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 熊 猫 古 名 新 论
孙 前
2000年4月，我刚到雅安工作不久，宝兴县的副县长王先忠同志送我一本小册子《宝兴大熊猫》。书是县政协文史委编辑的，全是辑录的有关宝兴大熊猫的文章。信手翻翻，有篇文章与众不同，《大熊猫在我国文献中的扑朔迷离》，作者桂明义，写于1994年。他在查阅一些文献资料后认为，今人把古文献中的貔貅、貘、驺虞等动物，戴上大熊猫的帽子，说是同物异名，实乃牵强附会。当时我的兴趣还未放在大熊猫文化研究上来，此事搁在一边。
桂先生是1958年从成都市高中毕业后到宝兴县灵关教书。经历坎坷，后来当了灵关中学的校长，是中文专业的特级教师。他把一生献给了大熊猫的故乡宝兴，同这里的山水休戚与共，是最想把大熊猫宣传出去的人。可是怎么想起写了这样一篇卓尔不群的文章？小册子是内部增刊，文章没有公开发表。至今，我在公开刊物上没见到过同类文章，摘登一二，以引思考。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所谓在‘我国的历史记载中’大熊猫的‘地方名称也较多，主要有貔貅（pi xiu)、貘(mo)、貊(mo) 、驺虞(zou yu)’的论断是似是而非、站不住脚的臆断。这一臆断是依据这样一个形式逻辑来推论的：貘—食铁兽—食铁吃竹；大熊猫吃竹—大熊猫即食铁兽即貘。驺虞—仁兽，不食生物—不食生物即食竹；貘食竹—貘即驺虞即大熊猫。这样的逻辑公式是不够严谨的。”
大熊猫早于人类文明近300万年就繁衍，昌盛于世。按一些学者的研究，它也同步于人类文明，譬如黄帝同炎帝、蚩尤打仗争天下，它就旗帜鲜明地站在黄帝一边去冲杀。大熊猫进入现代文明史，是1869年法国博物学家、神父阿尔芒•戴维从宝兴穆坪把它的模式标本送到了巴黎，第二年才诞生出为当今世人公认的学名大熊猫，这段历史才136年，同它在中华5000年文明史中的履历、传承史相比，差距太远。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随着人类对大熊猫的关爱、保护、国际交流、旅游发展，人们需要对大熊猫的文明进程有更多了解，于是大熊猫的古名考热了起来。
半 个 世 纪 的 争 论
在中国，对大熊猫文明进程的考证，是从对它古名称变异的历史开始的，分为三个时段进行。
始作俑者是鲁迅先生的胞弟，中国著名生物学家、文化名人周建人先生。1956年，周先生发表了一篇题为《关于熊猫》的散文，收录在中国作家协会编的《散文小品选》中。作者从北京西郊动物园看熊猫升发开去，宣传评议生物界的一些常识。其中有一段讲，“《辞源》的编者、读书极广博的傅运森先生曾经对我说过，古时候所谓‘貔貅’，大概便是指这动物。他说时虽没有十分断定，但这里不妨记一笔”。先生的一句“大概便是”、“没有十分断定”、“不妨记一笔”，引领了中国以至世界半个世纪的貔貅热。
第二阶段的领军人物，是有“熊猫教父”之称的胡锦矗教授。他在最近出版的新书《追踪大熊猫的岁月》中说：“早在1963年我参加四川省志有关动物编写和以后1974年组建珍稀动物调查队、考察前培训讲课时，我就开始追踪书海中的大熊猫。”另有一些资深熊猫研究专家也参与其中。
第三阶段是近二十年来，新生代的大熊猫科研人员，文艺爱好者、影视工作者的投入，但多是在前段工作的基础上进行一些修补性工作，转录居多。
最近几年，因为在熊猫故乡雅安工作，推出大熊猫文化品牌成了我责无旁贷的主要工作之一，因此拼命看书、广泛涉猎、校勘典籍、请教专家，使我对大熊猫古名称的演变过程有了日益清晰的理解。时下，对熊猫名称嬗变的认识，存在极大误区，已经或正在造成对地理学、动植物学、生存环境学、历史考证学和中华传统文化的危害。大熊猫是人类宠爱的旗舰动物，是中华大地的特有物种，我们应该对它是什么、它从何而来有一个较为客观的说法。
现在把几十年来对典籍中大熊猫古名的研究成果列表说明。
时 代 名 称 典 籍
夏 商 周 貔貅、貘、驺虞 《诗经》、《尚书》、《史记》
春秋 战国 貔貅、挚兽、文罴(pi)
猛豹、貊、玄豹、貘、膜 《礼记》、《庄子》、《山海经》
《东周列国志》、《逸周书•王会篇》
《尔雅》、《毛诗》
汉 驺虞、白狐、豰(hu)、执夷
貘、林云、白豹、啮(nie)铁
猛豹、貔貅 《淮南子•道应训》
《说文解字》、《神异经》、《上林赋》
《子虚赋》、《封禅书》
三国 白罴、貊、白豹
貘、貔貅、驺虞 《毛诗广要》、《广雅》
《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
晋 南北朝 驺虞、貊、食铁兽
貘、玄貘、狡兔 《广志》、《南中志》、《旧唐书》、《玉篇》
