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显祖创作《金瓶梅》考 (转载)

　　汤显祖创作〈金瓶梅〉考

　　芮效卫（美）

　　本期，我们选编了中美两位学者关于世界古典巨著《金瓶梅》作者的考证文章。大家都知道金瓶梅的署名作者为‘兰陵笑笑生’。究竟何许人也？400年来已成为《金瓶梅》研究中的第一焦点问题，是金学中的“哥德巴赫猜想”。比较受推崇的候选人包括王世贞、屠隆、李开先、徐渭、冯梦龙、李渔、沈德符等，几乎囊括了明朝末年的文坛名流和时尚圈。到目前为止，所有的说法都没有得到结论性的肯定，只能比较某位候

　　选人的支撑材料更有力或硬伤更少。明道乐府的同仁们在创造“重访牡丹亭”舞台剧本过程中，力图回到字里行间，移情至那个时代，精研牡

　　丹亭原本和汤显祖的临川四梦等其它文本，试着与作者神情冥契，我们发现了更多支持牡丹亭与金瓶梅系同一作者的实证及玄学依据。而尤为

　　引人注目的一个事实就是金瓶梅在印刷之前的手抄本流转过程中，经手的所有人士都有一个共同特征：汤显祖的朋友圈好友。以后我们也会在

　　公众号中逐个拜访汤显祖微信圈中的这些大名士，可以说，即使金瓶梅不是汤显祖所作，也一定是他的朋友圈的集体创作。

　　在我们阅读这篇非常详实严密却又不失风趣的“哥德巴赫猜想”解密文章之前，让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作者传奇的背景。可以说，他的一生是近

　　代中西古今文化激荡的一个最佳缩影。因缘际会，是天命让他成为了《金瓶梅》在英语世界的代言人。

　　芮效卫，原名David Tod Roy，男，美国学者，芝加哥大学研究中国文学的荣誉退休教授。因花40年将《金瓶梅》译成英文出版而一夜成名。

　　他曾有过一段动荡的童年岁月，出生于南京，启蒙于成都，受教于上海。一个在中国出生的美国传教士之子，他辗转漂泊的游学生活，不仅映

　　衬着中国文化中心的势力衰长，也一路勾勒出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的烽火连绵。个人的命运与中国这三个城市紧紧结合在一起。

