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到中年，心宽体胖，懒病发作。
以往，想到什么事情，拉开键盘直接码字。
如今，无论想到什么，都提不起干劲去做。
2016年，7月
又是一年最热的时候。
也是学生们放假的时候。
也就是说，是学生们有空的时候。
也就是说，是学生们有空上网的时候。
有关袁崇焕的话题，又一次热了起来。
想想也不奇怪。学生，是受金庸老师《鼻血贱》误导最厉害的一个群体。别的不说，以老六自己为例，老六的中学同学、大学同学，至少90%以上看过金庸老师的武侠小说，因此，学生里头的绝大多数对《鼻血贱》里有关袁崇焕的说法深信不疑。
可以说，金庸老师的武侠小说《鼻血贱》及其附在后头的《袁崇焕评传》实在是毁人不倦，流毒无穷。许多人成为袁粉的时候通常没看过阎崇年在《百家讲坛》的表演，没接触过我犬清皇帝对袁崇焕的翻案，但绝对看过《鼻血贱》。
第一印象的作用非常顽固，哪怕这个印象是错误的，要纠正过来恐怕都要花十倍以上的时间精力。
作为毛文龙吧的吧主，在暑假之前居然没充分意识到这一点，居然没针对暑假做出充分的安排，在论坛热闹了之后才反应过来，不能不说是一种失职。
既然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了，就开始补救吧。
虽然没有金庸老师那么优秀的文笔，但老六我自信对历史的态度比金庸老师严肃得多，尽我们袁黑最大的能力，把金庸、阎崇年老师造成的恶劣影响尽可能地消除掉，让尽可能多的网友了解真正的袁崇焕，和明末那段真正的历史。
之后几年，老夫就一直在码字，顺利时进度很快，一天就是几个章节，卡壳的时候，几天码不出一个章节。
渐渐地，老夫觉得不对了。
原来，袁崇焕并没有老夫动笔时想象的那么坏，他只是明末官僚体系里的一份子，只是一个关键环节，许多在我大清时代被掩盖了的罪行，其实并不是他袁崇焕一个人的罪恶，而是整个利益集团的罪恶，在袁失去利用价值后，利益集团将袁抛出去给崇祯撒气，然后把所有的罪恶都栽到袁崇焕头上。
典型的，就是矫制谋杀毛文龙，在这件事上，袁崇焕并不是躲在幕后谋划，而是自己赤膊上阵，率领特种部队跑到东江镇控制区进行斩首作战。
充当杀手的，能是主谋吗？显然不可能。
袁崇焕其实并不是明王朝灭亡的元凶巨恶，他只是揭开明末诸多乱象的一个关键人物，他做的事情，尤其是矫制谋杀毛文龙的罪行，这些年来被所有的人注意到，相关史料被彻底挖掘出来，再也掩盖不住，以他为突破口，就有可能顺藤摸瓜，将明末诸多乱象一个一个地挖掘出来。
思路理顺了，让我们开始行动吧。
第一部分、伪大的“民族英雄”
摘录一段某论坛有关袁崇焕的讨论：
标题是：
北京人吃过民族英雄袁崇焕的肉！！
来自: 茗莜(纷飞的妖艳、迷了谁的眼？) 2014-02-14 20:01:44
袁崇焕是明末杰出军事家、爱国将领，曾任兵部尚书、右副督御史、蓟辽督师等。在任辽事期间曾多次击败后金军的进攻，阻止后金军南下。
他曾筑宁远城，屡次击败后金（清）军的进攻；六获宁远大捷，至努尔哈赤受伤死；在宁锦大败皇太极。崇祯二年（1629年），后金军绕道入长城进围北京时，时任兵部尚书、督师蓟辽的袁崇焕，星夜弛兵回援，并于广渠门外大挫后金军，解除了北京的险境。其后，皇太极施以反间计。崇祯皇帝中了反间计后，将袁崇焕投入狱中。第二年的八月，以"谋叛欺君"的罪名，处以磔刑，被肢裂于"西市"。由于一般的老百姓并不知道事情的真相，还以为真如诏磔所言，袁崇焕勾结后金军，通敌卖国。故而当时是对袁恨之入骨，“将银钱买肉一块，如手指大，啖之，食时必骂一声，须臾，崇焕肉悉卖尽。”这桩千古奇冤的案情，直到清朝乾隆年间修《明史》时，才得以真相大白于天下。
茗莜 (纷飞的妖艳、迷了谁的眼？) 2014-02-14 20:07:15
据说袁崇焕是中了皇太极的计，被崇祯凌迟处死，就是所谓的活剐，一刀一刀地把肉给割下来，当时的北京人不辨是非，都很愤怒，恨死了袁崇焕，有些书生就生吃活剐下来的肉。
Sir Carlos (马赛克就是我道德的底线(正信)) 2014-02-14 20:08:32
这有什么呀。文革中国人民还争着刨祖坟呢。。。
年华 (三十而立) 2014-02-14 20:08:39
人性本来就没什么纯粹黑和白，历史层面的细节哪能那么准确，不管怎么说，擅杀毛文龙这事，是他不该做的事情
云水 2014-02-14 20:35:24
袁崇焕一个无能庸人，配不得英雄二字。
