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奇才女蔡文姬之父为何被誉为“古代教育家”？

1919年，鲁迅先生发表了一篇文章《我们怎样做父亲》，提出一个著名的观点：“父母对于子女，应该健全的产生，尽力的教育，完全的解放。”同时提出了很多问题，包括“不肯解放子女”“让子女做无谓的牺牲”“恪守封建礼教”等等。

中国古代有“四大贤母”：孟母、陶母、欧母、岳母。她们因为教育出圣人孟子、名将陶侃、文学家欧阳修、民族英雄岳飞而名扬后世。

可是，似乎在古代家庭教育中，父亲的存在感远远低于母亲，除了我们所熟知的孔子，诸葛亮等人，似乎其他父亲都是缺席者。其实不然，历史上有很多优秀的父亲，咱们今天讲其中一位。

01 古代“贤父”与他的两个传奇女儿蔡邕，字伯嗜，生于公元133年，卒于公元192年，今河南省开封市人。即使用今天的眼光来考量，蔡邕都是一个智商很高的人。举几个例子。中国书法举世闻名，能够自创一体的人几乎是凤毛角，但蔡邕就是其中的一位，他发明了一种书体一一飞白体。

相传东汉灵帝时修饰城鸿都门的匠人用刷白粉的扫帚写字，蔡邕见后，归作飞白书。以后汉魏宫阙题字曾广泛采用。石经是中国古代刻于石碑、摩崖上的儒家经籍和佛道经典。石经是谁开创的？蔡啊！汉代立五经于学官，置十四博士。各家经文皆凭所见，并无供传习的官定经本。

博士考试亦常因文字异同引起争端，甚至行贿改兰台漆书经字。汉灵帝熹平四年（公元175年），时任议郎的蔡超等人奏求正定六经文字，得到灵帝许可，于是参校诸体文字的经书，由蔡邕等书石，镌刻四十六碑，立于洛阳城南的开阳门外太学讲堂（遗址在今河南师朱家圪当村）前。

碑高一丈许，广四尺。所刻经书有《周易》《尚书》《鲁诗》《仪礼》《春秋》《公羊传》《论语》。除《论语》外，皆当时学官所立。这对于纠正俗儒的穿凿附会、臆造别字，组护文字的统一，起了积极作用，史称熹平石经。

喜欢音乐和文物收藏的朋友肯定都听说过“焦尾琴”。它是中国古代四大名琴之一，与齐桓公的“号钟”，楚庄公的“绕梁”，司马相如的“绿绮”等三张名琴相比，“焦尾”琴名直白无华，但其身世非同寻常，皆因此琴系东汉名人蔡邕所创制。

《后汉书・蔡邕传》：“吴人有烧桐以爨者，邕闻火烈之声，知其良木，因请而裁为琴，果有美音，而其尾犹焦，故时人名曰焦尾琴焉。”后因称琴为焦桐。你看看，能够光凭耳朵就听出别人正在烧的木头是块做琴的好材料，而且真的把这块木头变成了千古名琴，这智商你不服行吗？

与上述业绩相比，我认为，蔡邕最大的成就却是培养出了两个非常优秀的女儿。他的女儿蔡文姬，大家肯定都是知道的，是中国古代四大オ女之一。另外一个女儿，似乎连名字都没有留下，清朝乾隆年间的《新泰县志》称其为蔡贞姬。

她的后人全都是超重量级的人物，随便举两个：司马师的正牌夫人就是蔡贞姬的女儿。此女名叫羊徽瑜，聪慧贤德，嫁给司马师后未有子女，以司马师之弟司马昭的次子司马攸做为继子。

司马师死后，司马攸侍奉羊徽瑜非常孝顺。泰始元年（公元265年），司马昭长子司马炎受禅登基，建立西晋，追伯父司马师为景皇帝。泰始二年（公元266年）尊奉羊徽瑜为景皇后，因其居弘训官，故称弘训太后。

