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登之，字汝学，号太东。1521年农历四月十二日（正德十六年辛巳，癸巳月癸巳日丁巳时，《易经》命学上俗称“四巳贵人格”），出生在岳州府巴陵县第一都兴堤保黄陂源，即今岳阳楼区郭镇乡枣树村谢氏屋场。十九岁中湖广乡试第一名，世称“庚子科谢登之榜”。五十二岁任南京刑部尚书，升户部尚书，达到了明朝官员的职务顶峰。不幸的是突遭意外，任职不满四月逝于任上，史称“万历谢登之疑案”。他是明代嘉靖中后期、隆庆一朝、万历初年的政坛明星，岳阳民间至今称“谢尚书”。
谢尚书与小三岁的张居正志同道合，被张居正尊为“年兄”。481年过去，多少英雄辈出，多少往事遗忘。岳阳人谢登之，与万历首辅张居正的恩怨情仇，已隐没于历史的尘埃中。
谢尚书与笔者先祖为姻亲，故对尚书家学有所熟稔。再整理一文，为谢尚书才华倾倒、操守景仰、冤屈澄清。
巴陵谢氏渊源
岳阳很多文献，载谢尚书为岳阳县公田镇长安村人。这个并不确切的说法，是源于一个美丽的误会。要厘清这中间的细节，先要从巴陵谢氏的来历说起。
1410年（明永乐八年），湖广通城县一个谢氏大家庭，十兄弟按贤一、贤二到贤十以数字取名，都饱读诗书并成家立业。这一年，贤一到贤四四兄弟，相约翻过相思山到巴陵落业。原因是除夕夜晚，长兄贤一做了一个梦，祖宗告诉他：年后应去巴陵另择屋宇，并叮嘱“逢桥便住，遇田则耕，依园落业，世代绵延”，足可以骤成巨族。
考虑到说了三个地名，贤一便邀三兄弟共四家人出来。第一天傍晚到公田沙河边，走过活杨柳树枝，横过小港搭成的一座自然木桥。当地说这里就叫“杨丫桥”。噫，逢桥便住。晚上商量，留下老四到杨丫桥置业。由于是到巴陵的第一家，相约以这里作为谢氏来巴陵后的立祠之地。第二天往右走，过甘田、白羊田，傍晚又走到了“闾田贩”的屋场，确定到这里住老二一家。第三天傍晚，没有走到叫什么园的地方，就三兄弟一起住到了闾田贩。因为出门约定，只走三天，并且不刻意去按地名去找，只以酉时这个时间段随缘而遇。
谢贤一的长孙，谢受七一家三代人，搬到巴陵县城城南的黄陂源。到第五代的谢纲，得中已丑科第三甲二十名进士，后官至山东副史。谢纲儿子谢枢，也官拜夔州知府。谢纲四弟谢绶的孙，就是谢登之，他把谢氏家族推向了一个高峰。耀第之后必然祭祖，公田杨丫桥的谢氏宗祠，一门三贵成了当地佳话。谢登之敬撰于祖祠的匾额流光溢彩，直至清末才毁。故而，尚书谢登之为“公田长安桥人”就是这样流传开来的。他其实是杨丫桥谢氏祠堂的后裔，公田“是为祖籍”，但出生地在黄陂源。
谢氏一族，寓居巴陵县六十年。到1469年己丑科放榜，巴陵知县，因黄陂源的谢纲而来祠堂授进士匾，才想到“依园落业，世代绵延”的深意。挂匾时，谢家全族祭祖聚餐，族长说老祖宗既然预判富贵绵延，那至少是会连出三代官。当时对官场的俗话是“官到尚书，地到都”，明朝最大的官是尚书，最小的“公务员”是“都”的负责人（都比村高一级，是副乡级机构）。最多一百年内，我谢家会出一个尚书！果然，七十一年后喜报再进祠堂。只不过，这时登之方以进士登科，还只是“预尚书”。到1572年正式位居南京刑部尚书，刚好103年。
明代巴陵县乡贤祠内，谢家三代乡贤，正是谢纲、谢枢、登之祖孙三代人！巴陵望族中，一个姓氏出三代以上乡贤人物，除了沙陂方家，就是谢家。谢氏为巴陵望族，就是那一个阶段形成。公田杨丫桥正式设官驿，成为巴陵县知名屋场。
少年英才
登之年五岁，读一年书就与众不同。以自己的判断，敢于针贬时弊，评判官方与长辈的好恶。“此子只怕是尚书”，“神童”名气很快传开。
