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全国来看,以1922年1月香港海员大罢工为起点,到1923年2月;二七”大罢工,出现了历时13个月的全国罢工高潮,有100多次罢工,30多万工人参加。当时全国有组织的工人已达27万。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计划,先成立京汉铁路总工会,再成立各路总工会,然后成立全国铁路总工会,作为铁路工人运动的总机关;各城市成立各产业工会,再联合而成各城市工团联合会,并准备1923年5月1日在武汉召开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谋求全国工人运动的统一和更大发展。
从湖北来看,1921年10月爆发了粤汉路武株段机车处罢工,开始了以武汉为中心的湖北工人运动的第一次高潮。罢工斗争主要发生在军阀政府官办企业、官督商办企业和外资企业之中,使军阀政府和帝国主义遭受沉重打击。但是,在罢工运动和组织工会中,工人阶级屡屡遭到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强权压迫和武力恫吓,工人阶级在斗争中懂得了,要想改善生活,就必须进行争取自由权利的斗争。罢工斗争顺理成章地从加薪减时的经济斗争,发展到要求集会结社自由和反帝反军阀的政治斗争。政治斗争的结果,工人在组织方面,组织了工人俱乐部或工会,并进而产生了地方总工会和产业总工会,使湖北工人阶级有了统一的强有力的组织领导机构,工人阶级在斗争中成长为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锋和中坚。
帝国主义与封建军阀,把工人运动和工会组织的大发展,看成是对他们的威胁,要将刚刚兴起的工人运动扼杀在摇篮里。吴佩孚一面打着;保护劳工”的幌子,一面在背地里积极准备对付工人运动。他命令组织;学兵队”,要他们学习驾驶机车,以便在必要时取代工人,遭到工人强烈反对;他又令京汉铁路南段段长冯澐组织;同人通谊会”,分裂工人队伍,竭力抵消共产党在工人中的影响,但除少数员司受其拉拢外,没有一个工人参加。这些阴谋失败后,吴佩孚便撕去;保护劳工”的伪装,对京汉铁路工人进行血腥镇压。
北洋军阀武力阻挠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是京汉铁路大罢工的导火线。
京汉铁路总工会的筹备工作完全是公开进行的。筹备会将开会的宗旨及地点均登载各报,并向京汉铁路局局长赵继贤报告。赵继贤玩弄两面手法,表面上同意召开总工会成立大会,暗地里却密电吴佩孚,要求禁止该会成立。吴佩孚看到,京汉路2万多工人的进一步团结,将会更有力地与北京政府对抗,于是,早已作了镇压工人运动的准备,并下令对京汉铁路总工会的成立大会;预为防范,设法制止”。
1923年1月31日,筹委会代表杨德甫、凌楚藩、史文彬、李振瀛、李焕章5人,前往洛阳与吴佩孚交涉,据理力争提出:
1、根据《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人民有集会结社的自由;
2、;保护劳工”的通电是吴佩孚的;四大政治主张”之一,不应出尔反尔;
3、大会筹备已久,并经铁路管理局局长同意;各地代表己齐集郑州,大会势在必开。对此,吴佩孚;顾左右而言它”,冷笑几声,扬长而去。
当晚,赴洛阳代表赶回郑州,召集全路代表紧急会议决定按原计划召开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
1923年2月1日清晨,郑州紧急戒严,军警荷枪实弹,沿街排列,如临大敌。上午十时,项英带领各路、站代表和各工团代表从五洲大旅馆向花地岗普乐园剧场进发,在离会场不远处,被武装军队阻拦,相持约2小时。项英和林祥谦、施洋一起率领工人代表扣群众冲破军警拦阻线,撕去门上的封条,砸开大门进入会场,在大批军警层层包围的会场中宣布:;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了!”大会选举杨德甫为总工会委员长,凌楚藩、史文彬为副委员长,项英为总干事。这时,郑州警察局长黄殿辰大叫:;限5分钟解散,有反抗者以军法从事!”下午4时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在军阀的武力高压下被迫宣布散会。同时,代表及来宾所住各旅馆也被军警包围,不许工人自由走动和交谈;总工会会所被重兵占驻,禁止工人出入;室内一切文件、什物被捣毁一空;各团体所赠的匾额、礼物等,尽被摔毁,弃置道旁;各地代表和来宾被勒令离开郑州。
当晚,总工会召开秘密会议,决定发动全路总罢工,以抵抗军阀的武力压迫。并为事实上的便利起见,决定将总工会移江岸办公。总工会在罢工决议中表明罢工是;为争自由作战,争人权作战”。会议决定立即成立总罢工委员会,统一指挥罢工行动,杨德甫为全路罢工委员会委员长,江岸罢工负责人为林祥谦、曾玉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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