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五帝的故事，司马迁主要是以孔子修订的《春秋》为基础的。而《春秋》是鲁国的史书，本是“一家之言”，再加上孔子的善意“篡改”，可能与史实有些差距甚至大相径庭了。在西晋初年出土后被称为“汲冢古书”的《竹书纪年》中，便是另一种说法了。关于尧、舜之间的故事，《竹书纪年》里这样写道：“昔尧德衰，为舜所囚也。
”这句话就让后世一直津津乐道的“禅让”神话一下子失去了光环。我们虽不能断定《竹书纪年》就是信史，可这样的说法真是耐人寻味。试想，自黄帝六世而至尧，全是世袭，为什么单单到了尧时，突然要改变祖宗的规矩呢？即使依照《史记·五帝本纪》的记载分析，当时部落政治中，传子的冲动也是十分强烈的。
譬如舜在位时，虽然名义上选择了禹为继承人，可同时也给予他和女英生的儿子商均很大权力。史书上载：“三年丧毕，禹辞辟舜之子商均于阳城。天下诸侯皆去商均而朝禹。”可见只是政治角力时，商均输给大禹罢了。而大禹后来交权时，名义上传益，但也和舜一样，暗地里帮儿子充实力量。
只是这一次，禹的儿子启比较厉害，根据《竹书纪年》的记载：“益干启位，启杀之。”由此看来，即使当时有推举“法定接班人”的可能，也不能忽略家族势力的存在和咄咄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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