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连续剧《亲爱的翻译官》首次触电高级翻译行业的职场生态，引起人们特别是年轻人的高度关注，一时间高翻院、同传、交传等专业术语迅速成为网络搜索热词。
其实翻译这个行业在我国由来已久，中国本身是一个多民族国家，语言不一，与境外的往来也很频繁，因此历朝历代都设有专职翻译机构，从西汉张骞出使西域，到晚清国人走出国门，在中国历史的各个节点上，都活跃着翻译官们的身影。
张骞凿空西域离不开堂邑父
据说翻译这个职业最早出自周代，《后汉书·南蛮传》中有这样一段记载：“交趾之南，有越裳国。周公居摄六年，制礼作乐，天下平和，越裳以三象重译而献白稚。”史料中的越裳国大体上在今天的越南一带，“三象重译”就是连续翻译了多种语言——这大概是中国最早的翻译了吧?
中国古代早期的译者大都没有留下自己的名姓，历史典籍中有据可查的可能就是张骞的向导和翻译堂邑父了。
公元前138年，汉武帝派郎官张骞出使西域，欲联合月氏共同对付匈奴。汉武帝的这个决定，不仅让张骞成为“中国走向世界第一人”(河南大学教授王立群语)，还开辟了一条千古传诵的丝绸之路。对于张骞的这次远行，司马迁在《史记》中称之为“凿空西域”，可以看出张骞出使西域对中华民族的影响之大。
出使西域有两个最大的困难，一是路途遥远，月氏远在天边，如同传说;二是必须经过匈奴，语言不通，并且随时都有被扣留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汉武帝为张骞配备了一个助手堂邑父，作为他出使西域的向导、翻译和保镖。
关于堂邑父的资料，史书中记载极少，据说他是西域胡人，本名甘父，在战争中被汉军俘虏，成为堂邑侯陈午的家奴，故名堂邑父。堂邑父的主人陈午可不是一般人，他是西汉开国元勋陈婴之后，汉文帝女婿，汉武帝岳父，他的女儿就是武帝的第一位皇后、金屋藏娇中的主角陈阿娇。
堂邑父精于骑射，谙熟西域地理和当地语言，所以被选拔为张骞助手。公元前138年，张骞率领100多名随行人员，从陇西出境，开始了西域之行。不过这次出使并不顺利，张骞一行刚刚经过匈奴地界即遭扣押，后趁看管不严，张骞成功出逃，来到月氏。不过月氏早已不愿纠缠与匈奴的旧怨，张骞无功而返，又被匈奴扣留。张骞和堂邑父故伎重演，乘匈奴内乱之机再次逃脱，回到长安，不过当初出发时的100多人只剩下了他和堂邑父两个了。
对于这段历史，后人只记住了张骞的名字，而忽略了堂邑父的存在。至于堂邑父如何与匈奴人虚与委蛇，保住了张骞性命，史书中只字未提，只记下了这样一行文字：“堂邑父胡人，善射，穷急射禽兽给食。”
看来，如果没有堂邑父，张骞即使不被匈奴人杀死，也会饿死在路上。
张德彝眼里的西方世界
张德彝出身北京同文馆，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批科班出身的翻译。
同文馆是清代最早培养译员的学堂，1861年清政府成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洋务运动领袖恭亲王奕訢建议在总理衙门设立同文馆，培养翻译人才。1862年同文馆正式招生，众所周知，当时知识分子的正途是科举考试，同文馆被人们讥为“学鬼话”，很少有人报考，第一批入学的仅有10人，张德彝就是其中之一。
同文馆毕业后，张德彝多次以通事(翻译)身份随清廷官员出访欧美，他一生八次出国，在国外度过几十个年头，后来张德彝将出洋日记编辑成册，依次编为《航海述奇》《再述奇》《三述奇》《四述奇》直至《八述奇》，记述了他眼中的西方社会。
当时西方国家对中国充满了好奇，中国人对他们也是如此。游历海外期间，张德彝见识了许多新生事物，在伦敦看到一种奇怪的车子，“前后各一轮，一大一小，大者二尺，小者尺半，上坐一人，弦上轮转，足动首摇，其手自按机轴，而前推后曳，左右顾视，趣甚”，这就是今天我们熟悉的自行车。
