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算是有点历史癖的人。这种兴趣大概源于小时候听父亲讲《三国演义》,通常在送我去学校的路上,父亲慢悠悠地骑着自行车,说着他喜欢的关羽或马超的故事。于是稍大一点就自己去找一些历史方面的书读,大多也是演义之类的。虽然兴趣有了,可是读书不用脑,成见也随之而来,不管三七二十一将一些历史人物定型。例如认为凡皇室子弟不是无能就是淫荡,不晓得历朝历代对皇子们的教育大都异常严格;又曾替李白抱不平,并不想想若是他真当了官,能不能戒掉酒瘾,去忙于繁巨的政务,还是将他的浪漫主义继续发扬光大。后来有点觉悟了,可是又喜欢起翻案文章来,这也可能与年轻人爱闹别扭的心理有关吧。近来又起了变化,不大确信书上的白纸黑字了,渐渐去掉些明快的是非之念。虽然这种糊涂也要不得,不过觉得总是一点进步,毕竟明白了历史很复杂这一简单的道理。
这次读雷颐的《历史的裂缝---近代中国与幽暗人性》,既为作者娓娓可读的文笔和冷静客观的史识所吸引,而道出的内容却是如此让人扫兴以致于沉重起来,又增不少感慨。晚清历史似乎比以往朝代的历史更让人读着干着急,中国近代的现代化进程有很多的机遇,可是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终于一个个浪费掉了,眼睁睁看着国家越来越弱,无能为力。我不相信慈禧太后不爱国,国就是她的家,她应该比任何人更爱她的国,说因她而亡国,老太婆九泉之下必然喊冤,但清朝确实就是亡在她的手里。书中“曾赵之辩——清王朝到底还能撑多久”一文,作者引用曾国藩和幕僚赵烈文的谈话。其时曾国藩对清廷还抱有幻想,因为为政者“恭亲王弈忻为人聪颖,慈禧遇事威断”,所以有可能避免“抽心一烂,根本颠仆”的结局。而赵烈文却认为恭亲王“聪明信有之,亦小智耳”,慈禧“威断”反将使她更易受蒙蔽。对赵的不幸言中,作者下结论道:“局势如此不堪,如无体制的根本性变革,仅靠现在这样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修修补补,实在无济于事,而奕忻慈禧均非能对体制做重大改革之人,所以清王朝难免分崩离析的命运。”这是点出了清亡的真正症结。
在“臣不得不死”一章中,作者对封建专制下的君臣关系做了透彻的分析,读后对那些“死有余辜”的大臣们不能不表示同情。义和团兴正是由于慈禧太后的“威断”,圣意已定,虽然摆出纳谏的样子,可反对义和团者无不受到严惩。正是对列强的欺辱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才使得慈禧丧失理智,相信了义和团大师兄们可以刀枪不入的鬼话;而朝廷重臣赵舒翘未能据实禀报在这种情势下已经把自己推向不归之路。时人对赵颇多苛责,认为他“昧于理,盲于势,辱名丧身也宜哉”。而作者却有更为深刻的分析,指出:“义和团时期这些大臣的悲惨命运,实际是封建专制社会君臣关系的真实写照。大臣往往处于两难困境之中,若直言己见,往往触怒当道;倘曲意逢迎,一旦铸成大错,则要承担全部后果,而且在这两种情况下都可能性命难保。——传统道德用必须对皇上忠心耿耿且敢于不惜身家性命披龙之逆鳞,犯颜直谏的标准要求下属,委实过于严酷,几近于鲁迅先生所说的吃人的道德了。”这也令人想到李鸿章等在卖国条约上签字的心情,几乎有点黑色幽默的味道了。
清末不乏人才,例如曾国藩李鸿章等,都能明了世界大势,意图改革,却都以悲剧收场,仍然是不能改变体制的大环境下的牺牲品。在这种环境中改革者处事之难可以想见,王春瑜先生读《思辨录》随笔中提到曾国藩的《挺经》,其实颇为平常,而精髓端在于曾国藩私下的言谈,其教弟国荃的十字诀“仍需顽钝无耻,乃可做事”,一改道貌岸然之大儒形象,在当时的情境下,其实包含着欲做事情者必遵循的至理。因是教弟之语,几乎交底,若非亲骨肉,恐又是一番曾氏风格的冠冕堂皇的言辞。在本书中,作者提到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的权势之大,想要兴办近代企业尚有如此强大的阻力,无权无势的平民在这种环境中又怎能兴办近代企业的可能性?读到这里,也许只能苦笑,觉得清朝不亡简直是没有道理的,反而有点释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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