　　在他出生之前，他的父母于1930年作为传教士来到中国北京，接受学习密度极高的中文教育。父亲尤其具有语言天赋，后赴国立中央大学（现

　　为南京大学）担任哲学系教授。1933年芮效卫在南京鼓楼医院诞生（这所医院1892年由美国基督会派遣的加拿大传教士威廉·爱德华·麦克林

　　创立）。在昔日倡导“性灵”、“饮食男女”的袁枚随园山下，赛珍珠创作《大地》三部曲的校园里，幼年的芮效卫与中国南京和古典文学结

　　下了不解之缘。

　　（1936年航拍南京鼓楼广场）

　　安逸的岁月并未长久，几年之后，中日战争爆发，日伪政权下的伪国立中央大学建立，芮效卫全家于1938年和其他的教授和学员一起随中央大

　　学迁移到成都，在那里一直等到抗日战争结束。在成都，他们曾一个礼拜遭遇五六次日军空袭。常常一家就在院子里的防空洞里过夜。因为在

　　成都的外国学校关门了，芮效卫和弟弟芮效俭（1991-1995年任美国驻华大使）只能在家接受教育。

　　出现在赛珍珠的传记里

　　1949-1950年间，他们迁徙居住在南京，再也没有外国学校的优待了，只有家教，但幸而依傍大学，于是在家文理兼修，主要是由父亲教诗词。

　　母亲在去留无定的情况下，找了一个专业的老师教汉语，叫做Zhao Yanan （原名未考）。他不止是一位汉语启蒙教师，更是协助当时在中央大

　　学任教的赛珍珠翻译《水浒传》的得力助手。赛珍珠极为钟爱水浒，他们合作的方式是，由Zhao口述翻译为现代汉语，然后再由赛珍珠思考辨

　　认原文，结合两者翻译成英文。这和当初林纾翻译《黑奴吁天录》与诸多精通外文的人协作有着异曲同工之妙，都是在翻译人才匮乏经验缺失

　　的状况下，基于自身的热情和传递文化的使命，采取的折衷之策。耗时五年，赛珍珠的译本在1933年以“四海之内皆兄弟”(All Men Are

　　Brothers) 为名出版，是第一本《水浒传》的英文全译本。

　　在赛珍珠后来的传记中，芮效卫被引用，并在注解里被称为Zhao的弟子（pupil），虽然他们师徒缘分很短，只有一年的时间。但十年前Zhao翻

　　译《水浒传》的经历，也间接传递到了他的美国弟子芮效卫身上。正如芮效卫所说的，《金瓶梅》受到《水浒传》的很大影响。不仅是在故事

　　上，《金瓶梅》可看做《水浒传》“武松杀嫂”的笔峰一转的续书，在世代累积的故事形成方式及俚俗曲词的表现形态上，《水浒传》和《金

　　瓶梅》都极为相似。因此这两部巨著在翻译上，若要做到既对原文忠实又能顺利向西方读者传情达意，有着可类比的难度。这位汉语老师，在

　　亲身翻译中体验到文化差异和传递要诀，他做到的不仅是教授书写横竖波磔或普通日报阅读能力，而是让芮效卫对汉语产生迷恋般的兴趣，终

　　其一生，以血肉精神缠绕这既陌生又熟悉的语言和它的文化。

　　穿越种种障碍的文化禁欲之恋

　　芮效卫对《金瓶梅》的发现和翻译并非一帆风顺，中间横亘着种种障碍，比如当年中国文化封锁，西方文化误读，中西军事冲突以及大学工作

　　压力。他要将中国文化介绍给西方世界，这坚定的志向正是在种种波折和间断中磨练得更加鲜明。

　　芮效卫在发现自己钟意英国文学之时，即已发现他对传统中国小说也有着浓厚兴趣，他也发觉虽然《金瓶梅》有着“淫秽之书”的名声，它的

　　色情描写却并不比它描述的吃食、葬礼、服装、社会腐败更加详细。这本书提供了至今最为翔实的日常中国图景。当然作为青少年，当时最为

　　吸引他的，还是那模糊的“情色细节”的召唤。这种模糊的随天性而生发的乐趣，却经常被删节版本的“此处省略560字”打断，于是他试图寻

　　找一个更完整的本子，终于在南大图书馆找到了Clement Egerton 1939年的翻译版本，但那些情色片段竟然是用拉丁文写的，只能大致看懂，

　　他觉得还是读中文比较好。终于，1950年在秦淮河夫子庙的二手书店，他找到了那本未删节的《金瓶梅》，在那个年代，由于担心惹火烧身，

　　很多人都对这类书避之不及，纷纷放到了二手书店转卖。文化的贫瘠和富饶就在二手书店中互相交换立场。少年芮效卫在别人遗弃的“烫手山

　　芋”里补全了他在洁本和早期英文翻译本缺失的东西。

　　这种兴趣的发展，似乎是一场文化的禁欲之恋。芮效卫的父母是传教士，背负着传递基督教文明的使命来到中国，芮本人在1950年进入哈佛修

　　习历史和语言文学之后也参与了朝鲜战争，和中国政治文化既紧张又融合的关系使他始终在文化的边界，感受碰撞和冲突。在朝鲜战争中，他

　　通过了中文测试，被安插到台湾，收听军事广播，并读汉语手迹，他利用中文能力获取的军事成果并不可知，但这插曲般的军旅生涯进一步提

　　升了他的中文能力。之后他又重新进入哈佛，他最初的翻译始于将德文版《金瓶梅》翻译成英文缩减版。1967年，他开始在芝加哥大学从事教

　　学活动，终于可以开始随心所欲地教授课程，他开始教授《金瓶梅》，但只有一个学生注册。这门课仍然坚持了两年，每周讲授一章，他进而

　　更加对《金瓶梅》感兴趣，这本书充满着从别处摘抄的诗词小曲，他也开始深入了解研究这些材料的细节。为了更领会原文，他花费了整整两

　　年把每一行诗词小曲、俚俗谚语都做了卡片索引，总共做了数万张卡片。

　　他坚持亲自完成这项浩大工程，为的就是通读中国诗词曲赋，如有类似诗词出现，就可以很快在卡片中找到金瓶梅里有无相同的诗词小曲。不

　　是如此一步一步地完成，他不可能完成那些复杂的脚注。他也通读了《金瓶梅》出现之前的所有作品。他极为重视保留原文的韵律和结构，而

　　不满足于像之前的版本只是把汉语翻译为通顺平淡的英文。《金瓶梅》在这里不仅是叙事的小说，而是一本丰富的文献，他觉得如果需要注解

　　，那就每条都要注解，才能让现代人明白，当时发生了什么事情。

　　下面进入正文－－－－－－－－－－－－－－

　　由于涉及金瓶梅原文的引用，未成年人请勿继续下拉

　　前言

　　早先我并没有想过汤显祖可能是《金瓶梅》的作者一事，直到1981年夏末，我因为《牡丹亭》英译本撰写书评而披阅徐朔方所写汤显祖年谱时

　　，才忽然萌生这个想法。对《金瓶梅》版本的早期历史我自然是熟知的。读着读着，汤显祖本人似乎从书页中走了出来，拍拍我的肩膀说：“

　　你瞧！居然还没有人注意到我具有《金瓶梅》作者的所有必要条件。”幻象隐退时，我脑海中闪过这个念头：那倒真是个富有诱惑力和值得探

　　究的课题。

　　在我撰写的《金瓶梅》书评中，我确曾作过如下断言：“汤显祖并不像大多数同时代人那样，满足于毫无批判地接受由前人奠定的文学类型传

　　统手法，而是自觉地力求推陈出新。类似的情况还有一个同代人，即《金瓶梅》的匿名作者……他运用传统的白话小说写作手法来针砭时弊。

　　这在过去，即使不说没有，也是非常少见的。”

　　本文将分两个部分来列举有选择的论据，以阐明我的观点。在第一部分里，我将按照《金瓶梅》书中的先后次序，择其中片段来进行讨论，并

　　将汤显祖的相关生平与他其他作品中的有关材料进行比较。在第二部分里，我将概述对《金瓶梅》早期版本的研究现状，进而论证它们与已经

　　查有实据的汤显祖生平事迹如何吻合一致。

　　第一部分

　　1.《金瓶梅》欣欣子

　　《金瓶梅》最早版本的首篇序言作者说，该书系他的友人兰陵笑笑生所撰。我在《儒家观点下的<金瓶梅>》一文中已经提出过这样的观点，即

　　这个化名是有意映射荀子的。世人通常把兰陵与荀子相提并论，是因为荀子曾为兰陵令，后来死于任上，并葬在那里。

　　刘向（公元前79-前8）在他辑校的《荀子》序文中有如下一段话：苏秦、张仪以邪道说诸侯，以大显贵。孙卿退而笑之曰：夫不以其道进者，

　　必不以其道亡。

　　苏秦和张仪无疑是用邪道向诸侯游说，投其所好，以图显贵的典型政客。因此，我认为这个“兰陵笑笑生”化名是作者企图用来给那位古代兰

　　陵令招魂，因为荀子鄙视那些为追名逐利而倡导邪说到处钻营的鲜廉寡耻之辈。他对这些人的所作所为极度愤懑，尽情嘲骂，为此写下的传世

　　之作，使他成为三位最有声望的正统儒家大师之一。

　　倘若我的这一论点能站住脚的话，那么，《金瓶梅》作者必然感到他与荀子在思想感情上有着强烈的共鸣。

　　有很多证据说明，汤显祖不但敬慕荀子，甚至以荀子自况。譬如他在风闻自己将升任温州府副职时，曾于1597年写赠温州知府的一诗中以下面

　　两行诗句抒发了自己的情怀：

　　湘水谁招屈，兰陵令老荀？

　　在另外一个地方，他直截了当地以“兰陵”指称荀子。又一处，他自称是“临川荀伯子”。我们知道，临川乃是他自己的家乡地名。邹迪光

　　（1574年进士）的汤显祖传记中记载有汤于1577年、1580年接连参加进士考试的事。当时宰相张居正（1525-1582）用高名次录取为诱饵，企图

　　把他收罗在自己门下，但都被汤显祖谢绝了，因而汤连遭落第。直到张居正死后第二年，即1583年，汤显祖才考取进士。张居正既死，身后又

　　受贬斥，那些以前趋炎附世之徒也与他一同完蛋了。对此，汤显祖谓然叹曰 ：“假令予以依附起，不以依附败乎？”这很自然地使人联想起上

　　面已经引过的刘向转述荀子的话：夫不以其道进者，必不以其道亡。综上所述，以及未及列举的其他一些理由，我认为毫无疑问汤显祖是与荀

　　子心心相印的，他极有可能采用这个假名，以反映上述事实。

　　2.《金瓶梅》第1回

　　在《金瓶梅》首页第9行，小说作者引用了王衍（256-311）的话：“情之所钟，正在我辈。”这是一则著名轶事中的一句妙语。那则轶事是这

　　样的：王戎丧儿万子，山简往省之，王悲不自胜。简曰：孩抱中物，何至于此。王曰：圣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钟，正在我辈。我认为

