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苏生为太子，因为一封“伪造”的秦始皇遗书自杀在边疆，我们无从考证这封遗书中秦始皇到底希望谁继承他的江山，但是，我们从秦始皇的角度想，在秦时代并没有严格的宗法制，即一定要传位给太子，所以秦始皇一定会把自己打下的基业传给最信任最看好的人，到底是胡亥还是扶苏呢？最后秦二世是胡亥，是否如秦始皇所愿？
如所愿，则会继承秦始皇创建的制度：以法治国，甚至延续秦始皇的残暴。如此一来，胡亥跟随赵高学狱律法令，在《秦始皇本纪》和《蒙恬列传》均有明确记载，况且胡亥的残忍手段与秦始皇不相上下。秦始皇的本意应该是二皇子胡亥。可是胡亥缺少忠臣辅佐和政治方向感，使农民起义揭竿而起，造成秦的灭亡。
反过来想，倘若是扶苏治国，是秦始皇的本意吗？扶苏治国的理念不能使秦始皇满意，可是他会开创一代盛世，延续秦的生命么？
孔子曰：朝闻道，夕死则矣。此中每一个字，都有扶苏的影子。
朝闻“道”孔夫子说的“道”，即仁义之道，孔子周游列国，推崇仁政，苏的仁，在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事件中有所显现。秦始皇以法治国，属于将法家学派作为一国的正统学派，“法”意味着摒弃“情”的感性一面，取代为完全的理性，理性就说明有些事情如果逾越了界限，则必须接受应有的处罚，这是由法衍生出的逻辑关系。由此，法的弊端展现在所谓的对错与否以及冷酷无情上，这与儒家学派提倡的主要思想“仁”，以仁治国，背道而驰，儒家学派的思想逾越了法的界限，定有必然的处罚，纵使残忍至极，在秦始皇看来这符合“逻辑”，所以焚书坑儒。
严酷的事件里，朝廷上或许有人遵从法之道，支持秦始皇的行为，或许有人认为残暴却懦于反抗，不断压抑自己，可是扶苏这两种人都不是，他勇敢，直言不讳，成为这件事中唯一谏言者。他说：天下初定，远方黔首未集，诸生皆诵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绳之，臣恐天下不安，惟上察之。意思说：秦王打下天下没有多久，这里仍然遍地儒家师生，如今马上用法律制裁，我害怕天下大乱，所以上奏，这句上奏确实有道理，可是找打。
焚书坑儒事件使人们对“儒家”两字谈虎色变，唯避之恐不及。扶苏怎么敢当面提出来维护儒家呢？看来扶苏明显有涉儒的嫌疑——这是大讳，秦始皇怎么可把皇位交给与自己想法相悖的皇子，百年大业岂不是毁于一旦。
夕“死”则矣“死”即是儒家学派牺牲精神。在秦始皇因扶苏上奏一事生气时，似乎感到了危机，所以将扶苏找个理由支走了，“使扶苏北监蒙恬于上郡”，当李斯送来伪造的秦始皇遗书时，扶苏看见毫无三思，当场就要自杀，蒙恬把他拦住曰：陛下居外，未立太子，使臣将三十万众守边，公子为监，此天下重任也，今一使者来，即自杀，安知其非诈？请复请，复请而后死，未暮也。已经这样苦口婆心的劝诫，扶苏反而“父而赐子死，尚安复请”——这正贴合与孔子的思想中的“孝”与“义”，典型的儒家作风，所以，扶苏的死意味着一个尚儒人设的牺牲。
另一边，《史记·李斯列传》中提到了胡亥的想法：明主圣王之所以能九处尊位，长执重势，而独擅天下之利者，非有异道也，能独断而审督责，必深罚，故天下不敢犯也。与扶苏“以仁为道”不同，胡亥则是一个非常拥护秦始皇治国理念的人，这必定得到秦始皇的欣赏，因此胡亥继位的可能性极大。
综上所述，扶苏继承皇位的可能性的确不大。倘若扶苏继承了皇位，他一定会用他的理念治国：儒家思想，儒家思想以仁当道，不会乱杀无辜，的确会受到百姓的爱戴。
可是，这正是秦始皇根本无法想象的原因：秦始皇花费一生整顿四分五裂的局面，不但统一的事物上的货币，文字，度量衡等，这些全部是在“法制思想”之上建立起来的，并且已经普遍接受适应这种社会制度，可以说是必然的历史进程。扶苏的儒家思想贸然闯进，会突然改变这个社会已经接纳的动向，必然有法制受益者的反抗，必然会再次惹起不小的争议，更重要的是扶苏的仁，略显仁慈，这是一国之君的忌讳，他面对百家争鸣的局面，没有强制的措施，会让很多势力见缝插针，达到孔子的“大同社会”状态，成功率十分渺茫。
儒家思想感性思想的代表，法家思想是理性的代表。这两种思想各有优缺。扶苏的“文”或许会带来盛世局面，但是未必长久；胡亥的“武”也仅能维持秦朝不久，结局是过分压迫，百姓造反了。
秦始皇希望是胡亥继承他的皇位，目的是继承他的法制思想。扶苏继承皇位，儒家思想便会凸显出来。可是只使用单一的思想，无论是法是仁，根本不能使一个国家长久发展甚至出现盛世局面。刚柔并济，软硬兼施是治国大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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