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王”与“败寇”：从《双面君王》到《南汉山城》看历史的重塑
文 和运超
多数影迷都知道，韩国现实影片以敢于批评著称，其实他们的古装电影也有不少类似内容。2012年的《双面君王》和2017年的《南汉山城》都很典型，故事都反映我们历史上的明末，正逢辽东地区清朝崛起，李氏朝鲜夹在两者之间。
这两部影片都由李秉宪主演，都有非常大的争议，也都和我们的明清两代交替有关。先不谈对错，恰恰这种争议也再次证明韩国电影敢于表现的活力和勇气。本文想特意借此谈谈影片对待历史的争议，也尝试探讨韩国电影对历史主题的挖掘和诠释。
《双面君王》悖论：既成为“王”更成为“人”
《双面君王》对历史上光海君李珲的演绎自然没有完全基于史实。
史料《光海君日志》号称留下有十五天时间空白疑点，影片虚构一个替身，毕竟是小说野史的论调，迎合今天的商业娱乐手法。大体上《双面君王》依然尊重光海君的事实，不过把好坏一分为二，貌似巧妙转移在真光海君和替身光海君两个角色身上。
不好的一面认为光海君比较暴戾，主要根源于他既不是嫡出，也不算长子。老爸宣祖李昖一再表示，给过他世子名分只出于暂时推他出来对付倭寇。可宣祖根本不喜欢这个庶出儿子，还娶了年轻的继妃仁穆王妃生下永昌大君，对光海君的继承产生威胁。由于光海君继位非常艰难，加上文武大臣的派系纷争，所以就唯有运用严酷手段。
即便光海君有批评，当今韩国民众对逃跑避难，等待明朝救援的宣祖更普遍认为是无能。所以《李尸朝鲜》中，把带有宣祖影子的王写成死后被炮制成怪物，摆明是尖锐地讽刺。
另外好的一面，光海君希望改变一些传统旧制，像虚构的替身河善是底层贱民，折射出光海君会把大众利益放在首位的契机，替身反而促成光海君巩固王位的一种内在动力。
如今韩国电影大量故事聚焦权贵与平民之间的矛盾，像《寄生虫》也非常突出划分了资本家新贵族与底层平民的尖锐差异，片中传神流露一种轻视——气味。也许并非有意，宛如社会习俗一样自然而然，形象区分出不同阶层的身份隔阂。
放在古装片中就是更加明显的出身对比。《双面君王》中，设计替身这一套路将权贵和贱民两种身份进行缝合。贱民河善一开始确实低俗，混迹妓院，轻薄无赖，靠着一张“脸”和善模仿混饭吃，像侍卫这些人都看不起他。
历史上光海君李珲没有正式登位时，敌意最大的领议政是柳永庆。光海君的王妃也是柳氏，尽管并非来自同一家族。电影演到原本光海君和柳氏关系并不太好，甚至大臣们正在议论要废除中殿。
片中虚构冒牌货河善修复了王与中殿（韩孝周饰演）的关系。冒牌光海君渴望与柳氏拉近关系，努力营救其哥哥（文昌府院君柳希奋）避免遇害是一段重要情节。历史上光海君喜爱的是金氏（号称四大妖女之一，口碑很不好），恰恰他非常厌恶柳氏家族势力庞大，中殿柳氏确实遭到废黜，两人有一个儿子，后来夭折。而且柳氏被放逐，晚景非常凄凉，并没有与光海君有和好的迹象。
关于感情生活的种种虚构可以算从平民视角窥探宫廷男女关系的喜剧化处理，多少已经在改善光海君形象，避免宠爱奸妃，抛弃原配的渣男行为。
真正让人刮目相看的是对明朝的态度，不论电影还是真实历史都争议很大。