他完全拥有了自己的理论，并开始为之奋斗，是十九岁。那是1540年，登之参加庚子科湖广乡试。2700余人参考，九十名举人中式，江陵十六岁的张居正为第三十名。在录取的九十人中，他以第一名高中“解元”。其考卷的手抄件，保存在《嘉靖十九年湖广乡试录》一书中。在《湖广乡试·策·第一问》考卷上，以“君臣相与之际，其心贵相知、其道贵相成也”这十七个字的观点，振撼了全体考官。“其心贵相知，其道贵相成”，成为了他后来为人、办事、做官的准则，后世称为“谢尚书思想”和《谢氏家训》。
要知道，在明代二百七十年的乡榜中，岳州府仅有四名解元（1450年庚午科董廷圭，1459年己卯科刘大厦，1465年乙酉科方昇）。从第一位解元算起，时隔九十年，第四名解元谢登之才名于世，年方十九，在巴陵县是特例。后来终明一朝，也仅他一人。
才学再好、抱负再高，也不见得一路绿灯，人生的道路难免有坎坷。名动湖广之后的第一次进士出考，1544年甲辰科，被人看好的年轻才俊、登之和居正出乎意外双双下第。到1547年的丁未科第二次冲锋，登之为第二甲第十八名进士，居正则比他提前了九个位次，位居第九名。二十六岁的他两进京都，并且都是出考。服务于国计民生的理想变为现实，也就从北京城的书生到吏员身份的改变开始。
目前已知文物中，有登之“明永平府通判雨屏陈君墓志铭”这十三个字的手迹！这是嘉靖四十四年（甲子年），时任“钦差巡抚（应天）、南直隶右副都御史”的谢登之，为巴陵县的同科举人陈大为（字雨屏）所写墓志铭的篆文标题。刻于石板上，清晰可见，现存岳阳寿星园景区，为镇馆珍宝之一！
“天下同年第一亲”，这个同年是指同一年登科及第的“年生”。也是1540年在湖广武昌的举人考试中，登之与荆州府“江陵神童”张居正相识。出榜后的十月里进行了一场游学，彼此到对方家乡访问。当届岳州八名举人中，第一名的谢登之、第十二名的陈大为（35岁），与第三十名的张居正志趣相投最为亲近。
当年游学到陈大为家时，陈家接待的人叫陈燦。陈燦原本住在青岗驿观音坡（今岳阳县新开镇硃砂桥村陈兴隆内头屋），是寿星陈一发的第九代孙。他是三年前丁酉科的第三十四名举人，恰巧二十六岁的他这一年考进士黜籍，回到祖籍的寿星堂，一边在祖屋教书一边温书备考，就这样接待了嘉靖十九年的“新科举子”。
在宋翰林学士、元代隐士、寿星陈一发的故居，诸才子应邀吟诗作联，留墨寿星堂。
登之题“春随香草千年艳，人与梅花一样清”。从对前贤的赞誉中，体现了自己的谦恭和沉稳。也喻自己有梅花之清洁。
同为少年英雄的居正，他的气魄与气势完全有别：“二八芳华，我登乡榜、君入京师，励志人生同起跑；四旬偕隐，夫课蒙童、妻营疏圃，有情岁月共耕耘”。还有横批为“天下归心”，直接在文字中抒展了自己的抱负。陈一发十六岁入太学，张居正十六岁中举，故为“二八芳华”。“我”在“君”之前，好一阵时间惹得岳州文人不高兴，认为十六岁的省考比不上国家太学，居正这个娃娃太自大。“自古芳林新叶催陈叶，江水前波让后波，江陵张郎赛过巴陵陈翰林，这是好事”，登之为居正作解释。
人生随处有偶遇，更多的是“宿命”。登之与居正已经三次共应科举，三次命运相同。七年时间内，虽然只有三次相交，但首次会晤就互有神交已久、相识恨迟之感。俩人才学同等、心智相通，都以家国天下为己任。自第三次见面结束，就走上了不同岗位，心底里那份牵挂与祝愿，是满满的真诚与美好，这时的乡党加兄弟是没有间隙的，心纯如水呵。
陈燦由于前两房夫人早逝，与登之胞姐珍珠喜缔良缘。“除了郎舅无好亲”，陈燦与登之，内为姻亲，外为“砚友”。