安达卢西亚 (又想起故人) 2014-02-15 00:11:52
这标题太耸动了，我也来一个：陕西人活埋了40万河北人
网络上有这么手湿：
完美英雄袁崇焕，
公认千古第一冤。
愚民啖尽忠良肉，
天罚侍清三百年。
袁崇焕是经过八个月的审判后被依法处决的，可当时北京城的百姓，却成了愚民加暴民，而当时的皇帝崇祯，成了昏君加暴君。袁崇焕的老家——X都的袁崇焕纪念园，专门还做了个“崇祯垃圾箱”，这垃圾箱是崇祯的塑像，塑像两手上举，摆了个上吊的POSE，上面写着：“我系崇贞(注：错别字原文如此，估计是想别人认真的时候不认帐)，祖先社稷，巍巍大明，因我多疑，自毁长城！错杀崇焕，奇冤铸成！后人有眼，敬底澄清！尤想当年，痛苦悲鸣！圣旨下令，崇焕爱卿，备受尊敬，大官庶民，行礼立正，故园胜地，保持清净。”他中间开了一个窟窿，是垃圾箱入口。
此二图被好事者转到元清吧，那里的人说旁边应该有棵树方便崇祯上吊，然后有人又去了某纪念园，发现旁边还真有棵树：
袁崇焕是怎样从一个巨额财产来历不明的腐败分子、践踏国家法纪谋杀己方将领、饿死无数己方军民的杀人犯变成所谓的“民族英雄”的，崇祯皇帝是怎样变成“昏君加暴君”，北京百姓是怎样变成“愚民加暴民”的，这个过程要说起来话可就长了，长得老六想想工作量都头皮发麻，估计看的人也没几个有耐心看完。
得，开工吧。
第二部分、明朝部分：
一、辽饷利益集团的形成和这个利益集团的组成部分
1.将门是什么的干活
要想弄清楚明末袁崇焕的那些事，先得弄清楚当时的局势。
先说明朝这边：元末，中国人人分四等，黄金家族故意挑拨民族矛盾以压制阶级矛盾。只不过中国人没那么蠢，很快就爆发了白莲教领导的民族独立战争。起义军中的一部朱元璋部发展了起来，最终推翻黄金家族的邪恶统治，建立明王朝。
朱元璋是个有一定理想的封建帝王，他并没有耽于享乐，相反，他把百姓的利益看得很重，尽可能减少百姓的负担，因此，当他知道国家每年的税收有可能超过两千万两时，在这个位置划了条线，下令就收这么多，多的他也不收了。
必须说明的是，收上来的这两千万两，并不是用来发放军费的，朱元璋是底层P民出身，官吏啥德性他最清楚不过，建立军队的时候，就觉得出粮饷养军队非常不方便，收税的时候官吏就得腐败一把，搜刮上来的钱粮有多少落到皇帝手里还两说，皇帝再把这些粮饷发到军队手里的时候，还得被文官武将瓜分一遍，真正落到丘八手上的能有多少，老朱心里实在没底。
于是朱元璋整出一个没办法的办法：干脆划拨一批土地给军队，让军队屯田，土地里产出多少粮食，军队就有多少粮饷。然后朱元璋得意地说他养了百万军队不需要百姓出一粒粮食。
问题出来了，首先这种军队在现代人看来也就类似于“生产建设兵团”。但“生产建设兵团”毕竟不是野战军，许多野战军的干活“生产建设兵团”是做不了的。
明初的将门，随着卫所制的腐朽、军户的大量逃亡、几代下来继承人的退化，实力削弱得差不多了。能撑到最后的，印象里只有云南沐家，就是那个“木头泡在水里，成了烂木头”的那家，其他的，实在想不起来了。
这还罢了，关键是，当时的管理体系，无论是技术上还是制度上都不可能有什么效率。想想看，没有电报、电话、传真、网络之类的手段，消息从地方传到中央，指令再从中央传到地方，这延迟就已经很可怕了。所以地方上许多狗皮倒灶的事情，上级管理部门莫说不知道，就算知道了，也只有干瞪眼。
李治亭在《吴三桂大传》里有这么一段：
辽东地区是从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起，皆令屯田自食。《明太祖实录》，卷233。江苏国学图书馆本，下同。每一军士给地50亩，至永乐初年，全辽25卫，屯地已达25300余顷，屯粮一年可收入716000余石。《明宪宗实录》，卷244。应该说，这种以守军耕种的屯田法在一定时期收到了效果。但是，好景不长。广大军士辛苦耕种的土地和收获的粮食逐渐被他们的直接统治者——各级将吏、地方大员任意占种和侵夺，屯田制遭到破坏，而夺占耕地者迅速富裕起来。这些夺占者有镇守都督、都督同知、都督佥事、总兵官、副总兵官、都司指挥使，就连那些千户、百户等低级官吏和他们的子弟也敢于侵夺。到正统八年(1443年)，实行屯田才几十年，朝廷大臣们就惊呼：沿边各将吏“广置庄田，私役屯军，改挑渠道，专擅水利，又纵下人占种膏腴屯田，是使军士怨嗟，民政废弛”《明英宗实录》，卷103。这是说，驻守边疆的将吏们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都私自设置自己的庄田，霸占水利设施，夺占肥地、好地，随意役使部属军士为他们耕种，收获全部归己。
