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不逢时的“学二代”：子思
作者：黄坚
一， 早熟的中国首位“学二代”
“学二代”是近年兴起的一个新词，但作为一种现象和事实，“学二代”却是古已有之，且一直未断。中国最早的“学二代”是谁？我认为是孔子的孙子子思。因为在孔子之前，中国尚未有明确、独立意义上的学人，孔子被认为是中国文化第一人，所以他的孙子子思，也就顺理成章成了中国最早的“学二代”。
子思要成为中国最早的“学二代”，需要两个条件，一是他是孔子的近亲，二是他是个学人。关于第一点，《史记 孔子世家》里有一句：“孔子生鲤，字伯鱼。……伯鱼生伋，字子思。”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可以为证。第二点，我们下面会说到，子思确实是个学人，而且还是个重要的学人，他爸孔鲤就不是，所以中国首位“学二代”的殊荣和桂冠，就落在了他而不是孔鲤的头上。
子思和孔子不仅有明确可靠的祖孙关系，而且还有过一段直接相处的共同时光。要知道，这世上有很多作为孙子的，从未见过他的祖父，有的在出生前，祖父就已离世，所谓祖孙关系，除了血缘，就是一种说辞。但子思和孔子显然不属此列，据《论语》、《史记》的说法，孔鲤死于孔子之前，这样，子思作为孔鲤的儿子，必然在孔子在世时，就已经出生，并且俩人之间还留下了让人过目难忘的互动情景，这就更增添了子思作为中国首位“学二代”的成色。
《孔丛子》里有个故事。
孔子周游列国一圈，回到鲁国后，有一天在家里，忽然发出一声长叹。这时他身边有个小孩，仰着脸问他：“您这是担心子孙不肖呢，还是遗憾自己没能生活在尧舜的世界？”孔子说：“你个小孩子怎么知道我的心思？”小男孩继续说：“我每回跟您一块吃饭，都会听您讲些大道理（饭桌就是课桌，餐厅就是课堂）。您说过，要是老爸砍了柴，儿子背不了，那就不是个好儿子。我每次一听您说到这个，心里就很紧张，生怕自己不能成为一个好孩子。”孔子开心地笑了，说，这下我不担心了。
这个小男孩就是子思，名伋，字子思。
这个故事透露出子思身上有股早熟的味道，不然孔子不会略显惊讶地说，“尔孺子安知吾志？”子思跟爷爷说话，不仅从容不迫，应答自如，开口说话前，还先向孔子拜了两拜，足见家风优良，礼教的完美无缺。
《孔丛子》里还有个故事。
据说子思16岁就只身一人去了宋国。16岁的子思去宋国干什么？打工？有事？找工作？总不会是游学吧。子思到宋国后，宋国有位厅局级以上的高级干部（名叫乐朔），跑来跟子思切蹉学问，结果被子思给好好上了一课。乐朔狼狈地黑着脸走了，临走扔下一句，今天被个臭小子弄得没面子！故事末尾说，乐朔动用他的黑社会手下围攻子思，子思在解围后，就写了《中庸》四十九篇云云。
这个故事同样显示了子思的早熟。虽然两个故事相隔了十年左右，但子思依然尚未成年，所以乐朔说“孺子辱吾”。这位宋国高干显然低估了子思的潜在能量和早熟程度，还有性格上的不好惹。子思不仅当面把乐朔说成是鲁国穷街陋巷里没见识的人，还说高深的道理只能讲给懂的人听，跟不懂的人说，都是对牛弹琴。最后一句“今君何似之甚也？”一刀补下，鲜血淋漓。
子思身上的潜在能量，无疑跟他爷爷孔子有关。除了血缘基因的可能影响外，子思身上的礼教风范和某些具体知识，很可能直接来于孔子的言传身教。乐朔信心满满地跑来跟子思切蹉《尚书》，岂不知“五经”乃孔氏家学？结果“鲁班门前抡板斧，关羽面前耍大刀”，弄了个满鼻尖灰回去了。虽然尚且年少，中国首位“学二代”的实力，可不是白给的。
除了这两个故事，《孔丛子》里还有一些段落，更能显示子思惊人的早熟。比如爷孙俩闲来没事（不会又是吃饭的时候吧？），曾聊到关于国君“任贤”的话题，还有管仲“任法”和礼乐相比较的话题，这些话题在今天看来，都有些“骇人听闻”，明显属于“儿童不宜”。要知道，孔子去世时，子思最多不过十岁左右，有可能只有五、六岁，然而此时的子思，心理、思维好像已经完全成年化，而且绝不是一般的成年化，下面这段对话，简直让人难以置信：
子思问于夫子曰：“物有形类，事有真伪，必审之，奚由？”子曰：“由乎心。心之精神是谓圣，推数究理不以疑。周其所察，圣人难诸。”（《孔丛子 记问》）
“物有形类，事有真伪，必审之，奚由？”这会是一个幼童问出的问题？！别说语气完全不类，这内容，我想世上任何一个普通人，一辈子恐怕也想不到如此高深、精湛，还带点尖锐逼人的纯粹认识论问题。这个问题不仅是日后子思以及所谓思孟学派思想的特色重心所在，也可以说是古今中外一般哲学问题的基本核心问题。假如子思和孔子的这段对话是真实可信的，那此时的子思所展现的，就不是什么早熟，而是超凡入圣了。
这就牵出一个问题：《孔丛子》里的故事和对话可信吗？《孔丛子》是本汉晋古书，以前的人们认为它成书较晚，却署上了时间偏早的作者名字，于是认定它是本伪书，对其中记载的故事内容，采取了一概不信的态度（不过如果觉得有用，也还是会顺手引用的，钱穆就是这么做的）。近年来，疑古之风有所转变，黄怀信教授和李学勤先生，通过严谨考证的方式，强调了《孔丛子》不伪的一面，认为值得珍视和重新看待。所以我写这篇文章，就用到了好多《孔丛子》里的故事。我想，不妨先用了再说，有了疑问再说嘛。