1866年4月19日，张德彝到英国军官戈登(此人曾与太平天国军队作战)家作客，见到了一个神奇机器，张称之“铁裁缝”。这个“铁裁缝”其实就是缝纫机，张德彝在文章中这样写道：“形似茶几，上下皆有关键，面上前垂一针，后一轴线。做女工时将布放于针下，脚踏关键，针线自能运转，缝纫甚捷。”张德彝还把美国总统府译为“白房”，估计这就是“白宫”译名的由来，他在《欧美环游记》说：“朱温逊(美国总统约翰逊)少有大志，隐于缝匠，所有天文地理、治国安民之书，罔不精心功习，国人敬之。前任统领凌昆(林肯)卒后，众遂推彼登位，故国人呼为‘缝匠统领’。其府周围三里，系汉白玉石建造，外绕花园，土人呼曰‘白房’。”
天津教案发生后，张德彝随钦差大臣崇厚赴法赔礼道歉。1871年3月，张德彝到巴黎租旅馆，巧遇了举世闻名的巴黎公社起义，他在《随使法国记》中详细地记载了这一事件：“叛勇(指起义战士)犹追逐不已，枪毙官兵数十人。戌正，叛勇下山，欲来巴里(巴黎)。一路民勇争斗，终夜喧阗。”对于巴黎公社起义失败后的情况，张德彝在日记中也有涉及：“其被获叛勇二万馀人，女皆载以大车，男皆携手而行，有俯而泣者，有仰而笑者。”作为一名中国官员，张德彝对于此次起义的背景和意义可能不太理解，但从其文字可以看出，他对巴黎公社战士还是抱有同情心理的。
作为近代中国最早的翻译人才和外交官，张德彝的贡献有目共睹，但令人诧异的是，张终生以“舌人”(翻译)自居，认为自己不是科举出身，终属“不学无术之流”，以至于晚年嘱咐儿孙务必要读圣贤经书，走科举正道。
辜鸿铭：张之洞的洋文案
清末民初有一位怪才辜鸿铭，他曾担任过晚清重臣张之洞的洋文案，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外文秘书。
辜鸿铭出生在时为英国殖民地的马来西亚威尔斯王子岛，即现在的槟榔屿。辜鸿铭父亲是个华侨，原籍福建，当时为英国人布朗经营橡胶园。布朗夫妇没有孩子，他们将辜鸿铭收为养子。
布朗夫妇家境优裕，辜鸿铭从小便受到良好教育，1873年考入英国爱丁堡大学文学院攻读西方文学，获文学学士学位，1877年入德国莱比锡大学学习土木工程，随后又去法国巴黎大学攻读法学专业。1880年，辜鸿铭返回威尔斯王子岛，在当地殖民政府任职。
辜鸿铭精通英语、德语、法语、希腊语和拉丁文，《泰晤士报》驻华记者莫理循由衷地称赞他说：“辜鸿铭的英语词汇罕见地丰富，是一个语言天才。”德国作家帕凯也说：“辜鸿铭是我可以用地道德语与之交谈的第一个中国人。”辜鸿铭曾在德国人举办的聚会上，用德语即兴发表了一段精彩演说，赢得全场的一片惊呼和掌声。
1885年前后，辜鸿铭在船上与几位诋毁中国的外国人舌战，引起了广州候补知府杨玉书注意。后来杨玉书向两广总督张之洞极力推荐，辜鸿铭由此进入张之洞幕中，处理对外事务。
上任伊始，辜鸿铭看到外国公文中称中国货为“土货”，非常气愤，认为有蔑视之意，立即将其改为 “中国货”。几年后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辜鸿铭随行，当时长江流域教案迭起，经常引发外交纠纷，辜鸿铭于是以“一个中国人”为笔名，在《字林西报》发表英文专论《为祖国和人民争辩——现代传教士与最近教案关系论》，将教案的原因、由来及中国政府的立场说得明明白白，转载此文的英国《泰晤士报》怀疑此文作者并非中国人，因为“行文的语气中，绝不会有那种高贵的镇定”。
跟随张之洞期间，辜鸿铭将《大学》《中庸》和《论语》翻译成英文，在海外出版发行。他还协助张之洞创办汉阳铁厂和兵工厂，为湖北新政立下汗马功劳。辜鸿铭订阅了上百种国外报刊，遇到新鲜事物必向张之洞逐句讲解，而张之洞每次“辄危坐安乐椅中倾听不倦”，文史学家王森然在《辜鸿铭先生评传》中这样评价：“所有湖北新政策画，一切事宜，胥由先生(辜鸿铭)建议，梁(梁鼎芬)从旁赞助，文襄(张之洞)立予施行，故当时湖北气象灿然一新，为各省冠，先生之力也。”
1907年，辜鸿铭随张之洞进京任职，被任命为外务部员外郎，后升至左丞。1910年，辜鸿铭辞去外务部职务，南下上海任教于南洋公学，1915年又被聘为北京大学教授，讲授英国文学。
民国后，辜鸿铭的思想日趋保守，据周作人回忆，辜鸿铭在北大期间不仅自己留着辫子，就连他的车夫也是如此打扮，被同仁和学生视为怪物。辜鸿铭自幼在国外成长，受的也是正统的西方教育，他的这种转变，不知是何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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