明代的边防军多由罪犯充任。列居九边之首的辽东，戍边“军士多以罪谪戍”《明太祖实录》，卷244。他们被加上各种重罪名目而充军到辽东，编入军队。一年到头，他们除了修城、担任守卫，主要任务就是从事屯田。他们真正成了当地各级将吏的农奴，他们的份地随意被夺占，他们的收获物可以随意被征收或全部没收。据正统十年（1445年）报告：辽东都司卫所官员“近年……多私役军余，将膏腴者耕种收利入己，硗薄者拨与屯军，有名无实”《明英宗实录》，卷127。成化十三年（1477年），辽东“近城各卫，膏腴田地多被卫所官员富豪占种”《明宪宗实录》，卷161。明中叶以后，夺占军士土地的情况更为严重。以嘉靖八年（1529年）为例，这一年就连续揭发了镇守辽东的镇守太监白怀、镇守总兵麻循、监枪少监张泰、镇守辽阳副总兵张铭，以及分守监丞卢安、参将肖滓、李监、游击将军傅瀚等一大批人，“各占种军民田土，多者二百五十余顷，少者十余顷”《明世宗实录》，卷101。按当地标准，1顷为100百亩，占地250余顷，合25000余亩；占地10余顷就是1000余亩。万历初年，张居正当政，清丈土地，在辽东清查出被侵占的屯地共8390顷，屯粮是199840余石。《明神宗实录》，卷122。以辽东历年屯田最高额永乐初年的253000余顷做比较，到这时，被当地官员将领侵占的土地已在1/3以上！
到万历末年，屯田遭到进一步破坏。大学士叶向高指出：在洪武、永熙年间，辽东屯粮达70万石，而此时才17万石！他特别指明辽西地区“屯堡萧然，十室九空”《明经世文编》，358页，“清理辽东屯田疏”。军屯民地，都被当地统治者收罗一空。天启时，当是吴家蒸蒸日上，财源滚滚而来的时期。天启五年，朝廷披露榆关即山海关外各镇将侵占屯田的情况：这些人把“各处膏腴瓜田弥望者，皆镇将霸为养廉，远而硗者始为军屯。屯之利在武弁，不在朝廷”《明熹宗实录》，卷60。这里所说山海关外，就是指中前、中后、前屯至宁远、锦州这一地区。这份材料没有指名道姓参奏，说明各镇将的不法行为，已成为当时非常普遍的情况。凡是好地、肥地，都美其名曰“养廉”而加以霸占。所谓“养廉”，是指朝廷为照顾地方官吏的生活，于正常俸禄之外，另拨些耕地，其收入或粮折卖成白银，均归入他们个人所有。这种办法，是使他们获得足够的物质利益，不再盘剥百姓，保持为官“清廉”。他们就以“养廉”的合法名目，多占侵好地，把那些距离远、土质又很差的土地派给兵士去耕种。所以，有识之士痛切地说：屯田之利已转到武弁即各镇将之手，朝廷再也不会得到丝毫好处。
镇守各边的总兵等各级武官将吏，拥有很多土地，他们自己是不种田的，以当地防军为廉价劳动力，大批役使他们为自己种私田。这种情况，在辽东地区早已是普遍之事。这些地方将吏靠役使广大士兵做无偿的劳动，获取了巨量财富，便以部分资金转入到经商、开矿、捕鱼、采木等行业，迅速增殖财产。
也就是说，早在东林水军集团把明王朝财政搞破产之前，那些都督、都督同知、都督佥事、总兵官、副总兵官、都司指挥使，以及那些千户、百户等各级军官就已经把老朱家划拨给军队的土地瓜分净尽了，换句话说，就是军队最主要的粮饷来源被断了。为虾米“军户大量逃亡”，说穿了就是他们已经丧失了土地，成为农奴了。这时候，养军队的粮饷就成了老朱家朝廷的计划外开支。
到了明末，一切已经没法收拾了。引用一段被今天许多人多次引用的史料：
《沈馆录》，卷7，2840页。
上(崇祯)曰：卿父子之兵几何？
襄(吴襄)曰：臣罪万死！臣兵按册八万，核其实，三万余人，非几粮不足以养一兵。此各边通弊，不自关门始也。
上曰：此三万人皆骁勇善战乎？
襄曰：若三万人皆战士，成功何待今日？臣兵不过三千人可用耳。
上曰：三千人何以当贼百万？
襄曰：此三千人非兵也，乃臣襄之子、臣子之兄弟。臣自受国恩以来，臣所食者粗粝，三千人皆细酒肥羊；臣所衣者布褐，三千人皆纨罗纻绮，故臣能得其死力。
上曰：需饷几何？
襄曰：百万。
上惊曰：即论三万，何用多饷？
襄曰：百万犹少言之也。三千人在外，皆有数百金(亩？)庄田，今舍之入内，给何地屯种？额饷少十四(个)月，作何法请补？关外尚有六百万生灵，委之非算，今驱以同入(关)，用何道安插？推此而论，百万(两)恐不足以济，臣何敢妄言！”
上文中对话的两位，“上”是亡国之君崇祯，“襄”是辽西将门的杰出戴表吴襄。而这个辽西将门，是明末将门中的典型。
