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德贵：道教易学命运观的现代性反思——西方文明视野下的中国术数文化
来源：中国宗教学术网 道教之音 作者：谭德贵
[内容提要]：本文主要以西方文明的视角，从命运观切入，在理性与非理性、宗教与道德、哲学与思维三个方面，对道教易学中的术数文化进行了全面反思，从而为中国文化的现代建设提供一个全新的参考。
[关键词]：命运；术数；巫术；科学；宗教；道德；思维；哲学；理性
“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何处去”，“我的路在何方”——主体命运（个体与类）的认知、安顿与改变，是一切文明的出发点与归宿。纵观世界文明思想史，从万物有灵的原始宗教，到多神教，直至亚伯拉罕一神教体系；从巫术、方术到前科学、现代科学（非理性到理性）；从巫术禁忌、礼仪约束到宗教戒律、道德律令、良知良能；从自然科学到人文科学，都离不开命运问题的探讨。从主体的角度看，无论是“惟上智与下愚不可易也”的上智、中智、下智之人，还是“刑不上”的大夫与“礼不下”的庶人；不管是腰缠万贯的富商巨贾，亦或是一贫如洗的穷人；不论是顶天立地的男人，或是变化不定的女人，都必然或多或少、或深或浅思考过命运问题。纵身跳江的屈原和刺瞎双眼的俄狄浦斯，不过是中西方命运探讨的两个极端代表而已。从根本上讲，命运观就是关于人类的有限性与无限性、内在超越与外在超越、世俗安顿与终极关怀之间张力与平衡问题的深层思考。
命运观在中华文明思想史中的地位更为重要。“本为卜筮之书”而逐渐上升为宇宙观、哲学观，内涵象数与义理，外展为中国文化的主干与源头活水，具备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综合结晶，并作为中国人安身立命之本的《周易》，在东汉时，由于过度的象数化，尤其是谶纬之学的神秘化，导致了象数与义理的分裂。此时正值综合先秦方术、神仙道、民间巫术、以老庄为精神领袖并具备中国特色的道教开始形成，两者的历史性与理论性结合，形成了道家易学和道教易学。其中，王弼所开创的道家义理易学，经过后期儒家的改造，特别是二程的新诠释，在继承和发展孔子《易传》义理思想的基础上，变成儒家思想的理论基础和传统文化的主流意识形态——群经之首的根本内容（儒学义理）。而由于“王弼扫象”被清理出意识形态的象数思想，与道教有机结合，产生了道教易学，这其中的重要内容就是术数文化的形成。所谓术数文化，就是易学象数思想、三教（道教、儒教、佛教）思想、天象、五行、中医等传统科技思想融合为一体的专门研讨与顺化或改变个体与人类命运的方法与观点的思想实践体系。
当然，道教易学中的术数文化，毕竟是中华文明的一部分，与中华文明的总体特点密不可分。由于农耕文明特定格局的影响，导致中国原始社会转型不彻底，文化分化与发展不独立。中间虽经各种外来文明的冲击，基本特质却没有大的变化，形成了天人不分、道术不分、道器不分、主客不分、灵肉不分、政教不分、道俗不分的文化特征，并且成为五大文明中唯一延续到今天的文明。然而，当今中国，在经历了近现代以西方文明为主的外来文明的全时空冲击，一个古代、近代、现代、后现代思想交织；中国、欧洲、阿拉伯、非洲等文化杂居；巫术、科学、道德、宗教、哲学交融的更为复杂多变的文化并存局面已经形成。以制度化、意识形态化、思维模式核心化（道统、政统、学统）为核心的儒道释文化已经消亡，传统文化的边缘化趋势已无可挽回。喧闹一时的国学热，不过是知识分子的文本游戏。但是，当今中国，制度化传统文明的消亡，正好提供了民俗文化、民间宗教等的大好发展时空（“礼失而求诸野”）。