奉献青春
登之仕途上的工作地，很长一段时间在北京。
1551年十一月初七（辛卯），是一个分界线与计时点。从那时起，登之从工科左给事中、礼科都给事中、太仆寺少卿到大理寺卿，在中央各机关间走了13年。总以为民勤务为国效忠的诚意和耿直投入在工作中。把事做到最好，是登之的追求。
1565年（嘉靖四十四年七月），“外放”到地方，以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去任应天巡抚。这一次，离开北京到了南京。应天巡抚任上，有两件事被记入了《明穆宗实录·隆庆元年六月卷》。
一是他追论湖广按察使王道行，对原苏州知府贪滥的失职。要知道，王道行可是登之家乡的现职父母官，他这虽然是对事不对人，但有点过于“唯公论”，缺少人情味。竟敢参劾家乡长官，登之的“这一块石头”，激起官场的一声声惊讶！
还一件事，是关于“以倭寇募兵增饷。今地方稍宁，宜将水陆军兵量为汰草，岁省粮费八万有奇”。这是关于“裁兵”的建议，兵部给予专题回复。
两年后的五月，回京任通政司通政使、工部右侍郎。其应天巡抚，由另一位“清流”海瑞接任。1570年（隆庆四年二月）十二日庚戌，以工部左侍郎巡抚山西。
仅四个月，调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掌院事。掌院事，就是一把手，上面的主管是北京吏部尚书高拱兼掌。都察院职责，是对高级干部的职能考察和评定。这一次，他“太义灭亲”对自己的亲姐夫，评定为“不谨”。这个考察结果是别的工作人员呈报上来，登之亲自签署意见后再报到北京的吏部。原本的经办人员，在等着登之这个负责人来对自己打招呼，就去撒回这份评定，没想到登之竟做到了“对亲人公事公办”。
第二年正月，处分文书下达。不谨，是可以原职不动的，相当于“限期改正后，即可撤销”。没想到姐夫陈燦主动请辞，很快获得吏部批准，着其“候职，等缺”。而陈燦的直接上司浙江左布政使，调顺天府尹后，不久进京，仅三年升到了工部尚书。陈燦这个不谨，是公文处置上的失误，其实是在上司指示下的为“上司背锅”。
他对姐夫的不包庇，同仁看在眼里，皇帝赏识在心里。特别是当时第一权贵高拱，又是登之顶头上司，意欲使其为己所用。秉公，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登之自入仕途一直这样做，从来不怕得罪了人，成了一个“铁面无私”的清吏。任职一年半，于隆庆六年正月二十丁丑日（1572）升南京刑部尚书。
不知情的人认为，在隆庆皇帝那六年间，登之的升迁与好友居正有关。因为这段时间，居正正是说得话起、是一个比较吃香的人物。其实不然，隆庆皇帝是一个有作为、有分析力、有决断力的人，他是基于登之的实际才能，给予中恳的认可和应有的历练。这几年，是亲历亲为的皇帝，对登之的信任。
这期内，居正在“紧跟高拱中”，朝臣中有份量的还是高拱，还轮不到居正来“排兵布阵”。居正是权力核心中的“小老弟”，还不敢显露自己的心思。因而，登之与居正，当时都在自各的努力之中，别无交集。要说，其时登之是受各方权贵所青睐。
从举进士到做尚书，是二十五年。实力派、能干派的登之，升迁算不上快。至少比学弟居正慢了很长的一段距离。这二十五年内，登之一味做事，被安排什么就干什么，没有想过要跑官。没有选边站队，不与朝廷任何显贵有私人来往，只做一个守规矩干实事的人。他是用汗水与智慧，换来的各界认同。居正则一边做事一边谋职，这是两人的差别。
晋京赴任
