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先生悄然离开了。
著名史学家余英时先生于当地时间2021年8月1日早间，在美国寓所睡梦中安然逝世，享年91岁。
余英时（1930 - 2021），生于天津，籍贯安徽潜山，当代历史学家、汉学家，在思想史与文化史方面有开创性研究，是罕见曾获哈佛、耶鲁、普林斯顿三校延聘正教授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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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先生1930年生于天津，学生时代就读于香港新亚书院和哈佛大学，跟随钱穆先生与杨联陞先生修习历史。
毕业后，他先后于密歇根大学、哈佛大学、耶鲁大学任教，并担任过香港新亚书院院长、香港中文大学副校长及普林斯顿大学讲座教授，在史学领域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力。
2006年，余英时荣获有着「人文诺贝尔奖」之称的「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简称「克鲁格奖」）；2014年，他又荣获有「东方诺贝尔奖」之称的首届唐奖汉学奖。图为2006年余英时获得克鲁格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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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研究方向主要为中国历史，擅长以现代学术方法诠释中国传统思想，特别在思想史和文化史方面，可谓是开创性人物，著作多达数十种，尤以《士与中国文化》《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论戴震与章学诚：清代中期学术思想史研究》等书为人所称道。
《士与中国文化》是余英时最负盛名的一本著作，是极为重要的史学书目，亦是研究中国古代「士」的经典书。作者采用专题研究的方式展示「士」在中国文化史上的特殊地位，其基本观点是把「士」看作中国文化传统中的一个相对的「未定项」——即承认「士」有社会属性但并非完全不能超越者，而中国文化之所以能一再地超越自己的限制，则正是凭借着此一「未定项」。
作者：余英时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3年
不过，余先生虽然声誉卓著、著作等身，但他最值得人敬佩的地方并不仅仅是这些成就——
他作为一名「知识人」而非「知识分子」的光辉精神，更为人所敬仰。
余先生不喜欢别人用「知识分子」来称呼他，甚至不喜欢知识分子这个词本身。
因为知识分子中的「分子」，似乎总带有着一种别样的意味。
用余先生的话来说：
「把『人』变成『分子』会有意想不到的灾难性的后果。」
其他学者也有过类似的论述：
「人——不是一生下来就是『分子』的。当人变成分子的时候，是一个非常凄苦的过程。」（尘元《在语词的密林里》）
事实也是如此。
余英时于香港新亚书院毕业时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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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问，我们平日里大多会用「分子」一词来称呼哪些人？
稍经思考便可以想到一连串，比如「积极分子」、「反对分子」、「贪污分子」、「黑帮分子」等等。
这些分子有一个共性，那就是——一旦名字中带有分子，往往就意味着某人成为了群体中的一部分，而不再是有着独立人格的个体，失去了作为一个中立个体的资格。
然而，知识分子也是分子，可知识分子恰恰是最需要独立精神的人。
因此，余先生提倡，要将「知识分子」变为「知识人」：
「『知识人』这个名词是我现在提倡的。讲知识人等于中国人讲读书人一样，讲政治人、经济人、文化人都可以，为什么不能用知识人呢？我的意思是人的地位要受到尊重，我要恢复人的尊严，因为语言是影响很大的东西，语言限制你的思想，用暴力语言，就是鼓动暴力。」
余先生的目的是要恢复知识分子作为人的尊严，使他们「人」的部分重新受到尊重，解除语言对思想的限制。
事实上，知识分子这个词本身是外来词汇，自英文的「Intellectual」翻译而来。
余英时在《士与中国文化》中，对于知识阶层的历史有一个简短的叙述：「『知识阶层』是西方近代的名词，它最初源于俄国的所谓『intelligentsia』。至于现在英文中的『intellectual』这个字，则起源甚迟，据学者考证，它大概是由法国『老虎总理』克雷门梭在一八九八年首次使用的。另一方面，俄国的『intelligentsia』也是一个相当新的观念，它出现于一八六〇年代中。不过俄国『知识阶层』的远源可以追溯到十八世纪的贵族阶级。」图为乔治·克里孟梭（Georges Clemenceau，1841 - 1929，旧译克雷门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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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llectual」一词在现代西方通常不单单指有知识的人，而是被理解为人类社会各种基本价值（如自由、公平、民主等）的维护者。
「Intellectual」会根据这些价值来对社会上的不合理问题进行批判，同时努力推动这些价值的充分实现。