金庸小说《神雕侠侣》里主人公杨过曾在襄阳城外的羊祜庙发出“人身不如意事十之八九”的慨叹，并对羊祜一番赞赏，羊祜是谁？就是蔡贞姬生下的儿子。

羊祜博学能文，清廉正直，要夏候霸之女为妻，是著名战略家、军事家、政治家和文学家。唐代著名诗人孟浩然在诗歌《与诸子登岘山》中曾经这样写道：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

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

水落鱼梁浅，天寒梦泽深。

羊公碑尚在，读罢泪活襟。

羊公碑就是后人为纪念羊祜而立的纪念碑。

言归正传，蔡邕对女儿们进行的家庭教育主要体现在他写的《女训》《女诫》等文章中。我们先来看看《女训》，原文是：

舅姑若命之鼓琴，必正坐操琴而奏曲。若问曲名，则舍琴兴而对，曰某曲。坐若近，则琴声必闻；若远，左右必有赞其言者。凡鼓小曲，五终则止；大曲，三终则止。无数变曲，无多少，尊者之听未厌，不敢早止。

若顾望視他，则曲终而后止，亦无中曲而息也。琴必常调，尊者之前，不更调张。私室若近舅姑，则不敢独鼓；若绝远，声音不闻，鼓之可也。鼓琴之夜，有姊妹之宴则可也。

这篇文章翻译成现代汉语，大意是这样的:

公婆如果让你弾琴，一定要正襟危坐操琴演奏。如果问起所演奏的是什么曲目，一定要站起来回答是什么曲目。公婆如果坐得较近，一定让他们听得到；如果坐得远，左右一定要有帮助传话的。若是演奏小的曲目，五首即可；若是演奏大的曲目，三首就可以了。不要管演奏的多少，如果长者没有听厌烦，就不要停止。

如果长者偏过头去看别的东西，那么把那首曲子演奏完了就行了，不一定半途而废。所用的琴应当经常调试，不要当着长者的面调试。如果你的卧室接近长者住的地方，一定不能随便演奏；如果住得远，听不到声音，则可以演奏。如果想要晚上演奏的话，最好要有其他姐妹们在场。

这篇文章表面上看说的似乎是如何弹琴，实际上却藴含着许多做人为人儿媳的道理。现在看来，仍能给我们许多启迪。

02 音乐可以陶治女儿性情启示一：不可低估音乐的作用。

在我看来，音乐至少具有以下几种功能：

一是有助于发现友情。伯牙与子期原本并不相识，但却凭借“高山”“流水”的音乐感受结下了深厚友情，“子期死，伯牙摔翠绝弦，终身不复鼓琴”，留下了“高山流水遇知音”的佳话。

二是有助于收获爱情。萧史与弄玉，一个是平民百姓，一个是秦国公主，地位悬殊，但却凭借音乐结成神仙伴侣。《东周列国志)中“弄玉吹箫双跨凤”说的就是这段故事。

三是有助于排除敌情。诸葛亮面对司马懿十万雄兵，在空城计中凭借音乐使得对方一举退兵。

四是有助于调适心情。想当年，项羽与刘邦相持于垓下，刘邦正是凭借楚歌成功地将敌兵的心情调试到“怀念家乡”的状态中，正所谓“汉兵已略地，四面楚歌声。大王意气尽，贱妾何聊生”，结果成功地瓦解了敌军的斗志。

五是有助于窥探险情。《后汉书・蔡邕传》记载过这样一个故事：有一次蔡邕在朋友家做客，突闻朋友家的琴师演奏音乐时隐隐有杀气，急忙离去。后査明，琴师演奏时恰巧看到窗外一棵树上一只螳螂准备捕捉一只蝉，他发现那只蝉要飞走了，担心螳螂扑不住蝉，手上情不自禁地为螳螂助威。大概就在这时，琴声里充满了“杀气”，正好被蔡邕听出了这琴声中隐藏的杀机。

六是有助于陶治人的性情。孔子有一次与弟子们闲谈，让弟子们谈下自己的理想，子路、冉求、公西华以及曾点都谈了自己的志向。前面三个的都很高大上，唯有曾点的很平凡，是“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翻译成现代汉语大意是“一起到沂水洗澡，到舞雩台吹风，然后一路唱着歌回家”。但孔子却偏偏说“吾与点也”，这是为什么？

