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古今谈：世界正在进入“新春秋战国”时代

（说历史的女人——第139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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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目前的世界局势，人们最担心的就是中国掉入“修昔底德陷阱”。修昔底德陷阱是指一个新崛起的大国必然要挑战现存大国，而现存大国也必然会回应这种威胁，这样，战争就变得不可避免。此说源自古希腊著名历史学家修昔底德，他认为，当一个崛起的大国与既有的统治霸主竞争时，双方面临的危险多数以战争告终。

修昔底德陷阱几乎已经被视为国际关系的“铁律”。

公元前5世纪，雅典的急剧崛起震惊了陆地强邦斯巴达。双方之间的威胁和反威胁引发竞争和战争。长达30年的战争结束后，两国均遭毁灭。修昔底德总结说，“使得战争无可避免的原因是雅典日益壮大的力量，还有这种力量在斯巴达造成的恐惧”。

“修昔底德陷阱”翻译成当代语言就是：一个新崛起的大国必然要挑战现存大国，而现存大国也必然来回应这种威胁，这样战争变得不可避免。

人们发现，自1500年以来，一个新崛起的大国挑战现存大国的案例一共有15例，其中发生战争的就有11例。著名的除了始以竞争、继以对抗、最后爆发长达30年的战争最终毁了两个城邦的古雅典与斯巴达外，还有17世纪至18世纪英国与荷兰断断续续打了4仗的英荷战争；1756-1763，英国、普鲁士与法国、奥地利、西班牙等国大打出手的七年战争；1775—1783，北美地方势力与英国殖民政府之间爆发的美国独立战争；1853-1856，英国、法国与沙皇俄国之间的克里米亚战争；1870—1871，普鲁士与法国开战的普法战争；1904 -1905 ，日本与俄国在中国东北进行的日俄战争；二战时德国与世界大战及日本的侵略战争。

这里最显著的就是德国。德国在俾斯麦领导下统一之后，取代了英国成为欧洲最大的经济体。在1914年和1939年，德国的侵略行为和英国的反应导致了两次世界大战。

再就是日本。日本在近代崛起之后，就想挑战欧洲列强在亚洲建立起来的或者正在建立的秩序，确立以日本为中心的亚洲秩序，最终爆发了日本以反对西方列强为名而侵略亚洲其它国家的战争。

中国领导人认为世界上本无“修昔底德陷阱”，但大国之间一再发生战略误判，就可能自己给自己造成“修昔底德陷阱”。中国崛起应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强国只能追求霸权的主张不适用于中国，中国没有实施这种行动的基因。

然而，自改革开放以后，随着中国不断在经济、政治、军事等综合实力方面的崛起，美国等西方国家便不断传出所谓的“中国威胁论”，表示出他们对于中国的崛起会影响和威胁到其本国利益的担忧，并试图通过这种舆论减缓中国的发展速度或在国际舞台中孤立中国。这种自陷“修昔底德陷阱”的心态虽说有些荒缪，但世界局势的发展也并不以中国的意志为转移。中国的发展及其与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世界的矛盾已是一个客观存在，躲是躲不过去的，必须正视它。在此，西方人总是以西方的观点看问题，“修昔底德陷阱”就是一个标准的西方概念；中国人也不妨以中国的眼光看问题。而如果说在西方人的眼里，近代以来的世界是又一个希腊城邦时代的话，在中国人的眼里，近代以来的世界也未尝不可说是一个新的春秋战国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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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学术界谈论最多的是“新战国时代”，谈论“新春秋战国时代”的还不多。

对于前者，一般的观点是这样的：冷战后，世界的多极化力量逐渐强大起来，呈现出一超多强的局面——美国是超级大国，而且是唯一的。德国、日本、英国、法国、中国、俄国、印度等多个国家的实力迅速增强，实现了暂时的均衡与稳定。但由于国家利益不同，各主要国家竞争日趋激烈，或大或小的利益冲突不断，世界格局与古代的战国时代相似，因此被称作“新战国时代”。

