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不韦是一位有救世情怀的商人政治家，这一点很多人可能并不了解。当吕不韦在赵国见到秦国落魄的公子王孙异人正以“庶孽孙”（异人于秦太子为庶子于秦王为庶孽孙）的身份在赵国为人质时，本能地感觉到此奇货可居，最有投资价值。作为一位商人，吕不韦应该深知投机的风险，所以他在下决心投资异人之前经过了反复的权衡。《战国策·秦策五》中就记载了吕不韦和自己父亲的一番对话。吕不韦问父亲：“耕田能够得到几倍的利润？”父亲告诉他：“十倍”；吕不韦又问：“经营珠玉可以得到几倍的利润？”父亲回答：“百倍”；吕不韦又问：“拥立一位国君安定一个国家可以得到几倍的利润？”父亲回答：“无数”。“无数”有两种解读：第一种解读，不计其数，拥立新君安邦定国是政治投资，能够赢得成千上万倍甚至不计其数的利益；第二种解读，无法计数，政治投资不同于商业投机，投入产出不能用单纯商业投资的标准衡量，而且潜在的风险不可预测，所以投资收益无法计数。
吕不韦紧接着说了这么一段话：“今力田疾作，不得暖衣余食；今建国立君，泽可以遗世。愿往事之”（《战国策·秦策五》）如今老百姓辛勤劳作，却穿不暖吃不饱；我如果建国立君，德泽可以流传后世，造福天下苍生。所以我下决心要去冒险做这件事。如果这么看，那么吕不韦应该是一位富于济世救民情怀的商人政治家。
如果吕不韦说异人争夺太子时，其年龄不超过20岁。一个20岁的大商人——也许是个子承父业的大商人，很难说有多么老谋深算，说他是热血青年可能更符合实际。无奈，司马迁一句“吕不韦者，阳翟大贾人也”太过于深入人心，既然是大商人，想必年龄不小。但实际上，吕不韦很可能是一位富于济世救民情怀的商人政治家。
可惜后世多把他作为投机商人的负面典型被定格在历史上。吕不韦下定决心之后，就前去面见异人。异人当即表态：“必如君策，请得分秦国与君共之。”（《资治通鉴》卷五）真要像您说的那样我做了继承人，将来我要让你和我一起共同分享权力。经过吕不韦的一番运作，公子异人真的如愿以偿被立为安国君的继承人。秦庄襄王即位三年就死了，十三岁的政即位。这个时候的吕不韦大权在握，《资治通鉴记载》：“国事皆决于文信侯，号称仲父。”（《资治通鉴》卷六）吕不韦掌握了秦国的大权，被尊为嬴政的仲父。“仲父”就是“次于父”、“叔父”的意思。吕不韦这个仲父可不是白当的，他为秦国的统一大业立下了赫赫功勋。
《史记·吕不韦列传》把吕不韦始而贾货继而贾国终致贾祸的过程描写的淋漓尽致，但却只字未提吕不韦的正面历史作用，实在是有失公允。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也没有刻意书写吕不韦当政时期的详细政绩，但他突出强调了这一时期秦国取得的一系列显赫战功。一句“诸侯患秦攻伐无已时。”（《资治通鉴》卷六）便是司马光对吕不韦当政期间政绩的最好评价。郭沫若在其名著《十批判书》中指出：“吕不韦在中国历史上应该是一位有数的大政治家，但他在生前不幸被迫害而自杀，在他死后又为一些莫须有的事迹所掩盖。”（《十批判书·吕不韦与秦王政的批判》）
吕不韦在秦国执政12年，他究竟有什么政绩呢？秦庄襄王执政的时间很短,只有三年。秦庄襄王一继位就委任吕不韦为相国，在这短短的三年中，吕不韦作为相国，干了四件漂亮政绩。
第一件，灭东周，不绝其祀。战国后期，东周君已经是日薄西山，无足轻重。吕不韦之所以拣这个软柿子捏，首先是为了自己的封爵。我们知道，秦国自商鞅变法之后就严格规定，没有军功或国家规定的其他几种立功表现，绝对不能封爵。（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资治通鉴》卷二）吕不韦灭东周，因此功被封为文信侯。但我们要强调的是，吕不韦灭东周，但他没有采取简单的赶尽杀绝的方式，而是以阳人地赐周君，奉其祭祀。通过这一举措，在列国中树立了一个秦国为“王者”的形象。这样做，不仅起到了和缓诸侯列国中已经亡国者反抗情绪的作用，而且更能瓦解未灭诸侯国人民的斗志。这种做法体现了吕不韦政治家的胸怀和远见。
