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古代中朝边界北移的考述—兼论中国皇帝三次赐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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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古代中朝边界北移的考述—兼论中国皇帝三次赐土

  东北史地2004年第2期

  关于古代中朝边界北移的考述—兼论中国皇帝三次赐土

  赵红梅

  【内容提要】在古代,朝鲜半岛北部曾是中国领土,但后来朝鲜领土不断北移,

  一方面与其“北进政策”有关,另一方面亦与中国皇帝的“赐土”有关。第一次赐土是

  公元735年,唐玄宗“教赐浿江(今大同江)以南地”予新罗;第二次是公元993年辽

  圣宗“诏取女真鸭绿江东数百里地”赐予高丽;第三次是公元1404年明永乐皇帝同

  意朝鲜的请求将朝鲜半岛东北十处女真之地赐予李氏朝鲜。

  【关键词】中朝边界中国皇帝赐土

  中国和朝鲜半岛自古以来山水相连。自箕子朝鲜之时,我国的地方政权就开始

  在朝鲜半岛建立了,后经卫氏朝鲜、汉四郡以及四郡合并后的大乐浪郡的沿革,直到

  高句丽人主朝鲜半岛,中国同半岛南部的三韩以及后建的新罗、百济,皆为近邻,其

  间虽有犬牙之变,但都是地方政权同半岛南方朝鲜古代政权之间力量消长所造成的

  结果。然而,自高句丽灭亡之后,中朝边界线的走势却是不断北移,至明代才形成了

  现在的边界形势,其中由中国最高统治者皇帝出面三次“赐土”,在改变中朝古代边

  界的过程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一、唐玄宗赐浿江以南之地予新罗

  众所周知,我国古代少数民族割据政权高句丽灭亡之后,唐朝接收了高句丽故

  地的所有领土,并设置了安东都护府以进行管辖。但是,新罗出于扩张领土的需要,

  于公元670年(唐高宗咸亨元年)便因“擅取百济土地遗民”①而与唐朝失和,进而收

  纳高句丽叛众,并抗拒唐兵,与唐争夺地盘。至上元三年(公元676年),唐“移安东

  都护府于辽东’,②,原因是新罗“多取百济地,遂抵高句丽南境矣’心。与此同时,新罗

  “置尚、良、康、熊、全、武、汉、朔、溟九州’,④,设官府以统之。九州之中的汉、朔、溟 三州之地即设于所侵高句丽南地,分别为今之韩国汉城南20公里之处、江原道春川

  市、江原道江陵市⑤。自此,唐、罗之间再无战争,其原因即唐朝将安东都护府由平

  壤移至辽东后,不再威胁新罗的安全,而新罗得到百济全域与高句丽南地之后,需

  要有一个和平安定的国际环境全力治理好本国的事务,因此在同唐朝的友好关系方

  面,只有加强而没有削弱。但需要强调的是,新罗所置汉州基本上是高句丽强盛时

  所夺取的百济故地,说明新罗彼时尚未将领土继续向北扩张。

  唐玄宗赐土发生在公元735年(唐开元二十三年),此事((三国史记·新罗本纪》

  有明确记载:“(圣德王)三十四年春正月……遣金义忠入唐贺正。二月,副使金荣在唐身死,赠 光禄少卿,义忠回,救赐浿江(今大同江)以南地。”为表示感谢,翌年夏六月新罗遣使入唐贺正 ,并附表陈谢曰:“伏奉恩救,赐浿江以南地境。臣生居海裔,沐化圣朝,虽丹素为心,而功无 可效,以忠贞为事,而劳不足赏。陛下降雨露之恩,发日月之诏,锡臣土境,广臣邑居,遂使垦 辟有期,农桑得所。臣奉丝纶之旨,荷荣宠之深,粉骨糜身,无由上答。”关于此次赐土的原因 和动机,史书中并未明确说明。但我们可以肯定地说,这次“赐土”既不是唐罗“矛盾”的结果 ,更不是新罗凭借武力进行的索取。从中国史书和朝鲜的《三国史记》所载可知,在唐玄宗掌政 的前期,正是开元盛世之时,也是同新罗的友好关系不断发展的时期,双方是没有任何利害冲突 的,恰恰相反,唐罗在共同对付渤海方面却有着共同的利益。