《后汉书•西南夷传》、《拾遗记》、《蜀都赋》
唐 貘、貊、食铁兽、熊罴、白熊 《貘屏赞》、《酉阳杂俎(zu)》
宋 貔貅、干将、莫邪（ye）
啮铁、貘 《尔雅翼》、《埤(pi)雅》
《图经本草》、《尔雅疏》
明 貔貅、皮裘、食铁兽、貘
貊、猛豹、猛氏兽 《本草纲目》、《蜀中广记》、《正字通》
《北川县志》、《译峨籁》
清
貔貅、貘、貊、食铁兽
皮裘、角端
《康熙字典》、《古今图书集成》、《峨眉山志》
《陇蜀馀闻》、《香祖笔记》、《长阳县志》
《经义述闻》、《直隶澧州志林》、《巴东县志》
《清稗类钞》、《雷波县志》
《洪雅县志》、《竹山县志》
近现代 貔貅、白熊、花熊、竹熊、银狗
荡或杜洞尕(ga)（藏族）、大浣熊
峨曲（彝族）、猫熊、大熊猫 《辞源》（北京1983、1987年版）、
《雅安•宝兴县志》、《峨眉山志》
《阿坝州志》
由此看出，熊猫古名称主要有三说：
驺虞说 貘说 貔貅说
这三说能成立吗？
我们依然用文献资料，辅以现代的考古，科研新成果予以解析。
驺虞是大熊猫吗？——驺虞说
《诗经•召南•驺虞》：
“彼茁者葭（jia）,壹发五豝(ba)，于嗟乎驺(zou)虞！
彼茁者蓬, 壹发五豵(zong),于嗟乎驺虞！”
此处的驺虞，是当时兽官的名称。这里借指猎人，说他的箭技高超，一箭就射中五只母猪（豝），一箭就射中五只小猪（豵）。
《山海经•海内北经》：
“林氏国有珍兽，大若虎，五采毕具，尾长于身，名曰驺吾，乘之日行千里。”驺吾同驺虞是古时异名，此指珍兽。
《周礼•春官》：
“周成王因先王之乐，命名驺虞。”“凡射，王奏驺虞，诸侯奏貍（mao）首。”这里的驺虞、貍首作乐曲名。
《淮南子•道应训》（刘安撰，公元前179－122年）记载，“商纣王拘文王于羑(you)里。”于是文王的大臣购买了奇兽驺虞，美玉，玄豹和虎的彩色皮毛等很多珍稀礼品去打通关节，最后文王获释。
《封禅书》（司马相如撰，公元前179－118年）
“般般之兽，乐我君囿(you)；白质黑章，其仪可喜。”
“囿驺虞之珍群，激麋(mi)鹿之怪兽。”
《史记•东方朔传》（约公元前97年）记载汉武帝（公元前141—87年）时，建章宫后苑出了一种“其状似麋”的怪兽，让见多识广的东方朔看后说：“所谓驺牙者也。远方当来归义，而驺牙先见。”所说驺牙，也就是驺虞。果然一年后，匈奴混邪王率十万之众来降汉朝。
《资治通鉴》（宋•司马光，公元1084年）
记载西晋元康元年（公元291年），为争权夺势，宫闱滋扰。楚王司马玮与贾后合谋，杀汝南王司马亮。其后楚王又与贾后冲突，贾后听了太子少傅张华的建议，“遣殿中将军王宫持驺虞幡出麾众曰：‘楚王矫诏，勿听也！’众皆释仗而去。”永宁元年（公元301年），齐王司马冏(jiong)起兵，朝廷大臣群起杀死擅权扰宫的孙秀死党等人，然后“传诏以驺虞幡敕将士解兵”，使京城平定。
对“驺虞幡”的作用，《资治通鉴•卷六》说，按“晋制，有白虎幡、驺虞幡。白虎威猛主杀，故以督战；驺虞仁兽，故以解兵。”
这段文献被广为引用，作为大熊猫是仁兽，是化解战争的友好使者的例证。但均是在被以讹传讹的曲解后使用的。其一、《康熙字典》解释驺虞时说：“《埤雅》驺虞尾长于身，西方之兽也，不履生草，食自死之肉。”今人使用时添加了“只吃竹子”之说。《埤雅》是宋代陆佃解释《尔雅》中鸟兽鱼虫花木等生物的专著。其二，清代赵翼《廿二史劄(zha)记》载：“晋制最重驺虞幡，每至危险时，或用以传旨，或用以止兵，见之者辄慴(she)伏而不敢动，亦一朝之令甲也。”把一朝一代的特指，演绎为历朝历代的泛指，不妥。
《隋书•王劭传》记载驺虞为一种方位瑞兽。《新唐书•车服志》中说驺虞是一种信符。
《康熙字典》：“《玉篇》驺虞义兽，至德所感则见。马之属 。”《玉篇》是南朝梁国顾野王（公元519－581年）所著，是汉代许慎（公元58－147年）《说文》之后最重要的字书之一。
明代万历年间的驺虞（《古今图书集成》收录）
概述以上文献，得出以下认识：
一、“驺虞”曾是官名、职业名、乐曲名、地名、方位名和信符。
二、作动物名时，是以传说中祥瑞、珍奇之兽的品格出现。形象、品性特征是：“五采毕具”、“白质黑章”或“白虎黑文”；“尾长于身”、“日行千里”；“不履生草”、“不食生物”、“食（同类）自死之肉”；“义兽”、“仁兽”。
三、驺虞见之于典籍，主要是先秦至隋唐之间，以神话动物的形象面世。明朝永乐、宣德年间，曾出现三次驺虞热，说是“驺虞献瑞”，当朝文人作《驺虞颂》、《驺虞诗》予赞颂。这几次活动展示的驺虞是虎躯狮首，体魄伟岸；动作敏捷，奔跑如飞；白毛黑纹，尾巴修长。
四、古文献中记载的驺虞，不是大熊猫的形象。
貘是大熊猫吗？——貘说
“貘”在古文献中出现较多，论说纷繁，《康熙字典》的提炼较为集中，由此入手剖析（下称《康熙字典》简为《康典》）。