　　小说首页出现这个引语之所以重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它暗示作者将着意描写人类社会的中间阶层，这是大多数读者所属的阶层，他们既不是圣

　　贤之辈，也不是毫无感情理智的牲畜，所以这比起去描绘一批仅供壁龛中陈列的泥菩萨或者纸扎的无赖恶棍来，更容易激起读者的共鸣；二是

　　它一语道破了小说中一个重要主题，即身居高位者严重失职所造成的后果。

　　王衍是他那个时代官场里和文化界的最显要人物之一，最后贵为司徒。人们一直认为他对西晋王朝（265-317）在他死后不久就告覆亡一事负着

　　重大责任。一位稍晚于他同时代的人在他死后评论道：“夷甫虽居台司，不以事物自婴，当世化之，羞官名教。自台郎以下，皆雅崇拱默，以

　　遗事为高。四海尚宁，而识者知其将乱。”《金瓶梅》作者感到由于同样原因，当时的社会也濒于灭亡的边缘。

　　汤显祖在《金瓶梅》首页所引用的这一句子也见于他的戏曲《紫钗记》第1出的第一个曲牌中。

　　3. 第1回

　　《金瓶梅》这两页开场白有意重提导致项羽自刎的事件，并暗示那是他迷恋爱妾虞姬而必然发生的悲剧性结局。然而司马迁显然把项羽的垮台

　　主要归因于他自己的傲慢自大，而非其他外界因素。他三次宣称“天亡我”，两次提到“非己之罪也”。他的作为正如荀子在下面这段名言中

　　所例证的那样：“自知者不怨人，知命者不怨天。怨人者穷，怨天者无志。失之己，反之人，岂不迂乎哉。”

　　典故出处经常有助于点破甚至推翻作者断章取义所提供的表面看法。这实际上是《金瓶梅》作者在修辞上的惯用手法之一。每当引文的出处被

　　确认时，人们常发现引用它的真实用意却包含在未被直接引录的部分。

　　汤显祖当然熟识项羽与虞姬的故事。他在戏曲《南柯梦记》第29出【乌夜啼】和一首未注明写作日期的诗中都曾提到过它。更为意味深长的是

　　，汤显祖本人也正是深得引语奥秘的大师，他常引录人们熟知的著名典故，而把真意留藏在未被选录的部分中。最突出的例子莫过于他的戏曲

　　《邯郸梦记》第4出中的一段情节：道家的公开代言人神仙吕洞宾竟指名道姓地借用范仲淹（989-1052）的名篇《岳阳楼记》中大段文字去安慰

　　戏内主角——一个失意颓丧的年轻书生。这是一个蓄意颠倒年代的例子，因为戏曲故事的发生年代远在8世纪，而范仲淹迟至300年后才写下《

　　岳阳楼记》，这一手法的效果，有如某一西方戏剧要阿尔克温（Alcuin）用《老实人》（Candide）中的话去慰藉查理曼大帝。

　　撇开由此产生的幽默不说，这种写法会提醒有头脑的读者注意，作者是不在乎把作品情节的外在背景搞乱的。一部《金瓶梅》，到处都可找到

　　这种有意把时间弄颠倒的例子。

　　更为重要的是，作者引用范仲淹那段文章的真实用意是在未被引录的部分，即那段中国读者都很熟悉的结束语中。被引用部分描写的是岳阳楼

　　上望见的洞庭湖景色，意思是说，凡是登临到此的人都会陶醉在大自然的美景之中，而忘却他们的忧虑。未被引录部分接着说：

　　嗟乎。予尝求古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何哉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

　　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噫。微斯人，吾谁与归

　　提起《岳阳楼记》，谁都会不可避免地想到这段著名而明白无误地运用儒家正统观点写成的文字。知道这一故事出处的人不难拨开字面上道家

　　观点的烟雾，了解作者的真实用意，《金瓶梅》写项羽之死的用意也一样。汤显祖常用有选择的引文以达到讽喻的目的，这正同《金瓶梅》的

　　做法一样。

　　4. 第1回

　　小说这一行首次提及东平府。《金瓶梅》大部分故事发生的地点清河县据说就在这个府内。事实上，清河县在北宋时不属东平府。《金瓶梅》

　　作者如此安排显然是有意的，我认为他也许是出于文学联想的考虑。东平府地处山东西部低洼的沼泽地带，正位于一条重要的中国南北交通干

　　线上。3世纪中叶，著名诗人阮籍（210-263）曾在东平府做过地方官，写过一篇咏东平的赋。他在赋中把它描绘成一个少见的藏垢纳污之地，

　　说：

　　其阨陋则有横愆之场，鹿豕之墟；匪修洁之攸丽，于秽累之所如……是以强御横于户牖，怨毒奋于床隅…… 殪情戾虑，以殖厥资……是以其唱

　　和矜势，背理向奸，向气逐利，因畏惟愆。

　　除此之外，再也找不到能展开《金瓶梅》肮脏情节的更理想地点了。

　　事有凑巧，汤显祖戏曲《南柯梦记》的背景虽然在扬州附近，但它的主角，即那个因淫欲过度而遭罢黜的酒鬼也写作是东平人士。应该指出汤

　　显祖谙熟阮籍的《东平赋》，他于1605年给一位友人诗赋选集写的序文中曾提及此事。

　　5. 第1回

　　清河在小说第1回首次出现。《金瓶梅》大多数故事就发生在这里。我曾提出如下观点：

　　小说背景的选择当是根据荀子阐述过的重要信条之一，对故事中人的所作所为含有讽刺之意。众所周知，以西门庆故事主要发生在阳谷县，而

　　《金瓶梅》故事的发生地点却被移到了清河县。小说其他的人物几乎都是原封不动地照抄照搬，而独把故事发生的地点作了这个改动，这显然

　　是出于《金瓶梅》作者的有意安排。为什么他要这么做呢？

　　顾名思义，清河意指清澈的河。古代中国有一种说法，黄河之水只有到圣人在位时才会变的清澈。《荀子》卷12《君道》篇对这种信仰作了明

　　确的解释。那里写到：“君者民之源也。源清则流清，源浊则流浊。”

