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个西方历史人物推动了中国维新变法的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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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戊戌变法又称戊戌维新,是发生在1898年(农历戊戌年)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政治运动。

  中日甲午战争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以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为首的维新派,代表着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和开明绅士的政治要求走上历史舞台,主张在不动摇封建阶级统治的前提下,实行君主立宪制,发展资本主义,以挽救民族危机,使国家臻于富强。

  1895年4月,清政府在甲午战争中失败,被迫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消息传到北京,群情激奋,正在参加会试的康有为和他的学生梁启超联合全国18省在京举人,聚集达智桥松筠庵,讨论上书请愿。会后由康有为起草万言书,提出拒绝《马关条约》、迁都抗战、变法图强三项建议,联络1300多举人签名,呈递都察院,都察院拒绝代呈。

  这就是著名的“公车上书”,它是维新变法运动的起点。此后,康有为接连向光绪帝上书,陈述受法主张。

  从1895年夏到1898年春,维新派积极组织学会、创办报纸、开办学堂,为维新运动制造舆论、培养人才。1895年8月,在康有为、梁启超奔走推动下,由翰林院侍读学士文廷式出面组织了强学会,这是维新派创立的第一个政治团体,该学会每10天集会一次,每次都有人演讲“中国自强之学”。

  11月,上海成立强学分会,但强学会遭到封建顽固派的攻击、诽谤,不久被查封。1896年8月,黄遵宪、汪康年在上海创办《时务报》,邀请梁启超担任主笔。1897年10月,严复在天津创办《国闻报》。两报热情宣传西方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学说,抨击封建专制统治,提倡民权,主张实行君主立宪,有力地推动了维新运动的发展。

  1897年至1898年,谭嗣同、黄遵宪、唐才常、梁启超等汇集湖南,在湖南巡抚陈宝箴的支持下,出版《湘学报》(初名《湘学新报》)、《湘报》,创办时务学堂,组织南学会,使湖南维新运动得到了蓬勃发展。据不完全统计,1895年至1897年全国共有学会、学堂、报馆等共300余个,出版30多种报刊,表明维新运动具有一定的群众性。

  1897年冬,德国强占胶州湾,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变法声浪日高。康有为迅速从广东赶到北京上书,提出速行变法的具体建议。1898年1月,康有为应诏上《统筹全局折》,建议仿效日本,全面变法。4月,康有为、梁启超等在京创立以“保国保种保教”为宗旨的保国会。

  同时,保滇会、保川会、保浙会等也先后成立。士大夫经常集会,讨论时政,变法空气日浓。康有为乘时鼓动帝党官员上书,敦促变法。6月11日,光绪帝接受变法建议,发布《明定国是诏》,正式开始变法。在此后到慈禧太后于9月21日发动政变的103天中,光绪帝发布了一系列除旧布新变法诏令,罢黜一批顽固大臣,擢拔了一批维新分子,一时“欢声雷动”,维新运动达到高潮,史称“百日维新”。

  当时光绪帝发布的这些诏令,属于政治方面的主要有:广开言路,提倡官民上书,不许任何人阻挠;撤除闲散衙门和重叠机构,裁减冗员;准许旗人自谋生计。属于经济方面的主要有:设立农工商局,提倡实业,奖励发明;

  设立铁路矿务总局,鼓励商办铁路矿务;裁减驿站,设立邮政局;创办国家银行,编制国家预决算。

  属于文化教育方面的主要有:废除八股文,改试策论;将各省书院和过多的祠庙改为学堂,鼓励地方和私人办学堂,创设京师大学堂,各级学堂一律兼习中学和西学;允许自由创办学会、报馆;设立译书局,编译外国新书;派人出国游历、留学。属于军事方面的主要有:裁减绿营,淘汰冗兵,采用新法练兵,添设海军,实行保甲。

  变法运动一开始就遭到封建顽固派的抵制和反对,随着运动的开展,维新派与顽固派的矛盾和斗争迅速加剧。1898年9月21日,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封建派发动政变,慈禧重新“训政”,光绪帝被幽禁,谭嗣同等6位维新志士惨遭杀害(这6位志士为谭嗣同、康广仁、林旭、杨深秀、杨锐、刘光第,史称“戊戌六君子”)。

  康有为、梁启超逃亡日本,新政全部被推翻,变法运动彻底失败。

  戊戌变法是一次进步意义的救亡运动,也是一次具有深远影响的思想解放运动。它的失败证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资产阶级改良的道路是根本走不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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