虽然光海君抗倭时的表现得到明朝赞许，但他的继位，明朝这边却意见很大，拖延很久才同意。万历朱翊钧在立太子问题上曾引起非常大的风波，光海君庶出又非长子，这一点朱翊钧又倾向朝鲜立长子，光海君对明朝自然就有不满，这还仅仅是表面的。
还有更严峻的事情刺激光海君。当时一度传出，既然朝鲜大臣对光海君继位产生有争执，身在辽东的大将李成梁建议由明军直接占据，改设郡县。因为刚赶走倭寇，他们为此纷争，光海君似乎没有坐稳王位，所以，李成梁提出这种比较过火的建议。李成梁家族祖上世代都避居高丽朝鲜，非常熟悉那边民情。
李成梁镇守辽东多年，虽然功劳不小，但滋生贪婪、自大等种种问题，不论对蒙古、女真还是朝鲜，传出过努尔哈赤兄弟当家奴服侍过李成梁，并不是事实。但传说有一定根据，他们一家出于部落弱小而投靠李成梁，所谓觉昌安父子等为明军当向导，反被误伤死于非命，为努尔哈赤后来著名的七大恨之一。边疆大将多数对其他部族盛气凌人，造成努尔哈赤对父亲、族人的死记恨于心，这的确有因有果。类似，明方对朝鲜自然也半斤八两。
后期朝鲜使臣入贡记录见闻的《朝天录》已经细致写下明朝由上到下的衰败。今天不少人觉得朝鲜使臣有夸张，其实出任使臣的都是深受中华文化熏陶的文人士大夫，多数人对前往中华是一生梦想，生怕遗漏任何细节，其中一位来过京师的使臣就是《南汉山城》里与崔鸣吉对立的金尚宪。
他们能与明方人士交流，直接对话的少，通过书写毫无障碍（史书称笔谈）。后期的朝鲜使臣过边关需要贿赂一次，到了北京觐见更是层层贿赂。自古以来入贡行贿可说是惯例，但后期盘剥层层叠加，令使臣十分震惊。万历年间从皇帝到下级官吏，从北京派出所谓税监引出民间许多风波，见于《明神宗实录》《明史》和众多笔记史料，上下敛财把情况搞得一团糟也是客观事实。
打响萨尔浒之战时，努尔哈赤已经年近六十，纵横关外四十年。已有漠南科尔沁部、漠北喀尔喀部等蒙古部落依附。明朝下令朝鲜出兵，光海君流露出非常激烈的情绪，通过《光海君日记》可以看到，商讨出兵，上至万历朱翊钧，下至辽东都司，给的指令不少，光海君也多次解释，明显不愿参战，只愿意做一种防备朝鲜边界的支援。
明朝起初设计围攻对付建州女真时并没有考虑朝鲜，辽东经略熊廷弼建议让朝鲜出兵，因为他们也多少受到建州滋扰，趁此机会派遣使臣驻守义州等地招抚流民，整合边界人力物力配合明朝，得到皇帝认可。这就是《双面君王》中，冒牌光海君听到一堆对朝鲜指手画脚的要求，非常激动地抗拒，深感毫无自主的尊严。
还有一层情况是，明方知道朝鲜兵力少，但装备不差，鸟枪和各类火器比较多（从各种韩国古装片都看得出来），而明军调集兵力出关是大难题，如刘綎是从四川万里迢迢赶赴辽东。所以，明朝对朝鲜，包括叶赫部女真的弓箭手、骑兵等协同作战比较看重，甚至以为就此一劳永逸解决建州女真。
老将刘綎多年领导川军，参加过两次朝鲜抗倭战事，凭借其威望可以带领朝鲜军作战。可结果刘綎的一万多川兵伤亡殆尽，而朝鲜军却没有及时与刘綎形成配合。
关于朝鲜参加萨尔浒之战，说法很多。普遍认为是朝鲜军受光海君命故意行动迟缓，甚至不越界（所谓防御性声援）避开战斗，拖延了汇合时机，造成刘綎一部的失败。
更暗黑的说法是，光海君在派军前已表示让将士准备投降。可能性不大，稍微中和的感觉是，刘綎部先被消灭后，女真兵再包围迟到的朝鲜军，当时朝鲜军内部分歧，都元帅议政府左参赞姜弘立为首得知明军败绩，感到不敌，于是投敌背叛，由此，女真得到第一批较多火器火炮。