《康熙字典》：“貘：《尔雅•释兽》，貘，白豹[注]似熊，小头痹脚，黑白驳，能舐食铜铁及竹骨。骨节强直，中实少髓，皮辟湿。《说文》，似熊而黄色，出蜀中。《正字通》，貘齿最坚，以铁锤之，铁皆碎落，火不能烧，惟羚羊角能碎之。《神异经》，南方有兽，毛黑如漆，食铁饮水，名啮铁。《拾遗记》，昆吾山狡兔，形如兔，雄黄雌白，食丹石铜铁。昔吴王武库兵器悉尽。掘地得二免，一白一黄，腹内皆铁，取铸为剑，切玉如泥，皆貘类也。又苏颂曰：唐世画貘为屏。《白居易•貘屏赞序》，生南方山泽中，图其形辟邪。《韵会》，貘，狼属，通作貊。”《康典》中，将“貘”“貊”“貃”“貉（he）”作古今之异体字。
《康熙字典》成书时值中华盛世。康熙皇帝命张玉书、陈廷敬等三十多位学者，历时七年，辑录编纂了47035字，是古往今来的一部文化盛典，于康熙五十五年（公元1716年）刊行。“貔”条目筛选了上至战国讲评词义的《尔雅》等九种文献，下至康熙时众多精英的见解，应该说对“貘”的认识不会产生太大歧义。但是今人在引用这些文献时，各取所需，延申附会，把《康典》中的“似熊”、“黑白驳，能舐食铜铁及竹骨”、“皮辟湿”、“出蜀中”、“食铁饮水，名啮铁”、“昔吴王武库兵器悉尽”、“唐世画貔为屏”和《白居易•貘屏赞序》融为一体，勾画出一只活灵活现的现代大熊猫。
此外，其它文献中涉及貘的较典型的资料有：
汉代大辞赋家司马相如《子虚赋》中，楚王云梦泽游猎，“其下则有白虎玄豹”。《上林赋》说“上林苑”这座皇家园林里，喂养的“其兽则牛庸旄(mao)貘犛（mao）”，“生貔豹，搏豺狼”。
《神异经》记载：“西荒之中，有兽焉，名貘豹，欲食人脑，或舌出盘地丈余，人先闻声，烧灰石投其舌乃死。”
晋代左思《蜀都赋》中有“戟食铁之兽”。
《逸周书•王会篇》“不令支，玄貘”。晋代郭璞在《尔雅•释兽》中对此所注为《康典》收录。
《山海经•中山经》“邛崃山出貊”；《山海经•西山经》“南山，兽多猛豹”；《山海经•中次十一经》“即谷山，多美玉，多玄豹”；《山海经》“鲜山，有兽焉，其状如膜”。
把貘作为熊猫、食铁兽被广为引用的范文是唐代白居易写的《貘屏赞并序》，但使用时均被掐头留尾，因此全文录下：
貘者，象鼻、犀目、牛尾、虎足，生南方山谷中，寝其皮辟瘟，图其形辟邪。余旧病头风，每寝息常以小屏卫其首，适遇画工，偶令写之。按《山海经》，此兽食铁与铜，不食它物。因有所感，遂为赞曰。
邈哉奇兽，生於南国，其名曰貘，非铁不食。
昔在上古，人心忠质，征伐教令，自天子出。
剑戟省用，铜铁羡溢，貘当是时，饱食终日。
三代以降，王法不一，铄铁为兵，范铜为佛。
佛像日益，兵刃日滋，何山不剷(chan) ，何谷不隳(hui)。
铢铜寸铁，罔有孑遗，悲哉彼貘，無乃馁而。
呜呼！ 非貘之悲，惟时之悲。
宋代博物学家罗愿在《尔雅翼•释兽》说：“貘，今出建宁郡，毛黑白，臆似熊而小，能食蛇，以舌舐铁，可顿进数十斤，溺能消铁为水。有误食针铁在腹者，服其溺者化......今蜀人云峨眉山多有之。”
明代冯梦龙在《东周列国志》第三十五回中，杜撰了一个公子重耳的勇士当着楚王的面搏杀貘的场景，对貘的刻画是“秉天地之金气而生，头小足卑，好食铜铁”等，此描述被时人广为引用，但是有意回避了一段文字，勇士取得胜利后，“将那兽的象鼻，一手捻定，如牵犬羊一般，直至二君之前” 。
明代曹学佺（1574－1647年）写有一本《蜀中广记》，涉及貘、猛豹、啮铁兽的相关记载全录自前述《山海经》、《蜀都赋》和《尔雅翼•释兽》的注释。
徐珂（1869－1928年）《清稗类钞•动物类》“貊：食铁兽，似熊而小，以舌舐铁，须臾便数十斤，即《尔雅》所谓貘”。
明弘治年间的貘图
以上辑录说貘的古文献，是当今学者、研究者论述貘等于大熊猫的主要古籍凭据，作简要点评。
一、《山海经》（约2500年前）是华夏民族开天辟地至战国时期一部时代久远的百科全书，作者不可考。《女娲补天》、《大禹治水》、《黄帝擒蚩尤》都是其中的神话传说。书中多次出现“貘”、“膜”、“猛豹”、“玄豹”，只反映在古传闻中，有这类动物。很多人引用《中山经》讲邛崃山严道县（今荥经县）有食铁兽，查证不实，无此记载。且严道县设置晚于《山海经》，为误证。司马迁在《史记•大宛传》中说，“至《禹本经》、《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
二、今人广引司马相如的《子虚赋》和《上林赋》，证明在汉代的皇家园林中就已经人工饲养貘即大熊猫。司马迁评价他说，“相如虽多虚辞滥说，然其要归引之节俭，此与《诗》之风谏何异。”这里是说，相如用极尽夸张的手法编纂的“虚辞滥说”是讽刺时弊，同《诗经》辑民谣以刺时弊是一样的。