吴襄口口声声“非几粮不足以养一兵”，还说这是“此各边通弊”，可当初老朱家划拨给军队的土地哪去了涅，吴襄不打自招：“三千人(吴氏家丁)在外，皆有数百金(亩？)庄田”。
然后吴襄得意洋洋地声称“此三千人非兵也，乃臣襄之子、臣子之兄弟。臣自受国恩以来，臣所食者粗粝，三千人皆细酒肥羊；臣所衣者布褐，三千人皆纨罗纻绮，故臣能得其死力。”吴襄自己有没“所食者粗粝”、“所衣者布褐”不好说，但他的三千狗腿子确实是“皆细酒肥羊”、“纨罗纻绮”。
这些人是什么人呢？看看追随吴三桂从一片石打到中缅边境，将明王朝最后一个皇帝活活绞死，然后又跟随他造康麻子反的人们：混得好的如胡国柱、夏国相、郭壮图、卫朴是吴三桂的女婿，吴国贵、吴国正之流是吴三桂的干儿子；郭壮图又是吴三桂的长孙吴世璠的岳父；吴国贵的女儿外号“八面观音”，是郭壮图的儿媳妇……
也就是说，国家先是划拨土地养军队，土地被各级军官瓜分为私产，士兵成为各级军官的农奴后，军队已经腐朽。这时候要打仗了，发现大头兵拿不到粮饷，无论是打倭寇还是对付蒙古人，以及之后对付后金，都得额外发军饷。于是国家捏着鼻子收税。
这个时候，自由民的土地已经被各级官僚瓜分——说穿了，就是百姓把自己的土地挂靠到官僚士绅名下，向官僚士绅交纳一定的费用以逃避国家的税赋，这些“聪明人”不交税了，剩下的傻瓜就得把聪明人要交的税给补上，于是形成恶性循环，官僚士绅名下不交税的土地越来越多，自由民名下交税的土地越来越少，自由民的负担因此越来越重。在此基础上，各级官僚以收税为名额外搜刮若干，同时，发放军饷时，各级文武官僚还要瓜分若干，P民被搜刮——有意见；士兵拿不到足额粮饷——要骂娘。
这个时候，各级官僚和军队里的各级军官，起的是反格命两面派的作用，文官一面煽动P民骂皇帝苛捐杂税，一面自己中饱私囊，军官把军屯的土地全部瓜分完之后，一面骂皇帝发的军饷不够，一面克扣军饷、养家丁。
于是这些骂名，全是老朱家皇帝担了，于是老朱家皇帝是二师兄照镜子——里外不是人。
对此，老朱家皇帝一点脾气都没有，因为皇权的基础——暴力体系出问题了。所谓的暴力体系，无非就是军警宪特。这里头，当时的警基本就是六扇门里的鹰爪孙，为各级官僚控制，宪特在当时叫厂卫。厂卫体系倒是皇帝通过太监来控制，只是太监也被渗透了，尤其是崇祯年的厂卫体系，领头的曹化淳、高起潜之流已经跟官僚体系沆瀣一气，高起潜更是直接被辽西将门集团拉拢过去，著名汉奸吴三桂在投敌前就是高起潜的干儿子。
军队的局面就更加糟糕。
大明朝廷施行的是强干弱枝政策，摆明了不信任京营以外的军队，从于谦时代开始就明确规定外军不得进北京城——免得你玩“清君侧”啥的搞571工程。要命的是皇帝绝对信任的京营，却也被官僚机构腐蚀得极其彻底，京营掌握在勋贵手里，若干年下来已经被瓜分得差不多了，后来京城的官员和太监也来分一杯羹，许多官员和太监的家政人员，都占着京营的编制领公务员薪水。
——不知不觉中，皇帝作为反洞统治阶级的最高首脑，却已经成了光杆司令，手里没兵，只有若干太监和特务(可靠程度存疑)，所以文官不听他的，将门不听他的。好笑的是，终结皇权唯一能控制的太监＆特务集团的，是大明皇帝崇祯，八千女鬼魏厂公上吊后，崇祯连他的尸体都不放过。
九边军队就更加不听话了。皇帝养的，基本上是将门的家奴私军，大头兵吃都吃不饱，军官把克扣下来的军饷拿去养“家丁”。所谓家丁，就是军官的家奴，家奴里头混得好的，被军官认作干儿子，干儿子也养家奴，认干孙子……有些还当了军官的女婿，比如胡国柱夏国相郭壮图卫朴之流……干儿子干孙子之间彼此联姻，比如祖大寿的妹妹嫁给儿子都已经很大的吴襄，郭壮图又是吴三桂的长孙吴世璠的岳父；吴国贵的女儿外号“八面观音”，是郭壮图的儿媳妇……通过裙带关系勾结在一块，形成了一个畸形杂种——将门集团，也就是说，国家的粮饷养肥的，是各级军官的家奴私军，这些人就算把明朝皇帝干掉也毫无心理负担——永历皇帝就是被吴三桂的干儿子吴国贵用弓弦勒死的。
《红楼梦》里贾史王薛四大家族之间复杂的关系，就是那个时代的缩影。嗯，据说78年恢复高考的时候有道考题是《红楼梦》里四大家族是啥，有人答“蒋宋孔陈”，好笑的是，蒋宋孔陈的模式和贾史王薛大同小异。
谜底在袁崇焕伏法多年后揭开
由于史料缺失，由于史料里明清各方都或多或少地撒谎，把各种事件的责任赖给失败者，所以，老六在写本文的时候，许多时候都是根据结果反推，谁得到的利益最多，谁的嫌疑最大。
