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因本人十年所有研究积累的数据备份盘在几个月前曾被盗，加之难以发表等原因，现考虑再三，把拟出版书稿《向自由幸福创造进化——徐訏评论集》的第一辑先行在此发表。敬请引用者尊重作者，注明引文地址：冯芳：《历史回声重话徐訏青壮年时》[OL]，日。感谢您的配合。）
(另注：以方括号数字标识的为参考文献，以单纯阿拉伯数字标识的为注释)
历史回声重话徐訏青壮年时
——20世纪上半叶徐訏评价史述评（一）
[摘要]：20世纪三十年代上半期，鲁迅、杨丙辰、朱光潜等文坛前辈对徐訏寄予温厚期许。三十年代末，左翼作家巴人发动了以徐訏为靶心的“反个”文艺运动。四十年代，民间对徐訏剧作与小说反响如潮，邵洵美、林徽因等自由作家表示认可徐訏，左翼作家对徐訏在批判中有所兼容。在以社会斗争实践为主潮的现代中国的任一时期里，作为思想型的独立作家，徐訏作品中深远的精神建构远未获得真正理解。在当下批评中也仍存有沿袭旧弊的现象，对于徐訏作品中的启蒙价值、超越性以及徐訏对抗战的贡献认识不足。
[关键词]：时代语境；以人为本；暴力斗争；改良文化
作家徐訏果真已被识得？打开20世纪上半叶的历史馆藏，有些史料已在坊间传说，有些史料杳无声息地静候开掘，一个新的历史碎片即能开启一种新的理解。越多碎片越能窥见原型——徐訏是怎样的一个历史在场？具有怎样的多维属性？从中也可窥知时代语境、评价者价值取向等因素与徐訏评价之间的微妙关系。
一、三十年代上半期：承载前辈厚望的新秀
徐訏在求学时代已小有文名，时为北大教授的德国文学学者杨丙辰对他的诗甚为激赏，1932年徐志摩逝世时，与徐志摩与徐訏二人相熟的杨丙辰写了文章《大诗人、天才徐志摩和他的朋友们》评徐志摩，文中提到：以伟大的天才诗人所应具备的条件而论，徐志摩与徐訏相比而逊色。该文以求真压倒情感的态度，针对当时悼念徐志摩的排场，以及盛赞为“伟大的天才”、“空前的大诗人”，一味说其人品如何“可爱”的诸种现象，杨丙辰戆直地指出，虽然徐志摩有才华，但当前种种已是言过其实。他激烈地指出徐志摩以内容迁就形式、性情浮动、才智不够深刻等缺陷。进而认为，伟大的天才诗人的条件是富有创造性的幻想力、热烈真挚的情感、一点灵明的判断力，就此而言，徐志摩不仅无法与世界级大诗人歌德等媲美，便是与当时的年轻诗人徐伯訏、孙毓棠等相比，也还逊色[1]。徐訏即文中的徐伯訏。文章发表后引发了一场辩论，吴其昌专门撰文驳斥杨文，为徐志摩辩护[2]，而胡适身在的北大当局更以匪夷所思的“过分亲近学生”（其时徐訏为北大学生）为由，将杨丙辰从北大除名[3]。当时刊发文章的吴宓说：“我个人心中确是袒护志摩，然而编辑的天职，遇有好文章，必须以公平的态度急为刊登。”[4]对此笔者认为杨丙辰并非否定徐志摩，只是从制高标准上作出要求并且态度过分激烈。诚然，徐訏比徐志摩更沉郁深刻，其诗在音乐性上也并不逊于徐志摩[5]，不过惟其深沉而不如后者清澈轻灵，二人可谓“各有千秋”的“天才诗人”，但在当时徐訏更显出了“伟大诗人”潜质。