与西方等文明不同，中华文化思想体系中，不管是人文科学还是自然科学，政治军事还是伦理宗教，也不管是主流意识形态还是世俗民间文化，包括物质实践与精神修炼，主要以命运观为前提和基础。时至今日中国，这种以命运观为核心的术数文化，不但没有消亡或弱化，反而逐渐强化。如果说，民众对意识形态化、制度化的儒道释思想，主要是一种知识需求，大多并无信仰追求，那么，对于术数文化，则不仅仅是知识的需求，更是一种信仰追求，不仅是理论的认同，更是实践主要指导思想的需求。术数文化以民俗化、多元化、私人化的特征融合并承载了传统意识形态文化的主要内容。也就是说，术数文化在当今中国的地位和作用，从影响力的角度看，占据首位。
在世界文明一体化的大格局下，要实现中国精神为主体、中华文明自我发展道路为核心、大国强国的中国梦，却不能固步自封、自以为是。尤其是在目前所谓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即将成为第一大经济体的情况下，更应该秉持一种包容天下的心态与理念，用西方文明的观点和方法，再次从深层次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系统的、全面的反思。因为，西方文明是海洋文明与沙漠文明的产物，是两希文明（希腊文明、希伯来文明）的有机结合，虽有中世纪的宗教一体化时代，但其根本特点却是天人二分、神人二分、道器二分、道术二分、灵肉二分、主客二分。尽管其理性中心主义、逻辑中心主义、语音中心主义、科学中心主义以及自由民主至上思想、普世价值等所形成的西方中心主义，在全方位推进人类文明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天人、人神、灵肉、人人、现代与后现代、文明间等的冲突，但其文明主导性、科学性、普世性是很难改变的。当然，这种视角转换与对话，不是什么全盘西化，而是经过深层碰撞后，产生一批有价值的思想，并通过整个民族的几个世纪的努力，真正形成一种中华文明为主体、多元文明有机融合的文化体系，这是实现中国梦的文化基础。最重要的是，对于传统术数文化，学界多是对其进行文献、训诂的研究，并在理论上总体定性为封建迷信，而民间信仰则把许多思想附着其上，更造成了理论的混乱。所以，用西方文明的观点与方法，对以命运观为核心的传统术数文化进行深层的解剖，尤为重要。
西方文明的本质是理性、逻辑、自由为主导的思维模式占绝对统治地位，虽然后现代思想对其进行了全方位的批判，但不过是其内部自我反思形成的互补，这种思维模式最终成为西方文化的理论基础，并且是西方文明统治世界的重要理论条件。所以，本文将以此为基础，从理性与非理性，道德与宗教，哲学与思维三个维度，探讨中国术数文化中思想张力与平衡的深层结构，在解构基础上，为将来新的建构做好理论准备。
一、理性与非理性维度
以命运观为核心的中国术数文化，其最终目的不过是解决人类命运的认知与改变问题。从其思想的历史演变看，经历了从巫术到科学，非理性到理性的转变。纵观人类文化发展历史，巫术文化是所有原始文明的起点。而所谓巫术，从本质上讲，不过是人类为了认识宇宙的规律（或神意、命运），在顺应、祈求或控制规律（神意、命运）的意愿下，通过一定的中介（物质、语言、精神）和特定仪式，从而实现主体主观愿望（顺应或改变命运）的认知和实践行为。“易本卜筮之书”，龟卜与筮占，其最初的目的，确是先民通过巫术方式对命运的初级把握，但以此为标准，从而把道教易学中的术数文化贬低为巫术、迷信，全盘否定其中包含的理性科学内容，则是一种非科学、非理性的极左观点。从出发点与最终目的看，巫术与科学并无不同，都是为了解决人类的需求如何实现的问题。但其根本差异则在于，巫术把物质精神等同，设定万物有灵，臆想人与万物的因果联系，夸大主体的精神力量，认定可以通过一些没有任何根据的中介物（物质的、语言的、符号的），直接掌握万物的本质，且可以把主体的精神需求直接变成物质结果。科学则正好相反，在坚持物质第一性的前提下，充分发挥精神的能动作用，通过物质的手段与方法，揭示宇宙存在的规律，并进而最大限度地改造宇宙，最大程度地达到主体的目的，客观化、形式化、程序化、普遍化、试验化、交流化是其主要特征。以此为依据，术数文化则是巫术与科学的组合，理性与非理性的同体，这种特征，是以二分为主的西方文化所不能理解和接受的，但却是中国文化的主要特征。一体化的中国文化，并不是内部铁板一块，而是不同的文化内容在一个相对动态平衡的思想体系内，通过不同时空的占有，适应不同主体群，各安其位，各呈其能，最终达到文化上包容和谐，社会安定团结。