当然也有不同的观点，例如一本名为《新战国时代》的书就不是从地缘而是从货币金融的角度看问题的。用作者的话讲，就是以往的战国都是围绕地缘因素形成和征战，我们的所谓新战国主要不是以地缘来划分，而是以货币、货币圈、金融圈来划分的。伊拉克战争揭开千年大变局之序幕，一个类似中国历史上战国时代的世界格局——新战国时代即将来临。新战国很可能是三大板块：美国人放下身段，把美元控制区缩回来，形成一块；第二块是欧洲与俄罗斯板块；日本在美欧两方面的金融夹击下，会加强与中国全方位的合作，逐步实现以中、日、韩为龙头的亚元板块。新战国的结局可能出现一种均势，这种均势也许不是国家，甚至不是国家联盟包括货币联盟间的均势，而可能是ＮＧＯ即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主权国家，这几大行为体之间的一种均势，并形成不同于以往的全球秩序。

对于后者，即“新春秋战国时代”，尽管谈到的人不多，也不系统，但也有人说，今天的历史局面极相似于中国历史上的“春秋战国时代”，因为地域的扩大，所以可称之为“全球版的新春秋战国时代”；还有人说：2017，新春秋战国时代开始了！说这话的是位名叫雷思海的作者，他写道：

公元前600多年，当东周王朝出现衰败的迹象时，楚庄王借着朝拜天子的名义，到周王室去问九鼎的大小轻重，这就是我们后来所说的问鼎中原的来由。

楚王认为本国的青铜冶炼能力，已经独树一帜，可以造出比周王室更大更坚固的鼎，问鼎就是要告诉周朝，楚国的兵器可以完胜周朝。楚庄王是有本钱的，当时哪个国家能造出最大、最坚固的鼎，那就是本国技术与力量的证明。

不过，楚庄王在周大臣王孙满那里碰了一个软钉子。王孙满对楚庄王说：“统治天下在乎德而不在乎鼎。”

到了春秋后期，东周终于“礼崩乐坏”，各诸侯国都用天子之礼，而之所以如此，根本原因在于各个诸侯国在强大之后，终于发现，周朝那一套“礼”与“德”，原来是有着大便宜可占的。于是，周朝采取了收缩战略，并想从各国那里收回本应该属于周王朝所用的“礼”。

不过为时已晚，天下大乱已经开始，东方世界进入了春秋、战国这样一个自由、血腥而又文明璀璨的时代。

在梦里，人们常常会看到依稀的往昔。

在历史里，我们也常常会看到未知的未来。

2016年最后一个月，所发生的事情，毫无疑问地把未来世界，推向一个类似于中国的春秋战国那样一个充满着更大的自由与创造以及大角力的时代。

最大的推动，来自于美国，当然，美国这么做，背后最大的因素则是中国。

先来看看，当选总统特朗普做的几件事情。

一是，重回部分孤立主义，想搞贸易战，任命几个贸易死硬人物，作为重要阁员。

二是，对俄罗斯的态度发生重大变化，并摆出了联俄治中的姿态，并引发欧洲惊恐暗流。

这两件事情，看起来是特朗普的战略灵活，是基辛格大棋局的神来一笔。但这只是表面，实际上它意味着，美国在失去制造业王霸、贸易第一大国的这个“鼎”之后，又一次失去了“德”。

这个“德”，就是美式新自由主义，或者叫华盛顿共识。特朗普时代的美国，将以破坏美元帝国赖以生存的“德”之体系，从而试图搞定中国这个最大的对手来使美国再次伟大，这是破釜沉舟，不破不立的姿态。美国这个当今世界秩序最主要的维持者与受益者，开始主动破身，这将无可避免地把世界推入一个新的春秋战国时代。

这个时代，大国力量的组合与变化，波动性将更大、更激烈，而资本市场也将充满更多的不测与黑天鹅。

周失其鼎，天下共问之；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

2017，就是这个新春秋、战国时代的起始之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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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说的新春秋战国既不是指冷战以来的世界局势，也不是指特朗普上台以来的世界局势，而是指近代以来的世界局势。