我想可能与修齐治平必须序渐进有一定关系。在孔子看来，齐家治国平天下固然高大上，但也需要一个坚实的起点做支撑，而“浴”与“风”可以清洁身体，“咏”也就是做与音乐有关的事则可以陶治心灵。

作为个父亲，蔡本身就是一个音乐家，他当然知道音乐可以陶冶性情。他一向认为音乐能够“通理治性”，可以移风易俗，行教化作用。蔡鼓励女儿学习音乐的做法，对于今天的中国父母来说不无启发。

柏拉图在《理想国》曾说过，一个人二十岁之前应接受两种不可或缺的教育，一种是体操，另一种就是音乐。足见，在中西方的古代，教育家都非常重视孩子的音乐教育。

03 作文”之前先“做人”《女训》给我们的第二点启示是：处理好“作文”与“做人”的关系很重要。

“作文”在这里是一种宽泛的用法，包括了所有掌握知识、技能等有关的活动及其成果。中国古人一般认为，“作文”与“做人”是相统的，好的文章一定是好人写的。这话不能说没有道理，写出“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的人确实是一个民族英雄一岳飞。

但是我们也发现，有的时候文并不一定如其人。比如下面这首诗:

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

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

这首诗的作者是谁呢？竟然是臭名昭著的汪精卫。如果你仍觉得这是个别现象，我们不妨再看看另外一篇文章中的几句话:

仓皇皇奔走从君，衣冠不变于中华，

虽历九死其未悔，犹冀一言而可兴。

这段话翻译成现代汉语大意是说，我九死一生，但仍然痴心不改，一心为了中华故国的伟大复兴而努力。这段话是谁说的？不知道的人，打死也想不到是秦桧说的。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文不如其人的情况存在？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名人是复杂的，绝不止于一面。张飞是三国时期的猛将，可是这位猛张飞却画得一手好仕如画。其次，人是多变的。早年的“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不一定意味着人到中年仍然“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

“文”是“人”做的，要确保自己的孩子做好文，首先就要想方设法教他做好人。蔡邕写给女儿的文章分别以“训”“诚”为名，就是想让女儿在学习作文的时候时刻不要忘记学习做人。

这一点其实也与现代教育理念暗合。20个世纪90年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曾经委托权威机构做过一个调研，提出了21世纪青年人应该少做到“四个学会”——学会求知，学会做事，学会合作，学会生存。

其中，学会合作，学会生存，就与蔡邕的理念暗合。青少年如果不能等学会如何与别人和谐共处，往轻了说，会使青少年缺乏被认同感；往重了说，极有可能使得青少年铤而走险，走上一条不归路。

当家长的应当深刻领会蔡邕的良苦用心。首先要告诉孩子做人与作文的关系，未学作文，先学做人。其次，倡导“生活即教育”的理念，不妨像蔡邕那样在教授孩子作文的过程中，乃至在日常生活中因势利导教孩子如何做人。

《论语》开头的三句话：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孔子说过的话很多，为什么弟子们偏偏要把“学而时习之”“有朋自远方来”“人不知而不愠”这三句话放到最开头？我想，这三句话实际上讲的是做人必具备的三个基本素质：一是“敬业”，二是“乐群”，三是“宠辱不惊”。缺了任何一点，都是不完整的。

04 婆媳交恶？为人儿媳小处不可随便《女训》给我们的第三点启示是：小处和细节很重要。

虽然古人有“大行不顾细谨，大礼不辞小让”的说法，但那是指敌对双方之间的交往；也有“不拘小节”的成语，但那一般是指平辈之间的交往。在长辈与晚辈之间，特别是没有血缘关系的长辈与晚辈之间当晚辈的还是要注意一些小处和细节的。

《孔雀东南飞》是大家都很熟悉的一首古代名篇，许多人读后往往都会被诗中焦仲卿妻刘兰芝的悲修命运所打动，进而把批判的矛头全部指向焦仲卿的母亲，也就是刘兰芝的婆婆，却很少有人想一想这个婆婆为什么会不喜欢自己的儿媳妇。