除了上面说到的故事和对话外，《孔丛子》里还提到，子思曾经跟他爷爷一道出门外访，并路遇贤人。
子思曰：“然，吾昔从夫子于郯，遇程子于涂，倾盖而语，终日而别，命子路将束帛赠焉，以其道同于君子也。”
假如这也是真的，我想这很可能是孔子的特意安排。这在客观上，更促成了子思的早熟。
子思早熟的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有隐有显。我们如今所能知晓的，只能是其中微乎其微、并且是显而易见的部分，比如有个爷爷是孔子，这绝对要算是得天独厚，无人可比了。另外，子思的早熟，我认为跟他的家庭成长环境有关。父亲孔鲤去世得很早，一般认为是在子思幼年，有的连遗腹子的说法都出来了（钱穆好像持此说）。我猜想子思对于其父，恐怕连长什么样都很可能模糊不清。在至今能看到的子思故事中，子思家人的出现，有爷爷孔子和儿子子上，有子思母亲和他的妻子（以被人议论的方式出现，嫂子则得另说），唯独没有出现父亲孔鲤，这不能不说是有说明性的。父亲死后没几年，爷爷孔子也去世了。如果说父亲的去世，对于年龄太小的子思来说，还是件来不及感受和消化的事，爷爷孔子的去世，则很可能对早熟的子思心灵，产生过深刻难忘的冲击。生活在一个高浓度的父权时代（孔家还特别在意这种权，念兹在兹），我不知道尚且年幼的子思在其成长过程中，身边是否还有过别的重要成年男性长辈，看着他一天天长大？
也许正是这种有点特殊的家庭成长环境（受力不均衡、不持续，高低错落，但这种家庭成长环境算很特殊吗？），让子思有了一种有别于人的性格特色，中国北方有个词，叫各色。
二， 各色的钢铁直男
《孟子》里写过一个故事。说子思成年后，鲁穆公对他很尊敬，经常派人送些肉食之类给他，子思却很不高兴，有一天直接把送肉的人，撵出了自己家门，一边赶一边说，我现在知道你鲁穆是把我孔伋当犬马来养啊！吓得那个送肉的公务员，说什么也不敢再来子思家送肉了。
了解子思的人知道，这事对于子思来说，可不是什么偶尔的突然爆发，子思经常会爆闪出出人意料的行为举止和高谈阔论，让人看着不解，听着发楞，《礼记》里记载了一件事。
子思的儿子叫子上，子上的母亲死了，子上没给母亲办理丧事。旁边有人问子思：“昔者子之先君子丧出母乎？”子思回答说：“是的。”“那你不让你儿子给他妈妈办丧事，是什么道理？”子思说：“我们家老爷子（说孔子）做什么事都有道理。凡事可以大操大办就大操大办，不能大操大办就不大操大办，我哪有这个境界？是我孔伋的老婆，就是我孩他妈；已经不是我的老婆了（被“出”离婚了），当然也就不是我儿子的妈了。”（女权战士估计已经怒发冲冠！）据说孔家后人不再给已经被“休”的女人（“出母”）办丧事，就是从子思这开的头，“故孔氏之不丧出母，自子思始也。”
这事最值得注意的地方，不在于它会惹恼女权战士，而是当时就有人看不过眼，颇有微词了。
子思的特异性格和言词，可不只这些。
有位叫公叔朱的，很仰慕子思，想跟子思走得亲近些，子思不搭理他。申祥（子张的儿子，子张是孔子的名弟子）对子思说，公叔朱对你不错，想跟你交往，你怎么还羞辱人家？子思说，我这这么做是对的。申祥说：怎么讲？子思回答：公叔朱为人傲慢又没眼光，他说他尊敬我，他懂我吗？他只不过是听见别人说我好，然后也跟着装装样子。如果有人说我坏话，他会马上变脸掉头。
公叔朱是卫国公室子弟，从卫国逃到鲁国来政治避难的。他到鲁国时，子思还没出生。就是说，公叔朱比子思起码要大个二、三十岁。子思16岁在宋国，就让宋国高干恼羞成怒，现在又让一位来自异国的年长者深感羞辱，子思这是“骨头”专挑老的啃啊。另外，据说公叔朱很有钱，是个有钱人。
再说回鲁穆公。他跟子思来往的故事比较多，年纪也要小不少。鲁穆公有事没事就往子思那跑，有一回问子思：以前发展中国家的领导人，是怎么跟有才能的人交朋友的？子思一听就来火了，脸就拉下来了：以前的人不是说过吗，领导人跟有才华的人在一起，那是请教，什么交朋友不交朋友的。——意思很清楚，你有资格跟我交朋友吗？！少跟我套近乎。
好在鲁穆公的心脏和他的脾气一样好。
鲁穆公对子思，那可是百折不挠，愈挫愈勇。有一回他又问子思，以前的臣子，早已脱离君臣关系了（类似情侣分手、夫妻离婚），国君死的时候，还会回来为前国君穿孝服吗？子思说：以前当国君的，聘用人和辞退人，都认认真真地按规矩来，所以即使不再是君臣关系，听到前君主去世的消息，还是会有人回来为他穿孝服。你再看现在当君主的，用得上人的时候，恨不能把人家摆放在自己的膝盖上，不需要了就一脚踹下悬崖（确实像情侣），人家没有手舞砍刀直扑向你，已经是万幸阿弥陀佛了，还想什么回来穿孝服！
