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开新作 非同凡响！
——关于长篇小说《我的八叔传》的对话
编者按：青年作家叶开的新作《我的八叔传》，淋漓尽致地展现了二十年来的社会大变动，让我们活生生看到了这场大变动对社会对人所产生的影响。《我的八叔传》使我们更理解自己已经变成什么样了，以及为什么变成这样的。
吴洪森：很多年前，你还是一个在校大学生时，就在格非那里知道你是从广东考到上海来的，有志于文学创作。当时我觉得好奇，广东给我的印象是个人人想做生意想发财的地方，你怎么会选择文学道路？
叶开：你看，老吴，个人印象害死人啊。广东有六千万人口呢，一朵花上的每瓣花都各有特点，更何况人乎？不过说老实话，从学习写作到现在，一晃过去了十年多，我颇有恍惚之感，乍一下，我自己也弄不清楚是怎么选择文学这条道路的。
马尔克斯在《番石榴飘香》这部访谈录里，很郑重其事地推出了他的祖母，作为他的读者和崇拜者，我非常惊奇地发现，我的家乡也有番石榴，一年两度，也常常番石榴飘香。我的老家，就像我在《我的八叔传》里写的那样，居住在祖国大陆南部一个类似小鸡鸡的半岛顶部，一个比芝麻绿豆大不了多少的小镇坡脊。我们这里地处热带和亚热带气候的交界处，平日里天气炎热，风云多变。台风、飓风、龙卷风一有空就刮刮，小雨、暴雨、雷阵雨、毛毛细雨一天三顿随便下，动不动就电闪雷鸣，时不时的听说什么地方有大蛇升空要变成龙了，常常还传闻什么地方一阵飓风或者龙卷风过后，天空中掉下了许许多多匪夷所思的美好事物。甚至你要是说天空中落下来了一条像嫦娥姐姐那么漂亮的美人鱼，我们这些光屁股的小毛孩也会坚信不疑。我们那里民风淳朴古怪，我们总是把听说的当成发生的，把传闻看做事实。相对于一种很正统的官样道德而言，我们还常常把好的当成坏的，把高的当成矮的，总之是非常容易混淆各种观念。没办法，热带啊，早熟，脑子里的古怪想法也多。所有这些，我觉得都跟马尔克斯笔下的南美小镇“马孔多”非常相似。正如马尔克斯有一个喜欢给他讲故事的祖母一样，我们家也有一个能够口舌生花的父亲。有一度，我不由自主地回忆起了自己的幸福童年。我父亲在我们童年时代给我们这些孩子讲故事的光阴，在我的记忆中被小心地珍藏起来了：……一直到小学五年级，我们小镇还没有电灯，小镇居民的最了不起的照明器具，就是汽灯。我父亲他们一伙大人，总是趁着我们小孩子都进入梦乡的时候，到龙平大队的队部办公室门口，点燃一盏汽灯，非常奢侈地打牌。当然，给我们讲故事的时候，我父亲没有这么浪费。在枝叶婆娑的番石榴树下，我父亲娓娓道来，在一盏微暗的小油灯的光照下和一根驱蚊用的稻草棒的烟熏下，给我们讲述了无数匪夷所思的故事。我在小说里也写到了，他讲的故事都是毫无根据的，估计完全凭记忆中残留的点滴，然后自己加以杜撰。我记忆深刻的是他讲的薛丁山和樊梨花的故事。他讲的这个故事，后来我在所有薛家将故事书里都没有看到过，估计基本上是他的瞎掰。他吸着水烟筒，吐着圆圈，从容不迫，随口讲来，一直讲得口干舌燥。
是的，讲故事哪里有那么多的条条框框？我似乎豁然开朗，我有了《口干舌燥》的故事。马尔克斯有一个会讲故事的外婆，而我有一个能够把稻草说成金条的父亲。我不把这些事情写下来，我觉得都对不起他老人家。
文学在很大一层意义上，不就是讲故事吗？我就这样，成了一名作家。
当然，这些都是前奏，我要成为一个专门写字的人，还在很久之后。
吴洪森：事过十几年之后，你接连推出两部长篇小说，尤其是第二部《我的八叔传》，写得非常精彩，这二十年来社会巨大变动对各色人等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在你的笔下得到了非常犀利的展示。说实话，当年你在大学里，作为一个文学爱好者，我是怀疑你的文学道路能走多久的。今年初看了你的第一部长篇《口干舌燥》，已经够让我惊讶的，没想到，你很快有推出第二部长篇。这第二部简直让我惊呆了：这就是当年那个小年青写的吗？读了你这两部作品，不得不让人承认，你选择文学道路，真是选对了。