世界的近代史开始于欧洲，如同春秋开始于中原，即平王东迁洛邑。也就是说，近代欧洲就相当于中国历史上的中原地区。

春秋时代是一个大国争霸的时代，近代世界同样如此。春秋有五霸，近代世界还不止五霸，单是欧洲，先后就有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德国的先后称霸。后来，又有日本、俄国和美国的称霸，最后以美苏争霸达到高峰，就像春秋时的晋楚争霸达到争霸的高峰一样。

世界史开始于欧洲，扩及于全球，如同春秋战国开始于中原，扩及于全国一样。这里最重要的事件就是亚洲的崛起，如同春秋战国时代南方长江流域诸国尤其是楚与吴越的崛起一样。

近代欧洲崛起的时候，亚洲正处于衰落之中。然而，没有亚洲的崛起，世界史就不可能形成。

亚洲首先崛起的国家是日本，而日本之于亚洲又类似于英国之于欧洲。同时，日本的崛起又伴随着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于是有中日之战。

中日之战类似于春秋末的吴越之战。然而，结局全然不同。吴越之战的结果是吴越两国同归于尽。中日之战的结果则是中国一跃成为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成为了与英、法、美、苏地位相等的世界性大国。

随着日本的战后恢复，亚洲四小龙的崛起，特别是中国、越南和印度的先后走向改革开放，世界经济重心开始向亚洲转移。这是一定的，因无论是地盘还是人口，亚洲都远超欧洲，单是一个中国，面积就和整个欧洲的面积差不多。人口就更不用说了。还有历史，亚洲的文明史也比欧洲悠久得多。因此，亚洲的复兴并不是要代替欧洲的繁荣，而是让现代化更广泛地惠及世界。

150多年前，正值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彼时马克思正在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撰稿，他写下了一系列关于亚洲远东地区历史命运的政论文章。他说，英国的侵略、在华地区的残暴的殖民活动，无疑是需要痛加谴责的。然而，马克思又深刻地看到，“先进的欧洲”将要征服的是一个“落后的亚洲”，而一个落后的农业民族要想战胜外来侵略，取得民族独立，必须要进入到世界历史进程之中，并开始现代化的历史道路，必须要经受重获新生的阵痛，马克思甚至说，中国的现代化是“整个亚洲新纪元的曙光”。

在谈到印度的时候，马克思说：“无论如何我们都可以满怀信心地期待，在多少是遥远的未来，这个巨大而诱人的国家将复兴起来。这个国家里的人民文雅，用萨尔梯柯夫公爵的话来说，甚至最低阶级里的人民“都比意大利人更精细更灵巧”；这个国家里的人民的沉静的高贵品格甚至抵销了他们所表现的驯服性；他们看来好象天生疲沓，但他们的勇敢却使英国的军官们大为吃惊；他们的国家是我们的语言、我们的宗教的发源地，从他们的札提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古代日耳曼人的原型，从他们的婆罗门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古代希腊人的原型。”

今天，不仅日本和四小龙，而且中国和印度以及越南等都在崛起。如果说此前的世界中心在欧洲，那还是一个春秋时代，此后的世界中心将不限于欧洲，而是遍及美洲和亚洲，一个世界性的战国时代已经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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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说：“印度斯坦是亚洲规模的意大利。喜马拉雅山相当干阿尔卑斯山，孟加拉平原相当于伦巴第平原，德干高原相当于亚平宁山脉，锡兰岛相当于西西里岛。在土地出产方面是同样地富庶繁多，在政治结构方面是同样地四分五裂。意大利常常被征服者的刀剑压缩为各种大大小小的国家，印度斯坦的情况也是这样，在它不处于伊斯兰教徒、莫卧儿人或不列颠人的压迫之下时，它就分解成像它的城镇甚至村庄那样多的各自独立和互相敌对的邦。但是从社会的观点来看，印度斯坦却不是东方的意大利，而是东方的爱尔兰。意大利和爱尔兰——一个淫乐世界和一个悲苦世界——的这种奇怪的结合，早在印度斯坦宗教的古老传统里已经显示出来了。”

