一个过程，此后修行者又要开始下一个阶段的精修。我在之前的沙龙活动中打过一个比方，短篇小说（含超短篇小说）的写作类似于一个孵化的鸡蛋，小鸡足月了，想出来了，开始用小嘴敲击蛋壳，蛋壳碎了小鸡鸣叫自己出来了，但这个过程还是半机。小鸡从里面敲击蛋壳的时候，母鸡也在蛋壳外面敲击蛋壳，它们依靠感觉寻找着同一个敲击点，然后继续敲击，蛋壳在某一刻开了一个小洞，小洞显现的一刹那即是禅机。好作品的刹那遇见是很难的，除了勤奋，还离不开等待和祈祷。
行超 第四问：您在《庐山隐士》后记里说超短篇小说是一件幻想里的超短裙，这个比喻我们一下子就记住了。您觉得超短篇小说和微小说、小小说的区别在哪儿？
蒋一谈：小小说和微型小说（微小说），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已经存在，甚至还相当兴盛过。现阶段的文学，短篇小说写作者越来越多了，但学术界和写作者对超短篇小说的研究和研讨还刚刚开始。小小说、微型小说、短小说、极短小说、掌上小说，这些文学概念是并存的，但我本人更愿意在超短篇小说的理念下写这样的作品，因为超短篇和超短裙的理念和样式很像。女人穿超短裙在前面走，身材好坏一目了然，写作者可用的文字如同剪裁超短裙的布料，很有限。面对前面的超短裙，我们可以看，不能摸，换句话说，我们可以用意念去想象，隔着空气去触摸，这是一个在现实和幻念之间的状态。从这个方面来说，超短篇小说的写作理念接近于空，和诗歌的距离非常近。诗歌文体是高于小说的，唯一的原因只有一个：诗歌接近于神秘主义。写作这本超短篇小说集的时候，我希望自己能唤醒我喜欢的历史记忆，同时也能写出人物在现实和幻念之间的那种游离状态。
行超 第五问：超短篇小说和短篇小说的异同有那些呢？
蒋一谈：超短篇小说归属于短篇小说文体，但超短篇小说的心里充满了更多的幻想和诗意。就像一根横跨山谷的绳索，这一边的绳子是现实主义，另一边的绳子就是幻想主义，写作者需要踩在两根绳子上，身体可以随风晃悠，但不能掉下去。你这样做的时候，没有观众，也没有人为你作证，你从绳索上跳下来之后，把经历和感受说给别人听，别人能相信你吗？能相信你的作品吗？超短篇小说的文字感受和说服能力要比短篇小说的文字说服能力更高一些，或许只高那么一点点，因为超短篇小说有天然的寓言和童话特性。
相比短篇小说，超短篇小说的篇幅和叙事空间更为有限。舞台越小，对舞蹈者身体协调能力的要求就越高，旋转不好就会飞出去。超短篇小说的写作类似于这样一位舞者，那是既压抑身体又需要放松身体的过程。一篇作品的文字读上去是轻松的，其实那是写作者压抑写作情感之后的诞生物。
我觉得，超短篇小说的文字篇幅大致如下：短的，1000字至2000字；比短的稍长一点的，2000字至3000字；比短的更长一点的，3000字至5000字；更短的，1000字以内。两三千字之内的超短篇小说，一万五千字和两万五千字之间的短篇小说，是最难把握的、最难完成的。
行超 第六问：您认为一个写作者怎样才能提高超短篇写作能力？
蒋一谈：这些年，读过不少中国作家的短篇小说，总体感受是这样的：中国的小说家与诗歌的关系比较远，中国的小说与诗歌之间依然没有形成熨帖自然的亲近感。我觉得，诗歌的写作和训练非常有益于超短篇小说的想象和写作，诗歌能让写作者远离现实，与现实保持适度的紧张感和疏离感，而不被现实淹没。现在，很多年轻的小说写作者同时喜欢写作诗歌，这也决定了中国现在和未来的作家在精神气质和文学修养上大大不同于过去的中国作家群落。这些年，我们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太多了，甚至可以说有点泛滥了。我认为，当代中国的超现实主义文学正在悄然回归，甚至会在不久的将来复苏兴旺。写作超现实主义文学作品，恰恰是中国年轻作家的成长机会。懂者自懂。让时间来验证吧。
行超 第七问：写什么和怎样写，是中国作家和批评家时常讨论的话题，你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蒋一谈:写什么和怎样写的关系，就像一张纸的两面，哪一面才是正面？或者说，把一张纸从中间撕开来研究也没什么必要，这两种关系靠写作者自己的感受和需求而定。写什么由写作者的视野和胆识决定，而怎样写由写作者的文字呈现和结构功力决定。这两者是水火交融的关系，处理不好就会克死作品。这不是教科书能讲清楚的话题，需要长时间的阅读和写作训练。
行超八问：这些年，您在美国、新加坡和中国三地居住、行旅，站在异乡看中国和中国当代文学，有什么不一样的体会？
蒋一谈：我的祖籍在浙江嘉兴，出生在河南商丘，18岁到北京读大学，已在北京生活了二十七八年。很多时候，我对自己的故乡到底在那儿有点恍惚，身在异国他乡的时候，故乡的感觉会更强烈，因为中国是我的故乡，爱国之心也会比在国内多很多。这是真心话。中国人身居海外的越来越多，他们的内心感受、心理结构、生存和情感经历，与几十年前有了很多变化。这几年，我一直在储备这方面的素材和感受，希望自己能在明年写出一本离散主题的短篇小说集。离散文学是现在和未来的一个重要的文学主题，也是故事发生裂变和交错的机缘。中国当代文学，虽然目前最大的读者群在国内，但是我们可以有一个设问：身居海外的中国人，读了中国作家写的故事，会喜欢吗？能吸引他们继续读下去吗？他们的阅读视野和国内读者有些不同，日常的双语阅读的确在提升他们的文学鉴赏能力。
行超 九问：对于现在更年轻的短篇小说写作者，您有什么建议和经验？
蒋一谈：写作是构建自己的文学世界，因为世界这个词语太大，我愿意用一个球体来形容。球体里的空，即文学的虚构，这个空决定着球体的坚韧程度。形成了自己的独有风格，别的写作者很难拿一把刀刺破球面，很难模仿你。球体是玩具，也是一块石头，需要你时常凝视它，揣摩它，看着它慢慢包浆，散发出亲近的光泽。这是一个需要花费相当时间的过程，需要手指上长出茧子，即使有了伤口也在所不惜。我也愿意把写作比作瞳孔：当我们想要看清更远处景致的时候，我们需要微蹙眉头，聚焦眼神。同样，当我们想要写出内心真切感受的时候，我们需要文学视线的静寂内缩，甚至是视线的瞬间模糊和塌陷。
行超，1988年生于山西太原。北京师范大学文学硕士，现就职于某文学报刊。曾在《读书》《文艺研究》《南方文坛》等刊物发表文章若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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