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文豪苏轼，之所以会被贬外放，主要是因为他反对当时宋朝实行的新政，遭到皇帝本人的厌恶。在被御史弹劾之后，皇帝以苏轼的诗文讥讽朝政为名，将他流放了。这件事，史称乌台诗案。
乌台诗案，看似只是一个普通的案件，但其实涉及到了诸多方面。要想详细解释的话，那可就真的说来话长了。
北宋中期，随着国家承平已久，三冗问题开始凸显出来。所谓三冗问题，是指冗官、冗兵、冗费。三冗问题的核心，就是当时不做事的官、不打仗的兵太多，不该花的钱也太多，给国家财政造成了极大的负担，甚至到了即将拖垮国家的地步。
宋神宗即位后，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任用王安石进行变法，史称王安石变法。
客观来说，王安石变法的初衷是很好的。但是，王安石忽略了当时的时代背景，他的变法，影响了地主阶级的既得利益，而且在施行的过程中，也出现了很多问题，于是被很多人反对。
苏轼便是其中的反对者之一。
在王安石变法开始之前，苏轼正是宋朝政坛上，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苏轼21岁参加科举，被当时的文坛领袖欧阳修看中。在后来的‘三年京察’当中，苏轼亦是入第三等，为百年第一。这里要稍微解释一下，北宋从开国以来，制科考试中的一等、二等一直为虚设，第三等便是最高等级。
这样的苏轼，不管怎么看，都是前途无量，将来入阁为相，似乎也已经近在眼前了。
可惜的是，在这场京察之后，没过两年，苏轼的父亲苏洵就病逝了。按照当时的礼制，苏轼不得不回家给父亲守孝三年。就是在苏轼守孝期间，宋神宗即位，开始任用王安石进行变法。
所以，等到苏轼结束守孝，返回朝中的时候。此时朝堂上的情况，早已和他离开之前，大不相同。他的很多师友，因为和王安石政见不和，反对新政，都已经离开了朝堂。而对于王安石的新政，苏轼亦持反对态度。回朝之后，苏轼多次给宋神宗上书，反对新政，也因此遭到了王安石一派的排挤。
公元1071年，在王安石一派的排挤之下，苏轼自请外调，前往杭州担任杭州通判，三年后前往密州任知州，六年后改任徐州知州，八年后改任湖州知州。
在做了几年的地方官后，苏轼越发坚定的反对王安石的新政。
苏轼反对王安石变法，倒还真不是出于私怨。而是因为王安石的变法，确实存在一些问题。王安主持的新政，着重于开辟新的财源，尽可能地增加国家税收。但这样一来，就难免加重底层百姓的负担。再加上各级官吏在执行新制度的时候，难免会歪曲新政，这就使得百姓的生活更为艰难。
苏轼反对新政的原因，正在于此。
到了宋神宗在位后期，因为反对派的声音实在太大，宋神宗也不得不罢免了王安石的相位。但同时，在贬黜王安石之后，宋神宗依然坚持执行新政。此时的新政，已经不再是王安石主导，而是由宋神宗直接主导了。
就是在这样一个时间点，乌台诗案发生了。
苏轼调任湖州知州后，按照当时的规矩，得给皇帝写一份谢表。这种东西一般就是例行公事，但苏轼作为一个极为有才的大诗人，却在这份公文当中，掺杂了自己对新政的不满。
当这份谢表被送往京城之后，京城内的很多拥护新政的大臣，开始借题发挥，弹劾苏轼，说苏轼恶意中伤朝廷，反对新政，对皇帝不忠。此时的宋神宗，恰好正需要杀鸡儆猴，自然打算着重处置苏轼。
公元1079年七月二十八日，刚刚调任为湖州知州仅三个月的苏轼，被御史台逮捕，随后押往京城。因为当时御史台附近种植大量柏树，有大量乌鸦栖息其上，所以御史台当时也被称之为乌台。苏轼的这个案子，也就被后世称之为‘乌台诗案’。
苏轼被押往京城之后，保守派和新政派，在如何处置苏轼这件事上，起了极大的争议。保守派就是反对变法的那一派，对于保守派而言，如果苏轼被重罚甚至处死的话，那么以后保守派将会受到严重打击，再无人敢反对变法，所以纷纷下大力气营救苏轼。
而新政派为了执行新政，必须要杀掉一个保守派的中坚人物，所以非要至苏轼与死地。
一时之间，保守派和新政派之间，因为苏轼这个案子，开始彻底对立起来。而苏轼这个案子，也从原本一桩其实并不算严重的文字案件，变成了一桩政治案件。
最终，就在双方争执不下的时候，一个关键人物的话，救了苏轼一命。
这个人，就是已经被罢黜相位的王安石。
王安石此时虽然已经被罢黜，但在新政派当中，王安石依然称得上是新政派的中坚人物。对于苏轼，王安石很欣赏苏轼的才华，觉得既然只是政见不和，没必要非得至苏轼与死地。于是王安石上书宋神宗，请求从宽处理。
王安石的这份上书，显然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王安石上书之后，宋神宗选择对苏轼从轻发落，只是将苏轼贬黜到黄州，担任黄州团练副使，受当地官员的监视。
就这样，苏轼被贬到了黄州。乌台诗案，也至此告一段落。
不过，有趣的是，几年之后，宋神宗病逝，宋哲宗即位。宋哲宗即位后，因为年龄实在太小，所以由高太后临朝听政。高太后临朝后，反对变法，重用反对变法的司马光为相，打压以王安石为首的新政派。
保守派全面胜利后，苏轼这个被新政派打压多年的保守派人士，自然得到了重用。但有趣的是，苏轼在迅速升迁至中枢以后，又向身后的保守派开火，上书抨击保守派暴露出来的很多问题。
就这样，苏轼直接把保守派和新政派，全都给得罪了。
得罪了两派之后的苏轼，自然也就无法继续在中枢做官，只能再次请求外调。
从乌台诗案的整个过程，我们不难发现：苏轼的这个案子，其实原本只是文人简单地发发牢骚。但因为涉及到了一些政治问题，加上恰好处在一个关键的时间点，所以才被人借题发挥，最后闹大。如果不是苏轼运气好，恰好生在了宋朝，宋朝恰好有不杀士大夫的传统，而作为新派领袖的王安石，又比较惜才。估计在这个案子当中，苏轼最后肯定是必死无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