印度是亚洲规模的意大利，日本是亚洲规模的英伦，中国呢？既像亚洲规模的法兰西，又像亚洲规模的德意志，更像法德两国的合体甚至是整个欧陆。那么，在新的战国时代，中国又像战国七雄中的哪一个国家呢？

中国历史上的战国时代开始于三家分晋，新的战国时代则开始于前苏联的解体，或曰冷战的结束。然而，前苏联的解体并没有解体出魏、韩、赵三国，而是让超级大国苏联变成了一个普通的强国——俄国。如果说当年的苏联大有强秦之势的话，今天的俄国只怕是犹如战国时的北方燕国了。

谁是三晋呢？应该还是欧洲。这里的三个大国英、法、德相当于三晋魏、韩、赵。

形势越来越明显，真正的强秦还是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当年的秦国虽然也处于黄河流域中原地区，但和东方六国有一点不同，那就是建国历史短，所谓“后封之秦”是也。美国也一样，其建国历史也比其它国家都短。然而，同当年的秦国一样，近代以来的美国的发展速度又是最快的。

剩下的中日两国自然就相当于齐楚了。孰齐谁楚呢？应该是日齐中楚。因为日本的富裕不亚于当年的齐国；中国的地大物博，人口众多也类似于当年的楚国。

更重要的是，日本虽然地理上处于亚洲，但在文化上早已脱亚入欧。这样，在当今战国七雄中，唯有中国在文化上有异于其它六国。

随着时间的推移，新的战国七雄可能会有变化，例如印度和巴西可能取代别的国家而进入七雄之列，但中国相当于楚国的地位怕则不会有变。因为从文化上讲，无论印度还是巴西，都与欧美有共同语言，印度曾是英国的殖民地，至今英语还是印度的官方语言，巴西也曾是葡萄牙、西班牙和荷兰的殖民地。中国则不然，其文化与西方迥异，而新战国七雄的其它六国都是西方国家。

战国时的东方六国虽然称秦国为虎狼之秦，但秦国的文化毕竟还是华夏文化。楚国则不然，她亦夏亦夷，又非夏非夷，在文化上迥然不同于北方诸国。用楚王的话讲，就是“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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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时期有一句话是：横成则秦帝，纵成则楚王。这说明秦楚两国都是有一统天下的实力和可能的。然而，最后的结局人们都知道，虽然说“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预言最后实现了，但在此之前，楚国毕竟是被秦国给灭了。

秦楚争战为何以秦国的胜利而告终呢？这里首要的原因显然是秦国商鞅变法成功而楚国吴起变法失败。商鞅虽然死得很惨，但他的变法事业并未失败，而随着吴起的被杀，楚国的变法大业也付诸东流了。吴起变法失败的原因后人看得很清楚，那就是吴起变法遭到楚国旧贵族的强烈反对，用今天的话讲，就是利益集团反对变法。旧贵族势力强大，他们极力阻碍变法，最后竟然射杀吴起，使楚国的变法以失败告终。

楚国后来还有一次流产的变法，那就是《屈原列传》中所记载的：怀王使屈原造为宪令，屈平属草稿未定。上官大夫见而欲夺之，屈平不与，因谗之曰：“王使屈平为令，众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为“非我莫能为也。”王怒而疏屈平。

可见屈原“造为宪令”的这次变法还未来得及实施，就胎死腹中了。从此，楚国的命运也就江河日下以至于不可收拾了。

从屈原的遭遇中，我们可以看到变法失败后的楚国在政治上是十分黑暗腐败的。用司马迁的话讲，就是“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

政治上的黑暗腐败必然导致外交和军事上的失败。司马迁说：“屈原既绌。其后秦欲伐齐，齐与楚从亲，惠王患之。乃令张仪佯去秦，厚币委质事楚”。结果是，“怀王以不知忠臣之分，故内惑于郑袖，外欺于张仪，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兰，兵挫地削，亡其六郡，身客死于秦，为天下笑，此不知人之祸也。”