尽管《双面君王》电影没有表现这一战役，但这一幕背景却是涉及塑造光海君形象的重要段落。
片中冒牌光海君河善非常激动，对明朝表达了不同意见，认为真正的王哪怕再窝囊、再卑躬屈膝，只要能够保全子民性命，再如何牺牲都会去做，这才是王的责任和使命。
然后他主动给努尔哈赤发出书信告知朝鲜是被迫出兵，许均等一众大臣对这个冒牌货产生巨大敬意，好像这一刻他就是真正的王，这是全片推向高潮的燃点。到底真正的王应该如何行使手中职权？电影已经脱离史实，却表达出了艺术化的观点，当然，这是非常难让我们观众接受的一点。
实际光海君是一个不愿与任何一方敌对的王，当时朝鲜刚经历两次抗倭，光海君倾向于恢复生计，被视为“泽民”的君王。如片中还有推行大同法，这有事实依据，但电影表现的也并非事实全部。就是通过塑造一个艺术化的王，实现编剧导演对历史的一次“重塑”，让今天观众重新接受历史。
从努尔哈赤起兵开始，几十年里一直常与朝鲜联系，让他们不要帮助明军。萨尔浒作战前，更有一次非常慷慨地的贿赂，史称送珍贵毛皮物产多达千份。
光海君虽对明朝不大积极，也没有决定背叛。有迹象表明，光海君可能对明朝的战术部署不看好。显然今天的观点早已公认这一计划有漏洞，缺乏灵活性，留给努尔哈赤可趁之机。明朝以步军为主，还分散兵力试图合围，又在辽东山林作战，根本无法有效配合，是过于死读兵法想出的计划。
光海君解释“以不教弱卒，趋入贼窟，比如群羊攻虎，无益于征剿，其在我国反有不守之忧矣”也出于客观事实。
更要紧的是，实际参加萨尔浒之战，朝鲜将士并非死守命令，勇敢支援明军作战的绝非少数。
虽然有姜弘立、金景瑞等主将率部投降，但左营将金应河、右营将李一元等其他将领士卒很多积极迎战。还有云山郡守李继宗、永柔县令李有吉、右营千总金尧卿、吴稷、左营千总金佐龙等，很多人都英勇牺牲。即便主将投降，跟随的不少出身两班士族的将士还对屈服建州不满，又被杀掉数百人。
朝鲜备边司对姜弘立、金景瑞的投降深感耻辱，认为“人臣大义，扫地尽矣。”光海君为了安抚上下，也对姜弘立、金景瑞等进行罢官谴责。明朝上至万历朱翊钧下至主将杨镐，对朝鲜出兵和英勇作战进行积极肯定。但我们过于看重姜弘立、金景瑞等投降，往往忽视朝鲜军积极迎战的另外一面，实际牺牲的与投降的可能基本相等，各有一半。
本身的光海君是十分复杂矛盾的。《双面君王》用两个人物形象分别演绎光海君，是一种戏剧化的简化认知。编导主创站在平民河善的立场肯定王需要有人的本性，要重视普通人生命，这是今天韩国影视寻求市场接受基础的主流观点。河善这个贱民做出的大胆举动，他并非真的王，但他代表了“人”的感受，寓意大多数民众的心声，连许均这样的传统大臣都被河善感动，唯有一切事务的出发点是尊重“民意”，才具有真正成为“王”的品质。
尽管这些内容让我们的观众不舒服，但不得不承认，对于历史故事的解读实在是非常厉害的塑造。像号称《思悼》续集的《逆鳞》，也通过正祖李算对《孟子》“民为贵”思想的再解读进行主题表达，都试图强调平民价值观，反思古代“王者”之所以高贵的真正立足点，这些完全是今天角度的“过度解读”，恰恰相对容易被今天观众所接受。
《南汉山城》的反思：对“投降”立场的改写
《南汉山城》的背景是李氏仁祖李倧投降清军，背弃原来宗主明朝，归顺新主清朝，还奉上质子，接受年年纳贡的条约。他们也是推崇儒家忠孝仁义等伦理，需要找到依据说服自己和说服臣下，这样的故事对我们来说，想要做正面宣传简直不可思议。