此后激赏徐訏并引为挚友的是文坛前辈林语堂。徐訏初登文坛之时已初具林语堂“两脚踏中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风范，因此林语堂尤其青睐徐訏来稿，进而于1934年任用徐訏为《人间世》编辑，此前还曾就徐訏文章写过评论。那是1933年，先是徐訏发表《谈中西艺术》一文，说西洋研究学问讲究分析而中国讲究综合，至于艺术则刚好相反。林语堂读罢写出《附跋徐訏中西艺术论》[6]一文，文中称他并不赞同徐訏关于中西艺术分析与综合的区别，他认为中国艺术在细处用笔时已超乎局部（分析）而顾虑到了整体（综合）的意境。不过，他对于徐訏关于中国艺术是取乎自然而融入自我一说则表达了共鸣。诚然，徐訏在此文的立论上有些极端，林语堂的意见正是有益的修缮。
1930年代，由于徐訏的编辑身分与林语堂的因缘，鲁迅与徐訏曾有一面之雅，并有过几封书信的往来。显然鲁迅虽能看到徐訏个性，但还是基本视为林语堂门生。1934年鲁迅曾为徐訏文章作过补论。先是徐訏在《人间世》上发表杂文《“□□□□”“……”论》，批评国人为了虚荣或利益之属常违反灵性，不说真话而以“□□□□”或“……”代之，认为这是病态社会的产物，而文化的兴盛与健全全赖于把这些被人排挤掉、忽略掉或是不敢说的话经过深思之后说出来。同为求真者，鲁迅与徐訏文章深深共鸣。很快，鲁迅便以曼雪之名为该文写了《“……”“□□□□”论补》[7]。一开篇鲁迅便谦称其文较之原作“浅薄”。接着说那些能把 “□□□□”或“……”未尽之言说出的是中国罕有的《皇帝的新衣》里的孩子——有嘉许徐訏之意——但鲁迅因顾虑于政局而颇有深意地说“然而天气是要冷的，光着身子不能整年在路上走”。最后他将这敏感话题消解在对市场的嘲弄中。由此可见，鲁迅在嘉许徐訏之余，认为他略有些戆直。三个月后，鲁迅在与曹聚仁的通信中先是对他规劝林语堂无效表示“无话可说”，接着说“以我的微力，是拉他不出来的。至于陶徐，那是林门的颜曾，不及夫子远甚远甚，但也更无法可想了。”[8]。“陶徐”即指陶亢德与徐訏。联系到鲁迅与徐訏在人生哲学上的歧异1，且鲁迅曾夸赞曹聚仁“赤膊上阵，拼死拼活”[9]，可推知此处鲁迅是认为徐訏不如曹聚仁“奋勇忘我”。且他认为徐訏既与林语堂同为闲适一派，而自己又与徐訏交情尚浅，更无法言及相劝一事。由此可见出另一侧面。及至1935年3月，徐訏为其新居向鲁迅求字，鲁迅赠予墨宝“金家香弄千轮鸣，扬雄秋室无俗声。”等两幅[10]，又可见出其中褒赞。总之，鲁迅对于徐訏是有所保留的嘉许。
美学家朱光潜对徐訏的评价在王一心的《30年代徐訏与朱光潜的通信往来》[11]中已有述要。总之，当1936年徐訏为创办《天地人》杂志而向朱光潜约稿时，朱光潜因对小品文风潮既欣赏又不无忧虑，因此亲切不失严正地在公开信中对徐訏说：你们身在影响力可胜于大学学府的著名刊物，为社会着想，有必要往“坚持的努力”与“高度的严肃”两方面加强。有必要补充的是，尽管当时徐訏因顾念于人力之微而更愿作历史观潮之人，但他在回应朱光潜诤诫时也阐明了自己干预文化的深层用心，他说：中国目前还缺少“坚持的努力”的民众，也缺少交流智识的“亲切的空气”，为此他才有意往此经营，并“期待，同时也在推动伟大的东西出来”2。后来当《天地人》办到第八期时，朱光潜在上面发表了一篇文章3，此举表明朱氏对于徐訏的《天地人》多少是支持的。
二、三十年代下半期：毁誉掺半的崛起
1936年，徐訏在反思斯大林的专断统治嗣后，思想已转向合理利己的个人主义，其实质是以人为本，因此有人道主义小说《鬼恋》问世，徐訏也因此被时人称为“鬼才”，据苏雪林称，《鬼恋》在抗战期间的后方和上海都十分风行[12]。
