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三百年，为相者数以千计，其中卓有成就的更不在少数，如赵普，李沆，王旦，寇准，王安石等人即使放在整个古代历史上来看，也堪称一代贤相。不仅如此，北宋的宰相还大多极有富有个性，寇准就是一个极好的例证！
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年），契丹举全国之力南下入侵，一时间边境告急，烽烟四起。在当时雍熙北伐的阴影犹在眼前，因此对于契丹铁骑，大宋君臣有着深刻骨髓的恐惧。
朝堂之上，迁都暂避锋芒的论调甚嚣其上，参知政事王钦若主张迁都金陵，枢密副使陈尧叟提议迁都成都，宰执尚且如此，其他的官员更是惶惶不可终日。
而就在这个危机关头寇准站了出来，以一句“敢言迁都者皆可斩”震慑了朝堂，之后又几乎以挟持的方式迫使真宗御驾亲征，最终在澶渊城下与契丹签定了盟约。虽然澶渊之盟得达成是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但不可否认的是寇准在其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推动作用。
在后世，寇准在社稷危机之时力挽狂澜，被改编成了无数的话本。一个正气凌然，不畏强权，刚正不阿的形象跃然纸上。很多人也是由此才开始认识寇准，但实际上寇准的性格远比我们看到更加复杂。
在其八岁时，其父带他游历华山，寇准登临华山随即赋诗：
“只有天在上，更无山与齐。举头红日近，回首白云低。”
凭心而论，这首《咏华山》文采不算出众，但其中的气势却可见一斑，八岁的稚童就有如此的眼界也不得不令人敬佩，从侧面也不难看出其自负自矜的态度。而事实也是如此，寇准一直就以幼年早慧而自傲。
在寇准的文集《忠愍集》中，很多诗下面都有一个年龄的标注，如上文提到的《咏华山》标注的是“时年八岁”；《寓居有怀》标注的是“时年十四岁”；《春日怀张曙》这首诗题目下的注是“时年十六岁”等等，这种标注一直到寇准十九岁高中进士才结束。
太平兴国五年（980年），寇准进士及第。和其他年间的科举不同，太平兴国五年科举出现了北宋立国后第一次人才集中性大爆发。后世甚至将其与仁宗时期嘉祐二年科举并称为两宋年间最为璀璨的榜单。
宋人龚鼎臣在《东原录》中写道；“苏易简榜中有登庸者四人：李沆、向敏中、寇准、王旦.......时亦号龙虎榜。”
年仅十九岁的寇准能在如此众多的人才中脱颖而出，更是名副其实的天之骄子。少年得志，前途无量，初入仕途，其耿直的脾气已经初见端倪。
《宋史 寇准传》记载：“尝奏事殿中，语不合，帝怒,起，准辄引帝衣，令帝复坐，事决乃退。”
在向宋太宗进谏时，太宗气得拂袖而去，寇准抓着太宗的衣袖，使其不得离开，直到事情解决了才告退。但正是这种性格，反而得到了宋太宗的青睐，尝对人言：“朕得寇准,犹文皇之得魏征也。”
就实际而言，寇准不结党，不阿上的纯臣作风，极大满足了太宗的需要。在树立自己善于纳谏的的形象，也需要一个年富力强又敢于任事的臣子辅佐自己的继承人，因此太宗对寇准表现出了超出常人的信任。
但也正是这份过甚的青睐，使寇准愈发养成了好刚使气，率意而为的性格。在处理同僚关系上，寇准几乎是率意直言，即使对待自己同科兼好友的王旦都是言辞锐利，不留情面，更别提其他“庸官”。
在太宗当政时期，寇准前后两次都因为被同僚攻讦，惹得太宗大怒而被贬官去职。即使如此，太宗并没有因此疏远寇准，往往很快就被起复并委以重任。