是这个儿媳妇没能耐吗？当然不是，她可是“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通诗书”，用今天的话说，那可是多才多艺。那么，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呢？俗话说：“一个巴掌拍不响”，以前我是随大流的，认为都是恶婆婆的责任，现在，却不这么看了。

我想，刘兰自身也不是没有一点问题，这些问题以往可能都被刘、焦之间的凄美爱情或反封建的激情掩盖了。但是，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有必要坐下来认真想一想，看看刘兰芝身上是否有做得不到位的地方。

文章有两句诗“心中常苦悲”和“此妇无礼节，举动自专由”。这两点中，一个是刘兰芝的自述，一个是婆婆的观感。细细想来，刘兰芝可能是一个“任劳而不任怨”的女子，日常生活中可能因为自己很有才能，就不太注意一些小处和细节，这一点可以从婆婆的观感“此妇无礼节，举动自专由”中出端倪。

婆婆可能是一个比较注意细节的人。一个不重视，一个重视，难免会发生矛盾。当然，我们也可以说是婆婆太过挑。但无风不起浪，我就不信，要是没有一点这方面的问题，婆婆会不顺儿子的坚决反对，毅然决然地要让儿子休妻。很多婆媳之间的关系破裂，问题可能就出在细节上。

珍妃是慈太后的儿媳妇，也是光绪皇帝的妻子，由于死于非命历来为人们所同情。以她为原型创作的文艺作品不少，所谓：

世人能有几多感，成败取舍届时休。

唯有伊人思君泪，流到天涯无尽头。

所谓：

金井一叶坐，凄凉瑶殿旁。

残枝未零落，映日有晖光。

沟水空留恨，霓裳枉断肠。

何如泽畔草，犹得宿鸳鸯。

其实，婆媳交恶，未必珍妃一点责任都没有，比如她也卖官弄权，经常鼓动光绪皇帝要求慈禧还政等等。这一切其实早就触怒了慈禧。

与她同时进宫的姐姐瑾妃就安然无恙，而且还在慈禧皇太后和降裕皇太后死后实际上成了后宫的最高统治者。瑾妃之所以能够取得婆婆的欢心，就是对婆婆始终保个细节上的“敬”字。瑾妃一生，持守唯瑾，与世无争，心忠厚而福泰，宫中称为“胖娘娘”。

我说的也可能只是一孔之见。但是作为家长，一要自己率先垂范，注意人际交往过程中的细节，给孩子树立一个典范；二是告诉孩子，细节存在于诚心和耐心当中，一次两次注意细节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都注意。

05 女孩更要自重《女训》给我们的第四个启示是：“自重”对于女性来说非常重要。

不自重的后果可能是坑人害己。孔子可谓“文章堪为百世师，一身而为天下法”，可就这位大成至圣先师在《论语》中却曾经一度被弟子们怀疑与一个名叫南子的女人有不正当的男女关系。

《史记・孔子世家》和《论语・壅也》都有相关记载。孔子大弟子子路甚至为此而不悦。子路为什么不悦？为什么会质疑自己一向敬重的老师？我想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南子这个女人实在是根不自重，名声很差。所以，与其说孔子的弟子对老师不满，还不是他们对南子这个女子不放心。

很多时候，女子如果不自重，不仅坑人，更多的时候还可能会害己。西汉初年，刘邦刚刚去世，匈奴冒顿单于给当时刚刚新寡的吕后写了一封挑逗信，信中居然要“愿以所有，易其所无”，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要吕后做他的伙伴。冒顿之所以敢写这封信，除了当时匈奴很有实力之外，也与吕后本人不自重有关。

原来，早在刘项争雄时，吕后就和一个名叫审食其的男人在了一起，后被儿子刘盈发现，想要诛杀这个男人。这样一个女人冒顿单于要不调戏才怪呢！

正是因为自重对于女性非常重要，所以蔡邕在《女训》中专门提到“鼓琴之夜，有第妹之宴则可也”。为什么要单提出这一点呢？这是因为，即使在现代，女性的夜生活也受到关注。一个男人晚上拉个琴什么的还说得过去，倘若一个女孩子晚上还弹琴什么的，在中国古代，那绝对是一件很不寻常的事情。

