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条鞭法”是明朝内阁首辅张居正在万历年间极力推行的一个改革，但是被我们许多人忽略的是早在明朝嘉靖十年，“一条鞭法”的思想首先由桂萼提了出来，但是因为间接威胁到众方的利益，受到了重重的阻挠，“一条鞭法”也算是为他人做了嫁衣。“一条鞭法”的主要内容包括税制方面的改革和土地方面的改革，它很好的缓解了社会矛盾，在改革推行期间，明朝国库的经济收入大增，而且还推动了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但是“一条鞭法”始终还是没能挽救明王朝的颓败之势，原因是什么，这还要从张居正说起来。
“一条鞭法”改革的社会背景是明朝中期，相对较少的地主阶级却占有了绝大多数的土地资源，土地兼并现象非常严重，数量庞大的农民却没有土地耕种，我们知道，土地是关乎国家命脉的重中之重，当农民没有土地耕种，他们就失去了生存的根本，没有了粮食收入就没有了交税的财物，只能四处流浪成为流民或者成为手工业从事者，流民问题是一个很让人头疼的问题，他们就相当于社会的不安定因子，时刻准备引起一场动乱，中国古代社会王朝的颠覆往往以流民为开端。
明朝时期，特别是张居正做内阁首辅的时候，明王朝的官僚机构非常庞大，王室也很腐败，特别是在嘉靖皇帝上台之后，明朝官场风气变化可谓是天翻地覆，士大夫们上至首辅，下至小吏，官僚无一不贪，当得到朝廷下发的肥厚差事的时候，会高兴到宴会庆祝，因此也就有了“谁贪得多，就是谁能力大”的这种病态的观念，在官场上，官僚形成鄙视链，越是清廉的官员，越会遭到排挤和弹劾，清官几乎无法在乌黑的官场生存，在这里，海瑞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面对吏治腐败这个关乎朝廷和社会安稳的现象，身为内阁首辅大臣的张居正却坐视不管，当然，他也觉得自己没有办法管，要夺掉一个人的蛋糕，无非是和一个人撕破脸，要夺掉一群人的蛋糕，就是死无葬身之地。
但是明朝社会的实际情况就在明面上摆着，上面我们讲到的流民和土地问题，地主对土地的把控让朝廷收税变得十分困难，朝廷国库亏空，皇室的花销就出现了短缺，与皇帝最亲近的大臣，非张居正莫属，皇室的压力就直接下压到了张居正身上，他不得不采取办法，进行改革，起码要缓解税收的当务之急，但是又不能直接断掉众多官吏的利益，于是他就采取了一个更为曲线委婉的办法——改革，于是“一条鞭法”就这样被推上了台面。
“一条鞭法”首先在税收最重、经济最发达的直隶地区推行，也就是今天的江苏、安徽一带，张居正下令对全国的土地进行丈量，在土地资源的基础之上，推行一条鞭法，主要内容有三：一是将徭役和税收合并，即两税合收一种税，这种收税方式就减少了银子在各级官吏手中的流动，也就减少了一定的贪污；二是将赋税和徭役直接下发给人民，不经过各级政府，和第一点的道理一样，减少中间环节，直接与土地耕种者交涉，三是征收白银，即所有的赋税和徭役要交的钱，都用白银的形式收上来，因为在此之前，是可以交实物或者交铜钱的，但是实物和铜钱如果要运输到朝廷的话，要花费很多的人力和物力，且这些物品在运输过程中极易损坏，不管是运输成本还是储存成本都十分高昂，四是直接收取、直接运输，税收由国家派专门的官吏收取，这一点相对来说可以确保官吏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上面说到了“一条鞭法”的好处有这么多，可为什么还是不能挽救败局呢？问题就出在张居正的急功近利上，在土地清丈这一环节中，张居正对普查情况首先定下了考核标准，并对清查土地多的官员实行奖励政策，这样一来，各地的官吏会想尽办法，土地清丈环节中不免出现众多的欺瞒、冒功现象，按照当时的法令，荒地开垦三年之后需要交纳税款，但是如果将新开垦的土地立即纳入清丈范围，农民的负担就会进一步加重。对于这件事，一部分地方官员却开始绞尽脑汁，贪鄙之人便会逼迫农民承认新地是熟田，在这种情况下，丈量土地就是抢夺财产。
在清丈环节就出现了问题，那么之后的税收工作就难免会延续之前的弊病，新疾和旧疾一起发作，清丈土地实际上是确定了地方向朝廷应交的税款，它带来的直接影响就是国家的收入增加了，但是这种增加是带水分的，而应交的额度却不能随意更改，不管地方的土地质量是怎样的，该交多少必须要交多少，地方官员为了保住自己的一官半职，不会减少上报数量，但是现实情况是在“一条鞭法”推行之后，耕地的数量减少了，但是为了确保税额，官吏只能提高税率，提高税率便会有人放弃土地，放弃土地便又会提高税率，由此形成一种恶性循环，流民情况实际上是有多无减。
在“一条鞭法”推行之初，往往是新官上任三把火，地方官员可能会“安分守己”些时日，但是当时间一长了，就会出现问题，特别是在张居正死后，“一条鞭法”的推行没有了主心骨，再加上明朝原本的社会问题、吏治问题、税收问题，各种稻草一摞一摞地叠加在旧病难医的小毛驴身上，当一有其他不可抗力或者突发情况，王朝就非常容易被颠覆，比如，出现粮荒之后，最基本的“肚子问题”得不到解决，那么就会有反抗运动的发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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