  粟末靺鞨首领大柞荣于公元698年(周圣历元年)在今敦化建立震国,后来唐朝遣使封他为“渤海 郡王”,震国遂改称渤海。渤海的崛起不仅对唐朝的东北边疆统治带来麻烦,而且对其近邻新罗 也是一种严重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下,唐罗在对待渤海的立场和态度方面是有共同之处的,尤其 唐朝方面,团结新罗而牵制渤海,或以渤海的存在牵制新罗,当是再好不过的政治方针了。这一 点,我们通过公元733年(唐开元二十一年、新罗圣德王三十二年),唐玄宗派遣留为宿卫的新罗 王族金思兰归国调动军队进攻渤海南鄙一事是完全看得清楚的。众所周知,在册封体制下的的周 边国家或民族,对中原天子来说常常是不分国内还是国外的,皆“一视同仁”。因此,唐玄宗赐 土予新罗,目的是拉拢这个渤海的对立面,从而达到稳定东北亚局势的目的。对新罗来说,这种 “赐土”之举绝对是一件天大的喜事,这对新罗在利用新得之肥沃土地发展农业来说,无不具有 重要意义。然而,我们现在看待这件事,不会对这种“赐土”之举会有多少褒扬之词,因为这种 以国土作交易的作法毕竟是不可取的。

  另外,我们由唐玄宗赐土新罗一事联想到一个问题,即关于新罗“统一三国”的问题。如前所述 ,新罗在所建“九州”之中,仅有三个州(尚、良、康)是在新罗故土设立的,其它六个州一半是 在高句丽南疆建立的,一半是在百济故地(熊、全、武)建立的,要说统一了新罗和百济这两个国 家还是符合实际的,但所占高句丽故地的面积,对整个高句丽南疆来说是不多的,即使唐玄宗赐 土以后,高句丽故土的大部还是在唐朝安东都护府或渤海割据政权的管辖之下,因此,不能称其 为“统一新罗”。

  二、辽圣宗赐土予高丽

  唐玄宗赐土之后,彼时中朝的边界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阶段保持在西起今大同江、东至今龙兴江 一线。但是,由于王氏高丽一味地向北拓疆,在辽朝开始统治我国东北之时,他们已将领土扩张 到了清川江流域。新兴的辽朝君臣都明白,他们直接从渤海手里接管的土地原为高句丽故地,但 眼见朝鲜半岛上的一部分高句丽故地已被高丽占领,这自然是不能允许的。为了收复失去的高句 丽土地,在辽圣宗统和十年(公元992年)辽朝对高丽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进攻。这次军事行动, 以东京(今辽阳)留守萧恒德(《高丽史》作萧逊宁)为都统,率so万大军越鸭绿江,直取高丽的蓬 山郡(今龟城西),高丽大败,萧恒德声明发动这次战争的原因说:“大朝即已奄有高句丽旧地, 今尔国侵夺疆界,是以来讨。”萧恒德之言,明确地提出了收复被高丽侵夺之“高句丽旧地”的 问题。高丽方面在军事形势大为不利的情况下,派遣大臣徐熙前往辽营讲和,萧恒德又强调说“ 汝国兴新罗地,高句丽之地,我所有也,而汝侵蚀之,又与我连壤而越海事宋,故有今日之师。 但割地以献而修朝聘,可无事矣。”萧恒德的谈话很清楚,他认为高丽是在新罗之地发展起来的,是新罗的继承者,而高句丽故地应当是辽朝拥有的土地,但是高丽侵蚀了高句丽的部分 故地,理所当然地应该把所占领土割还给辽朝。然而,徐熙在谈判的时候却声称高丽“即高句丽 之旧”,“上国之东京皆在我境”。显然,徐熙在这里运用了诡辩之术,偷换了作为高句丽简称 的“高丽”和王氏高丽的概念,把王氏高丽说成是高句丽的旧部,是高句丽的继承者,并在一个