即便如此，老六依旧走了许多弯路，绝大多数时候，老六都一直认为，袁崇焕和他背后的斧拜集团如此疯狂，是为了明王朝每年近六百万的巨额辽饷，因此，老六将这个斧拜集团命名为“辽饷利益集团”或“辽饷党”。
直到前此文写了一年多，明朝部分已接近尾声的时候，老六才突然发现，这个斧拜集团格局之大，利益之复杂，远远超过了老六的想象。
原本的计划是，写完大凌河围困战和吴桥兵变后，简单介绍一下黄台吉追杀林丹汗之战，明朝部分正式结束。
吧里的朋友对此不大满意，认为应该继续分析崇祯年己巳之变后，后金的四次破边入寇。
吧友“Sky海涯”(知乎里的马甲叫“天山剑客”)说：老六分析下这几次后金入关怎么回事，包括卢象升之死。还有，辽饷利益集团和晋商的关系！我觉得他们之间没有联系是绝不可能的，因为辽饷利益集团绝不会允许晋商这么一伙人瓜分他们养寇自肥的利益！这是我们之前一直忽略的问题！晋商！
起初老六对此并不重视，顺手回复说：王象乾，宣大总督，你说有没关系，然后，黄台吉追杀林丹汗时被林丹汗用蘑菇战术拖断粮，然后宣府巡抚沈棨和黄台吉议和。可以肯定，明末是全方位的腐烂，腐烂的，不止关宁军。
回帖刚发出去，老六就觉得不对了。
辽饷党，最初是从宣大、蓟镇一带进入老六的视线，然后才在辽西走廊露出狰狞面目的，王象乾肯定是创始人之一，张家口的八大“蝗商”要想把各种物资走私到后金，肯定得和宣大、蓟镇一带的文官、将门势力有勾结，甚至可以说他们就是官僚势力的附庸。
所以，晋商不仅仅是和辽饷党有联系，而且很可能能接触到核心机密。
辽西那边食人魔祖大寿他们都被阿黄干掉，说明他们肯定不是最终boss，而宣大那边，专门走私物资给后金，趁机换取贼赃。一边养寇自肥，一边收贼赃狠赚。
要知道收贼赃跟抢劫利润差不多，甚至更高。后金辛苦抢劫辽东和关内百姓，宣大官僚走私商轻松抢劫后金。
所以，宣大当地的走私商人势力非常可疑。
从宣大走私给后金，必须经过蒙古。所以，斧拜集团坑死林丹汗，逼降哈喇慎，怪不得。
晋商走私销赃体系应该是这样建立的，至少在天启七年前后，他们的销赃效率还不高，蒙古哈喇慎部已投降后金，但林丹汗还没覆没。
天启七年前后，后金的粮食和各类物资价格是这样的：
时国中大饥，其一金斗粮价银八两。民中有食人肉者。彼时国中银两虽多，然无处贸易，是以银两贱而诸物昂贵。良马一，值银三百两。壮牛一，值银一百两。蟒缎一，值银一百五十两。毛青布一，其值银九两。盗贼蜂起，偷窃牛马，人相惨杀致国中大乱。
从《满文老档》天聪元年(天启七年)六月二十三日的这段记载可以看出，这一时期，晋商应该还没开始向后金走私物资，就算有，走私的规模也非常小，走私的主要物资，应该是铁器、布匹、火药、茶叶等比较容易携带的东西，而且数量很有限，毕竟口外蒙古一线又是林丹汗又是卜石兔又是哈喇慎的，人多眼杂，各种势力都有，万一哪个王八蛋把这事捅出来，晋商会很被动的。
至于后金最缺乏的粮食，晋商更加不可能提供，粮食这东西，体积庞大，目标太大，走私粮食非常容易暴露。
所以《满文老档》才会说“彼时国中银两虽多，然无处贸易，是以银两贱而诸物昂贵”。
看一下后金的发家史，先是“努尔哈赤大战萨尔浒”，然后是攻占辽阳、沈阳，然后攻占辽西走廊……八旗军所过之处，大抢特抢，辽东所有的硬通货，都落入八旗集团手里。
但是，八旗集团是个强盗集团，他们只会抢劫，不会经营管理，所以，尽管他们很有钱，但是他们破坏了辽东大地的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导致辽东大地连年饥荒，生活物资奇缺，不仅粮食卖毒品价，八旗军甚至连穿的衣服都得到战场上去抢。许多史料都有后金军从死尸身上扒衣服的记载，刘兴祚战死后尸身上的衣服被后金军扒走，沈世魁被俘后也谴责后金军扒衣服。
满手都是沾染了血腥的金银硬通货的八旗集团，在晋商眼里，是典型的人傻，钱多。
一金斗粮价银八两、良马一，值银三百两。壮牛一，值银一百两。蟒缎一，值银一百五十两。毛青布一，其值银九两。
所有的商品，价格都是正常价十倍乃至百倍。
“一金斗粮价银八两”，这个价格是正常价格的80倍以上。
“良马一，值银三百两”，袁崇焕买马的价格是一匹20两左右，而蒙古人的成本价应该是一匹八两左右，也就是说，马匹的价格，是正常价格的15倍以上。
为啥说是“以上”呢，因为马匹价格还有更低的，比如林丹汗崇祯二年卖马的时候被王象乾狠狠宰了一刀。
