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首《朝代歌》，从夏商周起步，到了东周时就分成了两段，先是春秋，后为战国。春秋和战国两个分裂混乱时期的由来，就是因为周平王东迁之后，诸侯看到了王室的衰微，逐渐不再把周天子奉为当然的天下共主，而是谁有能力谁就上位——只不过春秋和战国两个阶段诸侯的表现不太一样而已：春秋时代，诸侯想要称霸，还多少需要找一些“扭扭捏捏”，要打着“尊王”的旗号，需要周天子“见证”一下；而战国时代就没有那么多麻烦了，直接就能上阵，甚至后来争相称王，周天子这个“王”反而是可有可无了！
政治形势的变化，最大的变量缘于经济基础的变化。西周建立后，采取分封制，诸侯有为周天子镇守疆土、随从作战、交纳贡赋和朝觐述职的义务，犯了错误还要受到惩罚。而东周开始，诸侯实力开始上升，实力的增长带来的是欲望的无穷无尽，这就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道理。而反之，诸侯实力增加之后，为了壮大自己的实力，各国开放政权以延揽人才，打破了本来的贵族政治体制，使得原本几乎没有资格参与政治的庶民阶层都有了发表自己的政见并参与政治决策的机会。由此，带来了思想意识的蓬勃发展，进而在如何统一天下、治理国家、教化民众等方面形成了各种不同的学派。因而，空前活跃的春秋战国思想界就顿时热闹起来了，“诸子百家”出现，争相展示自己。
所谓“诸子百家”，春秋战国时代并没有人细细数过，班固的《汉书·艺文志》倒是对此进行了一番统计，合计189家，的确是达到了“百家”的级别。当然有影响力的学派并没有这么多，其中以儒家、墨家、道家和法家等具影响力。针对社会问题，各学派的人物纷纷发表意见，或著书立说，或四处游说，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从而在中国文化史上形成了一个百家争鸣的空前繁荣局面。这一点，就是著名哲学家和历史学家嵇文甫在《春秋战国思想史话》这本“小书”想要介绍的主要内容的时代背景所在。
在《春秋战国思想史话》中，嵇文甫介绍到的“诸子百家”有儒家、墨家、道家、名家、农家、阴阳家、法家等。这些“诸子百家”虽然看似立场分明、各有学说，但学说之间并不是泾渭分明。比如，老子是道家学说的创始人，孔子是儒家学说的创始人，但孔子也曾亲自到洛阳，向老子问礼。孔子之后的孟子和荀子，都是儒家的代表人物，但显然孟子、荀子和孔子之间又不尽相同：孟子在《尽心章句下》中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观点；而荀子的两个学生，李斯和韩非子却都是法家的代表人物。其中的根本区别，就在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儒家学说也需要与时俱进，适应形势变化的需要。战国时代更加使得时人的思想意识得以放开。比如孟子就强调说，君主如有大过，臣下则谏之，如谏而不听可以易其位；至于像桀、纣一样的暴君，臣民可以起来诛灭之。
尤其值得深思的是，虽然是一本“小书”，嵇文甫却还是安排了一章内容，来讨论“秦汉大一统与先秦诸子的结局”。他得出的结论是，之所以春秋战国时代思想界“五光十色、各放异彩”，而到了秦汉时代“忽然暗淡下来”，根本原因在于当时整个社会局面发生了变化，统治阶级的需要不同而已。事实上，说“暗淡下来”也不民尽然。至少，虽然汉初遵循黄老学说、实行“无为而治”，而汉武帝时实行的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但实际上却是“外儒内法”，并非是纯粹的儒家占居了思想界的统治地位。反倒是西汉末的王莽这个儒家学说的忠实实践者，最后不出意外地摔了一个不大不小的跟头！
所以还真不能一概而论、道听途说，想当然地以为或许就是那样——什么时候都必须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用事实来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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