措词用语相当暴烈，但还不算是最直接露骨的。1993年，湖北郭店挖出一批竹简，其中有一篇题为《鲁穆公问子思》，鲁穆公问：什么样的人算是忠臣？子思的回答是：“专门说他们家老大君丑事和坏话的，就是忠臣了。”——“恒称其君之恶者，可谓忠臣矣。”这回鲁穆公真是挂不住了，他挥挥宽大的衣袖，让子思出去了。这是鲁穆公跟子思交往，唯一一次生气不高兴的记载。纵使这样，孟子说，“鲁缪公无人乎子思之侧，则不能安子思”。什么意思？是说鲁穆公不派个人留在子思身边悉心侍侯，就不能留住子思的人。看来，传说中的某人虐我千百遍，我待某人如初恋，说的就是穆公和子思啊。
总之，管你年长一辈还是年轻一代，原装进口还是本地国产，到了子思这里，只要一眼不对，一言不合，都有可能被呛得两眼翻白。
这样一种为人处世的style，让子思身边的一些熟人看在眼里，就有些替他着急。有个叫胡母豹的，对子思说：您一贯自高自大，跟周围的人把关系都搞僵了，干嘛不随和点呢？子思说：自高自大不是毛病，毛病在于还不够自高自大。跟别人搞好关系，是证明我做得对，现在要我委曲求全，就为了跟别人搞好关系，这有意思吗？我因为自高自大跟别人把关系搞坏了，这是我的命；但要我违背自己的做人原则，去巴求跟别人搞好关系，这简直是自我人格犯罪，“吾弗改矣”。子思说“大非所病，所病不大也”，后来荀子骂他“材剧志大”，看来是有根据的。荀子还说这就是子思的“罪”。
但这就是子思。他有一种一说话就像是喷人一脸辣椒水的风格。
曾子也发现了这种情况。据说曾子是子思的老师。有一回他对子思说：从前我跟着你爷爷周游列国，你爷爷无论到了哪一国，都对当地国君毕恭毕敬的，就这样，他的伟大志向还是没能实现。现在我看你很不把各地的地区领导人放在眼里，这样搞不行吧？子思说：时代不同了，做法不一样。我爷爷那时候，一切都还有个老样子，那时候要想实现点自己的想法，不照老规矩做，门儿都没有。现在各地诸侯你争我夺，竞相招揽人才，壮大自己，得人则昌失人则亡，这种时候我不把自己的姿态摆得高一点，人家就看不起我，我不把自己弄得庄重点，就唬不住人。舜禹都是客客气气（是吗？），商汤和武王却是铁骑横夺。该哄骗的时候得哄骗，该扑倒时就要直接扑倒！
曾子比子思也要大个二十来岁。
当然子思也不是每天都跟别人顶牛、翻脸，他也有特听人话的时候。子思的母亲在卫国去世了，子思不在身边，有人来报丧，子思就到自家祖庙去哭。这时身边有个人过来说：庶母死了（意思是说子思是孔鲤侧室所生？那子思的早熟是否跟这还有关？），怎么在孔氏家庙里哭？子思一听猛然醒悟，连忙说，我错了，我错了。于是就转到其它屋子里去哭了。
如此知错能改，择善如流，在子思身上，要算难得一见，更多时候，我行我素＋直言不讳，才是子思的本色形象。
还是那个鲁穆公，他又问子思，有人说你做好事不希望别人表扬你，是这样吗？子思说，不是这样的。我做好事，想要别人知道；别人知道了，就会表扬我，这样我做好事，就可以带动其他人也做好事，这是我的心愿，但却求而不得。如果我做好事别人都不理解，不理解就会说我坏话，这样我做了好事反而要承受别人的诋毁，这是我特别不想看到的，情况却往往如此。公鸡打鸣当然是做好事，如果有人说公鸡打鸣不想让人知道，因为它生怕别人会表扬自己，这不是瞎说八道就是十足蠢货了。
直男本色，尽显无遗。
美国有位汉学家，说子思的性格是自负而直率，大胆而正直，又说子思有刚强的性格，合起来正好是“钢铁直男”。
在司马迁笔下出现过的老莱子，也说子思“子性刚”。
看来，这就是子思在世人眼中的基本形象。
三， 中庸之道
前面说子思作为中国首位“学二代”，首先自己得是个学人，何以证明子思是个学人呢？《中庸》可以证明。
说子思，一定会说到《中庸》。
说《中庸》，一定会说到中庸之道。
说子思不说《中庸》和中庸之道，未之有也。
我们现在看到的最早的《中庸》，是《礼记》里的一篇文章（《礼记》是部选编文集，并非专著，《中庸》作为其中一篇，必然有其更原始的出处和形态），朱熹把它和《大学》从《礼记》中抽出来，跟《论语》、《孟子》合在一起，称为“四书”（就是“四书五经”的“四书”），这样，《中庸》就又成了一“书”。
《中庸》是谁写的？
以前都说是子思写的。司马迁这么说，郑玄这么说，到了唐朝的孔颖达，也还是这么说。但从宋朝起，怀疑的声音出现了，先有欧阳修，后有叶适，觉得《中庸》不像是子思写的。清朝以后，怀疑的人更多了，怀疑的力度更大了，已经不单是怀疑，很多人认为《中庸》是战国末到秦汉之间的人写的，这等于说跟子思没什么关系了。上世纪30年代学者李石岑说过一句话：“到现在，固群认《中庸》之后于《孟子》了。”这话的意思是说，认为《中庸》晚于《孟子》，已是当时普遍的主流看法，这就相当于剥夺了子思作《中庸》的知识产权。不过我怀疑李石岑这话有夸张失实之处。事实上，当时不少学者都承认或不完全否认《中庸》为子思所作，或《中庸》与子思有关，像冯友兰就说《中庸》部分是子思写的，但大部分是较晚的著作。总的来看，进入20世纪后，子思跟《中庸》的关系，开始变得十分松散，且模糊不清。加上19世纪以来“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风云激荡，“中庸之道”在新思潮、新风尚的冲击下，逐渐沦为时人挞伐、鄙视和唾弃的对象，曾经居于中国传统社会核心位置的《中庸》，连同它或真或假的作者子思一道，成为历史变革中的弃物，像孟子说的，“弃之如敝屣”。如今，假如你问一个人什么是中庸之道？他的反应和表情，肯定比你问他什么是龙山文化还要隔膜和茫然。