楚国失败的第二个原因是楚材晋用，人才流失。语云“惟楚有材”，此话一点不假。不要说楚材“晋”用了，助吴称霸的伍子胥，助越称霸的范蠡和文种，助秦统一天下的李斯都是楚国人。他们的离开祖国无一不与楚国政治的黑暗腐败有关，这在伍子胥去国一事上表现得十分明显突出。而范蠡、文种、李斯等人在祖国倘有建功立业的机会，他们也断然不会远走他乡的。这些人之所以没有建功立业的机会，显然又与楚国政治被贵族势力把持有关，这又是改革失败造成的。既然连贵族出身的屈原也不能一展抱负，最后愤而投江自沉，那么，像李斯这样的平民不出国不更是死路一条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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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观秦国，变法的成功让荀子这位大儒对当时的秦国的政治清明也大家赞赏。

荀子在秦昭王之时，可能接受了秦相国应侯范睢的邀请，到秦国进行实地考察。史载：应侯问孙卿子曰：“入秦何见？”孙卿子曰：“其固塞险，形势便，山林川谷美，天材之利多，是形胜也。入境，观其风俗，其百姓朴，其声乐不流污，其服不挑，甚畏有司而顺，古之民也。及都邑官府，其百吏肃然，莫不恭俭敦敬，忠信而不楛，古之吏也。入其国，观其士夫，出于其门，入于公门；出于公门，归于其家，无私事也。不朋党，不比周，倜然莫不通阴而公也，古之士大夫也。观其朝廷，其间听决，百事不留，恬然如无治者，古之朝也。治之至矣，秦类之矣。

在这里，荀子高度赞扬了秦国的山川形势、风光物产，他说“其地理形势险要，国防巩固，易守难攻，山川秀美，物产丰富，这是有利的地理形势。”他高度赞扬了秦国的民风民俗、民心民情，他说“进入秦国的国境，观看秦国的风俗，其百姓纯朴，其声乐清雅而不恶浊，其服饰有常而不奇异，畏惧官吏而显得非常顺和，同上古的人民没太大区别。”他高度赞扬了秦国的基层政府，他说：“到了其基层政府，其官吏居处恭谨，执事敬重，严肃认真，淳厚俭约，恪尽职守，而不滥恶。同古时候的官吏，没多少区别。”他高度赞扬了秦国的中层政府，他说：“进入其中层官府，观看其士大夫，上班、下班，公门、家室，两点一线，没有你来我往，勾勾搭搭，弯弯绕绕，私相渍谒，互徇私情之事，简约精密，正大光明，公平无私。不搞结党营私的一套，同古时候的士大夫，没太大区别。”最后，他又高度赞扬了秦国的朝廷中央政府，他说：“观看其朝廷。其议决百事，不迟滞、不拖拉，无不干净利落，好像闲暇无事似的，其实各种事务，都已得妥善的处理。同古时候的官吏，没太大区别。”

按照荀子的称赞，秦国的治吏工作，从中央到地方，几乎达到了至治的程度，即所谓“治之至矣，秦类之矣”。

至于秦国的人才政策更是与楚国相反，积极引进，大胆任用，可谓求贤若渴，唯才是举。对此，李斯的《谏逐客书》讲得很清楚：“昔穆公求士，西取由余于戎，东得百里奚于宛，迎蹇叔于宋，来邳豹、公孙支于晋。此五子者，不产于秦，而穆公用之，并国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百姓乐用，诸侯亲服，获楚、魏之师，举地千里，至今治强。惠王用张仪之计，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汉中，包九夷，制鄢、郢，东据成皋之险，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国之众，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废穰侯，逐华阳，强公室，杜私门，蚕食诸侯，使秦成帝业。”