笔者唯一想到能够参照的恐怕要数同样明末清初的一批士大夫：如吴伟业、侯方域等，尤其以曾为文坛宗主的钱谦益最为典型。论世人境遇口碑之差，能比钱谦益更甚的也许唯有一个吴三桂了。
钱谦益后来被乾隆钦定为贰臣，他的确为了弥补投降的悔恨参与过抗击清军，假如不清楚钱谦益处境感到的压力和弥补，就无法理解对投降一事的真正心理纠结所在。
《南汉山城》主角正是与钱谦益同属文人士大夫的崔鸣吉，由李秉宪饰演。与金瑬（片中大胡子领议政，指挥北门之战害死许多士卒）、李贵、金自点、沈器远、申景禛、李曙、李兴立、具宏、沈命世等，为拥戴李倧登位的一等功臣。他是阳明心学的奉行者，处事以良知为宗旨。换句话说崔鸣吉好务实，不是空谈儒家的那种人。在明代儒学领域，阳明心学的盛行本就是饱受争议的逆流，这对理解崔鸣吉的所作所为非常重要，他和主流士大夫崇尚程朱思想不同。
从史实来说，崔鸣吉说服仁祖李倧投降，与《双面君王》中光海君的争议又有不同。多数韩国人对他的才干都比较公认，他死后，李倧“临朝叹曰：‘崔相多才而尽心国事，不幸至斯，诚可惜也！’”（见《仁祖实录》）保全社稷是他天大的功劳。
一百多年后，朝鲜正祖与承旨郑民始还谈到：
“上曰：‘故相（指崔鸣吉）之丙子札，实出于断断血忱。非故相，谁敢岐异于清议之际乎？’民始曰：‘其时若无此人，国家岂有今日乎？’”
明末清初的众多文人士大夫，对于前途抉择的两难非常真切。很多人选择死，很多人选择逃，可事实上大多数人还是无奈之下终归选择顺从，虽然这是一个大是大非问题，但一旦做出决定，能够释然的人还是很多。因为大势所趋，并没有太多批评。
古人并不过分鄙视所谓良臣择主，比如名著《三国》《水浒》，有各种人才投降的案例都属正面评价。古人真正看不起的：一是内心反复，如勇猛无双的吕布就定义为小人；二是主动出卖，对官渡之战时许攸背主，张松带着西川地图到处找机会卖主就持批评立场。
明末之际，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屈大均等很多人是遗民，但对身边朋友亲戚子侄选择出仕清朝，并没有老死不相往来。像屈大均起初一门心思参加反抗，最后失败返乡，对广东的清方官员也热心交往。那些官员可以说都了解屈大均的态度，可没有人举报他心怀前明。
实际钱谦益还是屈大均的文学伯乐，对其才华有过推广，屈大均内心对钱谦益非常敬重，恰恰钱谦益的行为是糟糕的“主动出卖”。他既是文坛宗主，又是弘光朝礼部尚书，他居然主动谋划投降，对整个文人群体的影响非常大。连他的女人柳如是都羞愧无比，与陈子龙、张煌言、夏允彝、夏完淳等众多文士豪杰天壤之别，有门生情谊的屈大均恰恰也属于后者之一。
钱谦益过后非常羞愧，他的纠结比因恐惧而投降的吴伟业更强烈。两人差异正在于一个是被动，一个是主动。钱谦益急于补救自己的耻辱（正如吴三桂后来又主动背叛自立，尽管第一次投降他是被迫，非吴伟业诗歌《圆圆曲》所写冲动和主动），渴望有同道中人与他的悔恨相“呼应”。
当时卞玉京在南京被钱谦益和柳如是救出安置，钱柳试图让吴伟业与卞玉京重逢。顺治七年（1650）邀吴伟业做客，卞玉京没有相见。次年，两人在太仓吴伟业家中重遇，卞玉京仍保持道士身份，两人没有再续前缘。吴伟业前后写了好几首诗词表达感伤，如著名的《琴河感旧四首》和《听女道士卞玉京弹琴歌》。