林丹汗西迁后遭遇雪灾，大批牲畜冻毙，不得已之下，将大批马匹卖给王象乾主管的宣大，价格是“马价除进贡外，以八两为上、七两为中、六两为下，此必无得好马之理。若折给，不过十之二三，而所省则十之七八矣。以十之七八市马，何虑云锦不成群？而所谓十之二三者，又量以银两，匀搭货物，我之实费亦无几矣。”
而且，考虑到“量以银两，匀搭货物” 实际上来回折算的时候又被官僚给狠狠宰了一刀。官僚很可能只花了二三两银子购买的粮食或各种货物，折算成七八两银子用来换林丹汗的一匹马，所以林丹汗的马一匹能不能卖三两都成问题。
伟大的格命导师恩格斯告诉我们：百分之三百的利润，就能让资本敢于犯下任何罪行，甚至冒着被绞死的危险 。
将各种物资走私到后金，利润可不是百分之三百，而是百分之三千。
发现了晋商集团的诡异之处，回过头来，再重新分析一遍辽饷党对待蒙古各部的做法，就会发现许多地方目的性非常明显：
袁崇焕“改抚赏为马价”、挪用插赏，变相经济制裁察哈尔，逼降哈喇慎(应该是逼迫他们投降后金)，让林丹汗火并卜石兔，蒙古草原上的这帮原住民，散的散，投降的投降，这么一来，不仅黄台吉来北京二环外旅游沿途不会被袭扰，晋商将来直接把各种物资走私出张家口，就能卖给已经打通了商路的后金，同样非常安全。
然后，再看看阿黄驱逐林丹汗，本来从理论上讲得不偿失，林丹汗穷得要死，阿黄一路追杀，弄得自己军中断粮——根本没这必要，除非他是为了帮晋商打通走私路线，找晋商销赃。
还有，回过头来再看看己巳之变，放阿黄来北京二环外抢劫，根本不是为了逼迫崇祯议和，也不仅仅是为了养寇自肥，更重要的原因，是让阿黄抢个够，然后阿黄手里用不出去的金银等硬通货就只能找晋商购买各种物资。
至少从天启六年(很可能更早)，到崇祯三年，袁崇焕被愤怒的崇祯做成生鱼片，孙元化任登莱巡抚，沈棨任宣府巡抚，海陆两条走私线路都被打通。
但是，睡在这个集团身边的赫鲁晓夫——温体仁突然爆发，他暗中操纵乱兵攻破登州，将孙元化活活坑死，紧接着，崇祯五年，在沈棨向断粮的后金军提供粮食后，又将沈棨铲除，并且将周延儒搞倒，一度重创了这个利益集团。
之后几年，杨嗣昌、卢象升、孙传庭等政治上相对清白(是否清廉不好说，至少不是辽饷党商路派)，能力较突出的官僚被提拔到各个关键岗位。镇压农民起义比较得力的几个刽子手中，除了洪承畴、傅宗龙，其他杨嗣昌等人几乎都是在这一时期上位的，其中杨嗣昌更是袁可立的好友。
在以温体仁为头子的一帮刽子手疯狂镇压之下，农民军被重创，崇祯九年，实力最强的“闯王”高迎祥部被卢象升、孙传庭干掉，高迎祥被俘杀，崇祯十年，“闯将”李自成被打的只剩“商洛十八骑”遁入山林，同年，“西营八大王”张献忠、“曹操”罗汝才等部分别“受抚”。
那么，那个走私集团真的失败了么？未必，他们只是在等待时机，而且，温体仁集团为了镇压农民军，搞“改因粮为均输”，正是走私集团求之不得的事情，各地官僚借着“改因粮为均输”的由头，更加肆无忌惮地搜刮已经破产的自耕农，将更多的人赶到李自成那里。
所以，当饥民军被镇压了个七七八八，再让温体仁继续胡闹下去，没准农民军真要被他赶尽杀绝，到时候，练饷、剿饷啥的就得取消。于是，已经丧失了利用价值的温体仁也完蛋了。
温体仁辞职滚蛋一年后病死(天晓得是不是被病死)，卢象升被陈新甲的假情报骗进清军的伏击圈战死，紧接着，张献忠在谷城重举义旗，杨嗣昌不得不离开北京，亲自带兵征剿，从此离开权力中心。陈新甲升任兵部尚书。剩下个洪承畴独木难支，在松锦之战中被陈新甲算计，兵败被俘。
再加上林丹汗病死，他的大小老婆各自改嫁给后金大小贵族，从此，张家口——蒙古草原——后金走私路线，畅通无阻。
好手段，大手笔。
之后，黄台吉找晋商销赃，通过晋商将己巳之变抢到的金银等硬通货换成粮食布匹铁器等物资，等钱花完了、粮食吃差不多了，就再次破口到关内去抢，抢完再找晋商销赃。
本来，这些都是袁崇焕伏法多年后发生的事。
但这些事终于将盖在袁崇焕及其背后斧拜集团身上的最后一块遮羞布扯了下来，使得这个肮脏邪恶的利益集团，露出了它真正的面目。
所以，这个章节必须放在本文开头部分。
这些内容发到Q群里之后，吧里的弟兄们马上进行了许多补充和完善，然后吧里Sky海涯在讨论时提出了这么个观点：
他们发现后金快不行了，就赶紧养寇自肥，可为什么是天启六年开始，这帮人对国家战略的把握能力真那么强？
其实我也说不出来为什么，总觉得这逻辑有点牵强。而且按照原来的分析，养寇自肥主要目标是辽饷，那么辽饷利益集团怎么也得是从辽镇开始形成，可按照老六的分析，组织是从蓟镇宣大开始的，那个时候当地官员还没得到多大利益，怎么可能比辽镇先形成集团？要形成也是先辽后宣蓟，而不是先宣蓟后辽