  错误的大前提下进行推理,提出辽朝的东京(今辽阳市旧城区)所处的地方亦应是高丽的旧境。因 此,徐熙最后表示:“若令逐女真,还我旧地,筑城堡,通道路,则敢不修聘?”由于高丽方面表 态“修聘”,辽朝遂罢兵而归。翌年“春正月……丙午……高丽王治遣朴良柔奉表请罪,诏取女 真鸭绿江东数百里地赐之’,⑦。二月,辽朝又遣萧恒德致书高丽,允许高丽“从安北府(今清 川江南岸之安州)至鸭绿江东计二百八十里,踏行稳便田地,酌量地里远近,并令筑城,发遣役夫,同时下手”,并要求“其合筑城数早与回报,所贵交通车马,长开贡觑之途”⑧。高 丽本是战败国,但意外地取得了在鸭绿江下游南岸女真聚居地的筑城开发权,自是天大的好事, 为了保住既得利益,高丽开始使用辽朝的“统和”年号,向辽称臣纳贡,并断绝了同宋朝的宗藩 关系。

  在辽圣宗“赐土”之后,高丽展开了对女真大规模的驱逐行动,并筑城设镇,对新拓地实行有效 的管辖。后来,辽朝对赐地一事反悔,曾通过外交手段和军事手段向高丽索要“六镇”,但高丽 始终没有答应。在考察辽圣宗“赐土”这一段历史时,我们应明确两个问题,一是关于“赐土” 的原因,一是关于辽丽战争的性质。关于前者,学界是清楚的,辽朝之所以在军事上取得胜利的 情况下向高丽赐土,实际上是一种政治交易。彼时辽朝的最主要敌手不是高丽而是宋朝,通过赐 土将高丽从“事宋”的轨道上拉过来,使其变为“事辽”,目的是孤立宋朝而稳住高丽,在没有 高丽这个后顾之忧的情况下全力以赴地对付宋朝。但是,这种作法虽然密切了辽、丽关系,但却 丢掉了宝贵的土地,使女真人丧失了一部分自己的家园。

  三、明永乐皇帝赐土予李氏朝鲜

  辽圣宗时的赐土之举,使高丽尝到了“实利外交”的甜头,也助长了高丽领土扩张的野心。此后 高丽虽然修筑了千里长城,但他们还不满足彼时的这条中朝间的实际边界,得寸进尺地不断执行 既定的北进政策。辽末,高丽企图越过东部的长城线而攻取“易懒甸”之地,但最终还是被女真 人击退,未能得逞。直到金、元,朝鲜半岛东北之地还没有脱离中国的版图,而半岛的西北部在 元代曾发生过变化,今慈悲岭(在黄海北道北部)以北之地曾一度纳人元帝国的版图,但后来忽必 烈又将这一地区“还”给了高丽。及至元朝末年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大规模的反元斗争,高丽亦 加入了反元斗争的行列,并趁元朝无力顾及东北边疆之机,用武力夺取了半岛东北地区的土地, 并在夺取之地置官设镇,进行管辖,当明朝的势力到达东北地区后,高丽已实际上占领了故元在 朝鲜半岛北部的大片疆土。对于朝鲜半岛北部土地的历史沿革情况,明朝的君臣似乎缺乏清醒的 认识,就明太祖朱元璋来说,他就将古代的高句丽同王氏高丽混为一谈了。明太祖认为“鸭绿江 清界古封”⑨,显然是将鸭绿江视为自古以来的中朝边界线了。但是,明太祖有一个牢固的观念 立在心头,那就是大明应当接管元朝的统治版图,而半岛东部曾是元的疆土,理所当然地应当接 收过来,设官置府,进行有效管辖。有鉴于此,他于公元1387年(洪武二十年)六月平定了割据东