1939年，徐訏发表了三幕剧《月亮》。该剧尚未演出之时，孟企就针对该剧以及对徐訏作品的印象发表了精辟的剧评。他褒赞以往徐訏作品都有他人难以企及的象征风格，他以其独特气质以及擅写场面与空气的手段，能深深地吸引观众与读者，他这种气质正与曹禺的相反。而徐訏的新剧《月亮》则因题材问题不太适合保留以往特色——该剧题材较为现实，而徐訏仍在各角色上注入了过多的自我气质与情调，尤其是人物对话略嫌书面，这导致人物个性难以彰显。因此，孟企建议徐訏在写现实剧时注意收敛自我，多注重表现人物的个性，但他认为《月亮》终究是“一九三九年文坛一个新鲜的收获”。[13]该剧随后由约翰剧社在兰心大戏院作慈善公演，收获了众多好评：马央、谢闻玄、碧沙不约而同地赞美它对白优美，富有诗意和节奏感。碧沙尤其钟爱剧中诗意的情调、抒情的场面、缓慢的Tempo，但也认为徐訏剧作以其“太美”难免会滋生“危险”，因为一来容易曲高和寡，二来容易损害人物的逼真刻划与主题的明确表达，三来对导演演员等提出了更高要求，很难演好，容易吃力不讨好4。
同年，孤岛中发生了著名的“抗战八股”暨“无关抗战的文字”论争，随后还有如火如荼的反个人主义文艺的论争。起初左翼作家的矛头指向梁实秋，而后徐訏也被警觉的目光所聚焦。当时徐訏与“鲁迅风”中的金性尧、周黎庵是好友[14]，资料显示周黎庵与徐訏非但都在对方办的杂志上发表过文章，而且还在上面相互唱和5，但一向敢言的徐訏看到金、周是有钱有闲阶级却赶时髦假充无产阶级，于是创作了诗歌《私事》进行讽谕，并且还是发表在《鲁迅风》上，徐訏当时还有一篇散发着个人主义气息的《晨星两三》也发表在该刊上，这让“鲁迅风”另一名态度强硬的作家、共产党领导人巴人大为不快，于是巴人在伐梁之余，在杂志上另辟战场，发动以徐訏为靶心的反个人主义文艺运动。其间有苗埒屡屡撰文为梁实秋、徐訏等人鸣不平，更激起巴人的义愤，他前后在《鲁迅风》《文艺阵地》等刊和《公论丛书》中发表了《不必补充》、《展开文艺领域中反个人主义斗争》、《怎样展开文化界的精神总动员》、《脸谱主义者》、《与天佐论个人主义书》等文，对孤岛上以徐訏为首的个人主义作家进行了讨伐。其同人蒋天佐也发表《为了真理》声援。譬如：在《不必补充》一文中，巴人指斥苗埒反“抗战八股”之余，诟病徐訏在《晨星两三》一文中宣扬的人道主义，挖苦苗埒与徐訏“貌似学者貌似哲人，但不过貌似而已。”在呼吁“展开文艺领域中反个人主义斗争”的檄文中，巴人抨击徐訏旨在讽刺投机革命行径的《私事》一诗说，作者的艺术手腕再高妙不过了，但其主题却足以消灭千万革命者的斗志，说它流露着虚无主义的私生子个人主义的倾向，说徐訏有一颗无用的伪人道主义者的心，并宣称该诗中有对抗战斗士的尖刻诅咒；而巴人誓要刈除这些毒草，因此要求孤岛作家们都参加政治统筹下的文艺运动，进而断言徐訏这种远离集体与现实的文人必将被抛弃。巴人还在《怎样展开文化界的精神总动员》一文中引述徐訏原文进行批驳，称作家若是如此这般的个人主义，则在有意无意之中已作了汉奸了6。巴人反应如此之激烈，显然主宰他的是强烈的政治意识。在此事上巴人与徐訏的政治分歧主要在于前者主张社会革命而后者主张渐进式改良，前者想要领导而后者想文艺自由。面对巴人等人的诘难，徐訏以讽谕小品《文学家的脸孔》加以还击。这使巴人愈发愤怒，随后在《脸谱主义者》一文中指斥徐訏在京派名士的假面具下是一副洋场恶少的丑脸，是和侵略者同谋、甘自灭亡的奴才；巴人还将徐訏讽刺他的《文学家的脸孔》说成是“攻讦一群爱好鲁迅的青年”。