对命运的探究和预测，是术数文化的根本性内容，从方法的角度看，可分为动态预测与静态预测两种。理性根据在于古人采用严格的符号体系（64卦、八字、河洛图式）与时空观的有机结合。比如静态预测中的八字预测就是根据个体出生的年月日时（固定时间），相术根据人的体相的空间结构，风水根据阴阳宅的小结构与所处大空间结构（固定空间）；动态预测中的卦测、奇门、六壬等，都是根据初始时间（几——动之微）的感通与把握，来预测命运。现代唯物主义认为，时空是物质的存在方式，不同的时空必然体现了不同物质（存在）的不同运动轨迹（规律）这是静态预测的理论依据（古人有此意，表述语词不同）。而爱因斯坦相对论，从数学上解决了时空差异导致的运动与物质量变与质变的关系，量子力学解决了信息的超时空传递问题（命运信息的传递），并以波粒二象性解决了线性与非线性关系，超弦理论、突变论与黑洞、虫洞等天体物理学理论，一起解决了初始状态问题、偶然性与必然性问题。虽然表面上看，动态预测的反概率性（初筮告，再三渎，渎则不告），与西方科学的概率论相悖，但其所依据的符号体系却是在大尺度时空观中形成的，解释体系同样需要大数据与云计算（大量的实践经验与无数不同的案例），八字与相术、风水等也需要大量的数据。进一步讲，在具体的推演过程中，中西文化的计算方式差异更大：例如预测一场体育比赛的胜负，术数文化的动态预测方法只需要很简单的信息，可以在最短时间内（几分钟）预测出未来的比赛结果（纳甲筮法、六壬等），而西方式的预测就需要大量的比赛双方的人员信息、文化信息、场地信息、天气信息等，经过较长时间的计算，才能有相似性结果。对于更为复杂的如经济发展形势（2008年金融危机）、战争成败、大的自然灾害（汶川地震）个体的命运轨迹等，西方科学仍然未能找到有效的解决方法。西方科学从本质上还没有解决非线性、偶然性、初始性、反概率性问题，因为网络时空与大数据，包括波理论与场理论，或是模糊数学的相似度理论，其基础还是确定性、线性。当然，西方科学的理性模式却永远是我们一切科学研究的前提和基础，离开了这一前提和基础，我们的术数文化就会变成一种非科学、非理性、巫术的文化。古人当然不可能如此解释，但是，古代的智者（上智之人），同样采取一种理性的模式，非常重视其中的逻辑运算与经验积累，反对抽签式的占卜与神煞式的解释。
同样，术数文化中同样存在着大量的非理性、非科学（巫术与神秘）思想。一方面表现在术数文化中的某些命运信息的获取方法上，神启（启示）法就是一种（梦中信息的传递，庙观抽签），更多的是所谓神仙附体式（神汉巫婆的跳大神或萨满的舞蹈）。外应法（根据询问者出门所见物与事，或询问现场所见的现象的吉利与否判断所问事情吉凶），就是一种巫术的遗存。还有一种骗术（或魔术），例如通过腹中鸽子说话、鸟算、鹦鹉语等传递所谓不可更改的命运信息；另一方面，就是术数文化的解释体系的思想混杂性，由于夹杂了大量神煞、星象思想、阴宅的通灵思想，或者许多毫无根据、模糊不清的神秘预言（谶纬之学）与图式，必然造成极大的混乱，使人难于区分科学与巫术、理性与非理性的成分。最重要的是在改变命运方法问题上的大量巫术、神秘等非理性手段的运用，例如，辟邪物的摆放，发财物的求请，符箓、开光物、神像的供奉，语言、颜色、数字、日子的禁忌等，这些思想的存在是为了适应下智之人。
所以，要使术数文化真正被世界所理解，并被现代理性所接受，必须在西方理性的视角下，对其进行全方位的评判，并加以分离，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使以《周易》理性符号体系为理论基础的术数文化，真正理性化、科学化。
二、道德与宗教维度