蔡邕不是一个老古板，他给女儿们定下的规矩是，拉琴可以，但要有姐妹们在场。这个规定其实蕴含着很深的含义。琴这种东西，具有帮助男女之间增加好感，甚至逾越礼教之大防的功用。身为文学家兼音乐家，蔡邕肯定知道这一点。所以，他特意提出，需要有姐妹在场才可以在晚上弹琴。

在这里，姐妹其实具有多重身份，她们既是听众，又是监督者和保护者。有了她们在场，既可以满足女儿们弹琴的愿望，又不用担心因为弹琴可能引发的逾越礼教的危险，实际上乃是确保女儿自重的一个很好的方法。

旧时人们把在高贵人家帮闲的文人称为“清客”。比如《红楼梦》中跟着贾政一起读书交流的那群老夫子们，古人认为做清客有以下“十样要诀”：

一团和气要不变，二等才情要不露，

三斤酒量要不醉，四季衣服要不当，

五声音律要不错，六品官衔要不做，

七言诗句要不荒，八面张罗要不断，

九流通透要不短，十分应酬要不俗。

为了男女之大防，在家里没有姐妹或姐妹不具备某方面才情的情况下女清客出现了。甚至连权倾一时的慈禧太后都聘请了一个名叫缪素筠的女清客。此女系云南昆明人，素工绘画，颇有才名，曾经服务慈禧近20年，于1918年去世。

1941年，昆明书画界曾为她举办“缪素筠诞辰100周年纪念”活动，郭沫若作诗曰:

苍天无情人有情，彩霞岂能理荒井？

休言女子非英物，艺满时空永葆名。

不管怎么说，蔡邕的做法对于今天的中国父母很有启发。今天的父母应当从古人那里汲取足够的经验与教训，教育女儿从小就要自重。正如英国文艺复兴时期作家、哲学家培根所说:“自重是第二信仰，是约束万恶之本。”国画大师齐白石也曾经说过:“君子必自重，人始重之。”君子是如此，女子更是如此。面子这东西并不是别人给你的，要想有面子，自己就要争气，关键是做到自重。

06 穿衣打扮不要追求奢华除了《女训》，蔡邕还写过一篇《女诫》。这篇文章共分三段，其中第一段和第二段主要讲的是女性穿衣该选择的材料和颜色，顺便对当时的世风日下发出感慨。

这两段话给我们的启示是，女性的服饰问题绝不仅仅是衣着打扮的问题。20世纪初，德国社会学家、新康德派哲学家西梅尔提出了一种“下滴论”，美国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凡勃伦也提出了“有闲阶级论”。这两种理论都有一个相同的观点，那就是，服饰一般都是从上往下流行的，大众只是被动的消费者。换言之，就是上等有闲阶级创造并领导服饰潮流，大众摹仿，有闲阶级再创新，大众再模仿…如此循环往复。

在天下太平时，女性追求服饰的精致似乎无伤大雅，但在经济并不十分发达的古代，女性如果过于追求服饰的华美，就有可能对于社会乃至国家造成一定的伤害，特别是这些女性身居高位时，所谓“楚王好细腰，官中多饿死”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据史料记载，有一次，北宋开国皇帝赵匡胤的女儿永庆公主去觐见父亲，穿着一件新外衣，上面用五彩金丝缝缀着一片片孔雀羽毛，蓝的像湛蓝的湖水，绿的像碧绿的翡翠，在阳光的照耀下闪闪发光，十分华美。谁知赵匡胤一见她就说:“你把这件华服脱下，以后别再穿了。”

听到父亲的话，公主很不理解，噘着嘴巴说:“官里翠羽很多，我是公主，一件衣服只用一点点，有什么要紧？”宋太祖万地说:

“正因为你是公主，所以不能享用。你想想，身为公主，穿这么华丽的衣服到处炫耀，别人就会效仿。战国时的齐桓公喜欢穿紫色衣服，结果全国上下都跟着学，搞得紫布都贵了好几倍。今天，你的这件衣服上面有金丝线、孔雀羽，价格都很高，你知道制作件要花多少钱吗？如果别人再效仿你，全国要浪费多少钱？你现在位和生活已经很优越了，不要身在福中不知福，要十分珍惜才是。你怎么可以带头铺张浪费呢？”