　　根据荀子的见解，当道者昏庸腐败，有如河流源头不清，其后果必然是可怕的，而《金瓶梅》正是描绘了这样一种局面。荀子以力主正名著称

　　。他坚信任何名实不符的场合都包含内在的危险。还有比《金瓶梅》更能阐明荀子正名这一信条的吗？西门庆一家正是一个已经腐烂透顶的社

　　会缩影，而这一切都发生在一个象征着明君治下的好地方。

　　可以认为，汤显祖对清河浊河的象征对比颇感兴趣。他在《紫钗记》第37出中提到鲍照（405-466）那篇名为《河清颂》的隐晦难解的作品。鲍

　　照在其作品的序言中，引录了两行词句颠倒的《荀子》原话：“工言古者，必考绩于今；善言天者，必征象于人。”我在别处已经说过，《金

　　瓶梅》作者创作这部小说可能是有感于此，想以现代人类社会的现实来阐明他理论的正确性。不过，他不是简单地“说明”荀子理论，而是让

　　真理 “展现”在你面前。汤显祖还在一首七绝的首句以清浊对比，结句又自比荀卿。下列事实也不无意义：他在最后写成的戏曲《邯郸梦记》

　　中，把主角梦幻一生的旅店放在清河县，而戏曲所本的故事却只含混地发生在通往邯郸的大道上。

　　6. 第1回

　　正文第一次提到阳谷县。那地方在山东省，是武松和他哥哥武大的家乡。前面已经指出，这是《水浒传》里面西门庆和潘金莲故事发生的地方

　　。同时这一故事，由于已经提到过的理由，在《金瓶梅》中则被移到毗邻的清河县了。

　　汤显祖对阳谷县及其周围地区似乎特别感兴趣，这似乎与正在构思一部富有地方色彩作品的作家实践不谋而合。他在1584年、1587年和1598年

　　三次赴京，来回都路过阳谷县。他至少为它写过五首诗。在1584年写的那首诗里，他甚至提起有一个晚上与旅店老板开怀共饮，谈到当地的风

　　土人情。汤显祖虽非山东人，但他再三来往于山东那《金瓶梅》故事发生的地区的经历，使他有可能广泛了解该地区的风俗，甚至懂得一点方

　　言，尤其是如果他感到从事文学创作需要有这方面知识的话。

　　7.第7回

　　孟玉楼说：“紧急起来，朝廷爷一时没有钱使，还问太仆寺支付马价银子来使。”有了这么一句谈到当朝政务的话，学者们才能据以断定：《

　　金瓶梅》的成书时间，至少就我们现在所知道的，不可能早于1582年。汤显祖在写于1584-1591年间，但未注明具体日期的一首诗的题目中，指

　　出这宗经费是出售种马得来的。自1583年稍后直到1586年，汤显祖挚友丁此吕（1577年进士）任南京太仆寺丞。汤显祖于1584年至1591年间供

　　职南京，他完全有可能从他的朋友处获悉当时皇上挪用马价银的详细内情。

　　8.第11回

　　《金瓶梅》作者不指名姓地全文引录了唐代诗人李贺（791-817）一篇有名的饮酒诗。

　　汤显祖在他的《邯郸梦记》第20出中，把该诗第二句“小槽酒滴真珠红”作为戏曲主角与他的夫人饮酒笑乐中一句猥亵的双关语写上。这段文

　　字的幽默感不仅在于使用了这一双关语，也在他有意错乱年月上面，李贺生活于剧本故事背景年代的一个多世纪之后。打个比方，这正如索菲

　　亚・韦斯顿（Sophia Western）搬用斯温伯恩（Swinburn）的一句话开她自己下流玩笑的方式来挑逗汤姆・琼斯（Tom Jones）一样可笑。《金

　　瓶梅》中的一些宋代人物正是以同样的方式哼着明代小调。

　　9.第17回

　　《金瓶梅》这一回里出现了历史人物宇文虚中（1077-1146）。他向皇上呈递了一份奏折，里面写道：然未闻内无夷狄而外萌夷狄之患者。……

　　譬犹病夫至此，腹心之疾已久。元气未消，风邪外入，四肢百骸，无非受病，虽卢扁莫之能救，焉能久乎？今天下之势正犹病夫尪羸之极矣。

　　君犹元首也，辅臣犹腹心也，百官犹四肢也。陛下端拱于九重之上，百官庶政各尽职于下。元气内充，荣卫外扜，则虏患何由而至哉？

　　如同这段引文所说的那样，《金瓶梅》的深层结构是由个人、家庭、国家的内部机体间一整套精心设计的类比所组成的。我曾在别处这样说过

　　：“《金瓶梅》的一个重要的主体思想是要告诉人们：倘使一个人的躯体精力不是妥善使用，而是经常消耗过度的房事上……其结果必然是那

　　人的夭亡。国家的财源也是如此。要是人们把它们倾注于皇家穷奢极欲的耗费上，各地财源势将枯竭，那就必然导致国家的崩溃和灭亡。”若

　　是看不到这个即小见大的道理并时刻铭记在心，《金瓶梅》中许多细节描写的微言妙旨对那些粗心的读者就会变得毫无意义了。

　　汤显祖的戏曲《南柯梦》也正包含着这样一种思想。读者看剧本时，会经常意识到枯树洞中一个蚁穴里的景象与人世间是何其相似。这个即小

　　见大的构思在戏曲序幕中已有表述。至于戏曲里“真是国中有国，谁言人下无人”，或“万物从有一身，一身还有一乾坤”等句子，那就说的

　　更清楚了。要是有人怀疑一个16世纪的中国读者未必能如此理解这部小说，那就让我引述一封汤显祖友人袁宏道写给他们共同的朋友梅国桢的

　　信吧。那信写于1598年，其时正值丰臣秀吉入侵朝鲜而中国东北边疆告急，朝廷则由于党派斗争已陷入瘫痪状态。这也恰好是据载袁宏道成为

　　《金瓶梅》最早一个读者的两年之后。那信中有一行是这样写的：“近日事体，大约如人家方有大盗，而其妻妾尚在房中争床笫间事。”当然

　　，我无法证明那个评论就是受到了《金瓶梅》的启发，但即非如此，至少也证明了一个16世纪的读者，碰巧又是汤显祖的朋友，是能够这样思