叶开：这一切，恕我很不准确地引用一句套话：都要归于奇迹！我从小就是一个准坏蛋，就是那种不务正业，总想彻底变化好让别人害怕的小流氓。但是由于天生胆小，外加父亲的天然威严，我一直没有变成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流氓。但是流氓习气，还是很重。这导致我正天不务正业，脑子里老是想着到哪片池塘里游泳，去什么地方捉鱼摸虾这种事情上。我们的小学龙平小学也不是一个什么正经的学校，天天让我们务农，种甘蔗。所以，我升公社初中的时候，语文数学两门加起来，才九十九分。还是我大姐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走后门把我塞进河唇初级中学初一四班的。这个班基本上就是由一些留级生、差等生和流氓生构成的。我的前途，基本上到这里就结束了。后来我又误打误撞地考上了河唇中学，混了两年毕业，又在我父亲的好意下，改到县一中参加文科补习班。这一次，我好像突然开窍了，我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以便考上大学，混进像天堂一样美好的大城市，并且趁人不注意讨个大城市妹子为妻。其中的一年甘苦，参加过高考的朋友们都知道，这里从略。一九八七年，我误打误撞考进了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这次高考，是我唯一一次所有考试科目全部及格的一次。我胆战心惊，乐得找不着东南西北了。
到了大学，我误以为到了一个鸟语花香的极乐世界，乐不思蜀，四年间一连补考了九次，差点无法毕业。可以说，我的人生险过剃头。我进大学这一年，你们这些批评家前辈已经扬名立万了；格非刚刚崭露头角，李洱前脚毕业离校。我发现那时候搞文学的人都很风光。我也是一个喜欢出风头的人，又在中文系混，所以就这么写了起来。
大二时，在苑草小说社的师姐苏拉——她又漂亮又有才华，我们男生都不得了地暗恋她——的鼓动下，我写了一篇小小说叫做《歌唱家》，投给校报参加征文比赛，得了一等奖。这是一篇非常幼稚的东西，各方面都很不得法，小说里，主要是发泄我对一个喜欢唱歌的同学的不满，有不少冷嘲热讽的东西。
一九八九年秋天，我刚当上苑草小说社社长，格非就带领了一伙了不起的作家批评家编辑家来给我们开讲座。除了格非、你，还有王安忆、孙甘露、吴亮、程永新。好家伙，文史楼115一屋子的人，黑压压的一片。我致开场白时，说话哆嗦，腿肚子发抖，脑袋里空空荡荡。当时人们还没有下海，经济啊金融啊这些东西什么也不是，就文学牛逼，不管谁，也不知道他们是学什么专业的，都来听文学讲座。这次讲座，我发抖完了之后，虚荣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我觉得，文学这东西，能够实现我的一些端不上台面的梦想。所以继续写下去，盲人摸象，东一榔头西一棒地乱写，主要是体力好。
大学毕业那年，马原正好来到上海，我在格非家里很荣幸地见到了他。他给我开了一张书单，里面有二十本书，并且跟我说，你要写小说，就要设法留在上海。回到广东，你什么也写不了。马原是前辈，我们所有人都崇拜得要命，他说得话基本上就是圣旨了。我按照他的吩咐，找了闵行一所中专学校，混在了上海。
值得注意的是，我毕业是九一年，正好时代风气为之一大变。文学突然就不流行了，作家们纷纷去游泳了，我被弄得非常狼狈。我还没有入门呢，人家前辈们都不玩了。这真是一个非常荒诞的世界。我终于发现了，我是一个时时处处落后于时代的人。
吴洪森：九十年代的确是一个社会大跃进的年代，在这样一个时代里，写作已经彻底边缘化了，成名作家要坚持下去，都非常不容易。你当时作为一个刚刚起步的初学者，到底有什么力量，让你能够坚持下去呢？
叶开：让我说得简单一点，玄乎一点吧。我能够坚持下去，跟恐惧和爱有关。
