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海经》是一部记录中华民族地理大发现的伟大著作
帝禹时代的国土资源普查
人类历史上一次伟大的科学考察活动
在20世纪行将结束的时候，为了迎接21世纪的生存挑战，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资源部为自己制定的重点工作，就是开展新的一论国土资源大调查，主要涉及到矿产资源、地质灾害、资源管理、和法制健全等内容。众所周知，国土资源乃是一国之民赖以生存的基础，也是一个社会得以发展的自然物质和自然环境基础。因此，及时地适时地开展国土资源普查，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每个公民以及国家的每个部门都有责任和义务支持或配合国家进行的国土资源勘查，并在自己的工作和生活中爱护我们的国土资源，尽可能合理地使用我们的国土资源。
历史事实表明，开展国土资源普查工作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一项创举，也是中华民族的一种优秀的文明传统。我们的祖先在这方面积累了大量的经验，它们对我们今天的工作仍然有着积极的借鉴价值，其中特别重要的是帝禹时代的国土资源普查活动，这是中华民族的地理大发现。
其实，对生存领地进行资源调查，几乎是任何一种动物都不可或缺的生存行为。从这个角度来说，自从人类诞生的那一天起（具体的时间则与学者对“人”的定义有关，笔者在《天地人鬼神图鉴》一书中提出：“人的准确定义应当是：神经器官的权力超过基因的动物称之为人，这种水平的神经器官称之为大脑。”该书已由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出版），人们就开始在各自的领地或势力范围进行资源调查，什么地方有野果吃，什么地方有可怕的野兽，什么地方的石头可以制作工具或颜料，这些都是他们需要了解和掌握的资源分布信息。
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自从人类诞生的那一天 起，在人类的大脑里便形成了一幅幅生存区域资源图，而这张图的内容则在不断地修改和补充。不知经历过几许沧海桑田的岁月，人类不再满足于仅用手势、语言来交流领地资源信息，他们迫切地需要寻找新的信息载体来记录越来越丰富的领地资源信息，以及其他各种有关生存的信息。事实上，人类社会的发展可以用信息手段来划分，笔者于20世纪80年代初提出：人类信息手段的六个时期，即准人类信息手段时期，语言和传话时期，图案与传说时期，文字时期，纸和印刷术复制信息时期，光电磁信息传输、储存、自动处理时期（可参阅《追寻远古的信息》一书，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出版）。
大约在数千年前至数万年前之间，人类进入了图案与传说时期，正是在这个时期人类开始绘制有关自己领地的地理图和资源图，或者是综合的人文地理、自然地理资源信息图。与此同时，人类对地理地貌地形的观察和测绘，也为人类改造山河、兴修水利提供了技术支持，并为人类社会的政体建设（包括城市选址、国土防护、道路交通等等）提供了技术保障。令人遗憾的是，我们远古祖先绘制的地图几乎全都失传了。幸运的是，他们的有关活动仍然或多或少地被记录在那个时代流传下来的神话传说、民间故事和各种典籍之中。
《周礼·夏官司马·职方氏》记有：“职方氏掌天下之图，以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国、都鄙、四夷、八蛮、七闽、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与其财用、九谷、六畜之数要，周知其利害。”也就是说，在周朝的政府机构中专门设有职方氏一职，负责掌管国家的国土资源，以及各地的经济情况，类似今天的国土资源部部长一职。