理性与自由是人的先天本质，但是，人的理性是有限度的，有限不能认识无限，更不能解决道德与宗教问题。自由是人的意志的本质，但具备自由本性的人应该做什么？因为人是自然本能与社会习性、善之端与恶之端、利己与利他、孤独与群体的统一体，如果没有限制，就会危机四伏，就必须设立一种道德性标准，以维持社会的正常秩序。所以，康德提出了“道德律令”（类似于中国文化中的良知与良能）作为“绝对命令”式的最高道德标准。不过，这种标准的最终根据何在？因为“真”并不能保证善，理性与科学与行善行恶没有必然关联，作为目的而不是手段的人，如何保证其行为的善性？所以，康德在自由意志基础上提出了“灵魂不朽”与“上帝存在”作为善的保证和真善美统一的基础，而且，上帝是一切的最高根据与标准。上帝通过与人类签订的契约（摩西十诫），为人类确立了普世的道德要求，人类不需要预知自己的命运，只要按照上帝的旨意努力工作与生活，做上帝的奴仆，一切以荣耀上帝为最高目的就可以。因为上帝的意志是人的自由意志的前提，“末日审判”时，上帝自会做出公正判决，因而，命运预测思想（星相学等）在西方一直处于文化的边缘与末流，大的命运已由上帝前定，小的命运不需要知道，命运的发布者、承受者、主要内容很清晰，基本上没有给具体的命运预测思想留下多少理论空间，命运观成为宗教体系的小的分支（或者是附属）。
命运观在中国文化（尤其是儒道释）中占据核心地位，从某种程度上讲，中国文化是一种伦理文化，成圣是成仙、成佛的基础，因此，教化是中国文化中所有思想的出发点，文化的最早意义就是“以文化成天下”，而“宗教”这一词语本身在中国文化的语境中就是教化的意义。儒家经典《周易》的“神道设教”，“继善成性”，“顺天休命”；《中庸》的“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君权神授”；《左传》的“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孔子的“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敬鬼神而远之”，“祭如在，不祭如不在”，都与西方文明的人格上帝最高权威性、追求上帝拯救的外在超越，从而命运观只能成为宗教的附属物存在不同，命运观反而成为宗教思想的重要内容。第一，主体的虚化，无论是神、帝、天等都缺乏一种人格化特征（或者理念化特征），“谁在发布命令？”只能是一种符号化的形式指引。进而，谁是命令的接受者、实施者？“君权神授”不过是统治者的自我粉饰而已，不管是通过神的后裔的出身神话，还是“天降祥瑞”的造神运动，也解决不了承受者的合法性问题，更何况，普通民众的命运从哪里来？第二，命运的内容是什么？没有任何具体说明。第三，命运能否改变？如何改变？量变还是质变？正是道教易学的术数文化体系，通过形式与理性的力量，成功地引进道德与宗教思想，使之成为术数文化的组成部分，也使术数文化不但具备理性的指导作用，同时具备道德与宗教的教化作用。在古代，术数文化所承载的教化作用不低于正统意识形态，当今时代，术数文化承载了主流传统意识形态（儒道释）制度性消亡后，中国文化传统的主要内容，正像民间宗教承担了正统宗教的主要内容一样。
术数文化的教化作用，主要是通过“命运的评判与改变问题”而把道德宗教思想的教化作用落到实处。一方面，术数文化中的判断体系由事实性判断和价值性判断组成，如对个体财运、官运等运行轨迹的分析，属于事实性判断，而对道德性质的分析（人品好坏、忠孝与否、是否可交等）属于价值性判断。事实性判断由理性科学语言构成，以定量为主（何时何地发多大财），价值性判断以定性为主，主要是通过一些道德宗教语言思想对个体做出现实的价值评判，从而要求个体除了遵守宇宙规律与现实规则法律外，还要受到道德宗教戒律的限制。自觉遵守道德宗教戒律，不但可以获得官方与大众主流的表扬（如二十四孝、二十四节），自我精神可以极大满足，还可以对事实性判断形成积极影响。反之，则有极大的消极作用。这种强大的氛围，比之于单纯的说教、法律的惩戒，作用大得多；另一方面，通过命运改变问题的探讨，使宗教思想深入人心，教化取得实质效果。