现在先说爱。那时候，我女朋友在华师大工作，跟我工作的地方，离得非常遥远。我一到周末就往华师大跑，跟格非、张闳、张柠、徐麟、王继军他们混。别人包里装着的都是合同、文件、人民币，我却背着一大沓文稿纸，打游击一样，在师大校园的石桌上写作。这段时间，我大量地生产废纸。但是我女朋友不但没有打击我，反而还非常宽容。当时，我痛苦地发现，小说基本上都被莫言、马原、余华和格非他们写完了。我觉得，无论我怎么挖空心思地去写，去玩技巧，找角度，都逃不出他们的掌心。我非常沮丧，我觉得自己资质的确是太平庸了。要是我稍稍聪明一点，胆子稍稍大一点，早就去做生意发财了。可是，我知道，做生意并不是都能发财的。这里就可以顺理成章地谈到我提到的“恐惧”了。做生意也是一将功成万骨枯的事情。我父亲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不过是失败的例子。在《我的八叔传》里，大量的失败例子，都是我的切身体会。小说里的“我父亲”，基本上就是我现实中的父亲。我父亲就是一个被时代抛弃的人。我东奔西颠写小说的这段时间，我父亲他们已经完全败落了，最后达到一无所有的地步，连房子也被拍卖了。我感到非常痛苦，我是一个无能的人，对他们毫无帮助的能力。不仅如此，我觉得即便在表达上，我离开他们也很远。我要表达的东西，我要写作的东西，跟他们毫无关系。当时，我有着远大而虚无缥缈的抱负，要写出一种永恒的力量，一种神秘的含义，但是这些都跟我父亲他们无关。我觉得真的是很滑稽：我在这里关心一些很大的问题，很抽象的问题，这些问题跟给我带来非常深刻的痛楚的父亲的遭遇，毫无关系。好像是这些问题，我一方面不屑于去表达，另一方面，也寻找不到真正合适的表达方式。
那段时间，我在写作上毫无进步，根本无法突破上述前辈们给我们设下的陷阱。我写作，投稿，然后接到退稿，然后再写作。我女朋友是一个非常善良的人，符合所有传统美德的标准。那时候，她不但没有给我施加压力让我去賺钱，反而很有条理地帮我整理我的稿子。比如哪篇投给了什么杂志，哪篇又给什么杂志退回来了，等等等，非常详细，一目了然。我觉得很迷茫，很惭愧，也很痛楚。
吴洪森：写作都有一种契机。这种契机对每一个作家的风格完成，都非常重要。那么，是什么契机使你得以从这种迷茫的写作中脱身的呢？
叶开：还是偶然。好像很神秘。一九九七年我和妻子去南京玩，在火车上，我一不小心，瞥见邻座有个人正在看一本东西，上面有一个词“六亲歌章”。我打了一个嗝愣。好像有一股电流温暖地通遍我的全身，我的记忆全部复活了。我写什么大主题，什么世界的本质，什么意义的缺失啊，我拥有那么丰富的资源，却视而不见。我的整个家族的故事，我们南方的气候，一下子都涌出来了。我要写一个关于我八叔、我大伯和我父亲他们的故事，写他们生存的社会，他们的失败和成功，他们的痛苦和欢乐。他们本来隐匿在记忆的黑暗深处，这个时候，突然被照亮了，成为舞台中央明亮的人物。我有一种要表达他们，不顾一切地诉说他们的欲望。写完《口干舌燥》之后，我就迫不及待地写起了《六亲歌章》，也就是现在的《我的八叔传》。我在这里，完全不顾“章法”了，我不需要章法，我感到了一种自由表达的快乐。
我觉得，就在《口干舌燥》和《我的八叔传》这两部小说的写作中，我自己的一些东西明朗了，也基本成了。
吴洪森：你的第一部长篇《口干舌燥》是写历史人物徐霞客的，第二部《我的八叔传》则直面我们所处的时代和环境，写得淋漓酣畅，敏感而尖锐。我觉得你更擅长写当代生活，这在青年作家中非常罕见。你是怎样看待生活和你写作之间的关系的？
叶开：其实，《口干舌燥》虽然借用了徐霞客的名字，但是我基本上还是写自己身边的现实的，里面有大量的影射和批判。只不过这样一来，小说就构成了一种隐喻的关系，似乎不够有力，好像隔靴挠痒。所以第二部，我就直截了当，单刀直入了。现在写作界都喜欢说一句话，那就是我们现在身处的现实，是一个丰富的矿藏，文学的想像力，远远无法比拟。的确，翻开每一期的《南方周末》，看看电视上的“案件聚焦”，那些匪夷所思的故事，都让我感到自惭形秽。毫无疑问，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我本来要用这句话作为《我的八叔传》扉页里的引言的——我们生活的这片土地，太有想像力了，丰富到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地步。我觉得，马尔克斯他们这些“爆炸”作家所经历和体验的那些事情，好像从宽度和广度上来说，根本就无法跟我们想媲美。从现代文明史的角度来看，南美洲的那片大陆，也就是几百年而已，而对这片大陆的叙事，基本的角度还是西方的，不是土著的。我们中国不一样，我们有着冗长的历史，我们曾经非常自信，又变得极度自卑。