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亚夫，西汉时期的著名将军，汉族，沛县(今江苏沛县)人。他是名将绛侯周勃的次子，在历史上也非常有名的军事家，在七国之乱中，他统帅汉军，三个月平定了叛军。可以说和他父亲一样为大汉江山立下汗马功劳，可没有像其父亲一样安享晚年，落得含恨而终。
周亚夫的一生，干了两件辉煌的大事：
一是驻军细柳，严于治军，为保卫国都长安免遭匈奴铁骑的践踏而做出了贡献。
二是指挥平定七国之乱，粉碎了诸侯王企图分裂和割据的阴谋，维护了统一安定的政治局面。
可以说没有七国之乱的平定，就不会有诸侯王国割剧势力威胁中央政权问题的最终解决，同样也就难以出现汉武帝时的强盛局面。显然周亚夫为巩固西汉王朝的统治立下了汗马功劳。仅从上述二事来看，称周亚夫为汉代杰出的军事家，似乎并不过分。
但就是这样一位功臣，最后却落了一个凄惨的下场。
造成这一悲剧的原因，应该与周亚夫耿直的性格有关。在封建时代，一个人要想在官场中站稳脚跟并有所发展，就必须时刻与上级长官保持一致，对有权有势者只能顺从，对皇帝的诏令只能无条件地去执行。周亚夫不知是对此不了解，还是知晓但不愿那样做。无论为将、为相，均把是否符合国家利益作为行动的最高准则。这就不可避免地要触犯某些人的利益，因为国家利益与个人利益并不总是一致的。前有冒犯文帝之举，后有得罪梁王、窦太后、景帝之事(即把皇帝和皇帝之母、妻、弟、大舅子均得罪了)。所幸的是文帝乃胸怀大度之人，能广泛地求谏选贤，不拘一格地选拔人才。因而对周亚夫要自己按军令行事的举动，非但没有怪罪，反而加以赞扬，予以提拔。
不幸的是景帝与其父相比，相差甚远，为人较为心胸狭隘，有怨必报，听不得不同意见。早在为皇太子时，一次与吴王太子下棋，为争棋着用棋盘将对方打死。“吴王由是怨望，稍失藩臣礼，称疾不朝。”成为其后来发动叛乱的导因之一。再如刘启曾与梁王刘武同乘一辆车入朝，到了宫殿的司马门却不下车，被担任公车令的张释之拦住，并以他俩不下司马门为不敬罪奏请皇帝依法予以处理。刘启对此怀恨在心，在继位后不久便把张释之降职。在这样一个专横君主的统治下，周亚夫的命运可想而知。
景帝尽管对周亚夫在平叛战争中拒不执行诏令一事心怀不满，但毕竟战争取得了胜利，使自己保住了皇位，最后还是提升有功的周亚夫为相。丞相一职在汉初的文武百官中权力最大，“掌丞天子，助理万机”，辅佐皇帝，总管政务。周亚夫不想做庸碌之辈，而想尽职尽责地干好本职工作。凡属于自己职责范围内的事，他从不推诿，敢于表达自己真实的想法，结果多次与皇帝的意见相左，造成皇权与相权的矛盾，最终还是皇权战胜了相权，周亚夫被加上谋反的罪名，身陷囹圄，抱冤而死。
再看其父从沛县起事开始，他就随刘邦南征北战，可称是刘邦军中最老的班底。史书上对刘邦屠杀功臣大书特书，而事实是，刘邦对待如周勃这样最早跟随他打江山的“发小”还是比较厚道的，他不信任的，恰是那些半路加入的勇将们。从刘邦灭秦到楚汉争雄，老周的军队始终是汉军的开路先锋。从三秦会战到成皋会战的关键战役中都立下大功。老周此人，表面粗犷，鄙薄书生，作战勇猛，看似是憨厚可爱的粗人一个，实则谋事周密，粗中有细。刘邦去世后，吕氏势力日益坐大，周勃充分发挥了他“能装”的特点，装傻装憨，让吕氏势力对他轻视，却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夺取了军队指挥权，这才株杀了吕的势力，保全了刘汉的江山。此时的老周，扮猪吃老虎的本事已经炉火纯青。最后告老怀乡，可惜他的儿子周亚夫虽然军事才能远胜过他，做人却失败的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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