徐訏见后乃以《脸孔与脸谱》一文作答7，此外，还写有系列讽谕小品《骆驼与蠢马》《老虎的“黑手”》《阿大阿二与阿三》《猪肉的价值》《帽子的哀荣》《无刀之乡的“蛙刀”》，其中不无刻毒地为对方的粗暴者设置了悲惨结局，而对对方的宽厚者则不无调侃、规劝与容谅，如《阿大阿二与阿三》可以这样理解：巴人是踢人的阿大，周黎庵等人是可爱的阿二与油滑的阿三。这场论争持续了近4个月，最后，苗埒的《东南风》杂志上刊发了出自徐訏等6位作家之手的《对新阶段文艺界统一战线的意见》，文中呼吁上海文艺工作者要加强团结等等，论争方才逐渐平息8。这场论争的实质是：在抗战问题上是个人抗战与集体规训之间的矛盾，同时还交叉着社会发展途径问题——革命与改良的方向之争。但巴人一味地将其归结为抗战问题、欲给徐訏扣上汉奸帽子，则是荒谬的。
除了论争外，事实上当时上海左右派之间是常有往来的，如田汉、茅盾、夏衍与徐訏便是好友，姚雪垠等虽与徐訏互不相得，但也经常有往来9。
三、四十年代：毁誉至极的巅峰时代
1941年，《鬼恋》被国华影片公司拍摄后在各处放映，坊间对于该片很是疯狂追捧[15]。但在其鼎盛时期，《鬼恋》就遭到了批评。先是辛雪在《中美日报》上发表影评《鬼恋》，批评《鬼恋》主题晦涩，使观众难以把握作者意旨以致误解，得到的正面启示微乎其微，认为作者不如说得更明白些。此外还指出小说有逃避与消极的缺陷[16]。此文的批评还算中肯。1944年，《微波》杂志上发表了程帆文章《关于徐訏著<</SPAN>鬼恋>的题材与主题》[17]，该文同样批评了《鬼恋》的消极避世，此外还苛责了男主人公乍露的享乐倾向，同时视野狭隘地质疑了“女鬼”既轻佻随便又严肃认真的态度的矛盾。程文最后不无武断地认为徐訏是在挥发废物污染别人，完全否定了该片人道主义关怀的正面意义。上述两文皆肯定了《鬼恋》引人入胜的艺术技巧。
1943年，徐訏的长篇小说《风萧萧》登上畅销书榜首，以至该年被出版家称为“徐訏年”。1947年，徐訏好友殷孟湖在《生活》杂志上发表《与徐訏谈<风萧萧>》一文，披露了当年徐訏写作内幕，认为《风萧萧》是徐訏极其狂放的幻想与思想的产物，但也不乏诸多现实原型。至于现实与幻想之间的距离，作者认为徐訏已用机智来弥合。他还认为由于徐訏成功地把握住了读者的情感，所以《风萧萧》能使读者着迷[18]。不过反对声也时有耳闻，其矛头指向莫虚有的“多角恋爱”，以及资产阶级生活方式。1948年，老白在《大公报》发表《论洋场才子的“唯美恋爱观”——评徐訏的<风萧萧>》一文，认为徐訏故意以独身主义与精神博爱来掩饰其情欲不专一、不负责任、堕落下流。对此笔者认为，徐訏的确有过于理想化的情感追求，并极具浪漫情怀，然而在小说《风萧萧》中，他是非常严肃地在实验一种生活哲学，即审美距离式的博爱，看其能否践行，这是为了超越情爱之苦。老白还指摘小说播弄“爱情只是人在爱自己的想象”的哲学是在故弄玄虚，认为徐訏以幻想为手段，制造了一些不知所谓的文化哲学，实则制造美感与欢娱，把伪饰当成腐化的资产阶级生活的必备品；而“荒淫的虚伪的”资产阶级徐訏则在这幻想中消沉与堕落。老白进而认为，这种现象要到社会改革之后才能清除，但此时应须警惕被其所骗[19]。显然，老白对《风萧萧》的批评属于浅层次的伦理分析以及单一的阶级分析。