隆庆六年秋天，年幼的万历皇帝坐上了他父亲的皇帝宝坐。很快，明穆宗皇帝的托孤大臣开始了权力角逐。“老把式”高拱败给“嫩狐狸”，张居正成了“辅臣”。最开始，“一条鞭法”是高拱的主创，张居正很认可这种执政方略，在老上司已起步的基础上，便强力推进。
政治改革，主导人之下，是要很多人毫无保留、毫不畏缩地全方面坚决执行的。也就是说，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改革，需要一个核心团队来领导。团队中的“人事部长”和“财政部长”又是最关键的。一个管人，一个管钱，这两个人既是领队，又是后盾。
万历元年（1573），张居正选好了管人事的吏部尚书，在三个备选人中，他向皇帝推荐了张瀚。皇帝在选择人时询问居正，他的荐言是“品格甚高，文学政事兼长，实堪此任。出其不意拔之，疏远之中彼之图报，必当万倍恒情矣”。张相公来自南京工部尚书，属于平级“改任”不算是提拔。一试手，张瀚蛮得劲，不只是唯命是从，还能主动配合。
这时管钱的是户部尚书王国光，听话，但算不上亲信。正好思想上有波动，自个萌生了退意。原来，隆庆五年十二月王国光调京城时是户部尚书、总督仓场。可是在六年七月，却将“总督仓场”这份职调给了部下的左侍郎郭朝宾，心里当然不痛快。
张居正便打算顺势动他一下，决计物色一个“死党”来取代他。思来想去，他把目光定格在湖广乡友、南京刑部尚书谢登之身上。
其实王国光在南京时与登之甚笃，他调离恰好是登之接任，今又欲离，便也推荐登之。在居正心中，登之与自己同为庚子科湖广乡试举人，又同登进士，年龄相仿，早年交集中有互为信赖的基础。这些年登之在每一个岗位上，都是一步一个脚印，待人以实秉事以公，在近三十年的历练中以公正清廉出名，树立了崇高威望，在南京的国家机关里，既是青年才俊又是“清流领袖”，具备正面影响力和强力执行力，是新政的理想帮手。弱点就是骨头硬、认死理。不指望他变灵泛，只要高度服从就行。当然，也有一份担心，怕他是海瑞这种“花岗岩”不好用。赌上一把，于万历二年六月戊申日（1574年古六月初五），“改南京刑部尚书谢登之，为户部尚书、总督仓场”的命令下达了。
接到调令那一刻，谢登之考虑到了两个方面。一是朝好的想：张居正推行新政，是为了国家与民族，自己原本是支持他的。只要他还是当年的家国情怀，那俩人忠心辅主可成大业。第二是从坏的层面想：张居正急功近利，无所不用其极，而自己又不能依附于他，哪怕只要一次不太满意，那就会被对方作为“拌脚石”搬掉。轻则只牺牲个人，重则会连累家族。
是祸躲不脱。上文辞职不去吧，也是开罪了对方，明显成了“反派”。去吧，万一仁不成功不就，但求肝脑报国不祸及他人。是夜，他和姐姐姐夫（陈燦，时闲赋待职）一家小聚，翌日清晨便北上京城。大丈夫以日为年，上任没有择吉延碍。说走就走，为南京的同仁们省却了一杯践行酒！几天后，姐夫陈燦不再等缺，一家也回了故乡巴陵县，好让内弟登之免去牵绊，一心许国。
诣阙聆旨
回到了熟悉的北京（当时实际上的明朝京城，但是是文字上的“行在”）。
户部报到后，便去首辅衙门。闻报后居正出阶相迎。老朋友老政客相见，没有家常，开言便谈国事。
张居正直言不讳：主上尚幼，叨为首辅。时局并不可喜，需要革弊营新，为国增加财富、为民保守安宁、为吏赋予激情，是当务之急。没有大刀阔斧，就辟不开百年积弊。故而，图大局就得抛弃小节。不是本辅急不可待，而是时局之亟。前朝每一次变法维新，无不是疾风骤雨。要实现万历新政，多则十年之期！候主上亲政，便能面对太平盛世。