我们这里重点看一下《女诫》的第三段，原文如下：

心犹首面也，是以甚致饰焉。面一旦不修饰，则尘垢秽之；心一朝不思善，则邪恶入之。咸知饰其面，不修其心，惑矣。夫面之不饰；愚者谓之丑；心之不修，贤者谓之恶。愚者谓之丑，犹可；贤者谓之恶，将何容焉？

故览照拭面则思其心之洁也，傅脂则思其心之和也，加粉则其心之鲜也，泽发则思其心之顺也，用栉则思其心之理也，立髻则思心之正也，摄鬓则思其心之整也。

这段话翻译成现代汉语大意是说:

心就像头和脸一样，需要认直修饰。脸一天不修饰，就会被尘垢弄脏；心一天不思善，就会窜入邪恶的念头。人们都知道修饰自己的面孔却不知道修养自己的善心。脸面不修饰，愚人说他丑；心性不修炼，贤人说他恶。愚人说他丑，还可以接受；贤人说他恶，他哪里还有容身之地呢？

所以，你照镜子的时候，就要想到自己的心是否纯洁；抹香脂时就要想想自己的心是否平和；搽粉时，就要考虑你的心是否鲜洁干净；润泽头发时，就要考虑你的心是否柔顺；用梳子梳头发时，就要考虑你的心是否有条有理；绾发髻时，就要想到心是否与发一样端正；束鬓时，就要考虑你的心是否与鬓发一样齐整。

蔡邕《女诚》的第三段同样给予我们很大启发。

07 美容者一时光鲜，美心者一生幸福启发之一是:心灵保养与面部美容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在许多中国古人那里，心灵保养与面部美容，也就是古人常说的“德”与“色”是截然分开的，二者甚至到了有我无你的地步，孔子就曾经慨叹过“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

蔡邕也不例外，但他并不像其他儒家大师们那样具有道德洁癖、而是创造性地将二者联系在了一起，拿面部美容为心灵保养做比。心灵保养为什么这么重要呢？我想，原因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一心向善有助于帮助他人，从而弥补向善者自身在容貌等方面的不足

朱元璋的原配妻子马氏长得并不漂亮，还是个大脚，但她非常注意心灵保养。她成了皇后之后，有一次在后宫与人闲谈，有人对马氏说，宋朝的皇后太过仁厚，马皇后反问道:“过于仁厚，难道不比刻薄更好吗？”

马皇后是这样说的，更是这样做的。一天，她问皇帝丈夫朱元璋;“如今天下的老百姓生活安定吗？”朱元璋回答说:“这不是你应该问的。”马皇后说:“陛下，您是天下人的父亲，我有幸能成为天下人的母亲，孩子安定与否，我怎么可以不问！”

每当遇到灾年，马皇后就率领宫人吃粗茶淡饭，帮助百姓祈祷。她既为宋濂这样的大学者请命，也为百姓们祈福。每逢灾年，她都拿出官里的积落救济百姓。她得了重病，因为担心丈夫迁怒于医生，而拒绝接受医生们的诊治。她对丈夫说:“死生，命也，且医何能活人！使服药不效，得毋以妾故而罪诸医乎！”

马皇后临终留下遗言说:“愿陛下求贤纳谏，慎终如始，子孙皆贤，臣民得所而已。”这样一位女性，虽然长得并不漂亮，但却赢得了举国上下的敬重，以至于原本并不是她所生的燕王朱棣起兵“清君侧”时也假称是她的亲生儿子，以便增加自身的影响力。

二是一心向善有助于确保自己的可持续发展

阴丽华是东汉光武帝刘秀的发妻，也是刘秀未发迹前的梦中情人，所谓“为官当为执金吾，竖妻当得阴丽华”说的就是她。但是，阴丽华却不是刘秀的第一任皇后，这又是为什么呢？难道是刘秀一阔就变脸了？