这就像美国的文化批评家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Waefie Said）所说：
「知识分子是社会中具有特定公共角色的个人，不能只化约为面孔模糊的专业人士，只从事她/他那一行的能干成员。我认为，对我来说主要的事实是，知识分子是具有能力『向』公众以及『为』公众来代表、具现、表明讯息、观点、态度、哲学或意见的个人。」（《知识分子论》）
萨义德在《知识分子论》中还表示：「知识分子既不是调解者，也不是建立共识者，而是这样一个人：他或她全身投注于批评意识，不愿接受简单的处方、现成的陈腔滥调，或迎合讨好、与人方便地肯定权势者或传统者的说法或做法。不只是被动地不愿意，而是主动地愿意在公共场合这么说。」此外，他还提出了知识分子应具备的某些特质，诸如真正的知识分子应当是一些边缘人，一群流亡者，一些在面对问题的态度上不那么专业的业余人士等。图为萨义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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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一词汇刚进入中国时，当时的翻译者并未找到中国传统中可以与这类人对应的词汇，因而便使用了「知识阶级」和「知识分子」来指代。
但余先生看来，「Intellectual」在中国文化语境中是有对应词的，那就是「士」：
「熟悉中国文化史的人不难看出：西方学人所刻画的『知识分子』的基本性格竟和中国的『士』极为相似。」
他很认可1947年《求解作文两用英汉模范字典》中对「Intellectual」的翻译——「智士」。
在余先生这里，现代的知识人与传统的士是分不开的，他们之间甚至可以说是一种承续的关系。
古代士人大多会有一种「得君行道」（有才识的人得到开明君主的信任，得以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和计划）的想法，有「以天下为己任」的气概。
余先生就论述过南宋时期，士人代表朱熹在《封事》和《奏札》中，反复要求皇帝除旧布新，重建一个合理秩序的意见。
这样的做法与其内核都和当代知识人相通。
到了明代，不少士人仍关怀着合理秩序的建构，但他们的实践方向却发生了转移——从朝廷移到了社会，书院建立、民间传教、乡约发展，戏曲小说的勃兴都与之有关。
余先生认为这种重点的转移意味着「士」的传统内部在不停地进行着断裂与更新。
这一传统一直延续到20世纪初，随着科举消亡与清代灭亡而经历了一次巨大断裂，士本身不复存在，可其精神却传承下来，与科学民主的精神合流，成为了当代知识人一些重要精神——「有志于道」、「克己为人」及「个体尊严」的来源。
余英时谈到：「『士』 的传统虽然在现代结构中消失了，『士』的幽灵却仍然以种种方式，或深或浅地缠绕在现代中国知识人的身上。『五四』时代知识人追求『民主』与『 科学』，若从行为模式上作深入的观察，仍不脱『士以天下为己任』 的流风余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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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余先生自己，正是这种精神的承继者。
他本人学富五车，在面对各种社会与历史问题时，保持着积极发声的姿态，却始终不愿过多承担虚名与他人的崇拜，也不想被人称为「大师」。
当别人问他为什么的时候，他表示重要的是做「有尊严的知识人」。
很多人希望被称为「大师」，在实质上却背离了这点，这是「精神空虚」的表现。
某些学者精神空虚，于是便需要有些东西来填补。成为大师，便可以获得极大的满足感，填上这个窟窿。
但不要忘了，明朝末年时，官封得太多，所谓「都督多似狗，职方满街走」，哪里都是高官，通货膨胀后，官职就一文不值了。
大师也是如此。数量太多便没有意义，「人人都是大师，那谁是小师呢」？
此外，余先生更不喜欢别人的过度崇拜和吹捧，他曾表示：
「我没有崇拜某一个圣人，我不崇拜孔子、孟子、朱熹，只是觉得在中国精神史上，这些人丰富了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从内心欣赏他们，尊敬他们。」
作为一个人，尤其是一个知识人，最重要的是把自己当成一个人，而不是大师或神，量力而为，既不盲目服从权威，也要为自己和他人的合理权利而据理力争，即——「做一个有尊严的知识人」。
余英时曾说：「在这个时代我能做什么，那就是做自己。我没有英雄崇拜，也不会自愧不如，因为我天生就只有这么多本钱，只有这么多才力。......，尽力完成自我，同时也知道尊重别人，这是所谓『博学知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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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先生做到了，他毫无疑问成为了这样的知识人，赢得了所有人的爱戴与尊敬。
现在，余先生的身影渐渐独自远去，可我们知道，这样的尊严与精神已然传递过来。
不过，这「知识人」的精神有多少人真的接收到了？
有多少人会不再痴迷于大师和他人崇拜，选择走上真正的「知识人」之路呢？
这种精神又会自人们手中继续传递下去吗？
目前还无人知晓。
但或许余先生会在某处继续观看着，与我们一起，等待着未来答案的揭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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