我们对于世界的理解，一直有着非常鲜明的东方特色，近现代一来，我们因为失败和痛苦，一下子就搬来了西方的叙事视角，从一种俯视的角度，来看待我们自己的民族和文化。可以说，近二十年的改革开放的历程对我们的文化思想品格造成的巨大影响，甚至要超过“五四”时期——几千年的文化北京和道德信仰，一下子就被抛弃了。这是一个奇迹成吨成吨出现的时代，各种故事精彩叠现。说到底，我们的生活现状本身，就是一个想像力膨胀的时代给带来的。刚刚结束的“欧亚农业”的故事，单纯从想像力的角度上来看，我想就要远远超过我们这些写作的人。我们有什么必要去艳羡拉美的作家，而不正视自己的生活？至少，我就有信心说，《我的八叔传》这样的小说，一点也不比拉美的那些文学前辈的东西差。我们没有必要毫无理由地自惭形秽。
吴洪森：是不是正是因为看到这一点，你才感到有强烈的表达需要？
叶开：可能吧，我落后，在观念上，我早就被时代抛弃了，我还有什么可担心的？
有一度，好像写作的人都羞于谈论生活和文学的关系。好像谁说写作来源于生活，就是一个门外汉，陌生人，一个写作低能儿，自己就要自惭形秽得抬不起头。我觉得现在有好几类作家：一种作家，是故意忽略生活，让生活不在场；一种作家，自己没有生活，到处去体验生活；还有一种作家，满眼都是生活，见什么生活什么。现在的文学观念非常混乱，导致每个人都自命不凡，又每个人都内心自卑。没有一个基本的判断尺度，可以让我们来分析小说创作的状况。现在人心浮躁，大家都要挣钱，都要过上小康、小资乃至中产阶级的生活，都觉得自己比身边所有的人都要贫穷，对金钱产生了迷恋和崇拜的心理。社会的主导观念和意识形态力量，也有意识地强化了这一点，最后，经济的概念统括了一切，文学界里，“市场“乃是衡量一部小说好坏的唯一标准。一个人写出一部畅销书，就眼下而言，就相当于写出了一部名著。
生活多样化，生活的形态太丰富了。所以，现在是各种庸俗现实主义盛行，彻底地破坏了文学读者的口味。小官僚现实主义、中官僚现实主义、大官僚现实主义、隐私现实主义、小资现实主义、小市民现实主义、小农现实主义、风花雪月现实主义、身体现实主义……林林总总，让人生厌，以一种虚假的低级趣味，来迎合大众的趣味，把文学的创作，进一步小报化、孝道新闻化、鸡毛蒜皮化。作家自己都看不起自己了，调侃成了写作的唯一安慰。我感到很奇怪，那么多的“现实主义”，都那么的虚假，那么的做作，那么的空洞，那么的缺少心理依据，那么的理不直气不壮。有些人在躲避着什么，有些人找不到切入的角度，有些人赚到了钱暗自偷笑，却很少人敢于或者愿意去面对现实生活提出的种种问题。
我觉得，至少我自己在关心这些问题。但是你不能采取原来那种用滥了的方式来表达这种现实的感受，所以，我使用了自己的办法。我使用一种喜气洋洋的语势，带出叙述中汪洋肆虐、势如破竹的节奏；我要在一种轻快的反讽中，带出这种现实感，同时在夸张和荒诞中，提供一种我自己认为比较准确的人物心理和民族心理。实际上，所谓的现实主义，是一个西方化的概念，我们的“现实”，恰好相反。一种似乎夸张的、荒诞的、俏皮的、虚假的、喜气洋洋的气氛，才是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真实生活。正是这些隐秘的心理依据，导致了我在小说中表达的这种狂欢式的、有些乖张的生活，具有了被还原的基础。
吴洪森：你是怎样看待你的写作和目前文学状况的关系的？你希望自己的创作对目前的文学环境起到怎样的作用？
叶开：你这样一个问题貌似普通，其实很尖锐。我觉得很难作出一种明朗的回答。从心态上看，我个人的写作跟整个文学圈没有太紧密的联系，我基本上就按照自己所理解的方式来写作。现在的文学界，从创作的观念到创作实践，都太浮躁了，写作的人聚到一起，宁可讲点段子，也不愿意谈论文学本身的问题。写作成了一种工具和一种日常生活的惯例，基本上都处在惯性写作和自动化写作的状态当中。真正的文学交流，陷入了停滞状态。有些人在瞎琢磨，有些人在自命不凡。反正很乱。我觉得我的创作对整个创作环境，似乎起不了什么作用。文学本来就是一种没有实际作用的东西，更何况现在文学创作者的心态基本都乱了呢？
标签： 乐不思蜀源于哪位历史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