第二件，为秦国新增三个郡的版图。吕不韦执政十二年，通过连年攻城略地，使秦国领土新增了三个郡的版图，即三川郡、太原郡、东郡。通过平定周室，新设置了三川郡；蒙骜北伐，新置了太原郡；夺取魏国二十座城邑，设置了东郡。
第三件，击退信陵君为首的五国攻秦。山东五国联军前来进犯，被拒于河外。吕不韦执政期间，大大削弱了山东六国的军事力量，为秦始皇统一天下奠定了基础。
第四件，布惠于民。《史记·秦本记》记载：“庄襄王元年，大赦罪人，修先王功臣，施德厚骨肉，而布惠于民。”“布惠于民”就是给老百姓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纵观秦国的历史，历代君王均无即位“大赦罪人，修先王功臣，施德厚骨肉，而布惠于民”的做法，很显然，这是鲜明的吕不韦思政风格的烙印。
政绩是一时的，对政治家而言，历史功绩更为重要。客观的说，吕不韦在秦国执政的十二年中，历史功绩至少有三件。
第一件，提倡“义兵”，改变了计首授爵的大屠杀政策。
吕不韦在秦庄襄王时期当政3年，在秦始皇时期当政9年，在这当政的十二年中，改变了秦国一直坚持的“计首授爵”政策，提倡“义兵”。秦国在商鞅变法时确立“计首授爵”、“尚首功”政策。所谓“计首授爵”就是根据杀敌斩获敌人首级的多少授予爵位。这项政策导致杀戮过重。在秦国已经取得绝对优势地位的情况下如果还持续大规模杀戮六国之民，对统一后的秦国极其不利。吕不韦的这项政策转变极具进步意义。据著名史学专家朱绍侯教授统计，仅秦昭襄王时，大规模的杀戮先后达14次，共杀1263000人。这其中长平之战一次就屠杀赵国45万人，可谓骇人听闻。三国时期的历史学家谯周、著名学者何晏都曾经对秦国这种大肆杀戮进行过严重抨击。谯周说：“天下谓之(秦)尚首功之国，皆以恶之。”吕不韦所讲的“义兵”，就是为民除害，而不以杀人为终极目的，不扰民，更不乱杀人。正由于吕不韦提倡“义兵”，在他当政的12年期间，《资治通鉴》中只有一次秦王政二年“麃公将卒攻卷斩首三万”的记载，此外再没见大屠杀记录。这么做减少了统一战争中的阻力，加快了秦国的统一进程。
第二件，招贤纳士，收罗人才。
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对吕不韦功绩说的明明白白：“结子楚亲，使诸侯之士斐然争入事秦。”在诸侯列国之中，秦国的文化软实力原本最弱。商鞅变法之前，列国士人大都不愿到秦国谋生故有“孔子西游不到秦”之说。商鞅之后虽然又有张仪、范雎、蔡泽等士人策士相继接踵赴秦，但无论是士人的绝对数量还是相对数量都忝居列国之后。真正改变这种局面的人是吕不韦。吕不韦在秦国主政十二年，为秦国统一天下收罗了大批的人才，做足了人才储备。有两个例证可以证明吕不韦引进人才的巨大影响。一是吕不韦自己有家僮万人、门客三千，这些人是吕不韦编著《吕氏春秋》的主力军，其中对秦国后来影响最大的是李斯、甘罗等贤才，这些人才并没有因为吕不韦身遭羁难而出走，而是大多留在了秦国，最终成为秦国的栋梁之才。二是秦始皇下达逐客令，正好反证了士人对秦国日益强大的影响力。
第三件，重视农业生产，兴修水利。
关中是秦国的龙兴之地，巴蜀是秦国的大后方。但关中原本地多碱卤，粮食产量不高。四川在都江堰修建之前，也是自然灾害频发，百姓穷困。吕不韦当政之初，韩国意图水工疲秦。派杰出的水利工程师郑国赴秦，游说秦国兴修水利，从仲山起，开凿一条引泾水、沿北山东注洛河的灌溉渠。工程进行中，觉察到了韩国的意图，为此要杀郑国。郑国说：“我确是为韩国延长了几年的寿命，但是这条灌溉渠如果修成了，秦国也可享万世之利啊。”于是命他继续主持施工，凿泾水为渠，长三百余里，历经数年完成了此项工程。这条水渠引淤浊而有肥效的水灌溉盐碱地四万多顷，每亩的收成都高达六斛四斗，秦国的关中一带因此更加富裕起来。郑国渠兴建于公元前246年(秦王政元年)，这是在吕不韦执政时期所修的第一个重大水利工程。当然算是吕不韦的政绩了。