明代学者陈耀文在《天中记》卷七引《元命苞》称：“神农氏，怪义生白阜，图地形脉道。”注曰：“怪义，白阜母名。白阜为神农图画地形，通水道之脉，使不壅塞也。”如果记载是可靠的，那么在神农时代已设有国家测绘局局长一职，并归水利部管辖。
《古三坟·地皇轩辕氏政典》曰：“太常，北正。尔居田制，民事尔训。尔均百工，惟良。山川尔图，尔惟勤恭哉。”也就是说，轩辕黄帝时代的太常一职，不仅要绘制自然地理图，而且还要绘制人文地理图（包括丈量划分田地，以及调整手工业生产布局，当时有可能已经考虑到环境污染问题，例如风向与气味、烟尘的关系）。此外，《轩辕本纪》还记有神兽白泽的故事：“（黄）帝巡狩，东至海，登桓山，于海滨得白泽神兽，能言，达于万物之情。因问天下鬼神之事。自古精气为物、游魂为变者凡万一千五百二十种，白泽言之；帝令以图写之，以示天下。”从今天的角度来看，白泽图相当于民族或部落分布图（包括动物分布图），显然也是有其实用价值的。
事实上，我国远古文明中非常神秘的文化集成载体――河图和洛书，原本正是黄河地形图和洛水地形图（它们亦具有天文图和数阵性质）。《尸子》：“禹理水，观于河，见白面长人鱼身出，曰：‘吾河精也。’授禹河图，而还于渊中。”河精即河伯，亦即黄河之神；或者说他实际上是黄河两岸居民的部落酋长，为了支持大禹治水而献出了当地的水系图。《拾遗记》则记有大禹治水凿龙门时来到一个山洞之中：“又见一神，蛇身人面，禹因与语；神乃探玉简授禹，长一尺二寸，使度量天地，禹即执此简以平水土。蛇身之神，即羲皇也。”这个长一尺二寸的玉简，实际上是测量长度的标准尺，所谓神授云云则是一种复杂的巫术宗教仪式以凸显标准尺的神圣。有趣的是，在古代的伏羲和女娲像中，伏羲和女娲分别手持规和矩，那正是测量绘图的工具或仪器（女娲用绳甩黄土造人的传说，可能与用绳丈量土地有关；古埃及人亦称丈量土地的人为持绳者）。
此外，《中国地方风物传说选（二）·大禹取<水经>》记有大禹在太湖地区治水时，在林屋洞里获得名为《水经》的书三卷，一卷为河道图，一卷为山脉图，一卷悉为弯曲难识之古文。今日安徽怀远县涂山南5里有一个名叫“禹会村”的村庄，传说大禹曾在这里召集各地首领开会计议如何治水，原有禹帝行祠，苏东坡《濠州七绝·涂山》诗称“樵苏已入黄熊庙，乌鹊犹朝禹会村”。涂山上古有禹王宫（又称禹王庙、涂山祠），登临其上，涡水、淮水，尽收眼底。上述来自远古的信息，当然也值得我们今天认真去解读。
根据《尚书序》记载，我国上古帝王遗书有《三坟》（记述三皇事迹）、《五典》（记述五帝事迹）、《八索》（即易经八卦的原版）和《九丘》。《尚书序》解释《九丘》为：“九州之志，谓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风气所宜，皆聚此书也。”显然，《九丘》一书正是国土资源白皮书。
尽管古老的《九丘》一书早已失传了，幸运的是我们今天仍然能够看到与《九丘》性质相近的两部书，它们就是《山海经》和《禹贡》。《禹贡》（通常认为其成书年代在战国时期，但是其资料来源可能要早得多）记述的内容是帝禹治平水土后将华夏大地划分成九个州（兼有行政区划和地理区划的性质），并简单描述了九州各自的范围和自然环境，同时确定了每个州向中央政府进献贡物的种类和数量。不言而喻，上述工作的基础是大规模的地理测绘和资源勘查，以及一个有影响力的中央政府或相应的帝国管理体系。事实上，《禹贡》称：“禹敷土，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意思就是说，帝禹时代进行过丈量国土的工作，沿着山脉进行测量，竖木为标志，从而在地图上确定高山和大江大河的位置。