“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亦属于明显的道德教化思想，“一命、二运、三风水、四积阴德、五读书”，术数文化的五大要素组成的评判体系已从理论构架上将理性与道德宗教（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融为一个有机整体，差异只在于各要素所起作用大小。在“命运是否可以改变”的问题上，儒道释思想没有不同，都认为命运是可以改变的，不一致表现在是根本性改变还是部分性改变？能起到改变作用的力量是主体的理性科学力量、还是道德宗教力量？
在“一命、二运、三风水、四积阴德、五读书”五种命运力量要素中，何种力量占主导？儒家思想认为命运为主，所谓“生死有命，富贵在天”，“俟之而已”，“不知命无以为君子”，命运的客观力量是无法改变的，“知其不可而为之”正说明命运的主导性。人能改变的主要是道德精神，所谓内圣外王，人们要想改变命运，必须严格按照儒家的道德要求，“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相由心生”。“子不语怪力乱神”，正是强调了道德精神的重要性。道教则倡导“我命在我不在天”，认为或者通过大量善行的积累，太上感应而彻底改变命运，并列举了大量善行改命的例子，或者通过外丹、内丹修炼完全改变人的命运，最终得道成仙。佛教由于理论的逻辑性和体系的复杂性，通过“自作自受”，“三世因果、六道轮回”思想解决了命运的来源与先天差异问题（命运好坏问题），并进一步通过《了凡四训》等大量的具体、系统的理论阐述和实践例证说明通过修佛命运改变的具体特征，证明自己关于命运可以完全改变思想的正确性，并最终成为术数文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性地影响着中国文化走向。西方文化追求一种外在超越，神性拯救，天国的降临，尘世永远是肮脏的，不完美的，人也不可能改变自己的命运，只能等待上帝的救赎。中国术数文化中的道德宗教思想，只是其理论的补充，或者现实手段的需要（平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主流是追求一种内在的超越，实践理性与现实维度，道德宗教教化只是为了在现实中实现个体主观需求与外在条件的最大一致（主观愿望的最大、最合理的实现），而这些问题只能在命运观里解决，这也是术数文化成为中国文化核心的重要原因。
三、思维与哲学维度
从古代的宇宙论、本体论，近代的认识论，到现代语言符号论、意义论，尤其是后现代的荒诞、无主体、无意义、无理性、碎片化、当下化，体现了西方文化的典型特征。分析哲学对语言与符号的分析与现象学对意义的分析，是本文评析术数文化的最重要参照。语言与符号是存在之家，离开了语言与符号的世界是不存在的，因此，语言与符号的差异性，体现了不同文化思维模式的根本差异，而太极图与十字架则是中西文化差异性的最形象体现。
首先分析语言差异。作为人类理想与现实存在，被描述、被表达的存在与真实存在，主体间性，现实、过去、未来文化之间（在场与不在场）的中介，语言具备有限与无限、封闭与开放、精确与模糊、一义与多义、共时性与历史性、可表达与不可表达的二重性。西方文化从古希腊开始就确立了理性中心主义、逻辑中心主义、语音中心主义、主体中心主义、意义中心主义五大基本原则，以可靠性、精确性、同一性、同质性、无歧义性为目标，这一思维模式对于推动科技的发展进而推动人类文明的整体发展，无疑具有划时代功绩，也永远不可替代。但是，语言毕竟是真实世界的替身，语言本身的二重性决定了语言的先天不足，加上西方文化对语言的无限夸大与对逻辑的过度崇拜，导致了对非稳定性、非精确性、非明见性、初始性、异质性、他者性的忽视，也带来了极大的危害。再分析符号本身的差异，由于形式逻辑的影响，西方文化中的符号是一种纯粹的、没有任何意义的、约定俗成的、可以随意替换、和语言本质相同的人为组合，这对于形成自然科学的严格逻辑体系、公平正义的民主法律体系，居功至伟，但是，必然导致了对非主体、非意义、非逻辑、非理性、非中心的压制，这也是后现代批判的中心。
