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人物——朱元璋与王安石（札记）
七娃/文
朱元璋反贪
从佃户的“家庭出身”、和尚的“本人成份”到皇帝的“政治面貌”，朱元璋不仅在元末乱世，而且在整个古代中国都可谓是夺得了一枚“跳高金牌”。
然而，明初的文人却并没有为朱元璋的“夺魁”而喝彩。由于朱元璋这张猪肝色的脸，总在文人的颂歌中寻找“僧”、“贼”之类的同音字，便因为“文字狱”的杀气使文人反倒哆嗦了好些年。但就老百姓而言，他们当当“啦啦队”倒亦无妨。一则朱元璋本人还是承认自己“起自田亩”、“出身寒微”，且倡导勤俭建国，官府的开支相对要少，老百姓受到的搜刮相对也少；二则，朱元璋吃不饱饭的少年，敲着木鱼四处化缘的青年，从民间对官场的腐败和百姓的愤慨都深有体会，当他回眸花季，便记忆犹新地告诫群臣：贪污不革，“欲成善政，终不可得”。于是，他成了中国古代杀贪官污吏最不眨眼的皇帝。
可以说，古代帝王中像朱元璋这样前后四次发动反贪运动，全国官员逐个过关，以及仅空印案、郭桓案就杀掉七、八万人的规模是空前绝后的。朱元璋有许多古怪的反贪点子：一是一刀切。凡贪脏银60两以上者，杀无赦。二是大众化。他下令将其反贪专著《大诰》编成普及本发至田头，背诵者给奖，致使明初的隐士也感慨：“挂书牛角田头读，且喜农夫也识丁。”相应地是更为古怪的措施：准许私人扭送贪官进京受审。便有一个叫陈寿六的人伙同三个草民捉了个贪官进京，还随身带本《大诰》作依据，这种表现，受到朱元璋的隆重表彰。此外，由于朱元璋的乡土观念极浓，连反贪也泽被故里，仅公元1376年，就有1万余名够不上死罪的贪官被打发到凤阳屯田，这些贪官与此前迁来江南的14万富户一起，追寻朱元璋童年的足迹。这样，朱洪武31个年头里，附马欧阳伦因走私国家外贸专营的茶叶，亦被“赐死”；当时除湖南外，江南地方官员基本无人能够做到任满……
朱元璋的反贪力度无疑是绝无仅有的，但历史仍在和他捉迷藏。他不解为何“吾为政愈严，犯法者愈众”，叹息说：“吾欲除贪脏官吏，奈何朝杀而暮犯！”他带着随犯随杀的铁腕入了土，率土之滨仍然是贪官的索拿卡要声……
其实，孙中山认定只可能“每况愈下”的君主制时代，朱元璋们纵有三头六臂，贪官也会如千手观音；朱元璋能够深刻地指出元末的腐败是因为“姑息养奸”，却不能克服本朝腐败的经济原因与制度原因。明朝的官员俸禄是历代最低的，有的官吏办公事还只能自己掏腰包，海瑞之所以比包拯更为难能可贵，就是他的“薪水”低了包拯许多。而古代的公共权力是由官员向皇权单向负责的，根本不可能建立起真正规范、公众参与的监督审判体系。没有这一体系，任何疾风暴雨式的反贪运动，都将滑入专制者政治权谋的暗流。朱元璋借机屠戮功臣便是明证。结果，在漫漫的封建长夜，吃亏的到底还是老百姓，他们盼“真龙天子”，盼“青天大老爷”，盼到最后的阶段依然是“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
王安石变法
相对于商鞅五马分尸、吴起乱箭穿心、张居正尸骨未寒即被满门抄斩，王安石就堪称是个幸运儿了。他居然还能在南京的乡下安度晚年，以至有足够的时间骑骑毛驴，念念佛经，闲情逸致得很。但我却认为，王安石是中国古代最富悲剧内涵的改革家。
因为他的失败，不独是改革政策的失利，更是一次社会选择的失利。从世界最早的纸币交子出自于北宋来看，从中国这时首次出现以经济而非以行政为中心的城市来看，从《清明上河图》里北方都市的“菜篮子工程”和柳永笔下南方都市的“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来看，北宋已具备发展经济的原始积累与社会购买力，王安石变法应运而生。王安石变法的实质，是行政干预经济，使官府职能更长于经济管理，这也便是二十世纪罗斯福新政后美国政界推崇王安石的原因。
由于官多俸高、土地兼并及民间借贷活跃，北宋国库的银两大量流失到私人手中，国防失去后盾，与辽、西夏的抗衡日益处于下风。宋神宗急了，他不能愧对赵宋的列祖列宗。王安石旨在富国强兵的变法措施与神宗一拍即合。譬如青苗法与市易法，分别是由官府低息贷款给农民和商人，既振兴农业、刺激商业，又为官方开辟了财源税源，何乐而不为呢？这样，官府其实在经济运行中承担了银行的角色。但是，有人嚷开了，说皇帝岂不成了生意人么？而这一奚落的背后，是视高利贷为最重要的投资渠道的地主阶级，他们对官方夺其财路感到恐惧。利益的调整，观念的因循，使他们上窜下跳全方位抵制变法。由此出现的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宋神宗及其后两个皇帝均支持新法，中间夹着的两个太后却坚决反对（很难揣测她们是否更代表国家的利益），总之，唇枪舌剑的变法之争绵延成一场你死我活的朋党之争，而“宋人议论未定，金人兵已渡河”……
封建政治的朝夕自然容不得王安石慢慢摸着石头过河的，他惟有趁权柄在握之际急急争渡，当然流必湍之。恰恰与之唱反调的代表就是范仲淹、欧阳修、程颢、苏轼这样鼎鼎大名的一些人物，包括他弟弟王安礼、王安国也在半渡中而返，王安石被孤立了。他想说服自己对手中的主将、同样才高八斗的笔杆子、同样不蓄财不纳妾的真君子司马光，但《答司马谏议书》却无济于事，王安石只好希望启用新人。这时，崛起的新人多是些风派小人，王安石不是不懂，而是他顾不得那么多了。小人行政自会虚报产值，自会强行摊派，自会劳民伤财，自会推诿责任，而所积的弊端一多，吕惠卿们就把罪过往王安石身上推了。王安石已拼尽浑身解数化解旧党的明枪，又焉能闪得过麾下小人的暗箭。他下台十年后去世时，最后给他讲公道话的还是司马光，他说，王安石不是坏人，尽量谥给他最高的头衔吧。
是的，世间多少君子因政见不合而分道扬镳，多少小人为狼子野心而臭味相投，而应为王安石变法深觉惋惜地是：一个光明磊落的政治家，不得不怀着匡世济时的抱负走入一群小人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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