还有，历朝历代都有长期战争，需要在前线长期投入大笔银子这种，为什么只有辽饷会形成利益集团，别的饷不会形成？怎么奢安之乱和万历援朝就没形成这种利益集团，偏偏辽饷就能形成？仅仅是辽饷带来的利益，真的就足够驱动这些人做这么大布局？
但是，如果假设是晋商推动，那么就能合理一些。
商人的嗅觉是最灵敏的，远远要比腐败官员这种非专业人士要灵敏得多，因而逐利性也会更强。斧拜官员战略眼光很难有多高，一般都是为了保住自己的利益。
如果驱动力是辽饷，那么他们的目的就是保住利益，是防守。防守自己的已有利益，一般也是使用防守性的手段，而不是进攻性，开拓性的手段。可己巳之变明显是进攻性的手段，我真的不相信，这么大手笔真的仅仅是为了保住已有的利益！
(老六对这一段的补充是：其实，养寇自肥，根本没必要搞得那么复杂，炕战时期，我党的一些游击队，通过黄鞋军牵线，跟一些炮楼据点里作战意志薄弱的蝗军达成默契，蝗军出去“扫荡”时，我党用破旧武器换取蝗军的枪支弹药，然后蝗军上报说消灭游击队若干，缴获破烂武器若干，自身损耗子弹多少多少，枪支多少多少。
如此一来，不愿意打仗的蝗军减少了伤亡，同时能轻松应付上头的压力，我党的游击队不仅减少了伤亡，还能获得相当数量的武器弹药——比之前跟蝗军拼命获得的缴获还要大得多，如此一来，对双方都有好处，只是蝗军的上层当了冤大头。
所以，只要有足够多的小动作，给后金留下一口气吊住性命，不死不活地限制住，就有足够的理由逼迫老朱家每年提供巨额辽饷，根本没必要把毛文龙搞死，再把黄台吉放到北京二环外抢劫，导致后金彻底失去控制。)
但是，如果能得到新的，更大的利益，那么，他们完全有理由做出这一系列行动！这几年的布局，完全就是一副进攻性，开拓性的布局，而不是防守性！
如果是这样：晋商了解到后金粮食卖毒品价，觉得如果打通同后金的粮道，并且能让后金入关抢劫，去晋商那销赃有利可图，那么，他们很可能就动用在朝廷中的关系，打通这条道！
打通这条道路，需要给一部分利益给官员，而官员们也看到，打通道路，走私、收购贼赃比养寇自肥给他们带来的利益更加巨大，于是双方一拍即合！
如果晋商是发起者甚至总boss，能解释清楚一些以前难以解释清楚的，比较牵强的问题！
最关键的一点，这么多行动，必须要有一个很好的配合才行。如果不存在boss，仅仅凭这些人的分散利益联盟，怎么可能完成这么好的配合。
我其实就是把天启六年到崇祯六年的行动，看成是晋商为打通同后金走私通道的努力，晋商为了打通这条商路，动用了他们可以动用的一切力量。
这些人配合确实不能算特别完美，不过，如果己巳之变勤王成功，那么最大的受益方岂不是圆嘟嘟和辽西将门，到时候辽西将门把控中央，派兵到山西把晋商大boss给杀了吃肉怎么办？
我认为，辽饷党少壮派是晋商集团用来对付辽饷党当权派的工具。
你想，要是当权派成功政变，那这帮人手里有军队，拿晋商集团开刀怎么办？
官僚晋商集团为了自保，不是仅仅自保，还要养袁自肥，就绝对不能让辽饷党当权派政变成功，必须阻止他们进城。辽饷党少壮派的背后，早在袁崇焕部署进京擒王的时候，他们就已经把辽西军渗透成了筛子，其实己巳之变的所有参与者都被晋商集团当了枪使。
我感觉辽西集团和晋商集团一直是联盟的关系，和袁崇焕这伙人关系特别密切，晋商集团发现辽西集团势力太大不好控制，辽西养寇，晋商打通走私路线，就玩了把进京勤王。
一个是保卫既得利益，一个是开拓新的利益，这动机不可同日而语，
……boss应该是晋商集团。
晋商集团为了让辽西那边和他们合作，给辽西画个进京勤王的大饼，要不然，辽西这边要养寇自肥，每年在辽西跟后金打假仗，每次损失若干钱粮物资给后金，就能制造一场“大捷”，捎带让后金不死不活地吊住一口气，凭啥让我们帮你们晋商打开商道？帮你们在蒙古布局，对我们关宁军有什么好处，凭什么全便宜你们晋商？
所以晋商集团想辽西集团和他们合作，必须得假装给他们足够大的利益：进京勤王。
要是勤王成功了，朝廷就被辽西将门控制了，这还得了，往后晋商还怎么控制这波人？
进京勤王，圆嘟嘟被杀了吃肉这件事，应该是圆嘟嘟和辽西将门，被晋商集团当了枪使。所谓的辽饷党少壮派，应该就是晋商集团对付朝中，辽西的辽饷党当权派的枪。
晋商核心集团需要圆嘟嘟和辽西将门进京勤王，来完成他们的布局，然后再把责任全推圆嘟嘟头上，自己在后面享受渔翁之利。
但是，晋商集团不能真的让圆嘟嘟等朝中辽饷党和关宁军成功进京，那样后果是非常严重的，等于大量的政治，军事资源落入圆嘟嘟等人和辽西将门的手里，到时候这些人调关宁军去山西，对晋商开刀瓜分晋商利益，进而取代官僚晋商成为辽饷党新boss，怎么办？