  北地区的残元纳哈出势力之后,便下令在半岛东北部设置铁岭卫,明确表示:“以铁岭(在今朝鲜 江原道北部)北、东、西之地,旧属开元,其土著军民女真、鞑靼、高丽人等,辽东统之;铁岭之 南,旧属高丽,人民悉听本国管属。疆境既正,各安其守,不得复有所侵越。”次年,太祖又通过高丽大臣楔长寿将圣旨带回高丽,其中亦有“铁岭逸北,原属元朝,并令归之辽东”等 语。但是由于高丽的百般阻挠,以及彼时大明与残元势力的斗争尚未结束,明太祖设铁岭卫于朝 鲜半岛的计划没有实现,遂将铁岭卫仓促置于今沈阳一带(后移于今之铁岭)。

  由于彼时高丽国内矛盾的加剧以及中国改朝换代给高丽带来的巨大冲击,高丽王朝的统治力量大 大削弱,最后终于被大将李成桂夺取了政权,李氏朝鲜便应运诞生了。李朝建立之后,继承了半 岛历代政权的“事大”外交路线,一心与大明建立良好的宗藩关系。但是,李朝虽然表面上“事 大以诚”,但暗中却继承了新罗、高丽的北进政策,其领土扩张的野心亦未减丝毫。当李成桂奠 定了对半岛东北地区的占领和统治的基础之后,其后继者便在这一基础上变本加厉地攫取相关领 土了。当明成祖朱棣登上皇位之后,颇为关注半岛东北部的女真社会。女真首领王可仁和佟景等 向成祖奏明朝鲜咸州以北之地古为辽金之地后,成祖便派遣王可仁前往朝鲜进行招谕女真人的工 作,但由于李朝对这一地区的实际占领和统治,“女真不应救者甚多’,⑩。彼时李朝国王是李 成桂之子李芳远。李芳远对王可仁的到来十分关注,急忙召集大臣商讨对策,并派遣计察使艺文 馆提学金瞻随回国的王可仁一同出使大明,在其奏文中声称“自公睑镇历孔州、吉州、端州、英 州、雄州、咸州等州,俱系本国之地”,并将公睑镇的位置比定为孔州(今朝鲜庆兴,旧庆源)以 北之地。当王可仁到达京师之时,佟景又曾向礼部强调了咸州以北之地的历史归属情况,于是告

  知金瞻:“若考辽、金《地理志》,虚实自明矣。”我们说,果真细察辽金《地理志》,并不难 ,至少关于金之“合懒路”的地理范围应该是清楚的,但是,金瞻说《地理志》中没有女真所居 “十一处”的地名,大明的官员们就轻易地相信了他的说法,而将王可仁、伶景提供的情况置之 度外,并将查阅的结果上奏明成祖。成祖听了礼部的上奏,便轻率地说:“朝鲜之地,亦联度内 ,联何争焉,今准其请”。。所谓“今准其请”,就是批准了朝鲜的请求,将十处女真之地“还 属”朝鲜,这十处之地是:参散(今北青)、秃鲁几(今端州)、洪肯(今洪源)、哈兰(今咸兴)、大 伸(亦名泰神,今吉州北50里处)、都失里(亦名海洋,今吉州)、海童(亦名海通)、阿沙(亦名利 城,今利原)、斡合(今境城)、阿都歌(亦名阿汉,在今吉州附近)等。十处女真之地的丧失,为 李朝后来进一步向图们江南岸地区扩张提供了重要条件。。

  我们把明成祖将十处女真居地让于朝鲜可与前述唐玄宗、辽圣宗的赐土相比较而不难发现,虽然 他们的具体背景与情况有所不同,但是其实质都是相同的,这就是朝鲜古代王朝北进政策之所以 得到实施,从而大获领土之利,除了朝鲜方面的见机行事,使其势力不断增强之外,其中的重要 一点就是中国皇帝在领土方面的“大度”。但是这种“大度”并未换来对方的长期感谢,恰恰相 反,他们得寸进尺,得陇望蜀,领土要求几乎没有停止过。近代的“间岛”问题就足以说明这一 问题。对此,我们不能不以历史为鉴,祖国神圣的领土是不能随便恩赐给人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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