巧家县堂琅文化研究课题组 孙世美 陈正彪 马应富
被誉为世界“第九大奇迹”的三星堆自被发现以来，引起了海内外众多专家学者矢志不渝的研究，文明起源的多元论得到有力支撑。但是，尚有许多未解之谜困扰着学术界，诸如：三星堆文化来自何方？三星堆遗址居民的族属为何？三星堆古蜀国的政权性质及宗教形态如何？三星堆青铜器物高超的青铜器冶炼技术及青铜文化是如何产生的？等等。围绕着这些谜团，形成一股三星堆研究热潮，各种猜想和假设被不断提出，甚至有媒体记者道听途说，把一些不严肃的观点强加在三星堆研究的个别专家头上，以至三星堆博物馆馆长张继忠先生不得不发表严正声明予以澄清：“三星堆作为长江上游古代文明的杰出代表，中原文化及周边诸文化对它有很大影响，虽然三星堆文明有着鲜明的地域特色，但它也是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的一支，绝对不是什么外星人的杰作。”“从族属关系上看，几代蜀王大抵属氐羌系，除此之外，还有巴人及荆楚民族、西南少数民族和越民族等，正像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构成一样，也是多民族的统一体，而非什么‘杂交文明’和‘来自其它大陆的老外’。”张继忠先生否定了“外星文明”说和“杂交文明”说，从宏观角度指出了三星堆文明的来源及三星堆文明创造者的族属，但尚未从微观角度给出具体答案。
但不管目前情况怎样，随着考古研究工作的不断深入，三星堆之谜必将撩开层层的面纱而大白于天下。云南省巧家县堂琅文化研究课题组的成员在阅读大量历史文化典籍和深入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取得重大突破，认为是来自滇东北的巧家古代堂狼山螳螂崇拜的螳螂族群创造了三星堆青铜文明。
一、三星堆青铜人像体现的是堂狼山螳螂族群的螳螂崇拜
在三星堆众多的青铜器中，数量众多、威严、神秘的青铜人头像、青铜人面具、青铜人像留下了许多难以破译的千古之谜。这些青铜像、青铜面具和青铜立人的眼睛夸张而怪异，而且很多没有瞳孔。北大考古文博院副院长孙华先生根据三星堆不同类铜像间眼睛的差别来区分铜像的身份，将它们分为三种类型：眼睛的瞳孔如柱形突出于眼球之外的一类是神而不是人；眼睛中间有一道横向棱线，没有表现瞳孔的，不是普通的人；眼睛中或有眼珠或用黑墨绘出眼珠的才是普通而真实的人的形象。无论何种类型，这些眼睛无一例外地得到夸张而突出的表现。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眼球如望远镜一般高高地凸出眼眶之外的青铜面具，毫无疑问，面具表现的是典籍中记载的“纵目”的蚕丛氏。面对这些铸在青铜人的头像、面具、人像上的眼睛，有学者认为它们体现了古蜀国的神职人员眼睛是失明的。有学者甚至认为“纵目”的蚕丛氏患了甲亢病。各种说法有其合理性，但似乎都不能找到令人信服的依据。
三星堆更多的青铜人头像、面具由于缺乏身躯，难以展示三星堆“人”的全貌，对具备完整身躯的青铜大立人的研究能揭示更多的历史文化信息。二号祭祀坑中出土的立人像高达2.62米，重180多公斤，人像头戴兽面形高冠，面部特征为高鼻、粗眉、大眼，眼睛呈斜竖状，宽阔的嘴，大耳朵，耳垂上有一个穿孔。脑袋后端有发际线。身着衣服三层，最外层衣服近似“燕尾服”，身躯瘦高，手臂和手粗大，很夸张，两臂平抬，两只手呈抱握状。这是世界上最大、最完整的青铜大立人像，被称为铜像之王。青铜大立人不是一件写实风格的雕像，从人物的骨骼上分析，他的躯体不符合正常人的比例。在世界任何地方都找不到长有这般躯体的人。也就是说，这件雕像表现的不是一般意义的人。在孙华先生看来，那么粗那么大的手，那么细的身体，那么长的脖子都无法和现有的人种联系起来。只能把它解释为一种艺术造型，一种抽象、一种程式化的东西。这是古蜀人喜欢的一种艺术形式。