所以，要给辽饷党少壮派以利益，利用他们搅黄进京勤王，这样自己的利益才能保住。
根据Sky海涯的这段分析，老六把辽饷集团的黑历史重新整理一遍：
辽饷是天启二年广宁惨败后，搞出来的，孙承宗是名义上的责任人。后金是天启三年粮价就是一斗一两，天启四年杀无粮人，天启五年无差别图杀汉民。
也就是说，至少天启四年就露出败像。
天启四年，袁可立就中招被调走，天启五年孙承宗中招辞职，天启四、五年，东林阉党在后金露出败仗时激烈火并。而且，组织还在魏忠贤面前挑拨说孙承宗要“清君侧”。
袁崇焕实际上在柳河之败中也扮演了非常可耻的角色。孙承宗铁了心对后金发动进攻，结果川湖兵帮马匹要马乾，在袁崇焕面前大闹，连毛文龙、杜应魁都是随便杀的袁崇焕，拿这帮闹“马乾”的丘八没办法。
与此同时，大批奏疏弹劾马世龙吃空额，存在经济问题。进攻发起后，觉华水师迟到。
鲁之甲等已经过河的前锋完蛋后，后金并没有过河追杀，按照孙承宗原本计划，此乃“巡河”失败，原本不是什么大事。偏偏没过河的明军彻底崩溃，12万明军只剩下五万八千，这时候袁崇焕“力挽狂澜”，“狂呼邀截”，收拢溃兵。结果孙承宗辞职混蛋，袁崇焕大出风头。
闹马乾的川湖兵，就是王象乾的基本盘。
所以，组织不是天启六年才发力，至少天启四年，组织就在部署养寇自肥行动。
也就是说天启六年前组织没闲着，天启六年是袁崇焕爆发。
接下来，在蒙古的布局就太明显了，制裁蒙古各部，林丹汗西迁，哈喇慎投降后金，这是完全不必要的。如果仅仅是养寇，象蝗军和游击队交战那样，缴获若干破烂，损失若干枪支弹药粮食就能让后金吊住一口气不死，何苦将限制后金的各种束缚全部放开？
从这一系列事情上可以看出，辽西和晋商有共同利益，辽西集团要保住辽饷征收的理由，不能让后金完蛋，晋商同样也得保住后金这只会下金蛋的母鸡。
最终大家讨论的结果是：从这些事件上来看，组织肯定是晋商集团建立的，晋商动机比辽西强，但晋商做得很隐蔽，冯铨、周延儒、梁廷栋都不是山西人，全部是编外人员，所以一开始老六压根没怀疑到晋商身上。
但是，老六认为，Boss应该还是官僚，而且，他们在张家口有隐蔽产业。晋商，只是他们在张家口网罗的白手套。
模式应该是这样：少壮派官僚，在张家口置办隐形产业，然后招募晋商充当明面上的经理人。
而这些官僚，很可能来自全国各地。只不过他们的共同点，是全都在张家口有产业。
而且，不一定是地方官，很可能是京官，包括冯铨、周延儒，甚至可能还有若干太监，比如张彝宪、高起潜等。
因为晋商的产业，实际上是这些少壮派官僚的产业，所以他们才会对打通走私线路如此卖力。
这时，有朋友插话说：商人当不成总boss，但是总boss一定有商人扶持，替商人代言，如果商人当总boss，官员马仔可以瞬间要他命。比方说一个尚书是晋商手下最大的马仔，那么他找个借口抄家晋商，能一次性吃饱。。。。九边将领更是容易。
正因为官僚、将门手握暴力机器，商人在他们面前没有任何抵抗能力，官僚完全可以一次性吃饱，所以商人只能通过人身依附的方式投靠官僚，所以，晋商对官僚的行贿，肯定也不是送钱，而是直接送产业送经理人充当家奴，人身依附。
——我人都是你们官僚的，我们是你们的狗奴才，你吃了我，谁给你打理产业？
所以，明面上商号的首领是范永斗、王登库啥的，真正的董事长是冯铨、周延儒、张彝宪、高起潜他们。
那么晋商背后的大boss，基本也就是这个辽饷党真正的boss了。
所以，晋商不是总boss，他们不过是为官僚势力运转资本，他们本身是官僚势力的附庸，当然，晋商也会培养官僚充当代言人，但是代言人的规模有限。
官僚――晋商集团才是总boss，中间关系很复杂，光凭一群商人，不可能有那么惊人的势力。在中国，无论是民国时代的官僚资本主义，还是明末的官僚商人，没有官僚，资本主义或商人都成不了气候。
晋商是“儒商”，儒门之商，光看名字就知道他们是什么的干活，其实当时全中国稍微有一点规模的商人其实都是“儒商”，否则根本生存不下去。
就像民国时代，江浙财团与买办势力都扶植校长当代言人，但是，他们却没能控制住校长，反倒被校长控制。
在中国，说到底，就如林健康所说那样，“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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