秦国的人才政策让孔子也十分赞赏。《孔子世家》载：“鲁昭公之二十年，而孔子盖年三十矣。齐景公与晏婴来适鲁，景公问孔子曰：“昔秦穆公国小处辟，其霸何也？”对曰：“秦，国虽小，其志大；处虽辟，行中正。身举五羖，爵之大夫，起累绁之中，与语三日，授之以政。以此取之，虽王可也，其霸小矣。”景公说。翻译过来就是：鲁昭公二十年，孔子大概三十岁了。齐景公偕同晏婴来鲁访问，景公问孔子说：“从前秦穆公国土狭小，地处偏僻，他怎么称霸的呢？”回答说：“秦国国土虽小，但志向远大；虽说地方偏僻，但行事端正恰当。亲自提拔任用百里奚，授予大夫的权位，从罪犯当中起用他，跟他谈了三天，就把政权交给他。照这样的做法行动，哪怕当王也行，称霸还算小了点。”景公听后很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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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国之所以能一统天下除了变法的彻底和成功带来的制度优势及海纳百川的胸怀带来的人才优势之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司马错伐蜀的成功。

秦国以一敌六，自保于函谷关内尚可，但欲东出平定天下则明显心有余而力不足。伐蜀成功后，巴蜀之地在李冰的治理下，成为名副其实的天府之国，是秦国的大粮仓和重要的兵源地。正是靠着巴蜀的粮食和壮丁，秦国在此后近百年的战争中才拥有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和人力基础。秦国最终能统一天下，司马错伐蜀的成功可以说是至关重要的。

不仅如此，灭蜀之后，司马错继续统率秦兵，征战东方。公元前295年，他率兵攻打魏国襄城；前291年，率军夺取魏国的轵地和韩国的邓地；前289年，与名将白起一起攻占魏国六十余座城池；前286年，率兵攻打魏国，大败魏军，迫使魏国献出安邑向秦国求和；前280年，司马错率兵从蜀地进攻楚国的黔中地区，不但夺取了这块地方，而且迫使楚国割让出汉水以北和上庸之地给秦国，从而把边境线推进到了楚国的首都郢城边上，为两年后白起攻克郢城、迫使楚国迁都奠定了基础。

也就是说，伐蜀的成功不仅具有经济基础和人力基础的意义，而且具有地缘政治和军事战略的意义。尤其是对于南方大国，同时也是秦统一天下的最强有力的竞争者楚国来讲，拥有巴蜀的秦国显然具有了雄踞长江上游的高屋建瓴之势。试想一下，倘若楚国拥有了巴蜀之地，那秦国要统一天下是何等困难。首先，秦国力量有限，要对付东方五国已不容易，更不要说还有楚国。其次，楚国力量增强，不仅足以抗秦，而且问鼎中原亦无不可。需知，秦国最后是以倾国之兵灭了楚国的，这还是在拥有巴蜀之后多年的事情。倘若此时巴蜀在楚国手中，那秦国还有能力灭了楚国吗？怕是很困难。

随便提一句，正如有人所说，司马错为将一生，武功赫赫，堪称是大秦统一进程中屈指可数的功臣。而他“先取实利，再图虚名”的战略，则彰显了司马家族不同凡响的眼光。从某种意义上讲，数百年后河内司马家族夺取天下的过程中，也用到了司马错的这种思维。这里的河内司马家族夺取天下指的是司马懿父子夺取曹魏天下。且不论其道德是非，单就军政谋略而言，司马错的“先取实利，再图虚名”显然是正确的。

还有就是当时外交上的合纵连横。众所周知，苏秦提倡合纵，张仪主张连横，最后张仪成功了。原因则正如有人所说：苏秦的合纵术，类似于现在的联合国，他这个纵约长，类似于联合国秘书长的角色，实际上实权有限，就是个维持会。表面上很强大，实际上内部矛盾重重，不能形成一个强硬的拳头。更不会在苏秦的统一指挥下，主动进攻秦国、消灭秦国。在合纵维持的十五年时间里，六国也没有利用这短暂的和平时间改革发展壮大，提升国力，反而尽情“享受”和平，以为天下无事了。等苏秦一死，六国的危险重来，只能坐等着强大的秦国来攻，自取灭亡了。

在与司马错争论伐蜀的问题上，张仪显然错了。然而，在外交领域，张仪则是成功者，尽管这种成功充满了欺诈，不足为法，但在秦国统一天下的战争中，张仪的连横之术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却是不容否认的事实。

（作者：岳河，大学教授，独立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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