偏偏钱谦益为吴伟业的诗词强作注解，号称“以诗存史”的钱谦益妙笔生花，写《读梅村宫詹艳诗有感书后四首》对《琴河感旧四首》进行唱和（见《牧斋有学集卷四》），还写序认为吴伟业堪比李商隐无题诗隐含时事，“虽极秾丽，皆托于臣不忘君之意，因以深悟风人之旨……彷徨吟赏，窃有义山，致尧之遗感焉。”
钱谦益强行注入故国悲情的思想至今还影响许多人。吴伟业简直惊得目瞪口呆，啼笑皆非。当面不好驳斥钱谦益一番撮合美意，后来写《梅村诗话》专门对几首关于卞玉京诗词特地澄清：
“余有《听女道士弹琴歌》及《西江月》《醉春风》填词，皆为玉京作，未尽如牧斋所引杨孟载语也，此老殆借余解嘲。”同为诗文高手，吴伟业一句“借余解嘲”，非常犀利地看出钱谦益唱和的真实用意。
丁功谊等研究者就认为，原本钱谦益感到后悔时一度拒绝创作，仅与柳如是有几首男欢女爱的诗歌。因是久违之作，让一些朋友称道他从男女感情中寓意某种深沉感慨。钱谦益敏锐发现这一突破口，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开始在诗文创作中重塑自己。
钱谦益婉转表达对弘光的失望以及种种苦心，可这是“虚构的艺术”。尽管钱谦益在柳如是等亲友鼓励下确实参加了一些反抗，但不能与之前的投降就此抵消，重点是他刻意改变自己的形象，认为自己从一开始就寓意反抗，投降是“卧薪尝胆”，这与真实的过去完全不符。
钱谦益在弘光一年里基本附和阮大铖、马士英等辈，尤其为皇帝选淑女积极奔走。弘光元年五月，清军从扬州南下，钱谦益与马士英、王铎已经商议求和。让李乔等公开制造舆论（可见《明季南略》），又有李清《三垣笔记》载，钱谦益明白透露“此时唯有向小朝廷谏言议和”，朝野一片哗然。
而在诗文中，钱谦益逐渐蜕变成为一个苦心孤诣、忍辱负重的仁人志士，《牧斋有学集》的作品实在太多。原本钱谦益的诗就非常隐晦，充满典故隐语，加上一些自注，他是故意指引后来的读者进入精心设计的朦胧语境中。
理解钱谦益这样一个经典案例，对理解《南汉山城》非常重要，真实的崔鸣吉鼓动仁祖李倧投降与今天电影根据历史的渲染手法可以说完全互为表里，与钱谦益的修饰行为非常相似。
与崔鸣吉对立的礼曹判书金尚宪，李倧登位时，金尚宪在母亲丧期，所以他不属于拥戴仁祖的功勋大臣。金尚宪在天启六年出使明朝，得知清军进犯的消息后，在北京上书兵部请求出兵救援朝鲜。《仁祖实录》说：“金尚宪闻本国被抢，泣血呈文，辞语慷慨，中朝人皆谓朝鲜有臣。”
金尚宪返回是天启七年五月，对崔鸣吉主持第一次议和猛烈批评：
“虽兵至城下，事决存亡，犹以伏剑决死争之，不以虚礼为轻也。……今并与区区所自保者，不能守之，则虽有仓廪、府库、宫室、百官之富，与亡国无异也。” （见《仁祖实录》）
第一次主和，崔鸣吉存着试探清军，所谓缓兵之计云云。仅限于贡献钱粮物资，双方约为兄弟。即便如此，清军撤退还在平壤等地三次大型抢掠，众多大臣批评崔鸣吉投降，迫使贬去地方数年。
第二次南汉山城就完全是崔鸣吉主动策划投降。不过对仁祖李倧来说，可以认为经过四十多天的争论，有过矛盾挣扎，他的身上有一些现实环境逼迫的色彩。当时多数大臣都尊奉忠孝仁义的儒家理念，背信弃义就普通人都无法接受，遑论明朝不久前对朝鲜有赶跑倭寇这样的滔天恩德。所以，金尚宪等斥和派与崔鸣吉的矛盾达到顶点。