当然不是。说起来今天许多朋友，特别是女性朋友可能并不会相信，正是阴丽华本人拒绝出任刘秀第一任皇后的。这又是为什么呢？原来，刘秀打天下的过程中，需要借助一个名叫郭圣通的女子的舅舅支持；对方支持刘秀的前提条件之一就是刘秀当皇帝后必须立郭圣通为皇后。为了帮助丈夫成就大业，阴丽华毅然决然地放弃了成为东汉帝国第一任皇后的机会，说服丈夫立郭圣通为皇后。

古人云，唯名与器不可以假人。阴丽华女土这种牲精神并不是所有女人都能够做到的。好心当然会有好报，刘秀在打下江山以后，感念当年阴丽华的无私奉献，下旨废郭圣通后位，改立阴丽华为皇后，正所谓“是非善恶皆有报，只是来早与来迟”。

马皇后与阴丽华的所作所为给我们重要的启发，在注重外在美的同时，女性也应十分重视内在美。今天的中国父母在教育孩子尤其是女孩的时候，应该做到首先，告诉孩子应当妥善地处理好面部美容与心灵保养之间的关系，在不惜一掷千金做面部美容时还应当兼顾心灵保养。其次，告诉孩子，即使是从投入产出比的角度加以考量，心灵保养的性价比也是远远高于面部美容的。

再有，应当非常明白地告诉孩子心灵保养的目标，那就是在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应始终保持孟子所说的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这四种心理在我看来分别对应四种道德标准，即“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

为了说明什么是侧隐之心，孟子还举过一个例子:每个人都有不忍之心，看见小孩子快要掉到井里了，都有害怕、同情的心情，去救人并不是因为自己要与小孩子的父母亲套交情，也不是要在乡亲们面前博取声誉，而是因为内心善的本质自然流露的结果。

再说一个发生在蔡后人身上的活生生的例子。这个例子是名的“文姬归汉”以及之后所发生的故事。蔡文姬初嫁卫仲道，后因无子，丈夫死后而回到母家，又因匈奴入侵，被匈奴左贤王掳走，嫁给了匈奴人，饱尝了异族异乡异俗生活的痛苦，并且生下两个儿子。

十二年后，一次偶然的机会，已经基本上了北方霸主地位的曹操得知了蔡文姬的境况，于是毅然拿出黄金千两，白壁一双，派使者把蔡文姬从匈奴人那里赎了回来。

曹操为什么要赎回蔡文姬？一般人认为，是因为曹操与蔡文姬的父亲蔡邕是好朋友。这样解释没有什么不对，但其实并没有触及根本原因。我觉得，在曹操那颗看起来非常坚硬的心里，其实还是有一块柔弱的地方，这块柔弱之处其实就是我们所说的侧隐之心。正是因为有了这种恻隐之心，所以曹操不仅用重金为蔡文姫赎身，而且后来还用快马帮助蔡文姬的丈夫保命。

蔡文姬从匈奴回归中原之后，又一次结婚，嫁给了一个名叫董祀的人。有一次，董祀犯罪当死，蔡文姬顾不得嫌隙，蓬首跣足地来到曹操的丞相府求情。当时大臣、名士以及从远方外国来的使者满满地坐在殿里。曹操对他的客人们说:“蔡伯嗜的女儿就在门外，今天我请位见一见。”

蔡文姬进来的时候，头发凌乱，光脚走路，向曹操磕头，替丈夫求情，说话条理清晰，话音非常酸楚哀痛，众人都被她感动了。曹操说：“就算真的像你说得那么可怜，但是降罪的文书已经发下去了，怎么办？”蔡文姬说:“明公您马厩里的好马成千上万，勇猛的士卒不可胜数，还吝啬一匹快马来拯救一条垂死的生命吗？”曹操被她的话感动，于是派人追回文书，赦免了董祀的罪。

前面我们说了孟子的养心目标，那么蔡邕的养心目标是什么呢？纯洁、平和、干净、柔顺、有条理、端正、齐整。

这些要求针对当时的女孩子的。其实，这些在今天也仍然具有现实意义。特别是在一个物欲横流的时代，男人一有钱就变坏，女人一变坏就有钱，如保持一颗平和、纯洁、干净的内心，确实应该是每个女孩子和她们家的长都应该认真思考的问题。