然而所谓风水轮流转，天道循环。1993年，荆门郭店楚简出土，其中有多篇文章，尤其是《缁衣》、《五行》和《鲁穆公问子思》，以及《六德》、《成之闻之》、《性自命出》、《尊德义》等，李学勤先生和庞朴先生都认为，它们跟子思本人或所谓子思学派、思孟学派有密切关系。更有激切型学者断定，郭店楚简中的“儒书”，一多半都是出自子思的手笔。这一来，郭店楚简的发掘，也就成了子思“复活”的“产房”。子思，子思学派，思孟学派，从此成为热气腾腾、炙手可热的新潮名词，成为人人热捧的“香饽饽”。从世界各地云集到郭店旗下的各路人士，顿时好比端午赛舟，刹时恍如过江之鲫，一时之间，蔚然成风，蔚为壮观，大有“闲聊不聊郭店简，纵使博学也枉然”的架式。
不过，郭店竹简中并没有《中庸》。但虽然没有直接出现《中庸》，由于郭店竹简跟子思（子思学派或思孟学派）的密切关系，子思和《中庸》这个古老话题，奇妙地借机获得了重生并团圆的机会，有美国学者经过严密考证，得出结论说：
鉴于上面所论述，可以推论《中庸》、《缁衣》等相传为子思所著之书，与郭店楚简《成》、《尊》、《性》、《六》及《五行》、《缁衣》等书皆有密不可分之关系，……此种种皆意味着《中庸》一类的思想体系，于孔、孟之间之战国初中期，确实已存在，而籍此确认历代前贤将《中庸》、《缁衣》等书为子思一系之作，自然为一种最合乎情理之推论。（[美]顾史考著《郭店楚简先秦儒书宏微观》，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P98-99；）
尽管作者很谨慎地用了“子思一系”的说法，但《中庸》之著作权，事实上已然重归子思名下。
这就是学术史的诱人之处，跟老式Coca-Cola的玻璃瓶子一样，是S型的。之前一度被“弃如敝屣”的中庸之道，如今像是又要活回来了。
现在，你站在一座图书馆的书架前，很容易看到，在成排摆放的学术专著和通俗读本中，以《中庸》为题为名的，堪称琳琅满目，各式各样。
说的人一多，重要性也就恢复了。
《中庸》重要在什么地方？自然是它的中庸之道。
什么是中庸之道？
这就得问朱熹了。宋元以后，朱熹的《四书集注》成为历朝历代科举考试皇家钦定唯一最高权威总教辅，获得至高无上的学术地位。所有儒人必须匍匐在《四书集注》的脚下，方能有口官饭吃吃。朱熹是这么解释中庸的：
中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名。庸，平常也。（《中庸集注》）
这种解释对不对？我们来看看后世学人的反应和评判。我在李石岑的书里，看到他把这个解释骂了个狗血淋头、体无完肤、一无是处，骂得那叫一个痛快淋漓。（详见李著《中国哲学十讲》中《<中庸>的哲理》一讲）李石岑认为，《中庸》是本讲“体用”的书，中是体，庸是用，程朱的解释完全是“随意乱解”。
李石岑并非独战程朱者，如今任教于石家庄学院的付金才先生，也向程朱发出了挑战的声音，他对中庸的解释是：
中庸之中的核心字义是内，庸的核心字义是功勋、功用。中庸是内在心灵的功效之意。（《浅析子思的中庸思想》，刊于《焦作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3年12月，第29卷第4期）
付金才认为程朱的解释，脱离了“中”和“庸”字在先秦时期的基本字义，没有认识到先秦时期中国学术普遍重视内业的思想背景，因此他将对《中庸》的理解，引向先秦已明确和普遍存在的“内业”思想。
我觉得这是一种饶有趣味的想法，跟李石岑的“体用说”相比，付金才的解释显得更具体明确。这种解释，实际是重归了中国传统的“内外”思维轨道。
这种“内外”二元思维，对于传统型中国文人来说，是一点也不陌生的。所谓“天人合一”，所谓“内圣外王”，所谓“内在性”与“超越性”，以及书法术语中的“中宫收紧，外势开张”等等，无一不是这种哲学（美学）观念的体现和同义语。实际上，中庸之道的宗旨，就在于讲求练好内功，再追求事功，内外贯通，融为一体，从而达到消弭、超越一切内外矛盾（别扭不顺感）的最高愿景和“无怨”幻境。其内涵实质就是孔子对颜渊说的“克己复礼”和“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中庸》里面的那句“回之为人也，择乎中庸。”决不是没来由的顺口一说。颜渊就是践行中庸之道的标准楷模。《中庸》对此也说得清清楚楚、简简单单，所谓“合外内之道，故时措之宜。”
但朱熹的解释，却像是把他的眼神，专门眯缝在了“故时措之宜”上，忘了前面的“合外内之道”。[1]这种过于追求简易、通俗，最终导向、流于平庸流俗的解释（中庸之道后来的命运，很难说跟朱熹的解释无关），证明这位中世纪的伟大朱子，确实是个专向矮人道短长的货。