《山海经》的内容比《禹贡》要丰富详尽得多，其性质更接近《九丘》，只是《山海经》里并没有九州的划分；因此可以说《山海经》是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著作，而《禹贡》则是政治地理和经济地理著作。笔者在1997年撰写《山海经地理复原图注》一书时首次指出，现存版本的《山海经》是由帝禹时代的《五藏山经》、夏启之后的《海外四经》、商代王亥之后的《大荒四经》、周代穆王之后的《海内五经》合辑而成的，编辑（包括翻译、改写）者为公元前516年追随王子朝携周室典籍奔楚的原周王室图书档案馆的官员学者或其后裔。
古本《山海经》（见刘昭注《郡国志》）称：“禹使大章步自东极至于西垂，二亿三万三千三百里七十一步；又使竖亥步南极北尽于北垂，而亿三万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山海经·海外东经》记有禹命竖亥测量计算大地的东西长度，《吕氏春秋》记有大禹治水后到远方异国考察的故事，《淮南子》亦记有大禹命竖亥和大章测量天下东西和南北的长度。上述古书的记载，表明我国在帝禹时代曾进行过大规模的有组织的地理测绘和国土资源普查工作。此项工作由帝禹亲自挂帅，具体的工作则由当时的山林环境大臣伯益操持，而大量的测量绘图工作则由工程师竖亥和大章负责实施；其主要成果便是撰写了国土资源普查报告《五藏山经》，并绘制了相应的《山海图》。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笔者之所以鉴定《五藏山经》是帝禹时代的作品，其主要依据是《五藏山经》记述的自然地理地貌景观符合我国四千多年前的地貌地形，例如那时的山东半岛仍然被海水分割着。
如果说《山海图》（据说其图案曾被帝禹铸造在九鼎之上）的失传是一项巨大的文化损失，那么《五藏山经》能够流传至今则堪称人类文明的大幸或奇迹；因为它记录了人类最早的规模最大的地理地图测绘和资源普查工程，这是中华民族的骄傲，也是人类的骄傲。
《五藏山经》将华夏大地（准确说应是帝禹王朝统治的地区，以及势力范围所达到的地域和考察工作所能实施的地方）分为五个地区，即《南山经》、《西山经》、《北山经》、《东山经》和《中山经》；这五个地区又分为二十六条山脉，每条山脉所包括的山数量不等，它们基本上是按照自然走向进行记述的，因此不一定都属于行政区划（《尚书》称帝尧时代将天下分为中央与四方共五个区域，帝舜时代则设有中央政府和十二个地方长官）。《五藏山经》记述的地理区域，大体西起今日的新疆天山山脉，东至黄海、东海诸岛屿（可能抵及日本鹿儿岛）；北起蒙古高原，南至今日的广东、福建沿海地区。
具体来说，《五藏山经》共记述有26条山脉、447座山，在同一条山脉中的诸山彼此之间都记录有准确的距离里数和明确的方位（但是在不同山脉之间却没有相互位置的直接说明），显然这是建立在实测基础之上的。我们之所以称《五藏山经》是一部国土资源普查报告，乃是因为它在记述每一座山的时候，不仅描述那里的自然景观和人文场景，而且特别注重当地有什么可资利用的物产或奇异的不寻常的事物。
例如，《南山经》：“又东三百七十里，曰仑者之山，其上多金玉，其下多青丹（替字 ）。有木焉，其状如谷（替字 ）而赤理，其汁如漆，其味如饴，食者不饥，可以释劳，其名曰白咎（替字 ），可以血玉。”白咎（替字 ）树的分泌物具有药用价值和颜料用途，能够把玉染成血红色。《西山经》：“又西北五十里，曰高山。其上多银，其下多青碧、雄黄；其木多棕，其草多竹。泾水出焉，而东流注于渭，其中多磬石、青碧。”
《北山经》：“又北三百八十里，曰虢山。其上多漆，其下多桐、椐；其阳多玉，其阴多铁。伊水出焉，西流注于河。其兽多骆驼；其鸟多寓，状如鼠而鸟翼，其音如羊，可以御兵。”需要说明的是，我们祖先（山顶洞人）很早就在使用铁矿石制成的红色颜料了；事实上，冶金术的发明，在很大程度上亦得益于对颜料矿石的采集和加工，而颜料则广泛用于纹身、绘身等社会活动或巫术活动中，以及制陶、染丝、染皮革上。