到了真宗即位后，寇准凭借自己出色的能力一路上升，任为枢密副使，开始进入北宋的权力核心。寇准为人刚正敢言，不避权要，因此在当时汴京民间更是有“寇准上殿，百僚股栗”的谚语流传。在“澶渊之盟”签订后，寇准的政治声望达到了巅峰，就连真宗都视之为社稷功臣，礼遇非常。而自持于国有大功的寇准，也变得更加刚愎自用。
在寇准后期的执政生涯，他性格上的缺陷也愈加的凸显。他拥有身为宰辅的胆识和气魄，却缺乏作为宰辅应有胸襟和度量。再加上他嫉恶如仇，心直口快，常常不给同僚留丝毫余地，因此整个朝堂对于寇准都心有不忿。
宋真宗景德三年（1006年），寇准的老对头王钦若利用“澶渊之盟乃城下之盟，春秋耻之”的言辞诋毁澶渊之盟的成绩，并以“寇准胁天子御驾亲征，实乃孤注一掷的赌徒之举”的说法成功让真宗对寇准的用心产生了怀疑。不久后寇准就受黜出知陕州。
宋真宗景德五年（1008年），真宗在王钦若的怂恿下开始了“天书封禅”的闹剧。被贬在外的寇准为了起复，重回权力中枢，也违心的加入这场闹剧之中，不仅默许下级向真宗进献祥瑞，还主动上表真宗，请求“从封泰山”。老不知退而阿谀奉上，导致晚节不保，这也寇准在后世最为诟病的一点。
之后寇准虽又重回中枢，但依旧故态萌发，不仅极力打压王钦若一党，甚至在朝堂上公然与大臣争吵，与宰执王旦，李迪等人也时有争执，和其他大臣更是是摩擦不断。这使得认为寇准“痛改前非”的真宗，不得不感叹“寇准刚忿如昔”。于是又被真宗以枢密使的荣衔，贬到永兴军。
再次被贬的寇准备受打击，也更加的放纵，甚至逾越礼制，视之于无物。史载：“寇忠愍知永兴军,于其诞日排设如圣节礼。晚衣黄道服，簪花走马。” 寇准在永兴军的所作所为，让真宗惊怒异常，甚至问王旦等执政道：“寇凖乃反耶？” 所幸王旦一力维护，认为寇准仅是“呆直”，并无叛逆之心，这才让真宗放弃深究此事。
宋真宗天禧四年（1020年），受王旦临死的举荐寇准再次被升为执政。当时朝中大权被丁谓把持。丁谓曾经是寇准极为重视的后辈俊才，也多次被寇准举荐。因此丁谓也对寇准执礼甚恭。
但寇准早年对于丁谓的好感，早就被其怂恿真宗东封西祀的所作所为磨灭一空。在一次宴会上，丁谓主动为寇准擦拭胡须汤汁以示殷勤，却被寇准当众斥之为“有失大臣之体”，之后又公然戏谑丁谓为“鹤相”。寇准这种率意而为，不留情面的做法，让丁谓对他恨之入骨，多次欲致其于死地，最后导致寇准发配雷州，客死他乡。
纵观寇准的一生，不得不让人感叹性格决定成败。身负大才，是当之无愧的治世能臣，因其忠正无私，不避权贵被民众所称道。又因为好刚使气，有方无圆，而被皇帝所顾虑，屡糟贬谪，最终客死异乡。
寇准不是完人，他爱憎分明，却是以自我喜怒为标准，富贵后骄纵奢靡，晚年又追逐功名权位，多为士人所诟病。但也正是寇准的种种“缺陷”使得他光芒万丈，名垂青史。
千年之后，我们依旧在这里去评判寇准，并不是想要单纯的对他加以肯定或否定。人无完人皆有七情六欲，寇准同样也是芸芸众生的一员。我们希望通过相对客观，全面的方式，让更多人了解到，历史人物并不是单纯的刻板印象，他们同样拥有丰富多元的性格面，因此我们很难用简单的好坏“二元论”评价他们。所谓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或许对我们寇准的一生何尝不是一种参照呢？
参考文献：
《宋史》《续资治通鉴长编》《归田录》《“刚直骄奢”之寇准考述》《寇准的“恋阙情怀”及其政治得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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