　　考问题的。

　　10. 第17回

　　就在宇文虚中的同一奏折中提到这样一件事，说有个名叫张达的人死于抵御金人的太原之役。这是作者故事错乱年代的又一突出事例，为的是

　　提醒明达的读者，他并不在乎故事情节安排的时间框框。小说中，宇文虚中呈递那份奏折是在1115年五月，然而，历史上的张达则是死于1550

　　年大同保卫战的一位总兵，与防御太原一事风马牛不相及。而且，他抗击的是俺答可汗入侵大军，他曾为此闻名全国，死后还受到皇帝的表彰

　　汤显祖对俺答可汗于1550年入侵华北一事特别感兴趣，因为这正发生在他出生的那一年。他至少在两首诗里提到了这些不详事件。汤显祖有意

　　淆乱年月的例子已如上述。这足以说明，倘使他就是《金瓶梅》作者，而且想要运用这一手法的的话，选取这个死于他出生之年的民族英雄是

　　非常自然的事。

　　11.第17回

　　《金瓶梅》这一节里首次提到金华酒，那是浙江省金华府的著名特产。《金瓶梅》中写到多种酒名，但以提到金华酒的次数最多。戴不凡为此

　　甚至提出《金瓶梅》作者一定是浙江省该地区人的意见，他认为一个山东人不太可能如此频繁的提到一种南方省份的特产。

　　正好汤显祖于1593-1598年间曾做过五年遂昌知县，那是浙江西南部的一个偏僻山区，而金华则是府治所在地。因此，汤显祖不仅可能熟悉金华

　　酒，而且他自己在这五年里饮的也许就是这种酒。

　　12.第27回

　　“沉李浮瓜”一词再次在这里出现。这个词语描写的是浸在冰水盆里供富豪们如西门庆之流在炎夏时节享用的消暑水果佳品。这一回稍后处写

　　到西门庆和潘金莲玩一种“投壶”游戏，他们把箭投进一个洗净瓶决胜负。这个游戏不久引出了西门庆把潘金莲两腿分开缚在葡萄架上，用“

　　沉李”掷入她张开的阴户这有名的一幕，并戏之曰“投肉壶”。

　　汤显祖在他的戏曲《紫箫记》第30出写到准备避暑玩乐，再用一行里提及“沉李浮瓜”和“投壶”游戏。《紫钗记》第31出也在相似的场合出

　　现过这两个用语。

　　13.第32回

　　《金瓶梅》多次写到作者对妓院中流行切口如此谙熟，这一回甚至连吴月娘也不得不承认她对三个在她房中作客的歌女交谈的话一句也没有听

　　懂。于此可见作者对各行各业人们的特殊用语，特别是戏子歌妓们的行话是很感兴趣的。这种完全相同的兴趣明显体现在汤显祖的作品中，《

　　南柯梦记》写了两个下流帮闲溜二和沙三在引领主人公去扬州一处游乐场路上试图撞骗的一幕。不但他们使用的某些切口，甚至连这些下流帮

　　闲的姓名也都在《金瓶梅》里出现。

　　14.第36回

　　这一回介绍了西门庆即将款待的两位进士的一些背景材料。书中这样写到：“当初安忱，取中头甲，被言官论他，先朝宰相安安惇之弟，系党

　　人子孙，不可以魁多是。徽宗不得已，把蔡蕴擢为第一，做了状元。投在蔡京门下，做了假子。”很明显，《金瓶梅》作者对这类操纵考试，

　　营私舞弊的勾当是很关心的。

　　在《邯郸梦记》第7出《夺元》中，汤显祖描写任意颠倒进士名次，从而更加辛辣地揭露了腐朽的考试制度。他对这种科举制度除了在理论上强

　　烈不满之外，还有与他生平经历有关的个人理由。汤显祖因拒绝拜倒在张居正门下，一再落第，拖延了六年之久才考中进士。在他终于在1583

　　年考上进士之后，由于他不愿奉承当时辅相申时行和张四维，也终于未能成为翰林院庶吉士。与此相反，汤显祖的朋友沈懋学，跟《金瓶梅》

　　中的蔡蕴那样，因甘受张居正的罗致，在1577年的进士考试中被擢升为状元。

　　15.第49回

　　《金瓶梅》小说塑造的唯一清官曾孝序（1049-1127）原是历史人物。他向皇帝呈递了一个奏折，历数贪污的丞相蔡京罪状。在那个奏折中，他

　　”极言天下之财，贵于流，取民膏以聚京师，恐非太平之治。……臣闻民力殚矣，谁与守邦？”曾孝序因得罪奸相，遭到罢黜，后又充军到南

　　方最边远的地方。

　　与《金瓶梅》描绘的宋史上臭名昭著的花石纲事件极为相似的是万历朝的矿税。16世纪末，皇帝为重建毁于大火的宫殿，派遣宦官到全国各地

　　去督办矿税，以筹措重建的经费。汤显祖业余曾孝序上奏折那样，在他的一首诗中发泄他的愤慨心情。那诗写到：

　　中涓凿空山河尽，圣主求金日夜劳。

　　赖是年来稀骏骨，黄金应子筑台高。

　　1591年，汤显祖上书皇上，直言不讳地谴责当朝宰相没有骨气，极端腐败。这一大胆的，甚至可说是莽撞的行为，使他遭到了与《金瓶梅》中

　　曾孝序完全相同的命运：他被放逐到遥远的南疆，贬为县典史。汤显祖在《南柯梦记》中描写主角被放逐一节显然是利用了他自己的相似经历

　　16.第49回

　　就在这小说刚到一半的重要关头，西门庆搞到了后来在第79回由于过量服用而使他暴卒的春药。馈赠这种不详药物的那位胡僧用一首冗长的诗

　　歌向他描述了药性，其中有一行提到《易经》第四十四《姤》卦。姤的普通意义即指交媾，这里又切合整部小说主题的象征意义。卫礼贤

　　（Richard Wilhelm）在其对传统评注本的摘要中谈到：“该卦意指阴在消失之后又出其不意地从内部和地下偷偷的冒出来。这是一个不妙的危

　　险局面，我们必须了解并及时防止其可能发生的后果。倘在一开始时就予以抵制，小人是不可能得逞的。”