四， 他度过了怎样的一生
《孔丛子》说子思到过宋国，我是有点相信的，虽然也说不出什么根据来（宋国是子思的老家）。从《孔丛子》里的故事来看，子思好像还蛮喜欢到处（出国）走走的。子思在国外待的时间最长的，要属卫国，其次应当是齐国。鲁国是子思的父母之邦，自然也留有他的足迹。至于夹在宋、鲁、齐、卫之间的一些小地方，如郯、费之类，就可以忽略不计了。
子思这种到处走动的人生，并没有给他带来什么实际的效益。单就经济而言，子思就是个完全的失败者。
《孔丛子》里有个故事。
子思居贫（日子过得很穷），有朋友送了些谷物来，子思接受了一车。（估计是带秸杆的谷物，直接用牛车拉来的，有点来不急打谷的意思）。又有人给子思送来一些酒肉，子思却不肯要。那人说，你收了别人的谷物，不肯要我的酒肉，你这是要多不要少啊。这样做既不好听，也不合适，你这么做，是什么道理？子思说，是啊。我孔伋运气不好，穷得叮当响，简直快要饿死了，所以才接受别人的粮食，这纯粹是江湖救急，酒肉是寻欢作乐的东西，这边饿得要死，那边寻欢作乐，这叫什么名堂？我哪是不把咱俩的交情当回事，我是得想想这么做合不合适啊。那人把酒肉挑回去了。
穷成这样，还坚持恪守礼义，道理说得一套一套的。“你穷你有理”，说的就是子思这种人吧。
刘向编《说苑》，也说到了子思的穷，“缊袍无表，二旬而九食”，就是缺衣少食，吃了上顿没下顿的意思，同样是到了逼近生存底线地步的情景。《礼记》里记了一件事，子思母亲去世，有人好意提醒子思，说你作为圣人后人，一定要谨慎从事，以防有失观瞻。子思没好声气地回答说：“吾闻之，有其礼，无其财，君子弗行也。有其礼，有其财，无其时，君子弗行也；”在自己母亲的丧事上，“无其财”、“有其财”地把个“财”（钱）字挂在嘴边上，这是几个意思？——不能不让人联想到子思的财政状况。
子思跟人说话，不止一次坦承，“伋不幸而贫于财，至乃困乏”、“而伋又贫”、“伋虽贫也”等等，看来是真穷。
不过这里要插入一句，子思穷肯定是穷，但是不是到了赤贫的地步？这倒未必。我们看子思教育子上的情形，不像是赤贫人家的样子。父子俩书信往返，快递小哥嘴里“中庭”、“堂上”的用词，似乎也在暗示子思家境尚可。所以我怀疑，子思的经济状况，是既穷也不穷的。穷主要表现在流动性不足上，不穷则有可能他有某种固定倚靠（来自家族或宗族）。我相信子思的思想形态跟他的经济状况，有直接的对应关系。
说回到子思的穷。大概是因为穷，我们在《孔丛子》等古籍里时常看到，总有人热心给子思送各种东西，吃的穿的和用的。这些馈赠，怎么看都不像是通常的礼尚往来友情互动，而更像是略表寸心的雪中送炭。只是这种盛夏酷暑蜻蜓点水式的善意扶贫，对于子思的经济状况来说，显然属于无济于事的杯水车薪。我老娘以前有句“口头禅”，“散酒当不了筵席”，说的就是这个。不仅如此，这种三瓜两枣、有一搭没一搭的小恩小惠，有时反而容易激起一种羞辱难堪感。田子方派人送狐裘给子思，好说歹说，子思就是不肯要。鲁穆公派专人见天送肉，子思一怒之下，硬是把送肉特使赶出了家门。
人一穷，就不单是个穷。孔子说，“小人贫斯约”，紧接着说，“约斯盗”，——就是要拦路抢劫、上山当匪的意思。孔子说小人“贫”才会“约”，其实君子也一样（但放下身段去当“盗”，对君子来说，是个不容易下的决心），“约”就是子思说的“困”，所谓“伋不幸而贫于财，至乃困乏”，仿佛被一种无形力量捆缚住了身躯手脚，意志无法自由伸展，有心无力，动弹不得。
人一穷，除了能力受缚（近于意志瘫痪），还会造成一个几乎是自然而然的后果（当然也不绝对），就是沦落底层和边缘化，这也是绝大多数草民的自然命运。《孟子》里说到一件事，曾子和子思曾各自在异国他乡遭遇外敌入侵，但两人的做法迥然有别。敌军未到，曾子先撤了，子思却主动要求留下来共同御敌。孟子评论说，他俩做得都对。因为曾子是“师和父兄”（当老师的就可以先跑啊？！看来以前对“范跑跑”的议论，需要重新检讨），“子思，臣也，微也”，身份低下，一介草民，理当留下来抗敌。——这是孟子的看法。
孟子说子思“臣也，微也”，有可能说的是子思早年的某种情况，因为子思为鲁穆公师，这是大家都知道的。看《孔丛子》里的故事，子思无论在卫在齐，当地元首对他都是恭恭敬敬、客客气气，纯然一副“君师”的架式和派头。不过我认为导致孟子说子思“臣也，微也”的，也许还跟他的流动性人生有关。看现有记载，子思到过的地方不算多，也不算大，但好像一直在流动中，今天在这，明天不知道会在哪只鞋子里（海子诗句）。《吕氏春秋》和《孔丛子》都说到那个子思要走、穆公想留的故事。有一回子思由齐入卫，自己说不走了，结果还是走了，留下母亲在卫国，去世时，子思都没在身边。
这种“无脚马”式的飘荡生涯，使子思跟当时的社会，包括他的家乡，始终处于一种零散和疏远的状态。这就更有可能使子思本来不宽裕的经济状况愈加雪上加霜，并长期处于动荡不安和持续贫困的状态（流动比较耗钱），同时也很难积攒下什么稳定明确的政治身份和资本（比如捞它个实打实的县级上大夫之类）。