崔鸣吉坚持认为清军不贪图土地民众，不希望朝鲜作为对付明朝的后顾之忧，表明他善于揣摩形势（从努尔哈赤攻蒙古、攻宁远每次都会贿赂朝鲜，稳住后方）。当了解条款后，崔鸣吉回来与金尚宪争论焦点就是保全宗庙，他一直主打救王的心理，而不是关乎百姓的“救亡”。
李倧经历两次逃跑，从内心已经对清军感到恐惧，但金尚宪等众多大臣不依不饶，“免冠伏藁于阙门外，请就死于贼阵。”
崔鸣吉却说“此乃人臣守节之义耳，然宗社存亡，异于匹夫之事。”“吾恐本原不立，大义不可单行，亦不足以救宗国之亡。而同归于亡国之大夫，安能免后世之责哉？”
非常狡猾地把宗庙的概念与民众的概念混淆，意在打动王的偷生心理。片中也出现类似辩驳金尚宪说的只是“话语”，毫无实际意义，坚持劝王用前一次议和的立场，先保全性命，然后再“发施仁政，收拾民心，筑城储粮，益固边备”。片中是高潮部分大义凛然再度诠释何以为“王”，正如经典的诗文“包羞忍耻是男儿”！崔鸣吉是一个务实地谈判高手，在君王面前步步为营，让李倧认可他的理由，然后力排众议，选择与崔鸣吉出城投降。
当然，清军也确实在外围施加压力。次年（1637）正月，多尔衮攻打江华岛，众多宗室女眷被俘虏，仁祖的底线彻底崩溃，金尚宪的哥哥金尚容死于江华岛。仁祖李倧终于选择出城投降，李倧明明知道后果将选择承认清朝为宗主，永远背弃明朝，而且需要抵押亲贵子侄做人质，需要听候清军调遣派兵相助，答应了许多条款，然后“跪受汗书而返”。
崔鸣吉吃定仁祖李倧软弱求生的本能心理，添加保全宗庙为重的压力，完全媲美三国时鲁肃劝孙权抗曹的策略，只不过立场完全相反。鲁肃认为臣子可以降，要当君主就不能降；崔鸣吉是如果今天王不降，那么明天的朝鲜就不再有李氏的王。
之后，崔鸣吉两次做使者去盛京向清朝谢恩，多次与清方打交道，他已经是不二人选，实际使命是委婉拒绝出兵协助清军。第一次成功，还赎回朝鲜俘虏七八百人。第二次就失败，朝鲜不得不出兵，成了明方的敌人。
崔鸣吉和钱谦益一样是文人，善于为自己的言行进行修饰，历史也给了他非常戏剧化的机遇。第二次出使任务失败，崔鸣吉写诗表达一种愧疚心理：“山城不死皆臣罪，泣向东风拜杜鹃。”明显开始转调，认为对清朝屈服是为了怜悯士卒百姓，流露悔恨和粉饰的意识。
没多久，崔鸣吉又因为暗通明朝的罪名再次到盛京受审，他和金尚宪被关一起达一年，通过诗文唱和化解恩怨。
崔鸣吉以《廉蔺》为题赋诗：“完璧微功何足称，负荆高义是难能。丈夫心事如春水，肯许中间着点冰。”金尚宪唱和：“廉蔺遗风古史称，一时功伐各争能。后私先国差堪许，那似初心玉映冰。”
要知道，崔鸣吉是怂恿王“背主投敌”的主谋，哪怕出于务实的求生心理情有可原，但无论如何也谈不上“宁为玉碎”的廉颇蔺相如吧。崔鸣吉如何能与金尚宪一样自比苏武？
论初衷而言，不论李倧还是崔鸣吉都不希望走到这一步。朝鲜君臣一直希望明朝君臣谅解。当时辽东经略是洪承畴，崔鸣吉帮过一个僧人独步回明朝，就让他递交咨文给洪承畴希望在朝廷方面帮忙解释。
崔鸣吉苦等消息也有诗文为证：“张骞槎路仍多阻，徐市楼船久不还，易被秋风欺白发，难从仟龟借红颜，年来无限伤心事，穷巷苍苔独掩关。”（见《怀仟词》）心情复杂可能是事实。不久，洪承畴也被迫降清，似乎提及崔鸣吉带去咨文一事，让皇太极对朝鲜大臣的归顺心生猜疑，就有了羁押审问一事，时间长达近四年。