为什么叫《子虚赋》？司马相如杜撰出“楚使子虚”，“乌有先生”和“无是公”来评说楚王游猎的盛况及奢侈。成语“子虚乌有”源于此赋。楚王游猎，是诸侯级档次，还不够水平，还有天子级水平的游猎，就是《上林赋》中的上林苑游猎。汉武帝对秦时已有的上林囿铺张扩建，变囿为苑，司马相如很有意见，借周天子游猎之名写《上林赋》讽劝。
上林苑有多大？“日出东沼，入於西陂。其南则隆冬生长，踊水跃波；兽则庸旄貘犛，其北则盛夏含冻裂地。”译过来解，早晨太阳从苑东的池旁升起，晚上太阳落到苑西的山坡后。苑南是隆冬季节，苑北是盛夏也有冰冻的地方，苑内珍奇异兽不计其数。按此判断，上林苑同中华版图差不多大。《史记》中注曰：“此虽赋上林，博引异方珍奇，不系於一也。”司马相如神思驰骋，把古代神话中能想象的“异方珍奇”统统“博引”到上林苑。把天方夜谈的“虚辞滥说”作为古皇家苑林饲养大熊猫的实证来引述，是为一误。
三、《逸周书•王会篇》和晋代郭璞作注，是迄今影响最为广泛的貘即大熊猫的文献根据，因这里有“似熊”、“黑白驳、能舐食铜铁及竹骨”，是最早出现的食竹记载。细琢郭注“貘，白豹”，“或曰豹，白色者别名貘”，似应理解为白色的豹叫貘，而不是貘还有一个名字叫白豹，依多处文献指出“貘，豹属”来理解，应更为合理。
至于“啮铁兽”“顿进数十斤”“舐铁消千斤”的描述，是神话传续。现代熊猫在饿极或需补充铁元素时，把铝盆和铁锅边咬一点，这不能同神话的啮铁兽混为一物。
四、白居易的《貘屏赞并序》是当今注家必引的文献。白先生道：“貘者，象鼻、犀目、牛尾、虎足，生南方山谷中。”这个模样同大熊猫有哪点近似之处？以一代文豪的水平，不至于弄错“象鼻”“牛尾”这些显著特征吧？很多引录者采取了古人避圣者讳的手法，掐头留尾，引学生入歧途。
白居易的貘能避邪的传说也影响到日本，以至在唐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日本船出海，要在帆上大书“貘”字，用以驱邪保平安。
貘是中国曾有的动物。1975年陕西省宝鸡市茹家村出土的西周中期青铜器有“貘形尊”（现藏宝鸡市博物馆）。1960年4月，江苏省无锡市郊窑窝里出土的元代钱裕墓中古物，其中貘纹金带扣的貘形象，皆与《貘屏赞》所述形象相近。
在河南安阳殷墟中出土过商代晚期貘的残骨。在贵州、安徽也出土过大量的貘化石。
享誉世界的美国著名动物学家、大熊猫研究专家，曾和胡锦矗教授共同在卧龙研究过五年熊猫的夏勒博士，在其《最后的大熊猫》一书中说：“中国东部很多大型动物，从很久以前就流离失所，如果还存活，也只能在过去活动范围的边缘上苟延残喘。诸如苏门答腊犀牛、马来貘、大象、长臂猿等，十世纪以前分布远至黄河以北。现在犀牛和貘在中国境内已绝迹。”
根据出土化石和陪葬品，动物学家能准确的分辨出貘与熊猫的遗骨。古往今来，无论是文献还是实物，貘与大熊猫是两种动物。
五、《东周列国志》、《神异经》中对貘的神化描绘，让人毛骨悚立，同人见人爱的大熊猫能扯到一起吗？
六、明代曹学佺的《蜀中广记》也是“貘说”者广为引用的典籍，其实是转引郭璞诸多注释，无新见解。
七、《康典》中《拾遗记》载“昆吾山狡免”中删了原著最后一段文字，指用雌雄二狡兔腹内的铁胆肾所铸的剑“雄号干将，雌号莫邪”，这是把春秋战国时的宝剑名移用至此。最近出版的一本关于大熊猫的书中说：“在《尔雅翼》中，还把雄的貘叫干将，雌性的叫莫邪”，以此说明大熊猫在古代就很受珍视。能把吴王（今苏州）武器库的兵器吃完的是两只狡兔，它们躲在地下，被捕杀之，有铁胆肾，铸剑切玉如泥。有研究者据此推论，春秋战国时的苏州一带就有大熊猫！
八、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中对貘及药用价值的描述，是很多引用者津津乐道，以为铁证的文献，出于对李时珍的景仰，大家臣服于大熊猫之“貘”说。现把《本草纲目》对“貘”的集解作摘评。
明李时珍《本草纲目》谈貘
“集解”中先引晋郭璞的注释，前已录，不赘。“唐世多画貘作屏，白乐天（白居易）有赞序之。今黔蜀及峨眉山中时有。貘，象鼻犀目，牛尾虎足，土人鼎釜多为所食，颇为山居之患，亦捕以为药。其齿骨极坚，以刀斧椎锻，皆碎落。火亦不能烧。人得之诈充佛牙佛骨，以诳俚俗。”“附录啮铁。时珍曰：按《神异经》云，南方有兽，角足大小状如水牛，毛黑如漆，食铁而饮水，粪可为兵，其利如钢，名曰啮铁。唐史云，吐火罗献大兽，高七尺，饮铜铁，日行三百里。”
这段文献说明两点事实：1、在明代贵州、四川和峨眉山中吃老百姓铁罐铁锅，造成危害的貘，同白居易写的啮铁兽同为一物，“象鼻犀目、牛尾虎足”，百姓就捕杀它拿来药用。2、唐史记载吐火罗，即今印度一带给朝廷献过高达七尺，吃铜铁的大个头啮铁兽，每天可行三百里。其解释是唐代在印度就有吃铜铁的大熊猫。不同的是，外国大熊猫比中国大熊猫身体好，每天可以跑三百里。