正因如此，如果我们来打量一下子思的整体人生，我们会发现，跟其他先秦诸子相比，子思的人生呈现出一种特别的空洞、空疏感，看上去给人一种虚头巴脑和虚无缥缈感。这种感觉，显然跟子思整个人生缺乏重要而实在的社会历练和事功有关。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子思这种空疏、空洞的人生质地，并非是他有意追求、选择的结果，比如说他本来就想当个隐士之类。相反，子思在其主观思想意识上，原本是十分积极主动，甚至可以说是带有某种激进性质的，他内心很想有一番作为，对曾子说的那番话，可以为证。但子思最终还是成了一名貌似隐遁者，《中庸》里的那句，“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见知而不悔，唯圣者能之。”看上去很像是子思的自我安慰和抚摸。
社会人生已是如此，个人生活又如何呢？前面说过，子思是个离婚（出妻）者，这说明他的家庭曾遭遇解体。换言之，子思在社会和家庭生活两方面，都曾陷入穷困和窘迫的境地，剩下的大概只有他那犀利强悍的口才和思想，也许还有日渐柔和的脾气。
但子思终究是子思，对于人生贫富，他有自己的看法：
子思曰：“吾之富贵甚易，而人犹弗能。夫不取于人谓之富，不辱于人谓之贵。不取不辱，其于富贵庶矣哉。”（《孔丛子 公仪》）
这究竟是可笑的阿Q精神，还是严肃的高尚情怀？只能是见仁见智了。
曾申谓子思曰：“屈己以伸道乎？抗志以贫贱乎？”子思曰：“道伸，吾所愿也，今天下王侯，其孰能哉？与屈己以富贵，不若抗志以贫贱，屈己则制于人，抗志则不愧于道。”（《孔丛子 抗志》）
看来子思早已做好了准备，要把自己的旗帜高高树立，并让它随风飘扬。
据说维特根斯坦临终前说过一句名言：告诉他们，我度过了极为美好的一生。这话用在子思身上，就成了：
告诉他们，我度过了穷且益坚的一生。
五， 再说中庸之道
据熟悉和到过孔庙（尤其是曲阜和北京孔庙）的人说，子思在庙里占了一个十分显赫的位置，所谓“四配”之一，还得了个“述圣”的尊崇称号。子思能获此殊荣，当然不是因为他那过于猛烈张扬的处世性格和犀利直率的说话风格，也并非因为他是孔子的嫡孙（孔鲤在哪？），让子思接受供奉并成为后世人们议论对象的根本原因，还是《中庸》。
以前是绝对是。郭店楚简出土后，因为没有直接挖出《中庸》，人们谈论子思的话题，好像有点疏远了《中庸》，但总体来看，子思与《中庸》的关系，至今仍是子思研究的核心。子思的命运，始终是和《中庸》紧扣在一起的。
我在一本书（《诸子学通论》）里看到说，起先是北宋两位皇帝看中了《中庸》（皇帝总是高瞻远瞩，洞若观火，导师的导师的导师），随后二程也发现了《中庸》的非凡意义。这种说法可能并不确切，因为唐朝的李翱，据说就曾深度摆弄过《中庸》。总之，后来朱熹沿着二程的思想路线，将《中庸》和《大学》收入“四书”，《中庸》此后成为历代科举考试的必读书目。因此，在长达千年的时间里，凡以儒自居为业者，无不熟悉《中庸》，连最后死在牢里的李贽，都写了本《四书评》，就不用说其他人了。民国以后，像徐复观和唐君毅等一帮“新儒家”，对《中庸》也都是推崇备至，赞不绝口。
《中庸》是儒生的看家宝贝和思想纲领，这是毋庸置疑、不必例证的。（你可以联想一下《共产党宣言》和早期共产党员的关系）
但我想举两个特例。
一是鲁迅的《摩罗诗力说》。
《摩罗诗力说》是鲁迅早年的重要代表作，有学者这么评价《摩罗诗力说》：它猛烈地批判了旧传统、旧文化，是“五四”运动前思想启蒙时期的重要著作，是揭露批判封建意识形态的檄文。是当时中国文化思想界最高的作品。要了解鲁迅如何洋为中用，对旧传统、旧文化为代表的孔孟之道进行深刻批判，以及鲁迅为何要以介绍浪漫主义诗人及其诗歌流派来作为反封建的武器，就必须去读一读这篇《摩罗诗力说》。（南京大学赵瑞蕻）
类似评语，还有很多。
但有没有人留意到，《摩罗诗力说》里，“诚”字出现过35次？
关于诚字，另一位学者有过一段这样的话：
“子思之前，讲‘诚’字的很少，偶然讲到也很朴素，不过一种普通德性，到子思手里，却把它提升到最高位置，当作自己学说中的一个最高概念。”（河南嵇文甫）
《摩罗诗力说》里“诚”字的用法，是怎样的？
像一些常见副词和形容词，如“诚能”、“诚如”之类，就不必去管它了，但一些名词，如“诚善美伟强力敢为”、 “热诚灵悟”、“抱诚守真”，就值得我们稍加留意了，其中“热诚”出现5次；“诚心”出现2次、“诚理”出现4次。当“诚心以思，有纯禀世所谓善性而无恶分者，果几何人？”出现我们眼前时，有心人肯定会会心一笑。不过真正让我们睁大眼睛的，当属文中自“谓诗有主分，曰观念之诚”到“观念之诚失，其诗宜亡”的大段文字。在这五百多字中，“诚”字密集爆发式地出现了7次，而贯穿其中的鲁迅思想，更是以“诚”为核心关键词，清楚显示了它与《中庸》的某种渊源关系，如“谓诗有主分，观念之诚。其诚奈何？则曰为诗人之思想感情，与人类普遍观念之一致。”“诗与道德合，即为观念之诚，生命在是，不朽在是。”“非如是者，必反人类之普遍观念；以反普遍观念故，必不得观念之诚。观念之诚失，其诗宜亡。”青年鲁迅通过这段文字，直接把“诚”看作了诗歌生命本身！看作了人类的普遍观念（普世价值），诚失则诗亡！那么，如何才能获得这种“诚”呢？“得诚奈何？则曰在据极溥博之经验。故所据之人群经验愈溥博，则诗之溥博视之。”熟悉《中庸》的人，会立即看出，此处的“溥博”一词，正是来源于《中庸》里的“溥博渊泉，而时出之。溥博如天，渊泉如渊。”