其次，以《周易》为核心的中国文化的思维模式与此完全不同。从语言角度看，汉字是与西方拼音文字（无意义的纯符号组合）完全不同的，是一种表声、表意、表形（形声义）的、具有严格逻辑结构、不可随意替换的符号体系，但是，其语言基本组成要素——偏旁部首具备相对独立性与意义多元性，由此使得汉字具有模糊性（外延不明确）、歧义性（内涵不精确）、场域性（不同的文本具有不同的意义）特点。而以《周易》为主形成的中国文化的符号体系更是如此，64卦、384爻的逻辑体系，其基本符号（爻）是不能随意替换的，是一种有限与无限、封闭与开放、一元与多元、精确与区间、循环与非循环、理性与非理性的统一体，这种文化特点的优势在于可以促进文化的包容性，这是中华文明成为历史上唯一自我延续下来的文明的重要文化原因。但是，这种思维模式必然导致逻辑上的不稳定性、不精确性，缺乏西式的定量，由此而来的是思想体系的混乱性，这在术数文化中表现最为明显。术数文化中理性与非理性并存（初始与启示）、科学与巫术混杂（象数与谶纬）、逻辑推理与感应（图式推演与外应）、铁口明言与模棱两可等是典型表现。在当今中国，许多人妄自尊大，以西方文明导致的世界性灾难来批判西方，或者以后现代思想取代理性科学，或者自不量力以为可以用中华文明取代西方文明。实际上，从明朝开始的历经几百年的所谓中西文明冲突，只不过是中华文明的求生运动，是两种不同层次的文明交流，西方人根本不认为有什么中西文明冲突，中华文明在他们眼中不过是一种没有多大价值的古董垃圾，就是今天中国的巨大发展，在他们眼中也不过是西方文明的结果（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也是西方文明的一部分）。我们不必认同这种观点，但是，对传统中国文化进行全方位的现代性反思，用西方的理性、逻辑观点与方法对术数文化进行全方位的清理，从而在继承优势的前提下，使得传统思维模式现代化，成为可以普世化的文化体系。
最后，从哲学角度看，哲学的本质是对主体精神价值与意义的探究，现代西方现象学运动，正是探讨意义生成的思想体系，而这一点正好暗合了中国传统哲学模式。《易传》“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中庸》“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鲜明体现了意义开显、意义生成、空间时间化（与传统西方时间空间化正好相反）的特性。命运的创立者、发布者，命运内容，命运的承担者，命运的判断标准等，都是一种存在与非存在、有限与无限的统一，64卦的体系本身正是一个有限无边的、周期循环的、形式相同、内容多变的符号运动，而以此为基础的术数文化预测体系中，无论是动态预测还是静态预测，不管是对初始的把握亦或是命运的改变，也不论是内圣还是外王，外在超越与内在超越，都展现了“人为天地之贵”的主体无限担当。“天”的虚化，使得每一个体都要独立面对没有任何具体指示的命运，对命运的探讨变成了越来越个人化、私密化的活动，意义的生成也越来越多元化，但我们却不能走西方的无意义、无中心、无主体的所谓后现代思路，必须在坚持理性科学思维的前提下，从上述三方面对术数文化展开全方位批判，形成一个新的现代意义下的思想体系，这是中国梦实现的重要文化基础。
（转自中国宗教学术网，作者谭德贵，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本文曾发表于《世界宗教研究》2015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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