解析古今说貘的文献资料，判断如下：
一、中国古代就有貘这种动物。文献称 “貊”、“膜”、“貃”是同一动物的别称。
二、貘在古文献和考古发现的形象特点是基本一致的：象鼻、犀目、牛尾、虎足。啮铁兽是神化动物。
三、四川、贵州、峨眉山的貘，与“貘屏赞”描绘的形象是同一动物，但添加了食铁，粪可为兵器，尿可化腹内之铁的神话传说。
四、古文献记载的貘，不是今天的大熊猫。古注貘的别名白豹、猛豹、玄豹、貊、貃、膜、貉、执夷等称呼，也不应是大熊猫的别名。
貔貅是大熊猫吗？——貔貅说
周建人先生的貔貅说，引领大熊猫古名论半个世纪，由此蔓延至貘、驺虞、食铁兽……在中国，除龙图腾外，可能要算熊猫古名牵扯最广了吧？让我们帮助来不及做此项研究的周建人先生，认识一下貔貅与大熊猫的关系。
一、典籍中最早记述“貔貅”的是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讲轩辕黄帝为了同炎帝作战，“教熊罴貔貅貙虎，以与炎帝战於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约公元前2698—2598年）。这条貔貅史料应用最广，因来自《史记》，是权威的史料。
但是对“教熊罴貔貅貙虎，以与炎帝战於阪泉之野”的解释，《史记》本身就出现了矛盾的两种说法。唐代司马贞的“索隐”注，“此六者猛兽，可以教战。”也就是说，训练这六种猛兽帮黄帝打仗，才战胜了炎帝，今人多持此说。同是唐代的张守节“正义”注“言教士卒习战，以猛兽之名名之，用威敌也。”譬如说，训练一团士兵，分别给三个营命名为“熊营”、“貔营”、“貅营”，再打上旌幡，震慑敌人。2001年由黄帝陵所在地出版的《千古圣地黄帝陵》一书说：“这是我国古代战争史上的第一战。黄帝率领以熊罴貔貅貙虎等为图腾的部落，经过多次战争，打败了炎帝部落。”这里印证了一点，不是训练六种猛兽去打仗。胜后，黄帝又征战蚩尤，擒杀之。当时战争规模多大，无可考。但蚩尤兄弟是八十一人作乱，“威振天下”，加上所率部队，也不会多到哪里去。《尚书》记载一千多年后武王伐纣时，当时生产力的发展进步了很多，人丁、部队也大为增加，在商郊与纣王决战时，武王率的部队是战车三百辆，勇士三千人。试想黄、炎决战是多大规模，士兵不够，要训练猛兽帮忙吗？这些猛兽是通人性的吗？在昏天黑地的战场上它就只咬敌人不伤自己人吗？
误解的产生，源于不清楚“集解”、“索隐”、“正义”的特定含义。“集解”，是对《史记》进行解释。“索隐”，是把前人对《史记》 “集解”时遗漏、隐蔽的资料搜索集中起来。而“正义”则是对“集解”“索隐”进行甄（zhen）别后选出正确的解释。从古今评述来看，张守节的“正义”注释是正确的。今人片面理解的教貔貅（熊猫）去帮助打仗，情理不通。
二、《尚书•周书•牧誓》，收录周武王（公元前1122年）在商郊牧野与商纣王决战前夕的誓师演讲：
“勖（xu）哉夫子！尚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罴，于商郊。”
因有“如虎如貔”句，被现在广为引用。
三、《诗经•荡之什•韩奕》记载，“王锡韩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国，因以其伯。”“实墉实壑，实亩实藉，献其貔皮，赤豹黄罴。”译义是，周宣王（公元前827—782年）赐予韩侯很大的权力，追国、貊国和北方的诸侯归韩侯掌管。韩侯修城挖壕，整治田亩定税法，管理有成效，要向周宣王贡献貔皮和赤豹黄罴这些珍稀物兽。当今很多注家以“追、貊”之国有“貔皮”、“赤豹”为据，认为三千年前北方有大熊猫。
四、《礼记•曲礼上》记载了周朝礼仪中外出时要注意的五种礼节。“史载笔，士载言。前有水则载青旌……，前有挚兽则载貔貅行。”即管文书的要携带笔具，负责司盟的要带盟会文辞。行进中前方遇到水，就树起画有水鸟的旌旗提醒大家；如果遇到猛兽，就树起画有猛兽貔貅的旗子震慑对方。
五、《尔雅•释兽》载“貔，白狐”。这是一部成书于春秋战国时（公元前770—221年）专讲字义的工具书。
汉代扬雄（公元前53－公元18年）著《方言•卷八》中说：“貔，陈楚江淮之间谓之豸来，北燕朝鲜之间谓之豾，关西谓之貍。”
三国时（公元220—280年）吴国人陆玑是位生物学家，他著有《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简称《毛诗疏》。而《毛诗》是战国时鲁国人毛亨（大毛公）对《诗经》进行翻译和解释，然后传授给赵国人毛苌（chang）（小毛公），二人对《诗经》的训诂专著称《毛诗》。《毛诗疏》注：“貔似虎或曰似熊，辽东人谓之白熊。又旌旗名。”