郑国渠、都江堰修修成之后，关中、四川才成为秦国的大粮仓，民食军粮问题才得以解决。秦国的经济实力从此才超过山东六国，这为秦始皇统一天下奠定了雄厚的经济基础。过去往往把郑国渠、都江堰的兴建完全归功于郑国、李冰两位具体实施者。我们应该强调一下，像郑国渠、都江堰那样耗费巨大人力物力财力的水利工程，尤其像郑国渠还掺杂着敌国的间谍意图，这样的工程得以顺利兴建，如果秦国当时没有吕不韦这样一位高瞻远瞩的主政者，是绝对无法想象的。所以说吕不韦在其中居功至伟可谓实至名归。
吕不韦给秦国留下的最大的文化遗产便是《吕氏春秋》《吕氏春秋》这部书是杂家的集大成之作，是吕不韦执政期间文化建设最耀眼的成就。吕不韦出于商人的本能，试图把诸子百家择其善者而融为一体，这样的文化战略符合时代发展的要求。正是凭借修著《吕氏春秋》，秦国一跃而成为文化发展的引领者，为统一天下准备了文化基础。
吕不韦招致宾客游士编写《吕氏春秋》，司马迁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一语道破了其真实目的：“文信侯招致宾客游士，欲以并天下。”吕不韦通过这部著作，创立了新的大一统学说。在《吕氏春秋》中，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效法自然，统一政令，实行中央集权等大一统的新主张，后人对此高度评价曰“兼儒墨、合名法，知国体之有此，见王治之无不贯”（《艺文志·诸子略》），很显然，此书标志着秦国政治建设的新成就。今天看来，《吕氏春秋》是战国百家争鸣时代最后的文化成就，可以看作一座文化进程的里程碑。
吕不韦与后来秦始皇的执政思路很不一样。他认为片面强调皆断于法、唯法是治的治国理念已经过时，“世易时移，变法宜矣。譬之若良医，病万变，药亦万变。病变而药不变，向之寿民，今为殇子矣。故凡举事必循法以动，变法者因时而化。若此论则无过务矣。”(《吕氏春秋·察今》）。吕不韦认为仁义德化能起到赏罚所起不到的作用，他主张“为天下及国，莫如以德，莫如以义。以德以义，不赏而民劝，不罚而邪止”(《吕氏春秋·上德》)。这和秦始皇的治国理念截然相反，这才是他悲剧结局的重要原因。
郭沫若曾经指出，秦始皇与吕不韦的矛盾使得秦始皇走了另外一条路统一了中国，“相反的，假如沿着吕不韦的路线下去，秦国依然是要统一中国的，而且统一了之后断不会仅仅十五年便迅速地彻底崩溃”。（《十批判书·吕不韦与秦王政的批判》）从这个意义上讲，吕不韦的文化价值远远超过其执政功绩。
吕不韦应该算是一位文化建设的先行者、实践者。对于这样一位为了自身理想和文化理念而亡的殉道者，司马迁在为其做传时的终评是：“孔子之所谓‘闻者’，其吕子乎？”（《史记·吕不韦列传》）什么叫作“闻者”？马融注：“此言佞人也。”吕不韦是巧言令色，但求一己私利的人吗？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借杨雄之口评价他是“穿窬之雄乎！”穿窬指钻洞和爬墙的盗贼。难道吕不韦只是一个低智商的小毛贼吗？扬雄《法言》中记载了这样一段有意思的对话：有人问：“吕不韦他聪明吗？拿人做货物，进行交易。”回答说：“谁说吕不韦是聪明人啊！用封国换取了宗族的灭亡。吕不韦这个偷东西的人是穿墙行窃的奸雄啊！穿墙行窃的，我见过担负斗石之量，没见过窃取洛阳的。”就其人身际遇而言，吕不韦确实有点弄巧成拙、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的意思；就其历史影响与文化建设的贡献而言，这样的评价未免失之公允。别的不说，就凭他把李斯引入秦国政坛这一点，他的历史功绩就足够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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