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神狂想
——从普罗米修斯和燧人氏看东西方文化差异
最近重读了古希腊戏剧家埃斯库罗斯的《被缚的普罗米修斯》。前几天，又看到了燧人取火的故事，这个故事是在袁珂先生的《中国古代神话》当中读到的，袁老的这本书写于1950年。
有些感慨，留在这里。
第一次读到普罗米修斯的故事是在童年时，当时有两个疑惑到现在还记得：一个是那些出场的人物，在高加索山上怎么能轻易来去？一个是那只鹰是怎么日复一日的，隔着肚皮啄食普罗米修斯的肝脏并且乐此不疲？现在想来很好笑，古希腊神话“人神同体”的特点使我压根就没有把戏剧里的角色当成神。
第二次读到是在十多年前参加中文专业自学考试时，《被缚的普罗米修斯》作为悲剧之父埃斯库罗斯的代表作出现。古希腊三大悲剧家的成就让我崇拜至极。
而现在再读《被缚的普罗米修斯》，我更多的是看到了一个政治故事，而不是关于一把火或者一个预言的故事。于是惊觉，自己看待事物的角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被余华反反复复指谪的“看法”果然靠不住，甚至同一个人，随着社会角色的转变，随时都会解构原有的“看法”。
燧人氏钻木取火的故事是从小就知道的，只是在袁珂先生的作品中更为完整。有意思的是，在中国的古代神话当中，司火的职责并不明确。公认的火神是祝融，而这个火神似乎没有为人类用火的伟大进程做什么工作。送给人类火种的似乎是那个伟大的伏羲氏，也许是一个聪明人到遂明国获得的技能。
袁珂先生认为，祝融是司火的神灵，而伏羲氏教导人们发现了火的巨大作用，火种的来源在伏羲时代却依然停留在保存自然界火种的阶段，比如山火。而到遂明国旅游的那个聪明人，才是真正发现并教会人们怎样靠人力获取火种的第一人。
让我们来看看这两个不同的关于火种的故事吧。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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