他批判小说中腐化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有一定道理，徐訏也曾在1950年代承认“这些则也许正是风萧萧的弱点”10，但徐訏充其量是个向往有情调的生活、不排除以一定物资来营造美感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已，以其经济条件不足以称为资产阶级[20]，且徐訏一贯持民本立场，仅以1936年思想转向以后的解放前创作而论，其众多作品以劳苦民众为主要正面表现对象，如戏剧《生与死》《月亮》《潮来的时候》中的无业者张剑晓、女佣月亮、众村民，小说《旧地》《幻觉》中的众村民、村姑地美；散文《谈万金油》《民族性中的耐苦与耐劳》《回国途中》《救济失学儿童》《乞丐入狱》《西洋的宗教情感与文化》《改良个体与改良环境》等也昭示了其以民为本的立场。而小说中被指摘的“爱情只是人在爱自己的想象”的哲学亦有其合理依据，是徐訏接受“阿尼玛”理论的反映[21]。总之令人遗憾的是，《风萧萧》中关于内在生命与生活表象、理想与现实、个体与国家等矛盾的深沉思索非但未被理解，而且小说还被莫名其妙地扣上“纯属娱情”的帽子。
在那个年代，“他的小说几乎本本热销”（邵绡红语），作家墨人见证了当年徐訏作品在各书店中一行排开、十分畅销的盛景；邵绡红以及作家琦君、高岱、彭歌也忆起当时知识青年们对徐訏是怎样“赞美、崇拜得如痴如迷”；作家郭嗣汾也称当年徐訏作品在其所在的部队中成了最抢手的读物；而罗修则说，从1940年代至1950年代，徐訏读者之众“一定是中国的第一位”。另外，作家王集丛、郭嗣汾、彭歌也见证了《风萧萧》在重庆及大后方风行的盛况，据称在当时是“空前罕见”的[22]。不过，徐訏挚友、新月诗人邵洵美认为徐訏诗比小说更为出色[23]。这一观点不无道理。在那躁进的年代，难得时在西南联大的作家林徽因能沉心悟出徐訏作品思想的妙处——她认为徐訏是首屈一指的中国青年作家，徐訏的短篇小说都很有思想。而沈从文等聚首在林徽因沙龙里的作家亦肯定了徐訏创作11。
同为海派作家的张爱玲则对徐訏不以为然，她说尽管徐訏作品销量比她的大，但她对徐訏作品有恶感，认为“太单薄，只有那么一点”，因此她从未将徐訏视为对手[24]。由于张爱玲言说未详，因此我们无法确知这是现实主义者对理想主义者的隔膜，或是写实者对写意者的不屑等等。也正是由于徐訏热潮令时人无法忽视，因此1948年，左翼作家孟超、徐角、杨光明、范启新、王季等召开座谈会讨论徐訏创作，而后在大公报上联名发表《蝴蝶·梦·徐訏》一文，从思想、技巧、影响三方面对徐訏创作进行了批判，认为：首先，“真正的浪漫归结于爆发和革命与强烈的对抗性”，而徐訏的浪漫却是往空虚里逃避，他虽然什么都懂一点但又不透彻，因此他非但找不到出路，反而思想更添混乱；其次，虽然徐訏作品技巧熟练——文字流利而“不滥”，擅长描写气氛、精于编撰故事与表现心理，但是却缺少刻画的工夫；最后，虽然徐訏比林语堂道出更多的真实，却因而更加富于欺骗性，徐訏一直在毒害青年，引导他们走向厌世投降逃避之路，非但如此，目下无名氏、荆有麟等众多作家纷纷以新奇故事来吸引读者，“这一切都以徐訏为滥觞！”。该文最后号召青年将阅读徐訏作品视为“打思想的防疫针”[25]。由此可见，徐訏作品在作家间具有广泛的影响力，同时可以认为上述文章的立场与巴人的相似。虽然徐訏作品不可能毫无问题，但如能看出事实上徐訏是一个跨时代、跨文化写作的反战作家，则更能容纳他的取向并看到积极意义；至于徐訏作品中存在的“逃避”、“媚俗”表征，亦与超越现实、追求文艺大众化、尊重文艺特性、重视读者接受胶漆难分。这些问题在下一节中将作进一步阐释。
标签： 如何评价历史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