　　汤显祖于1598年挂冠回乡后，在临川老家建造了一座精致的住所，作为自己读书写作之用。其中有一处命名金柅阁，看来曾是他的书房。门上

　　有一副对联：

　　一钩帘幕红尘远，半榻尘书白昼长。

　　“金柅阁”这一名字的字面意义是金属煞车，源出《易经》《姤》卦。它的全部构造已如上述。有关的片段是：

　　初六，系于金柅，贞吉。有攸往，见凶。赢豕孚嫡躅。

　　卫礼贤对这一段文字是这样说的：倘有阴物侵入，必须防微杜渐，切不可等闲视之。小猪瘦弱，糟蹋上不至于非常严重，然而一旦喂饱长成，

　　若不加以防范，它的本性就会暴露无遗。

　　用不着再强调，这一段文字与《金瓶梅》的主题是如何密切相关了。在《金瓶梅》中，西门庆的所作所为多么像一头餍饱而蠢动的猪。明朝皇

　　帝姓朱，与“猪”谐音。据说有一位16世纪在位的皇帝对此字的同音双关非常敏感，竟无视中国人喜食猪肉这一事实，妄想在1519年下令禁止

　　宰猪。不管怎么说，金柅阁作为《金瓶梅》作者的书房是再恰当不过了。

　　17.第61回

　　《金瓶梅》这一片段大量引用了李开先（1502-1568）的戏曲《宝剑记》第28出文字。进一步的重要引录见小说67、68、70、74、79和92各回。

　　从这些文字的引用情况可以看出，《金瓶梅》作者无疑是李开先作品的一个爱好者，并与李开先有同好。

　　汤显祖的经历癖性与李开先极为相似。他虽然没有直指其名，但作为一个戏曲名家，他一定熟悉李开先的作品。也许更能说明他崇敬先辈程度

　　的是他把自己第四个儿子取名为开先。

　　18.第62回

　　《金瓶梅》写到李瓶儿弥留之际，央求刁钻的王姑子为她死后念诵《血盆经》。这是一部未足凭信的佛教经典。据说念诵或散发了它，就能为

　　生前月经或分娩时腥血污染大地河川而赎罪，可使妇女在九泉之下免遭迫饮血盆池中污血之苦。其嘲讽态度很清楚地说明作者无意要读者去相

　　信这类事物的功效。

　　在汤显祖的《南柯梦记》第23出中，主角的岳母刻印千部《血盆经》来为他的女儿祈祷。她女儿由于多产衰疲，终致夭亡。甚至定制经文之际

　　，这位母亲还抱怨说这是荒谬的，片面责怪妇女肌体的生理机能，却把男人在生育上的责任开脱的一干二净。当经文送到公主之手时，驸马爷

　　发议论说：“齐家治国，只用孔夫子之道，这佛教全然不用。”但尽管对此有所保留，他还是让妻子散发了经卷。汤显祖用他辛辣的诗句“相

　　依佛渡有缘人”结束了这一幕。同样的句子在《金瓶梅》第79回写到西门庆死亡时也被引用了。《南柯梦记》后部当女儿死后，母亲埋怨经卷

　　不灵，发泄了她的失望之情。我觉得汤显祖对待这类事物的态度与《金瓶梅》作者完全一致。

　　19.第79回

　　写主角西门庆暴卒的第79回开头，《金瓶梅》作者引用了《书经》上两行话：“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虽然，这个格言本身用在

　　这里已是足够贴切了，但它是我已论及的曲引方式的又一范例，即把真意隐含在未被引录的那部分里。上面两行文字来自《尚书》的《伊训》

　　。这边简短的文章明确地陈述了家与国相通的道理。就在被引录的两行话之前有一段如下的话：“惟兹三风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丧，邦

　　君有一于身，国必亡。”《金瓶梅》作者对《尚书》的内容是了如指掌的。

　　正好汤显祖1583年考中进士，选试的经书便是《尚书》。对这部经典，他肯定十分精通。

　　20.第79回

　　在小说的紧要关头，即西门庆刚与潘金莲行了那次致命的房事之后，作者引录了《庄子》的话：“嗜欲深者，其天机浅。”

　　汤显祖在写给他朋友王汝训的一封日期不明的信中说：“列子、庄子，最喜天机。天机者，马之所以千里，二人之所以深深。机深则安，机浅

　　则危。”

　　21.《金瓶梅》第79回

　　每一位读过《金瓶梅》的人都知道，促使西门庆在小说关键时刻暴卒的近因是纵欲太过，这是他在小说第2回首次出场后以多种形式纵情淫欲的

　　顶点。

　　淫欲过度在汤显祖最后写成的两部戏曲《南柯梦》与《邯郸梦》中也是导致主角垮台的直接原因。在前面那部戏曲里，主角与其亡妻的三位女

　　亲戚狂欢淫乐。在第二部戏曲中，主人公与众多的女人行房作乐，毁身灭性。乱伦放荡和自我欺骗的主题在《金瓶梅》错综复杂的情节中起了

　　更重要的作用。而在南柯与邯郸的原始故事里，这种纵欲行为甚至连一点暗示也没有。汤显祖将其编入剧情，显然是因为淫乐过度及其可以预

　　见的后果在他看来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在这一方面，他与《金瓶梅》作者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

　　22.第100回

　　《金瓶梅》最后一回这扑朔迷离的段落中吴月娘的婢女小玉看到了一个幻象：神秘的普静和尚把小说中大部分重要人物的鬼混召到自己面前，

　　并让他们分别到社会经济地位大体相等的家庭中去投胎转世。Paul Maitinson曾指出，这种人物处理嘲弄了因果报应的概念，使得小说主题的

　　佛教阐释变得不可理喻。我同意柯丽德（Katherine Carlitz）的意见，即认为故事结构是经过精心设计的，使人对普静以及他的戏法无法做出

　　明确的解释。吴月娘和小玉为普静召来鬼混而受感动，并不表示他们有何省悟，只是说明她们轻信而已。她们并没有得到宗教或其它方面的大

　　彻大悟。要说普静的幻象有任何意义的话，那就是它们准会把人们引向悲观的结论，即修行毫无益处，小说中那些误入歧途的人要能再活的话

　　，他们准会重蹈覆辙。

　　徐朔方最近指出，《金瓶梅》的结局与汤显祖的《南柯梦记》收尾两出情节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他认为汤显祖一定是在1600年之前读过《金瓶