目前留存由孙子崔锡鼎（著名的理学家和数学家）所写《先祖行状》记录是僧人独步联系洪承畴一事，可能也不是全部真相。如《东华录》所言就严重得多，至少主事的大臣崔鸣吉与兵马使将领林庆业为主谋，与明方一直往来船只，暗中涉及军事援助和物资供应，所以皇太极才觉得这件事非同小可，不像送一个僧人联系洪承畴那么简单。
正因为崔鸣吉确实内心对明清之间也有过反复，所以像金尚宪那么固执，后来也渐渐接受崔鸣吉。这三四年里，崔鸣吉与金尚宪、李敬舆唱和多达250多首，占生平诗歌一半，足见当时他的郁闷和反思。后世公认崔鸣吉刻意模仿杜甫，有依照《秋兴》《赴成都韵》《曲江》《咏怀》等许多同调模拟之作。与钱谦益“以诗存史”的老杜情怀极为相似，绝不是巧合。
崔鸣吉大肆称颂苏武、廉颇、蔺相如等义士豪杰为自己重谱心曲，婉转在诗歌中表现自己救亡图存的种种，为后世留下理解他苦心孤诣的一份最有利的证据。这一方式也与钱谦益后期所为完全一致。
电影《南汉山城》正是抓住历史上崔鸣吉这一人物的弹性，他已经有大量诗文史料“改写”了自己鼓动仁祖投降的动机，顺带对仁祖李倧的投降进行大胆重塑，把宗庙与百姓的概念巧妙置换。当然，保全了君王，自然附带保全了百姓，这的确是事实，但初心目的和后果成效却不能等同。历史是微妙的，这正是儒家哲学的厉害，凡事都能把天下苍生绑在一起。他们之所以为王为君，不就是高高在上把统治百姓巧妙说成护佑子民么？即便投降偷生都可以道德捆绑，他们也可以说是为了保全尔等性命才不得已而为之，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这是多么阿Q，多么虚伪的幌子！
《南汉山城》这种立场转换和《双面君王》等许多影视一样，统统把历史的切入变为普通平民视角。
《双面君王》通过冒牌光海君的贱民出身，自然内心代表平民，在纠结中产生对明朝不满，抗拒出兵得到一些大臣支持，诠释一种“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儒家理想的“成王”含义；到《南汉山城》就更进一步，哪怕兵临城下选择对清军投降也同样诠释为君王爱惜百姓生命，重塑一种对“败寇”形象的正面肯定。
虽然这些历史故事的出发点多少都有一些依据，但无一不是经过严重夸大和有意识地处理，带着后人和今天“过度解读”的想当然。从艺术表达和观众接受层面，由于出色的戏剧技巧，他们的电影都非常有震撼力和感染力，为今天许多不大了解历史的观众重新认识历史找到一些合乎情理地角度。
从我们国内观众的角度，历来对韩国电影呈现中华历史一直有诸多意见，这一点确实源自从高丽新罗到朝鲜长期附属他人，压抑太久需要释放，往往过犹不及，多少有些扭曲心态。
正如笔者专门提到钱谦益，他确实用不大光明的手段刻意重塑自己，但不能因此否定他在文学层面是当时一流的大诗人。韩国电影人今天对历史的重塑也同样非常成功，不论娱乐化的包装技巧，还是挖掘主题阐发抑或人物塑造实际都值得我们总结和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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