这番话，基本上是已收到的私信的原意，登之既激情澎湃又忧虑百般。从大局讲，张居正的施政方略确实切中时弊，利于国计民生。然而，凡事忽略过程只要结果，基层又会苦不堪言。高层办公室政策，面对全国十三个省和两个京都，执行时会有很多的“盲肠”在疏通上时间来不及，难免会逼着下层造假应付。这样一来，好愿境转变不成真现实。一句话，对认真执行的人，就要给他必要的时间。尤其是建设方面需要经费保障，又要羊崽长得好，又要羊崽不吃草，那是根本不可能的。自己在南京时就了解户部的家底，对新政实施的经费保障是明显不足的。改革的前提是不能增加赋税，要还利于民，满足其生存根本。
居正的焦虑所在，就是担心时间不足。原预估的十年，已过去二年啦。皇帝没有亲政前，自己的主张都有效。成年皇帝自然有个人决断，届时对张居正的观点，愿听则听，不愿听则否决。诚如张居正所言，成大事不能拘小节。作为具体办事的人，真的能这样吗？
对首辅的接风洗尘的安排，登之婉谢，说是改日先请辅臣，这是人臣之礼。辞掉酒宴，这个理由是充分，但双方心里都有一些不踏实。
早朝觐见皇帝。皇帝把“居正老师”给自己上的课，又上给了谢登之：爱卿啊，去岁冬月庚辰，元辅老师对朕讲，“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不难于听言，而难于言之必效”。卿多用心呵！
是呵，言之必效是每一个官员的期翼，总指望政令畅通。可是“和尚道士的经，句句是圣人言，却只能慢慢地念，根本急不得”。此际，谢尚书的循序浙进，与张首辅的雷历风行，主观上已经成为了一对“矛盾体”。这不是不服从，这不是不配合，这更不是不和睦。奋发图强是共同的目的，只是路径不同。一个要走水路，一路快速逆行到达目的地。一个要走旱路，该架桥的架桥该开山时开山。
中毒病逝
户部履新三月有余，将所有进出账目厘清，全体员工进入了新的角色。事，还是那些事。人，还是那些人。所不同的是，尚书这个一把手除了朝会，就守在机关，其他员工自然振着了。以往的吃请风气一下子无影无踪，在这百来天内就是早晚上下班，中餐吃机关，基本上已经在外“间荤”了。
三个月内，第一条便是改变公文呈办环节，以减少一些“反复”以提升效率。这个得到了圣上批准很快执行，后来多年都是“登之模式”，只是栽树的是一个，摘桃子的是另一批人。
十月马上要进入小阳春的季节，无任何征兆下在酝酿着一场暴雪。人祸，往往大于天灾，比天灾更出其不意。
那晚，户部的右、左侍郎，又受到了首辅大人的召见。得知户部工作焕然一新，历年收支明白在册，尤其是谢登之对各种清欠断然决策，已铁面追回十之五六，所剩者已用文字保证的方式约期入库。张居正渭然长叹：解元老兄，果然是真才实料，人才难得。
人才再难得又能怎么样，不能为我所用呀！然来，好几次朝会，谢登之没有直接呼应张首辅的提议，言官们已看出谢与张不是穿同一条裤子的人。还有就是首辅的几次批示，户部没有立行立办，在按程序走着。张居正心中恼火，明面上却默不作声以观后效。
在三个月内，既然割断了嘉靖一朝四十余年的“财政尾巴”，那谢登之就是“多余的人了”。一个月的蜜月期、三个月的观望期都已过去，首辅已经“厌旧”了。换血之前，他要“血祭”啦！是夜，三人密谋除谢，张居正作了精细部署，交由两个侍郎去执行。
身边出了内鬼，谢登之全然不觉。也难怪，自己一门心思在为国家财政增收，根本没有关注工作之外的事。再说根本没有料到天子脚下如此藏污纳秽暗流汹湧。
第二天，也就是农历九月十八日傍晚下班，左侍郎提出，尚书您到任这么久啦，下官还没有尽过地主之仪，这个礼还得补上来。