那么，三星堆“纵目”的青铜面具是否真如孙华先生认为的是神而不是人，还是像有的学者认为是患了甲亢病？青铜大立人所体现的这种艺术形式创造的灵感又来源于什么呢？
巧家堂琅文化研究课题组结合“纵目”的蚕丛氏，螳螂人、堂狼山、堂琅县均以之命名的螳螂，三星堆青铜“纵目”面具之间的关系和三星堆青铜人头像、青铜面具、青铜大立人的状貌进行深入研究后，认为它们不可能是蚕丛氏面目的真实描绘，而是受到“螳螂”这种自然物神性的启发，模拟螳螂的形貌而创造出来的。神秘怪异的面孔，跟螳螂的面相极为相似。尤其是夸张而没有瞳孔，透着一股杀气的眼睛，是复眼的螳螂眼睛的艺术再现。
如果把号称世界铜像之王的青铜人像和完整的螳螂个体作比较，我们得到的信息就更为全面。三星堆青铜大立人其实就是螳螂拟人化的形象。跟螳螂比较，螳螂形体的主要特征，青铜大立人都具备。青铜立人面部最突出的特征是眼睛模拟螳螂眼睛，眼球凸出，狰狞可畏，中部一条棱线，更增加了神秘感和威严感。长颈，模拟螳螂颈部。着“燕尾服”的瘦高身躯，模拟螳螂躯干，“燕尾服”模拟螳螂收于背部的翅翼。那双夸张的大手，它那么富于张力，是力量的象征，它的造型基础就是螳螂用于捕捉猎物的前足。把三星堆青铜大立人和螳螂放在一起比较，我们发现两者外形的酷似，只不过，青铜大立人在塑造时增加了更多的超越螳螂和普通人的神秘因素。
《本草纲目》载：“螳螂，骧首奋臂，修颈大腹，二手四足，善缘而捷，以须代鼻。”明代医学家李时珍用洗练的文笔对螳螂作了生动的外形描绘。《百度百科》“螳螂”条载：“螳螂，亦称刀螂，无脊椎昆虫，属于昆虫纲有翅亚纲螳螂科，是一种中至大型昆虫，头三角形且活动自如，复眼大而明亮；触角细长；颈可自由转动。前足腿节和胫节有利刺，胫节镰刀状，常向腿节折叠，形成可以捕捉猎物的前足；前翅皮质，为覆翅，缺前缘域，后翅膜质，臀域发达，扇状，休息时叠于背上；腹部肥大。”此条目从现代科学视角对螳螂形体作了更为详细的说明。
问题在于，古蜀先民为何要花那么大成本把螳螂这种昆虫通过拟人的艺术手段铸造成他们顶礼膜拜、万古长存的雕塑形象？肯定跟他们的图腾崇拜有关。
世界范围内，不同民族的先民们就曾把螳螂看成某种超自然的力量的化身，从而对其关注、敬畏和崇拜。
据有关专家研究，新几内亚asmat族人、澳大利亚的一个“半族”和中国古代万州的獽人都曾以螳螂作为族群的图腾崇拜对象。《巴蜀图像符号中所见螳螂为“獽”之图腾考》和崔庆《万州古獽人考》考证，古代万州的獽人的图腾就是螳螂，认为螳螂即是古代“獽”人的图腾崇拜物。
螳螂的英文名“mantis”源出希腊语，古希腊人相信螳螂具超自然的力量，尊称它们为“占卜者”。美国《国家地理杂志》载：“早在人类社会初期，人们就对螳螂表示了敬畏和关注。它们那种举起前腿竖立的姿势，好似在作祈祷，鼓鼓的眼睛透出机灵神气，能够任意转动的头部——正是这些特点加在一起，使得古希腊人赋予它一个含有占卜、预言、先知者意义的名字——mantis(螳螂)。螳螂由于它的奇特外形和两种不同速度的生活方式——一是纹丝不动的欺骗等待，一是闪电般的打击——总是被人们看作一种令人极其迷信、敬畏的生物。在欧洲，有种传统的说法，认为‘螳螂具有魔力’。意大利的一些省份里有一种极为普遍的信仰：如果向它作祈求的话，它会用前腿的姿势给一个迷路的孩子指明回家的方向。在东方人的历史中，则是把螳螂作为勇猛的象征。日本人称它为镰刀，它们的好斗进取气概常与古代日本剑客的名字相关。中国武术中有模仿螳螂动作的拳术。螳螂与中国的传统医药也早已结下不解之缘，早在公元前十五世纪，就被认为用不含卵的螳螂茧煮水可以治疗许多病痛——甚至可以防止刀剑创口的感染。在中国古代，有卵的螳螂茧还用来医治急腹痛，去除疣，减轻淋病的疼痛，治疗气喘、膀胱、胆囊等病症，以及治疗尿床、坐骨神经痛和气血虚弱、阳萎等病。直至今日，中国的中草药学家仍然在使用螳螂茧子和螳螂的蜕皮。”