《东山经》：“又南三百里，曰耿山，无草木，多水碧，多大蛇。有兽焉，其状如狐而鱼翼，其名曰朱孺（替字 ），其鸣自叫，见则其国有恐。”《中山经》：“中次六经缟羝山之首，曰平逢之山，南望伊、洛，东望谷城之山，无草木，无水，多沙石。有神焉，其状如人而二首，名曰骄虫，是为蜇虫，实为蜂蜜之庐。其祀之，用一雄鸡，禳而勿杀。”此处记述的是当年的养蜂人及其巫术活动。
从上述记载不难看出，《五藏山经》的撰稿人使用的是陈述句，即见到什么值得记录的事物便记述下来，有什么说什么。也就是说，当年的文章作者真正的意图是尽可能准确地记述各地的物产和那里的自然景观、人文场景；因此，他或他们不是普通的旅游者，也不是小说家或文学爱好者，而是有工作任务在身的国土资源普查员。
据徐南洲先生研究，《五藏山经》记录的矿产可分为十二类九十余种，其中玉分为二十种，石有四十二种；并记有一百五十五处产金之地，它们多数都是金属共生矿（涉及黄金、银、铜、铁、锡、汞等）。据赵璞珊先生研究，《五藏山经》记录有种类繁多的药物，其中矿物类五种，植物类二十八种，木类二十三种，兽类十六种，鸟类二十五种，水族类三十种，其他四种；这些药物均为单味药，而且也没有说明剂量，充分显示出其年代的古远（详情可参阅《山海经新探》一书）。根据笔者的统计，《五藏山经》共记有447座山，以及相关的水系258处、地望348处、矿物673处、植物525处、动物473处（某些神奇的动物实际上是由人扮装的）和人文活动场景95处。
应当说明的是，由于《山海经》在长期流传过程中产生了大量的字句错讹，而《五藏山经》所记述的当年地理地貌景观也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包括海岸线的进退，湖泊的减缩乃至消失），再加上不同时代人们的观念代沟和语言文字所承载信息的变换，以及我国教育体系所存在的诸多问题，今天人们已经很难看懂《山海经》了。事实上，今天绝大多数人不但不知道《山海经》是中华民族第一历史宝典，反而将《山海经》视为荒唐不可信的可有可无的怪书。在这种情况下，笔者撰写此文，期待着引起国人的注意，因为我们祖先的生存经验对我们今天的持续发展乃是一笔不可多得的财富。
为了使广大读者能够直观地了解到帝禹时代的国土资源普查成果，笔者与画家孙晓琴女士合作，自1997年6月起，绘制出山海经艺术地理复原图、远古部落文明活动景观图组画数十幅；并于1999年9月9日绘制完成巨画《帝禹山河图》，画高5·4米、宽7·8米，将《五藏山经》记述的数以千计的自然景观和人文场景全部画在这幅巨画之上。我国神话传说学领域的泰斗袁珂先生题词称赞《帝禹山河图》是“科学与艺术相结合的辉煌成就”，北大著名教授欣然题词“深研山海经，精绘山河图”。最近国家地理杂志（2000年7月号）用7个页码介绍了笔者对《山海经》研究的成果，以及画家孙晓琴女士创作的山海经艺术地理复原组画和《帝禹山河图》巨画。笔者相信，我们祖先在四千多年前进行的国土资源普查，乃是人类文明史和科技史的伟大创举，其功绩一定会被世界人民牢记在心中。
北京山海文化传播企划苑Z23－6000 王红旗 1999年1月4日第一稿，2001年5月4日第三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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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 地理大发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