户部门外三百米处有一个酒店，“九天飞凤”是一道最新招牌菜，就是老母鸡加二味新鲜中药，是新研究出来不久的养生上品。鸡，饲养九十天到一百天之间，故冠名为九天飞凤。新鲜药草，是当天采当天用，而且是适量则补，过低则无效，过度则有毒。这里的大厨，经过试菜，火候已把握得炉火纯青。由于成本低，算得上是物美价实。左侍郎作为“老北京”，向近来一心扑在工作上，从不接受宴请的谢登之介绍说，自己前几天享受过一次了哟。
物美价实？正好来京之后还欠着张首辅一场宴请，是该去兑现了。要不先去看看，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自己带过头，为以后必要的工作交流餐作过示范。
这道九天飞凤，保管首辅老爷还不知情。右侍郎忽然“凑”过来搭话，因为每个单位都在创造特色菜，以为宴请首辅作准备。
呵，还有这样的事？北京风气还真有别于南京呀！谢登之似乎在打趣。
这已经是公开的密秘了，历来如此把。我们户部以前也常被人请，但凡来办款项，一餐饭嘛不说是人之常情，至少也是惯例。只是您来后就歇了一阵。
然来如比。没有半点防患的谢登之，一抬脚就进入了圈套。听到“药量过度则有毒”这句，把心头仅存的一点戒备也压下了。是呵，对方主动说到了“毒”，又是共事几月来的第一餐饭，自己又还没开罪过他们，应该没有理由毒害自己。
大家早就知道谢登之是“叫花子做官，穷怕了”，一惯节俭。三个人点了五个菜，二荤三素，这是谢登之来时的约定。左、右二侍郎合伙请登之这场迟来的“洗尘宴”，一左一右入席。
“九天飞凤”端上来，传菜的是主厨。说按官家分咐，只做了一小份，半边鸡的一半。左侍郎掏出银针，在鸡汤中一探，银针如故。好啦，开餐。
左右侍郎说，这九天飞凤，店里已请我们试菜时品过味啦。又还只有几天，应该还没有好好消化和吸收，补性不宜过急。今晚又只有一小份，您就慢慢小勺，我们吃其他的菜。待到请首辅老爷时，备了大份后，我们再分享也不迟。
这个场景，看不出什么玄机。谢登之就依俩人所言，既然两位如此美意，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尝了一小口汤，口感是有些特殊，开胃、清心。这是一次只有三个人的工作餐，登之提出回家，便散席了。重回京都后的第一次赴宴，很随意地完成。
殊不知，大厨所做的这份汤，早被掉包，被“如厕”时的左右侍郎偷偷犒劳了肠胃。而端上桌的那份，是用另一种极为相似的药草，吩咐另一个厨子做的。这种药草，不特别用心是难以分辨的。与银针上带的毒相配，就形成了“君臣一梦”的奇毒。二十个时辰后毒性发作，两个时辰内死人。只有配药人才有解药，并且只有服用几个时辰内才有效。
这个计划，神不知鬼不觉，只有密谋的三人知情。
第二天，一切正常。登之去首辅衙门汇报，并约请首辅赴宴。张居正说这两天已排满了，三天后一定到户部，为兄长站台撑门面，以奖励这三个月的辛劳。
第三天上午，登之收到姐夫从巴陵的来信说，还记得嘉靖十九年你住寿星堂那晚，梦里见到寿神，老人说的“甲戌酉月，龙翔九天，遇凤则飞”的谒语吗？你赴京后你姐一直心神不宁，担心你出事。事应今年，但这个“飞”不兆辉煌腾达，安全是当务之急。
遇凤则飞？凤飞，飞凤。“九天飞凤”？大事不好，自己被下毒了。谢登之猛然醒悟。
随即写遗书“为父大意，故有所害，我儿保重”。以急件公文送到御史艾穆家，但愿艾御史拆书后会转达到女儿。知道此际自己已被监视，家人出得了门，而出不了城。只有以公文去艾御史家才无恙，对方会忽略。艾穆是平江县人，俩人算是岳州乡友，刚好前几日造访过户部，权宜之急是唯一可信之人。