可见，敬畏螳螂甚至以螳螂为崇拜物在世界范围内并非绝无仅有。
巧家堂琅文化研究课题组的孙世美、陈正彪等人在对三星堆文明与堂琅文化的深入研究中，提出了以 “螳螂”为图腾崇拜物的古代巧家堂狼山螳螂人创造了三星堆文明的观点，即大约在距今4000～5000年前，位于滇东北区域的云南巧家堂狼山就居住着一个以螳螂作为图腾崇拜物并以“螳螂”命名的彝族先民——螳螂族群，他们开采、冶炼堂狼山的铜矿、铅矿等矿产资源，运往成都平原，把他们对神灵、宇宙万物的理解铸进了三星堆青铜器物之中，青铜人头像、青铜人面具、青铜人像是螳螂人图腾崇拜的重要表现形式。
二、三星堆青铜器物矿料来自螳螂族群居住的堂狼山
据有关专家研究和科学检测的结果，滇东北铜矿带上的铜里的铅的同位素比值正好与三星堆的在同一范围内，开采历史最早的古堂狼山正好处于滇东北铜矿带的腹地。
最早关于堂琅县和堂狼山的记录见诸常璩的《华阳国志》：“（朱提）西南二里有堂狼山，多毒草，盛夏之月，飞鸟过之不能去”，“堂螂县，因山得名也，出银、铅、白铜、杂药。有堂螂附子。”“‘螂’又写作狼、蜋、琅（汉洗作狼）。盖其地多螳螂，故以为名。” 著名学者方国瑜《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载：“《汉志》犍为郡有堂琅县，《续汉志》无，《晋》、《宋》、《齐志》朱提郡有堂狼县。按：‘狼’字作‘琅’，又作‘蜋’，作‘螂’，并对音字。” 由以上史料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堂琅县得名于堂狼山，堂狼山得名是因为“山中多螳螂”，写法不同，是因为古人习用同音字、异体字之故。那么，这座牵动史学界的古代堂狼山是今天的哪座山呢？
《续汉志》朱提县下刘昭注《南中志》曰：“（朱提）县西南二里有堂狼山，多毒草，盛夏之月，飞鸟过之不能得去。”《水经注?卷三十六》又说：“（金沙江）又东北至犍为朱提县西为泸江水。有泸津，东去县八十里，水广六七百步，深十数丈，多瘴气，鲜有行者。”文中注释记载：“建安二十年立朱提郡。郡治县故城。郡西南二百里得所绾堂琅县，西北行上高山，羊肠绳曲八十余里……故袁休明《巴蜀志》云：高山嵯峨……三蜀之人及南中诸郡以为至险。”“……泸津水……两岸皆高山数百丈，泸峰最杰秀，孤高三千余丈……两峰有杀气，暑月旧不行，故武侯以夏渡为艰。” 从这里可知，古朱提县西泸江水（金沙江）的泸津距堂琅县八十里，则泸津应在今巧家大药山周边的白鹤滩镇一带。泸江水岸边“孤高三千余丈”的“泸峰”，即为今之药山。在朱提县治所（今昭通市政府所在地）西南二百里有一“绾”古堂琅县“西北行”“三蜀之人及南中诸郡以为至险”的“高山”，其“羊肠绳曲八十余里”，则此山应是药山为主峰的古堂狼山，即纵贯今巧家境内包谷垴乡、老店镇、马树镇、药山镇一带以药山为主峰延绵百余里的山脉。被堂狼山所“绾”（“绾”，据《古汉语字典》为“控扼”之意）的古堂琅县治所即在堂狼山中。《水经注·若水》载：“（朱提）县……西南二里有堂狼山，多毒草，盛夏之月飞鸟过之不能去。”对堂狼山的地理位置、特点作了说明。所谓“朱提县”西南“二里”有“堂狼山”，时朱提郡朱提县辖境即约今昭阳区、鲁甸县境，此应谓在当时距朱提县西南边界（今牛栏江边）二里的堂狼山。方国瑜《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载：“堂狼县在今会泽、巧家之地，堂狼山出铜，明、清时期开采者，地区甚广，主要分布于汤丹、落雪、因民、茂麓、九龙等地，在今会泽之西，巧家之南，沿金沙江东岸，其地多属巧家厅，原为会泽，分地设治也。不识汉、晋时期产铜者，亦在此地区者。