可以说，《摩罗诗力说》中的这五百字，正是当年鲁迅的一篇诗歌诚论，一篇诚之礼赞。透过它，我们得以窥察到鲁迅之所以为鲁迅其最初所从来的那条路径。这条路径跟《中庸》的关系的然可辨，有据可证。事实上，这条路径，鲁迅毕生未曾失去。
我想举的另一个例子，来自明朝泰州学派传人颜钧和他的“大中学庸”说。是的，你没看错，大中学庸，它不是大学中庸的无意颠倒舛误，而是有意的重新排列组合，目的就是要突出自我，强调认识主体，用颜钧的原话说，就是：自我广远无外者，名为大；自我凝聚员神者，名为学；自我主宰无倚者，名为中；自我妙应无迹者，名为庸。总之就是一句：我！我！我！这跟朱熹对中庸的解释，何其大相径庭，不啻南北万里！正因如此，颜钧和他的门徒，被正统文人（王世贞）看作“黄巾、五斗”的“豪侠”（意指不守法纪之徒）。相对于自命为正统理学儒生来说，颜钧这帮家伙都是些“混进革命队伍里的反革命分子”，是儒学的异端和旁门左道，是应杀且可杀的少正卯。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七十高龄的颜钧被人下套投入狱中，三年后方得以侥幸活着出狱。颜钧入狱，不为别的，就是因为他那些离经叛道、肆无忌惮的奇思怪想和奇谈怪论，尤其是他的“大中学庸”说，但我觉得，颜钧对《中庸》的理解，其实是符合《中庸》本意的，试看下面一段文字：
大中学庸，即易运时宜，无二道，无二字，无二教也。是以潜之修也，得于七日闭关以凝神，见于世也，竟获一阳来复，利有攸往，惕乎中也。统率阳长以为慎独，跃著庸也，愤发乐学入大成，是至无上独仁，无敌自神，往来中立，时宜飞御乎性天之乐，莫御乎覆载持帱之大中，如此安身以运世，如此居其所，而凡有血气莫不尊亲，是为亢，丽神易仁道，无声臭乎上下四旁，所谓乘六龙以御天，独造化也。
大意仍是先内后外，由内而外，先潜修，后飞天。
以上文字内容，皆见于家叔黄宣民先生的遗篇《颜钧及其“大成仁道”》一文，载《中国哲学》（第十六辑）。
你看，《中庸》和中庸之道，二程说过，朱熹也说过，鲁迅用得，颜钧也用得，皆能各自成说立论。于是我想起前两天在微信上看到的一篇文章，其中有段话：
同一种理论在不同的社会、历史背景中效果是非常不一样的。一种学说、观念如何成为一种意识形态，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和现实问题。这个问题一旦提出，我们就离开了纯学理的内在整体性，进入了学理、观念在特殊历史脉络中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等方面是如何被运用的这一层次。这时我们重视、追问的不是文本中的观念的普遍意义，而是要解释、说明、强调这些观念在当事者所处的特定脉络中是如何显现的，具有哪些特殊的意义。（雷颐《“国学热”在中国：儒学的民族主义式出场》）
听这么一说，我忽然觉得，《中庸》还真有点像是一只皱巴巴的老旧皮囊。这只皮囊经由孔子和子思缝制、打磨，历经两千多年众人的把玩、利用，其中有皇帝，有理学家，有青年鲁迅，有“赤手掀翻天地”的泰州学派，有汉儒经生，也有科举考生，他们都曾给这只皮囊，注入过他们认为时鲜有用的液体和气体。如今这只旧皮囊又被人给翻了出来，这回他们又会往里灌点什么呢？借用外交部发言人耿爽的话说：
让我们拭目以待。
六， 生不逢时的子思
记得前些时网上有过一个小活动，如果穿越回去，你愿意生活在中国的哪个朝代？有人选了汉唐，有人选了两宋，有人选了南北朝，自然也有人选了春秋战国。
摊平整个中国历史，春秋战国肯定都是让人过目难忘的特殊时期，一个黄金时代。西汉扬雄曾经大发感慨说：
往昔周网解结，群鹿争逸，离为十二，合为六七，四分五剖，并为战国。士无常君，国无定臣，得士者富，失士者贫，矫翼厉翮，恣意所存，故士或自盛以橐，或凿坏以遁。是故邹衍以颉颃而取世资，孟轲虽连蹇，犹为万乘师。（《解嘲》）
这是真正的心里话。艳羡之情，溢于言表。
对于一位知识分子，尤其是一位人文思想型知识分子（相对于技术功能型知识分子而言，但这两者只有概念区分，并无绝对区隔）来说，还能找出比春秋战国更理想的时代吗？
德国有位哲学家，发明了一个词：轴心时代，把中国的春秋战国跟古希腊与古印度文明并列一起，看作是当时世界文明的中轴。
子思就生活在这个时代，而且，他的个人条件还要更好。
