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秋功过：看苏轼是怎样评论曹操这个历史人物
三国时的曹操是个极富争议的人物，要给他定性并不容易。且看苏轼的评价。苏轼写《前赤壁赋》，这样说曹操：“方其破荆州，下江陵，顺流而东也，舳舻千里，旌旗蔽日，酾酒临江，横槊赋诗，固一世之雄也。”，而在《孔北海赞并序》中却又这么说曹操：“平生奸伪，死见真情。无以成败论英雄，故操得在英雄之外。”，在《东坡志林》里，苏轼称赞管幼安“怀保遁世，龙蟠海表，其视曹操贼子，真穿窬斗筲而已”，最后又借别人之口骂曹操是贼子。
苏轼对曹操的评价，忽明忽暗，忽正忽反，前后不一，说到底是因为宋儒大致都将孔孟的仁义忠信视为正统（与苏轼同朝齐名的大书法家黄庭坚称苏东坡“挟以文章妙天下，忠义贯日月之气”），即今人所谓的“政治正确”。苏轼是一介书生，在政坛上坎坷不达，屡遭贬谪（他曾自嘲“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澹州”），是因为他把政治看得太纯粹，太崇高，太理想。他不明白，在“奸小之境”的官场，政治只是一种需要，政治家时时刻刻考虑的是对谁有利，一切都要以时间、地点和形势而转移，即所谓“识时务者为俊杰”。苏轼虽然看到了曹操是个不简单的人物，看到了他的政治智谋和用兵之能（见苏轼《诸葛亮论》），但最终认为曹操是个“斗筲穿窬”的鄙陋无耻之徒。
像苏轼那样的文人，不受正统思想（核心是皇权思想）的钳制是极少见的。窃以为，对政治历史人物褒之贬之，爱之恶之，是各个时代评论者的权利。但无论如何，我们不能把历史评价的相对性，夸大到绝对的地步，不然，历史就成了任人更换的衣裳了。
曹操这个历史人物，从王沈的《魏书》、陈寿的《三国志》，至今已一千六、七百年，翻案，反翻案，反反复复，聚讼不休。本是一“非常之人，超世之杰”、“外定武功，内兴文学”的枭雄，到了习凿齿、朱熹笔下，则成了篡逆的汉贼，尤经罗贯中《三国演义》艺术化，曹操便被涂上了白脸，成了奸雄。及至现代，先有胡适、鲁迅，再有郭沫若、翦伯赞诸家，又来一个再翻案，曹操又“至少是一个英雄”了。
在“评法批儒”中，曹操被当作“法家”，还曾“红”过一阵子。可见，像曹操这样的历史人物是很难“盖棺论定”的，即使书上写了，史籍中记载了，都是不能算数的。
就曹操而言，你说他英雄也罢，奸雄也罢，总归他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东汉末年，政治腐败，民怨沸腾，外戚与宦官两大集团在内斗中同归于尽。群雄逐鹿，曹操在众多的诸侯中脱颖而出，统一了中国的北方。这是曹操一生中最大的功业。此外，曹操还是开一代诗风的杰出诗人。他的那些四言乐府，现存虽然不多，但确实是好诗。气韵沉雄，遒壮抑扬，堪称三百篇之后千古奇唱。也许是他在征战的“马背上”哼出来的，他并无心做诗人。
可是，要论到他的政治手段和道德人品，终为人诟。他对反对他的拥汉派的镇压是极其残酷的。特别是他对伏皇后的棒杀以及将伏完、穆顺等宗族二百余人斩杀于市，令“朝野之人，无不惊骇”。所谓曹魏取天下于“孤儿寡母”之手，这一有悖道义之说一直流传至今。曹操在他创业时期，礼贤下士，唯才是举，广罗文士。但一旦身为丞相、魏王，实际上掌握国柄，便翻脸不认人，讨厌知识分子，害怕知识分子，打击迫害知识分子。由是，有了曹操诛孔融、杨修、崔琰、华佗，以及借刀杀祢衡等等惨剧。当然，从中国历史上看，从古至今，极权专制社会的政治家，打天下时需要知识分子，坐天下时讨嫌知识分子的“多嘴”、“捣乱”，视他们为“刺头”，又岂止曹阿瞒一人？
吕坤说：“毁誉由人”。因此，今天对曹操功过是非的评论，也只能算作一种无伤大雅的学术争鸣而已。因此，对那些教科书中编制的定论，或由一分为二的战争思维，或由派性路径依赖推销简单化的极性思维，所得出的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的所谓“好人”、“坏人”的评判在这里失去意义。我们姑且不确定“好人”与“坏人”的标准是什么？能否恒定不变？就说在“好人”与“坏人”之中，还有“好人办坏事”或“坏人办好事”等诸种不确定的因素。为数更多的历史人物既谈不上很“坏”，也说不上很“好”，这才是历史的常态。因此，我们评价历史人物绝不能简单地或先入为主地搞什么“三七开”、“四六开”或什么“倒三七开”、“倒四六开”，而应该是有几分功就说几分功，有几分过就说几分过，是非曲直，坦荡直陈，既不掩善扬恶，也不掩恶扬善，搞“成王败寇”那一套宿命哲学。
对于争论，孔子有过提醒：“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此言的意思是，君子是没有什么可争的，如果有，那就是射箭竞技了。即便是射击，互相作揖之后升堂比赛，下堂之后再喝酒，举杯敬对方，这样的争依然不失君子之道。对曹操这样的历史人物，能否定论，就像是升堂射击比赛，不必争，射中靶心者胜，最终还是靠事功来说话。
窃以为，阅读史书，评点人物，当属文化消费之旅，最美的风景在路上。通过历史文化精品（比如苏轼的诗词等）的阅读，可望从前人的声息中提取相对准确的记忆，获得兴衰成败的历史经验。诚如北宋司马光所言：“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见司马光《资治通鉴》上皇帝奏表）通过阅史，还可从个体生动、丰富的阅历中，感受智慧的神奇，延伸未来的想象，在知人论世的故事中博取笑意，放松心情，提升文化修养与精神境界，真正达到以人为鉴的目的。
（本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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