　　梅》最后一回的手稿，否则他就无法把他戏曲的结尾写成现在那样。要是这两部作品同出于一个作家之手，这种相似就能更加容易解释。我相

　　信事实就是如此。《南柯梦记》的结尾含有众多滑稽性的嘲弄，我认为很难使人相信它是刻意被用来表述作者对人生真相的理解。而且剧本写

　　得很清楚，契玄和尚为主人公显示幻象仅仅是为了他的利益。汤显祖如果真是两部作品的共同作者，许多关于《金瓶梅》解释的争议便会迎刃

　　而解。

　　第二部分

　　我在本文前面部分已经谈到，《金瓶梅》与我们所知的汤显祖生平经历及其著作有着极明显的不谋而合之处。虽然，我挑选出来，意在引起大家注意的这些相似或一致之处还不能视为定论，但我相信，汤显祖是其作者的证据总和，比起论证其他任何人的证据都来的更有份量。我还没有发现任何确证，我所引录的都是间接有关而非直接的证据，但这并不改变这样一个事实，即汤显祖倘非《金瓶梅》作者，要另找一位更合适的替补者是不大可能的。

　　本文后半部分里，我想先暂定汤显祖是《金瓶梅》作者，再逐步验证这种假定与已知的此书早期版本流传过程如何吻合。现在让我按年月顺序对此做一番简要的回顾。

　　1582 《金瓶梅》现有版本的写成不能早于此年

　　1598 董其昌（1555-1635）从北京某处得到《金瓶梅》抄本的开头部分。它可能不超过小说的十分之三

　　（董其昌自画像）

　　1596 董其昌托陶望龄（1562-1609）将此抄本转交给他们在苏州的共同朋友袁宏道（1568-1610）

　　1597 袁宏道的弟弟袁中道（1570-1624）与董其昌讨论《金瓶梅》，随后向他哥哥借去这部抄本

　　1598-1599 袁宏道、袁中道和他们的大哥袁宗道（1560-1600）在北京组织了葡萄社。包括谢肇淛（1567-1624）在内的社内其他成员可能也看到了《金瓶梅》开头部分抄本

　　（公安三袁）

　　1605-1606 袁宏道写了一篇《觞政》，把《金瓶梅》列为“外典”

　　1606 袁宏道在北京遇见沈德符（1578-1642），告诉他湖北麻城的刘承禧（死于1621）是唯一收藏有《金瓶梅》全抄本的人。袁本人也是湖北人

　　(沈德符，所著《万历野获编》为研究明代史的重要参考书)

　　1606 袁宏道写了 给谢肇淛，向他讨还自己那部不完整的《金瓶梅》抄本。（袁宏道在《与谢在杭书》中曾说：“仁兄近况何似？《金瓶梅》料已成诵，何久不见还也？”）

　　（谢肇淛（zhè），闽派诗人的代表。曾与徐火勃重刻淳熙《三山志》，所著《五杂俎》为明代一部有影响的博物学著作。《五杂俎》在清乾隆年间、文字狱最盛之时被列为禁书，全国收缴并“全毁”，其主要原因是言辞触到了清统治者的痛处：关于夷夏的议论。谢肇淛学贯古今，对历史和时局有着独到的见解。他在明朝尚且强盛的时候，就看到了边疆最大的隐患——正悄然发展起来的“蛮夷之族”女真。）

　　1609 袁中道在赴京考试途中与李长庚（1644年去世）的船上遇到刘承禧。他到达北京后，弄到了一部《金瓶梅》全抄本，并让沈德符抄写

　　1612 在这一年之前的某个时候，屠本畯（1622年去世）声称他看到王肯堂（1552-1638）和王穉登（1535-1612）都有《金瓶梅》的手稿残本

　　（屠本畯，另一个金瓶梅作者热门人选——屠隆的族孙，著有《闽中海错疏》、《海味索引》、《闽中荔枝谱》、《野菜笺》、《离骚草木疏补》等书。内容涉及植物、动物、园艺等广阔领域。他在《闽中海错疏》中将性状相近的种类放在一起，把海产动物分成不同的大类，在大类中再分小类，反映了物种的亲缘关系；而同时代的欧洲博物学家，对动物名的记述是按拉丁字母顺序排列，或按药用的性质和用途来分类的，还看不到自然分类的端倪。屠的科学分类法在中国和世界上都是最早的，在生物学史上具有重大意义）

　　1613 沈德符的苏州友人冯梦龙（1574-1646）和马之骏（1588-1625）怂恿他刻印自己的《金瓶梅》手稿全本，但沈拒绝了

　　（冯梦龙，也被认为是金瓶梅作者的热门人选之一）

　　1615 沈德符把他的抄本借给李日华（1565-1635）

　　（李日华，与董其昌、王惟俭齐名，并称“三大博物君子”）

　　1617 在这一年之前的某个时候，谢肇淛在自己的《金瓶梅》抄本后面写了一篇题记，说他的手写本只有全本的十分之八，其中十分之三抄自袁宏道，十分之五抄自丘志充（1613年进士）。他在题记中还谈到有一部续集，书名为《玉娇李》。它是模仿《金瓶梅》写成的，但他认为续集庸俗下流，不堪入目

　　1618 第一部现存的《金瓶梅》版本刊行问世，书名叫《金瓶梅词话》，他的第二篇序文注明写于1617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至1618年一月二十五日之间

　　1619 沈德符写了已知最为详尽的《金瓶梅》稿本流传经过。他也谈到有一部叫《玉娇李》的续集，据袁宏道告诉他那是出于同一作家手笔。在这前一年逗留北京期间，他从丘志充那儿借得第一卷，但发现它淫猥不堪，几不忍读

　　《金瓶梅》刊行之前唯一读过手写本的另一个人据说是吕天成（1580-1618）。他的色情小说《绣榻野史》，内容与《金瓶梅》无疑是完全相似的

　　（吕天成，戏曲论著《曲品》最负盛名）

　　同样重要的是《金瓶梅》刊行之前与本文的早期历史有牵连的上述17位人士，要么是汤显祖的朋友，要么是他的朋友的亲友。换句话说，这张表上的每个人相互之间，或他们与汤显祖，都是直接或间接地互相认识的，我们在此开列的这张名单并非是将当时的文人随意拼凑而成，相反他们是关系密切的志同道合的一群朋友。 如果汤显祖确实写了《金瓶梅》，如果他们之中有人或多或少地了解真相（事实很可能如此），那就多半可以解释为什么他们无人公开提及作者，或对此有过猜测，因为如果汤显祖为此惹出麻烦，其他所有人都会受到牵连。断言《金瓶梅》是影射嘉靖（1522-1566）朝政的小说，或认为它出于某权贵的门客或某一位大名士之手云云，看来都是貌似有理，其实却是有意施放的烟幕。它们很可能就是作者在友人的默许下散布的，用以引开别人的怀疑。在沿着这条思路继续探索下去之前，让我们回顾一下汤显祖的生平，看他的经历和《金瓶梅》稿本早期传抄流传的经过又是多么巧合。