这部分文献的记载是：①貔，出于中国北方和南方；②属豹、也属虎、也象熊；③单以“辽东人谓之白熊”即论定东北有熊猫，有一叶障目之惑。
六、唐代大诗人韩愈《永贞行》有“北军百万虎与貔，天子自将非他师”句。元代王实甫的《西厢记》有“羡威统百万貔貅，坐安边境”的叙述。在道教的《王灵官宝诰》中说王灵官“统百万貔貅神将”负责天上人间的巡察之责。
除上述典籍文献，再举一实证。
在四川泸州市尧坝古镇老街的南端，有一座清代嘉庆十五年（1810年）皇帝嘉奖当地武进士李跃龙功绩而立的牌坊，石柱上镌有一副对联，是按察使王正常题赠：
“对天仗以呈能，勇冠貔貅之队；
戴宫花而焕彩，荣耀桑梓之邦。”
尧坝老街是美学大师、雕塑家王朝闻先生的家乡，故居离牌坊二十米。这里也是中国著名导演凌子风的家乡，他家开门走两分钟即到牌坊。对联说，李跃龙的功夫可列勇猛的貔貅之队，建立功勋后，得到皇帝赏赐荣耀故乡。
以上引典说明，古往今来，“貔”、“貔貅”是一个常用词汇，绵延数千年，它特指一种勇猛异常的野兽，无论天上人间，它都是以威猛，骁勇善战的形象出现。
七、现代工具书的记载
《辞源》是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1987年）出版的工具书。《辞源》始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为追求新学而筹备编纂，到1915年首次发行。1931年、1939年先后发行续编本。1983年国内首发修订本，我手上的是1983年版本。
在“貔貅”条目下，引证了①貔貅为猛兽名；②为旌旗名；③清代王士祯《陇蜀馀闻》：“‘貔貅产峨眉，自木皮殿以上林木间有之。形类犬，黄质白章，庞赘迟钝，见人不惊，群犬常侮之，其声似念陀佛，非猛兽也。’或谓即熊猫。”这是第一次出现把貔貅认为是熊猫的工具书。
在同一页“貘”条目下，引用了《尔雅•释兽》郭璞对貘的注解和罗愿《尔雅翼•释兽》的注：“貘，今出建宁郡，……今蜀人云峨眉山多有之。”编辑者对此注，“据所描述有似大熊猫。”这也是当代把“貔貅”、“貘”作为大熊猫的工具书的孤证。但是，就在“貘”条目内，附有“貘屏”、“貘屏赞序”的说明，这让人费解，晋郭璞、唐白居易、宋罗愿的“貘”不是一回事，一名三物？
台湾商务印书馆在1939年版基础上的增修本《辞源》（1989年版），在“貔貅”、“貘”的条目内，没有王士祯和罗愿的文摘，也没有关于熊猫的记述。
《汉语大字典》是由四川、湖北两省负责，从1975年起，历经十五年磨砺，编就的一部对汉字形、音、义全方位解释的大型语文工具书，1990年出版。在“貘”、“貔貅”条目中，所引用古文献比《辞源》多数倍，但是没有采用熊猫说。
《汉语大词典》由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于1992年12月发行，在“貘”、“貔貅”条目中，仍未采信熊猫说。
北京商务印书馆《新华字典》（2000年版），是国内销量最多、最普及的工具书，在“貘”，“貔貅”条目，没有使用熊猫说。
《古今图书集成》中的貔貅
纵横捭阖，引经据典，辑录了数千年来对貔貅的主要注解，作者判断如下：
1、貔貅在中国传统文化、诗词歌赋、神怪异说中是一种有深远影响的动物。
2、貔貅是一种威猛、迅疾的猛兽。在很多场合，貔貅是以神化猛兽的面目出现，如食铜铁、尿能化铁等。
3、从文献分析，在清康熙以前，貔貅与熊猫完全扯不到一块。
误 区 在 哪 里？
从上述引证、分析来看，所谓大熊猫的驺虞说，貘说、貔貅说是不能成立的！那么，造成这种误解、误导的原因是什么呢？笔者认为有四个方面的原因。
1、古今辞典的编辑，有其基本特点，那就是“以语词为主，兼收百科；以常见为主，强调实用；结合书证，重在溯源”，并强调对“形”（怎么写）、“音”（怎么读）、“义”（怎么解释）的注释。“结合书证，重在溯源”，这一基本特点和要求十分厉害。收一个词汇，最早是何人，何朝何代、何处所用，有什么书为凭，辞典都要尽可能搜集、整理，然后注解，再编录入典，古人常用“皓首穷经”来形容钻研学问的辛苦，窗前灯下，从青发到白发，弄了一辈子，用于著述之中。中华数千年的文人，坐读者多、走读者寡。虽然孔子带头率弟子周游列国，知行一体，但后人学得很差，能数得出的知行合一有成就者寥寥无几。那么面临“兼收百科”的编典要求，就必然出现学不敷用的窘迫，就只有以传抄转录为主了。例如，啮铁之兽，谁见过它“顿进数十斤”、“舔铁消千斤”、“粪可为兵（器）”、“溺可消铁”？历代编者陈陈相袭，就使得我们今天在读典用典时，必须以辩证的思维，历史唯物主义的眼光，科学发展观的逻辑推理来引经据典，否则就要出错，出大错。
