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历史的后门

权力和高压指令下的历史编撰与言说虽然可以巧妙地自成体系，但它与历史事实的逻辑断裂却难以避免。于是，正史、野史都露出了蛛丝马迹。在这里，历史不再道貌岸然，不再刻板和故弄玄虚。它就像一个隐藏在历史文本密林深处的“后门“，让我们在前门受阻时，仍得以踅身而入。

　　历史从一开始就注定要折射出人类心灵的沧桑。时间作为一个刻度将人类生活的每一个画面定格下来。然而，我们已经错过了历史的现场，这种历史记载与对历史的解释相对于历史事实的滞后性使它不会自明地在我们的精神世界中烙上它鲜明的印记。因此，历史从来就不单纯是岁月的记录和事件的堆积。我们所谓的“历史”仅仅是我们从某个角度和层面对历史的一种解释。也正是从这种意义上讲，历史是多维的，它有我们无法穷尽的内涵。历史解释者永远无法排除他先在的观念和意志，而总是从历史与现实的联系出发，因此任何一部历史都是当代史。也正是因为历史既能颠覆现实，又能支持现实，这种巨大的危险性和利用价值才使统治者一次又一次地垄断历史的解释权，使历史被不断地编造和篡改。

　　我们一般是通过官方正史和民间野史（包括文学和其他的文本形式）来挑开历史的帷幔。中国自古就有官方修史的传统，统治者专门供养一批文人从事历史的编撰。在御用文人的笔下，历史成了对历史的遮蔽。与官方正史相比，民间野史就要有趣得多，也自由得多。但由于民间野史大多采用文学的形式，以及文人骨子里的封建正统观念，加上政治对思想言论的高压，民间野史对历史的反映仍然是变形的、扭曲的。它们就像是一扇妨碍人们进入历史的深宅中探秘寻幽的大门，上面刷着道貌岸然的油漆。我们念着“芝麻开门，芝麻开门”的正统密令固然可以叩开这扇门，但是，依循着它的途径，我们看到的将是更多的人造风景。

　　但建立在“瞒和骗”基础上的历史大厦是不牢固的。权力和高压指令下的历史编撰与言说虽然可以巧妙地自成体系，但它与历史事实的逻辑断裂却难以避免。于是，正史、野史都露出了蛛丝马迹。在这里，历史不再道貌岸然，不再刻板和故弄玄虚。历史是有趣的，也是与现实相通的，不同时期的人性折射物可以还原成共同的人性，从而使历史与现实之间有了更多的同构性。通过这些细节，对历史敏感的人能将它们拎出来，放在阳光下晒干水分，并重新放入历史的典籍中，进行合乎逻辑的推理。当这些细节与历史文本的某些记载吻合，以及借助现实的折射而具有了一种逻辑上的自洽时，它便可以折射出历史的真相。它就像一个隐藏在历史文本密林深处的“后门”，让我们在前门受阻时，仍得以踅身而入。

　　已经有一些人打开了历史的后门，并走了进去——这也是一次精神的探险。《中国历史的后门》一书就记录了这样的信息。这本精心编选的文集汇聚了张闳、郭灿金、许晖、张宏杰、狄马、雍容等人的文化、历史评论。他们文风不一，角度刁钻。就像编者在“编辑缘起”中所说的，“加盟的作者，或构建体系，或符号学分析；或考据，或文本细读；即或轻薄为文，嬉笑怒骂，亦有一种‘史见’在里面”，虽然出的拳不同，但招招致命。

　　中国是儒家文化的发源地。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家的道德乌托邦主宰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进程。这似乎使得儒家的“忠孝仁义”构成了一切文化和道德叙事的灵魂。然而张闳破译了中国文化的集体“弑母”焦虑。这真是一个大胆的言说：如果说西方人具有弑父的“俄狄浦斯情结”，那么，中国人则有“弑母情结”，这种情结产生的文化焦虑及其补偿一直出现在诸如《水浒传》等可进行深层次的文化解读的文本之中；西方人与中国人不同的文化原罪甚至直接导致了文化指向的殊异。虽然有人经常将《西厢记》与《罗密欧和朱丽叶》相提并论，但这两者却是两种不同文化的“泄密”。在郭灿金火眼金睛的逼视下，《西厢记》的伪浪漫与伪爱情轰然粉碎。在这里，我们见识了传统中国文化的功能：一种流氓猎艳的高雅工具。由流氓话语深入文化原罪，深入历史典籍，张闳、许晖、张宏杰、狄马、雍容等人，一层层地剥去了神秘的历史外衣。

　　打开历史的后门，首先接受的是思维方式的洗礼。它打破了历史本身所设置的种种壁垒——正统史观的思维方式和一度在意识形态的喧嚣中出现的历史断裂。曾经隐藏在黑暗之中的历史身影将进入我们的视野，并逐渐清晰。

　　来源：东方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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