08 涵养心灵的减法、加法、乘法《女诚》的第三段给我们的第二个启示是：心灵保养要讲究方法。

在这些方法大致有以下几种：一是做“减法”，如孟子所说:“养心莫善于寡欲。”通过成少欲望，可以达到涵养心灵的作用。

外国有人提出“断舍离”，定期清理用不到的东西，澄空你的心灵会让生命的品质提升，无不道理。本山大叔在小品《心病》中也曾用搞笑而充满哲理的话语开导中了大奖动不动就抽过去的范伟：

人生在世屈指算，最多三万六千天，

家有房屋千万所，睡觉就需三尺宽；

总结起来四句话：

说人好比盆中鲜花，生活就是一团乱麻，

房子修的再好那也是个临时住所，

这个小盒才是你永久的家...

这个小品其实是在启示我们，拥有超过你实际需求的东西，其并没有多大意义。颜回之所以受到后世的敬仰，我想很重要的一个就是他能够清心寡欲:“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

二是做“加法”，就是补足自己不具备的品德。在补足的过程中应当持之以恒，不能一曝十寒。

三是做“乘法”，充分借助外力，发挥外部力量的乘法效应。所乘法效应，是指用很少的成本换取更多的效益。比如“卧薪尝胆”的例子。

据史料记载，勾践被夫差放回到越国后，立志报仇雪耻，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首先要做的就是修心养性。而要修心养性，他有许多选择，他可以像夫差那样兴师动众地每天让人喊自己的名字提醒自己，也可以低调地因陋就简。幸运的是，他选择了后者。

勾践充分发挥了两样东西的效用，一样是柴禾，一样是苦胆，都是低得不能再低的低成本之物，但他却将这两样低成本东西的效用发到了极限。在吃饭的地方挂上一个苦胆，每逢吃饭的时候就先尝一尝苦味，然后问自己:“你忘了会稽的耻辱吗？”在睡觉的时候则把席子去，用柴草当作褥子。养心大获成功，终于打败了夫差。

可能正是有感于前人的经验，蔡邕向女儿们建议随时随地借助身边之物修心养性，此法应当属于“做乘法”的范畴。具体说来，就是充分发周边事物的倍数效应，借助毫不起眼的镜子、梳子等常见之物来修心养性。

蔡邕此举对于今天的中国父母同样具有启示意义。

父母在教育子女养性的时候，

首先应当教导他们心灵保养是有方法的，不要将养心视为虚幻之谈；

其次，应当帮助孩子正确地认识自己，找出不足，以便根据需要做“减法”“加法”；

三是鼓励孩子学会借助外力修心养性，找到一个支点，以便撬动心灵这个“地球”。

尾声最后说一下蔡邕的结局，蔡邕是一位伟大的史学家，他有慕于司马迁写历史的卓越成就和历史使命感。自己也孜孜不倦书写《汉史》。

可惜，董卓事件以后，作为文人的蔡邕过于至情至性，因为董卓当年对他有知遇之恩，在董卓被王允诛杀后，伏尸痛哭，鲁迅誉之为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敢于“抚哭徒的吊客”（《华盖集・这个与那个》），结果被王允视为董卓同党而处死。

蔡邕在临刑前请求王允不要杀他，愿意以黥首刖足（在面上刺字、砍去双脚）的肉刑代替，以便让他把已付出20余年心血的《汉史》完成。在现在某些人看来，这或许只是蔡邕想活命的借口，但实际并非如此。

早在蔡邕下狱之初，就有很多人纷纷来劝说王允不要杀他，杀了他汉朝的历史就要中断了。因为史书的编纂有很强的专业性，不是一般人能够胜任的，但王允固执己见，以致造成文化史上无法挽回的损失。

今天，我们怀念一下这位文化史上的名人，因为他不但是文学家，书法家，史学家，同时也是一位写出《女诫》《女训》等教育名篇，教出两个杰出的女儿的古代教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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