新的时代，学科分类更细，要学的知识更多，就大大压缩了学习中华传统文章的时间，使得人们的传统文化、历史功力浅薄，连书名都看不懂更不说读文章、论历史了。一家在国际上有名的大熊猫博物馆，开张几年，在介绍大熊猫古名的文献部分，把完成并出版于清代雍正六年（公元1728年）的中华文化盛典《古今图书集成》，说成是晋代（公元265—316年）著作，提前了近一千五百年。把商纣王拘周文王于羑里的典籍出处写成《山海经•淮南子道应训》，不知这是相距数百年的两本书。而几年来，多少人看过，竟无人提出修改意见，熟视不懂。
2、“旁征博引”之误
旁征博引以说明事实，论证观点，是褒义词。但在对浩繁中华古文献引证时，就应慎之。而对“驺虞、貘、貔貅”的大熊猫说引论中，实在是一负面例证。
从源头看，最早论及这三种动物的典籍，主要出于以下几人：
汉代司马迁（约公元前145—90年）的《史记•五帝本纪》、《史记•司马相如传》中的《子虚赋》、《上林赋》、《封禅书》及《史记•东方朔传》。
汉代（公元58－147年）许慎的《说文解字》。
晋代（公元265—316年）郭璞的《尔雅》注。
唐代（公元618—907年）白居易的《貘屏赞并序》。
宋代（公元960—1127年）罗愿的《尔雅翼》注。
明代（公元1518－1593年）李时珍的《本草纲目》。
而其中，有原创版权的是司马迁、许慎、郭璞、白居易。《山海经》作者佚名，也应算原创版。而罗愿、李时珍的“貘说”是今人最有影响的“熊猫说”史证，如罗注“毛黑白，臆似熊而小，能食蛇，以舌舔铁，可顿进数十斤……”，这是郭璞《尔雅•释兽》的翻版。李时珍《本草纲目》对貘的“集解、附录”，全引自郭璞、白居易、罗愿和《神异经》，如“今黔蜀及峨眉山中时有”，“土人鼎釜多为所食，颇为山居之患，亦捕以为药……”。不细心的读者只看李时珍的摘录，盲目跟进，就对貘即大熊猫深信不疑了！
除此以外，历来注家、书家对“貔貅、貘、驺虞”的转引、著录者，何止数百上千。而今人在旮旮角角里，都能找到古评说者引以为据，这就造成极大误区，以为古时的熊猫是遍及中国的庞大种群，那么多著述，那么多朝代都在讲它，没有弄清楚其源也一、其支也众的道理。
3、古字形音义数千年来变化多端，历史上一些专家对某篇文章句逗分止，意见相歧，可争论几辈人。为写这篇文章，在我查阅几可等身的著述中，发现没有哪一篇对最先提出注释的文献，在引用过程中不出差错的，包括大名鼎鼎的《康熙字典》和《古今图书集成》，更何况大量历史原著已佚，而书目和部分内容还在，要以史籍为唯一凭据考证史实，其难度可想而知。
4、资料占有量的缺陷，造成驺虞说、貘说、貔貅说的误区。在接触到的一些熊猫发烧友中，也有人提出”象鼻犀目”的貘怎么会是大熊猫？啮铁兽能吃那样多铁，熊猫能吃多少等等疑问。但是他们没有或无法查找历史文献，也就无法比较、鉴别，只能被先入者牵着鼻子走，作误导一族的传播者，人云亦云。
新论——前、后貔貅说
那么，古已有之的大熊猫，在华夏文明的历史进程中，是以什么面目，何时出现的呢？
我们用这几十年对大熊猫生存、演化进程的最新科究成果，先来了解大熊猫的生存环境。
胡锦矗、刘天成、何光昕等老一辈的大熊猫研究专家，1990年合著了一本《熊猫的风采》，对普及熊猫知识影响很大。
这里引录《熊猫的风采》中一段论述“熊猫的过去”的资料。
“到了晚更新世（2.5万－1万年前），她们已达到了空前的繁荣景象。可是到了旧石器时代之末或新石器时代之初，即距今约一万年以前，她们的分布区域不仅开始缩小，其数量也逐渐减少，开始走下坡路，进入到历史上的衰退期。人类的进步和文明，促使了她们愈益珍贵稀有，劫余而成遗老。”
“在长期自然选择中，熊猫的现代分布，经历了漫长的衰败不振，残存下来的遗老适应了四川盆地和陕南汉中盆地向青藏高原过渡的亚热带山地。这里山高谷深，纵横交错，地形和气候都十分复杂，人烟稀少，整个现代分布呈一个不连续的弧形。”
最近，浙江大学方盛国教授在《哪里的大熊猫最美？》中说：
“大熊猫分布的六个山系彼此互不相连。最新的研究结果表明：秦岭与岷山和邛崃山系之间的分隔时间约12000年”。
中科院动物研究所冯祚建研究员，在其新作《大熊猫的伴生动物》一文中说：“以北方的北京周口店为例，它是目前发现大熊猫化石地点的最北界，化石年代大约距今37万—30万年，属中更新世中后期。”“在晚更新世的分布区域明显缩小了，惟一的北方化石地点是在山西平陆县城关乡的蒿店村。”“待至距今1万—2万年的全新世”，“为什么现在华南地区再也没有发现大熊猫的生存呢？”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魏輔文研究员的新作《大熊猫的分布格局及其成因》中说，根据至今对大熊猫化石的研究成果，“华北地区在北京周口店及山西平陆分别有一个分布点，东北地区迄今无大熊猫化石的分布记录。”