　　汤显祖自幼身受多方面影响，使他后来有可能在创作白话小说领域一显身手。汤显祖10多岁时，受业于徐良傅（1506-1565），学古文词。徐给长篇白话小说《禅真逸史》写过一篇隐晦难懂的序，意思似乎是说他也曾参与了小说的写作。还有，提到这一点似乎也不无意义，他在序文中写到:“其间……寓有微意，只当会于帙外，不可泥于辞中也”。汤显祖20多岁未考中进士之前，曾把自己于1577-1578年间写的一本诗集送给徐渭(1521-1593)。徐读后印象至深，写了一篇评论文章附后，将诗集重行刊印。徐渭除了是位戏曲家和戏曲评论家，还是16世纪倡导白话文学的领袖人物之一。

　　（徐渭，字文长，与解缙、杨慎并称“明代三大才子”。能操琴，谙音律，爱戏曲，所著《南词叙录》为中国第一部关于南戏的理论专著，另有杂剧《四声猿》及文集传世。开创了一代画风，对后世画坛如八大山人等影响极大。同时徐渭也被认为是金瓶梅作者的可能人选之一）

　　汤显祖自1583年五月考中进士至1584年九月奉调南京的一年半间留居北京，观政礼部。同年进士梅国桢（1542-1605）是湖北麻城人，汤显祖与之交谊特深，原因之一是他们出生于同月同日。梅国桢不但是同乡麻城刘守有的亲戚，又是他的门客。刘守有到1583年才考中进士，但在此之前他早已承袭锦衣卫指挥职位，并是万历帝的宠臣，被赐予太傅官衔。

　　（梅国桢，任御史期间荐举名将李如松为提督，平宁夏哱拜父子反叛。与李贽友善，曾为《藏书》作序）

　　身为皇家特务组织头目，刘守有成了中国最富有和最有权势的人物之一。由于梅国桢的关系，汤显祖结识了刘守有，出入于他的京师邸宅。汤在三首诗和 中谈到了他与刘守有的关系。字里行间流露出他似曾寻求和接受过刘守有的某种资助或庇护。

　　（身着飞鱼服的刘守有，锦衣卫指挥使，锦衣卫首领，正三品官衔，一般由皇帝亲信武将担任，直接向皇帝负责，下设镇抚司）

　　这一事实对我们目前探究的问题至关重要，因为刘守有是刘承禧的父亲，所有早期《金瓶梅》抄本似乎都是经过刘承禧之手散发出去的。汤显祖可能是在北京刘守有家中见到刘承禧的。他们共同的朋友，《元曲选》的编者臧懋循（1550-1620）告诉我们，他于1613年初造访麻城刘承禧家时，借得200-300种元代杂剧，这些杂剧都抄自宫廷内府本，而且都经汤显祖亲手挑选。汤显祖从未到过麻城，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也没有再去北京，所以他为刘家精选大量早期剧本的事就可能发生于1583-1584在北京逗留的一年半时期内。汤显祖的朋友姚士粦（1561-约1651）说，汤显祖自称收藏多达千种稀世剧本，其中精彩片段均能一一背诵。我认为完全有可能这些戏曲文学的大量藏书的很大部分是通过刘守有和刘承禧父子两人的帮助获得的。刘的锦衣卫职位使他们很有可能接触长期集聚起来的独一无二的内府藏书。倘使汤显祖是《金瓶梅》的作者，我觉得作这样的设想也并不荒谬，即在以后的某个时期，他可能让刘守有或刘承禧处理他的小说手稿，以酬谢他们帮助他获得大量的戏曲文学藏书。这仅是猜测而已，所以还是让我们言归正传，再次根据史实继续探讨。

　　从1584-1591年这长达七年时期里，汤显祖在南京礼部出任一些品级不低的悠闲职务。这使他有机会结识当时许多名士。他有充分的闲暇从事他的爱好。就是在这个时期，开始传闻他正在写一部极有争议的作品。上面提过的《金瓶梅》手稿早期读者之一吕天成本人是一位小说作家、戏剧家兼文艺评论家。他在1602-1610年间写了一部重要的戏剧评论作品——《曲品》。他在这部著作论及汤显祖的第一部戏曲《紫箫记》时，这样写道： “向传先生作酒色财气四犯，有所讽刺，是非顿起，作此以掩之，仅成半本而罢。”

　　这段证词值得我们认真对待，因为吕天成是汤显祖的同年进士和挚友吕允昌（1583年进士）的儿子，跟表伯父孙如法（1583年进士）学过戏曲创作，孙也是汤显祖的同年进士好友。实际上，吕天成的父亲吕允昌还是汤显祖的长子和次子在南京上太学时的义父。所以吕天成也可能与汤显祖的孩子相识。这样，事情就很明白了，要是汤显祖与《金瓶梅》的著作有什么内在关系的话，吕天成无疑比绝大多数同代人都更容易获知内幕。

　　正好现存第一部《金瓶梅》刻本的章回目录之前就印有根据《鹧鸪天》曲调写成的酒、色、财、气四贪词。而《金瓶梅》内容正是人们在这四个方面自我放纵所造成的种种恶果的描写，这四首词印放在卷首是再妥切不过了。当然，吕天成指的可能是我们现今所知道的《紫箫记》初稿，汤显祖本人稍后刻印了那部未完成的戏曲，显然是想给人留下这一印象，以平息这场战争。

　　在1586年为一位友人作品而写的序文中，汤显祖描述《紫箫记》手稿所引起的轩然大波说：“且予曲中仍有讥托，为部长长吏抑止不行。多半《韩蕲王传》中矣。”汤显祖又声称《紫箫记》初稿原由自己与三位同乡好友合作起草。他在写于1595年的《紫钗记》题词中谈到《紫箫记》缘起时说：“……（度新词与戏）未成，而是非蜂起，讹言四方。诸君子有危心，略取所草具词梓之，明无所与于时也。”没有完稿而终于刊印的《紫箫记》是完全无关痛痒的一部作品，简直很难想像它竟会掀起一场纠纷。这当然是汤显祖有意息事宁人，造成人们大题小作的印象。然而这不禁使人想起吕天成所说的“酒色财气四犯”之作，也许就是我们所见的《金瓶梅》的初稿。甚至《紫箫记》也可能就是《金瓶梅》最初的书名，因为“紫箫”作为诗歌中的修辞手段可指挺举的阳具，这种用法在《金瓶梅》中曾多次出现。

　　（舞台上的紫钗记）

标签： 历史故事摘抄简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