乾隆《东川府志·山川志》曰：‘堂狼山在巧家米粮坝，晋宁州刺史王逊遣将军姚岳败李骧兵处，北距牛栏江边昭通府界百余里。’按：不说米粮坝之方位，惟距牛栏江边百余里，则在今会泽县迤车（以扯）汛以西至巧家城适中之处。未能确说地名，亦未能确定为古之堂狼山即在此否？”“今会泽县迤车（以扯）汛以西至巧家城适中之处”即在今巧家老店一带。《新纂云南通志》说：“堂琅山在巧家东米粮坝……延袤百余里。”据以上史料，以朱提郡、朱提县为基本观察点，根据方位和距离，堂狼山为今牛栏江边的巧家县包谷垴乡、老店镇一带之山，堂琅县即在老店镇境内。
事实上，对堂狼山在今巧家县境内东部，堂琅县在老店境内，前人早有定论。清代《东川府志?东川地界图》将堂狼山明确标注在巧家老店镇、马树镇一带。民国卢汉主持编修的《新纂云南通志》地图明确将堂狼山的位置标为横贯巧家境内始于牛栏江边老店镇迄于炉房乡的东北——西南走向的山脉。民国《巧家县志稿·舆地·山脉》载：“堂狼山，属五区二甲天生桥。”民国时期巧家五区二甲天生桥即今包谷垴、老店一带。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名大词典》，对堂狼山和处于堂狼山中的堂琅县的地理位置作了认定,“堂狼山在巧家县东部”,“堂狼县在巧家东75公里老店子”。由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主编，由方国瑜、朱荣惠、尤中绘制的《中国历史地图集》西南部分，将“泸津”标示在今巧家白鹤滩镇一带的金沙江上，将距“泸津”八十里的堂狼山中的历代堂琅县治所标示在今巧家县境的老店镇境内。《巧家县地名志》在“老店子”条注为“汉堂狼县地”。《云南省历史地名考索》认定古堂琅县治所在今巧家老店子。
可见，堂狼山得名原因为山中多螳螂，其地理位置是今天云南巧家境内包谷垴乡、老店镇、药山镇一带以药山为主峰的山脉。
根据《华阳国志》的记载，堂狼山盛产以银、铅、白铜为主的有色金属和以堂琅附子为主的杂药。
从宏观的地理区域考查，西南地区云贵川交界的滇东北，有一条金属大矿带。这一大矿带呈东北——西南走向，自昭通永善，经昭通市昭阳区、巧家县到昆明东川区，绵延近千里。这一矿带的北段即朱提山，中段即巧家堂狼山，南段即东川的大雪山。这一矿带北段朱提山以产银为主，兼有铜矿；中段堂狼山“出银、铅、白铜”，以产银、铅、铜为主，更以早于西方15个世界以上的白铜和堂琅铜洗而闻名于世，被誉为“世界白铜之乡”和“汉洗之乡”；南段大雪山自明、清以来，特别是清朝时期，其开采的铜成为清朝国家货币矿料的主要来源地。数千年来，这一矿带上的银铅铜为中华文明作出了重大贡献。但一直以来，这一矿带对中华文明的影响和应有的地位并没引起考古学界、文化学者、社会学家应有的重视。原因是众多研究者没有将这一矿带从一个有机的整体上进行研究，更多的是从朱提银、堂琅铜、东川铜等割离的点去做，这就难以从总体上把握滇东北这一矿带在中华文明中的地位和作用。巧家堂琅文化研究课题组的研究者们，以巧家堂狼山有色金属采冶的研究为中心，对整个滇东北有色金属矿带的有色金属的开采、冶炼情况查阅了大量典籍，开展了深入的田野调查，认识到滇东北金属矿带因其开采历史久远、开采规模宏大，对中华文明产生了深入持久的影响。因这一金属矿带主要分布在以巧家堂狼山为中心的古堂琅县地上，且古堂琅县地矿产丰富，盛产银、铅、铜，其有色金属采冶自古就闻名天下，堂琅县地开采的堂琅银是朱提银的重要部分，特别是堂琅铜因其对三星堆青铜器、商代青铜器、秦兵器、汉洗、白铜等等的特殊贡献，几乎成为中华青铜文明的代名词，为强调滇东北有色金属矿带中堂琅铜对华夏青铜文化、中华文明的特殊贡献，特称滇东北的有色金属矿带为“堂琅有色金属矿带”。千百年来，一群群一代代各族人民在堂琅有色金属矿带上开采以银、铅、铜为主的各种有色金属，创造了朱提银、堂琅铜、东川铜都等文化品牌。堂琅有色金属矿带最炫目的历史功绩是堂狼山螳螂族群采冶堂狼山的铜矿、铅矿等资源创造了三星堆、殷商青铜文明。