作为中国首位“学二代”，子思的人脉资源无人可比。据司马迁说，“自孔子卒后，七十子之徒散游诸侯，大者为师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当时子夏在西河，声名鹊起，弟子众多，“如田子方、段干木、吴起、禽滑厘之属，皆受业于子夏之伦，为王者师。”子贡活跃在齐、鲁、卫之间，“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夫使孔子名布扬于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如果子思想要有所沾光，应该不是什么难事吧。
况且子思盛壮之时，正值三家分晋和田氏代姜（春秋战国以此分界），齐、魏成为当时最具新生活力，制度建设与思想观念最先进的新兴国家，相当于十八、十九世纪的欧美。齐与鲁，魏和卫紧相毗邻，子思如果想投身齐、魏热土，从地理空间上来说，也是举趾之劳。（子思到过齐国，但好像没有到过魏国）
中国人说的天时地利人和，子思无一不备，这就叫生逢其时。
但子思却流露出生不逢时的感觉。
郭店楚简有篇简文，被整理者命名为《穷达以时》。说的是一个人（圣人贤人士人，即广义性知识分子）与机会（政治机会）的遇合情况。简文列举了一大堆著名历史人物（还有一匹马），来说明时机（运命）对于一个人走向成功还是陷于不幸的关键意义，所谓“有其人，无其世，虽贤弗行矣。苟有其世，何难之有哉？”这里说的“世”，其实就是生逢其时或生不逢时的时。
《穷达以时》的作者，廖名春认为是孔子，姜广辉认为是子思。其实，孔子打底，子思润色，不是个更可取的说法吗？
如果是这样，那子思的心里，就有过生不逢时的想法，或者对它的思考。
子思这样的人，也会有生不逢时的想法？
我想会。
看看他那近乎一事无成的一生（司马迁说他活了62岁），除了生不逢时，还能找到一个什么样的“借口”，来解释这一现象？要知道，子思自己是很想有一番作为的，我说的是在政治上，他雄心勃勃，壮志凌云，生死无惧，但最后却消极颓唐了，终至于一事无成。
子思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的？
首先我们会想到他那钢铁直男的各色性格。子思可以轻而易举地游弋于鲁、卫、齐国的宫廷上层，跟诸国国君直接交往和交流，但他的性格，却让各国领袖屡屡碰壁。《吕氏春秋》和《孔丛子》都记载了那个以鸟为喻，子思要走，穆公想留的故事。看现有史料，鲁穆对于子思，真可谓情真意切，简直到了委曲求全的地步，但子思对他，始终是冷脸冷臀，就是搞不来。《孔丛子》里有一段子思和老莱子的对话，老莱子认为子思“子性刚”，要他学舌头而不要像牙齿，这样才能搞好君臣关系，子思回答说，“吾不能为舌，故不能事君。”最后几个字，简直就是子思生平的政治宣言和写照。
性格只是冰山的表层。我觉得子思之所以总是一副高冷姿态，不肯轻易俯就，其实有更深层的原因。这原因跟孔子有莫大关系。中国有句俗话，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我觉得，子思一生的命运，颇有点成也孔子，败也孔子的味道。作为中国首位“学二代”，子思的一切无不打上了孔子的烙印。如今我们看到的归于子思名下的文字，基本都是孔子的遗迹，或是孔子遗迹的有限加工。孔子的思想更是深入了子思的脑髓和心灵。如果说子思对于鲁、卫国事的冷言冷语，还有出于这俩“兄弟之国”“烂泥扶不上墙”的因素使然，对于齐、魏的态度，就颇耐人寻味了。前面说过，子思到过齐国，但没有留下任何具体事迹。对于田氏代齐这一重大历史变故，子思当然有自己的看法。《孔丛子》里说，闾邱温见田氏将必危齐，欲以其邑叛而适鲁，子思对此发表见解说：
彼为人臣，君将败，弗能扶，而叛之；逆臣（指田氏）制国，弗能以其身死，而逃之，此罪诛之人也。
这清楚显示，对于田氏代姜，子思跟孔子一样，也是站在姜齐一边的。熟悉《论语》的人，都会记得孔子在听说陈成子（田桓）弑齐简公后，以七十高龄，沐浴而朝，告于哀公。我猜想子思对于三家分晋，也是持同样心态的，这或许能解释他为何在卫国滞留如此之久，却始终没有跨步到正热火朝天、欣欣向荣的魏国的缘故。
这就是子思会生不逢时之感的深层缘故吧。
子思的生不逢时，完整沿袭了孔子的生不逢时。
2018年8月9日定稿
注释：
1，其实朱熹自己说过：“然‘中庸’之‘中’，实兼‘中和’之义”，也跟人探讨过“在中”和“时中”的涵义，似乎也并非把中庸简单理解为“中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名。庸，平常也。”但朱熹只是像在河边晃了一下，就掉头走了，扔下一堆诸如“中庸，初学者未当理会”，“中庸之书难看。中间说鬼说神，都无理会”，“而今都难恁理会。……只略略恁看过”，“未到精粗本末无不备处。”的潇洒语。（见《朱子语类 中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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