谢登之与夫人方氏，育有一女，有才华性刚毅。嫁入孙家，婿家也在官场，她一旦强为父亲出头，难免会反遭所害。因为对方是“天”，是一下子撕不破的天。至于男儿，其性温顺可保无妨。
再传左右侍郎，自己毒发，命其办案。叮嘱“厨非真凶，不可深究，更不可害命”。言毕七窃出血，救治无效于傍晚病故。明知左、右侍郎是下毒之人，但此时已回天无力，只好点醒他们莫再害无辜。
从食用九天飞凤，到毒发逝世，不足二十四个时辰（48小时）。对方把药量拿捏得很准，没留任何痕迹。
国家专案组
张居正“惊闻噩耗”，来户部坐镇督办。组成刑部主办，户部左右侍郎协办的专案组，限期三天破案，刑部尚书王之诰亲自参与。厨师自知承认是死，否认也是死，谁让对方出事的是一个尚书呢？当即被判宰立决。幸好，只厨师一人领死，其他人轻判下狱，没有祸及家人。
“主持查凶的人，就是真凶”，京城官场知情人都明白这一点，只是说也无益，更不能说呵。首辅所要求的“言之必效”，在户部没有立即执行，还在依程序而行，你焉能活命？
讳莫如深，是官场心态。大家都知道，这是首辅在杀一儆百宣示特权。谢尚书个人是牺牲品，于万历官场却是“清醒剂”，警醒了职场。
刑部因查案需要，搜查了谢登之家。柜中仅只衣服，家中并无现金、余积。已经是一击致命，没必要再多做手脚。
张居正抚着被毒害的遗体，泪流满面。是忏悔的眼泪？还是高兴的眼泪？只有他自己知道。
己巳日（十月初五），“给总督仓场、户部尚书谢登之祭葬”。朝廷，给了谢登之应有的尊严。遣官祭葬于岳州巴陵县城南外金鄂山。张居正送钱给谢登之家人助其治丧，还博得了一个“美名”，记入了官方文献，这就是高手啊！
八十六岁的退休户部尚书方钝，来看谢登之：我方家的好女婿，大明的栋梁才，就这样夭折了。巴陵地土薄呵。
病中的退休南京刑部侍郎方廷颐，来给比自己年轻而又先去的谢登之送别：“唉，政治是把无情剑，不伤自己便伤他人，可惜也，可悲也。”
户部这边，工作不能停啊。张居正有一副好手腕，让任何人都看不出破绽。首先，让户部左侍郎总督仓场。对于有欲望的人，“总督仓场”这是一份大权。对社会而言，前有先例，不怕别人评判。第一个“帮凶”，给了一块大大的肥肉，塞住了嘴。对原已降职的右侍郎，官复原职。这次“扫障”吃了亏，还你原来的现官帽，这份回报是够重的了。
至于户部尚书职务，“除谢”的两个主角谁都别想。让原任尚书王国光复职，以堵天下悠悠之嘴。前车有鉴啊，这可是生命的教训。王尚书二话没说立马复职，再一次与首辅大人打起了配合拳。
冤怨两清
谢尚书女儿坚持为父申冤，要求惩办真凶。刑部尚书王之诰劝慰：早在南京时，我与令尊便是同仁并且私谊甚好。今令尊早逝，我们哀叹。哪怕你所猜疑的举报的下毒人，事实上是真凶，从证据层面讲，疑罪从无，是不能作真凶的。虽有事实，却无证据链的“真凶”是无法法办的。王尚书不是打官腔，更不是推脱责任，他必须依法办事呀！
直到八年后，张居正受到追究，谢尚书女儿才停止申冤。八年鸣冤路，何其之长，何其之艰？一个女儿心中的滴血，又岂能打动那些泯灭良知的人哟！
世事有轮回。1582年六月二十日，张居正也因服药过度而中毒身亡。没过久，万历皇帝对已亡故的张居正，拍下了狠狠的一巴掌。
姐姐姐夫来祭奠登之：贤弟啊，让你“食物中毒”的那个人，终于自己把自己毒死了。为你伸冤，我们无能力力，也没有去做无用功，想必你也不怪。这一回，他也下了九泉，你们间的恩怨情仇，至此了结啊！
标签： 明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