从矿料的现代科学测定来看，三星堆、殷商青铜器的矿料所含铅的比值都在10%～15%之间，还有很多是在10%以下，而含这种低比值铅的铜产于今滇东北一带的巧家古堂狼山。
《考古中国》载：“金正耀先生通过对三星堆青铜器的铜的同位素比值研究，得出了三星堆一、二号坑青铜器的铅同位素比值相同，二者年代相距不会太远。它们都大量采用了来自同一矿产地的矿料。这些含有高放射性成因的异常铅青铜器的相关原料产地，据朱炳泉先生研究，有几个可能性的来源地，其中滇东北一带是可能性最大的一个区域。”昆明东川区区长田文曾将东川区的铜矿送去检测，东川铜里的铅的同位素比值正好就在这个范围内。现今东川区的铜和古堂狼山的铜恰好在同一个矿带——堂琅有色金属矿带上，古堂狼山的铜的同位素比值与现今东川区的铜的同位素比值是相同的，古堂狼山的铜的同位素比值与三星堆一、二号坑青铜器的铅同位素比值也是相同的。而东川区的铜的开采据《会泽县志》记载始于明清时期，秦汉之前开采且与东川区的铜恰好在同一个矿带上的只有古代螳螂族群居住的堂狼山的铜。
同样，对殷商青铜器的科学分析，也得出殷商部分青铜器矿料从云南经古蜀国来到中原的结论，这说明云南的铜矿矿料在古代已大量通过古蜀国进入中原。
在中国科技大学钱临照教授指导下，中国科技大学运用铅同位素比值法对殷墟5号墓所出土的青铜器进行测定，发现这些青铜器的矿料不是来自中原，而是来自云南。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实验室采用“化学检测分析法”、“仪器检测分析法”二种方法中的“化学法”、“发射光谱法”、“燃烧碘量法测定硫”和“硬度计测定法”成功地测定了91件殷墟妇好墓出土青铜器物的合金成分，结果表明殷朝铸造青铜器的铜矿料来自云南金沙江流域的巧家一带。
金正耀、李晓岑等先生分析了殷墟妇好墓出土的部分青铜器，发现其中一些青铜器中的铅同位素比值很低，这种比值很低的异常铅矿质在商代的青铜器中占有较大的比例（共几十件）。同时他们的实验结果表明，永善、巧家的铅同位比值最低（207pb/206pb分别为0.745和0.747），而具有这类低比值的异常铅的矿物产地至今在我国其它地区未见。李晓岑根据大量地质铅同位素分布场进行对比，指出云南矿质在商代中原青铜器中广泛存在，认为商代“妇好墓部分青铜器的矿料不是产自中原，而是来自云南某地。这就证明了，早在3200年前，云南的铜矿资源已经被开发利用了”。
金正耀等人的研究随后得到了国外专家的证实。日本名古屋大学山崎一雄教授等人也对日本收藏的两件中国商代铜戈作出原料来自云南的结论。美国史密斯博物馆学院沙耶里(E.sayre)等人认为，西周、东周中原地区的部分青铜器,其青铜原料也与云南有关。
屈小强、李殿元等主编的《三星堆文化》载：“云南自古富产铜、锡矿石。早在商代，中原王朝就大量从云南输入铜、锡，作为制作青铜器的原料。中国科技大学运用铅同位素比质法对殷墟5号墓所出土的部分青铜器进行测定，发现这些青铜器的矿料不是来自中原，而是来自云南。蜀滇近邻，蜀地固然有其铜矿，但商代开采的极少，锡料却必须仰给于云南。据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测定，三星堆青铜器中的铅，就取之于云南的。大概其铜、锡原料也离不开这条供应途径。蜀、滇青铜器合金成分比较接近，足以说明这个问题。”这段文字以科学资料证明：四川广汉三星堆的大批青铜器的原料，来自于云南。中原商代的青铜原料铜、锡、铅等，也都来自云南。
标签： 三星堆是谁的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