以上各位熊猫科研专家的最新研究成果，不约而同地阐述了一个事实，在距今4000—1万年以前，已进入衰退期的大熊猫，被孑遗在四川、陕西汉中一带互相孤立的西部山系中，高山深谷，森林瘴气把它们与人类相隔，过着孤独的生活。此时的人类文明，还在新石器时代，文字还没有产生。此后，它们也很难进入人类的视野，只与当地土著为邻，几乎是默默无闻地生息繁衍。雅安是野生大熊猫最富集的地区，是大熊猫模式标本的发现地。西康地区文史和汉语言文学专家曹宏先生，独立为乾隆四年编写的《雅州府志》作了注释。他说，《雅州府志》中无貔貅或大熊猫相关的记载。
中科院院士、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郑光美最近写了一篇回忆录《秦岭大熊猫的发现— 一段尘封的历史》，讲述1960年5月，北师大生物、地理学系的师生近百人，到秦岭南麓考察动植物。从同在考察的陕西省生物研究所和西北大学等同行处得知，他们一直在试图寻找有关大熊猫分布的证据。5月28日，在三官庙一个很小的供销社收购点，作者从购进的兽皮中检索到一张新鲜熊猫皮，“我意识到这个皮张的重要性”。“1964年，我国兽类学奠基人、著名兽类学家、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的寿振黄教授在与别人闲谈时，偶然听说北京师范大学藏有在秦岭采到的大熊猫标本，认为是一个重要的科学发现”。郑院士的回忆录告诉我们，在1960年，一些重要的科研机构对秦岭是否有熊猫持怀疑态度，试图寻找证据。秦岭与四川相比，离千年古都咸阳、长安、洛阳近多了，如果驺虞、貘、貔貅是兴盛的熊猫大家族成员，那就不会被现代文明把秦岭发现熊猫视为“重要的科学发现”了。
现代国学大师、考古学家王国维先生（1877－1927年）说过一句话，考古要文献与实证相结合。在中国，他是提出这一观点的第一人，影响深远。
冯祚建、魏辅文先生论证，北京周口店、山西平陆有熊猫是几十万年前的事，东北地区无熊猫实证。这会给醉心于把“其追其貊”“、献其貔皮”、“貔似虎或曰似熊，辽东人谓之白熊”、“貔……北燕朝鲜之间谓之豾”作熊猫解说的论者予一个科学提示，仅在旧文献中查依据是不行的。我想，如果上述科学家的研究、考察成果能成立，那么如下观点就能成立：进入有文字记载的华夏文明以来（约4000年左右），熊罴貔貅虎豹，龙凤麒麟驺虞，风风火火地同人类共兴衰。而熊猫作为竹林隐士，悠然自得，浪迹深沟峡谷，淡出人类视野，偶尔露峥嵘。
如果我们赞同王国维先生的观点，用实证以证明古文献，从考古发掘通报的材料看，以下资料可以采信。
2001年，湖北省的考古人员在三峡地区的秭归县官庄坪遗址，发现一处以大熊猫为殉葬品的墓葬，约距今4000年前，在夏朝的中期，史称半信史时代。《史记》所载的这部分内容，相当部分是推测加神化整理。
1984年，在西安附近的白鹿原汉陵墓里，出土了西汉文帝（公元前180年）的母亲薄太后（薄姬）的陵墓，内有殉葬的大熊猫头骨、牙齿。从葬品分析，熊猫是作为薄太后的宠物。考古学家证明，它既不是“象鼻犀目、牛尾虎足”的貘，也不是“尾长于身”的驺虞和凶猛的貔貅。
至今，我们查证到人类进入有文字记载史，熊猫同人类紧密联系的实证，就是这少得可怜的几例。各地发现的熊猫化石记载，那是史前文明很久的事，不在“大熊猫古名新论”的采信范围。
在史志中，把大熊猫列入皇家文献记录的，还有两件叙述。
公元627年，唐太宗李世民夺位以后，在丹霄殿宴请有功之臣，对其中的薛万彻等十余人赐貘皮为赏。此事记于《旧唐书•薛万彻传》， 当今一些学者常予引录，说唐太宗把大熊猫皮作为珍贵之物赐群臣。笔者不采此说，理由是：这段史料取自《古今图书集成》的“貘部纪事”，而与之相邻的“貘部艺文”中收录的是白居易的“貘屏赞并序”，这说明唐太宗赏赐的是“象鼻犀目”、“寝其皮辟瘟，图其形辟邪”的貘皮，非熊猫皮。
《日本皇家年鉴》记载，公元685年10月22日，唐代女皇武则天将一对白熊活体及70张毛皮作为大唐国礼，送给日本天武天皇。这一泊来的东洋史料，十分珍贵。
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柴德賡先生（1908—1970年），在其所写的《资治通鉴介绍》中说，“《通鉴》所采用的史料，今天还保存的与佚失的大约各一半”，“可惜唐朝这一代的实录，一点都没有留下来，五代的实录现在也看不见了”。唐王朝于公元907年亡，司马光从1070年起写《资治通鉴》，他有可能看到一些唐实录。现在我们看不到实录，但认真分析《日本皇家年鉴》的史记，很有韵味。
公元685年，是唐垂拱元年，也正是武则天主政初始，对外悦人树已，是一种国策，所以给日本天武天皇送厚礼，是情理中的事。唐代中国强大繁荣，中日邦交鼎盛，日本对从中国引进的东西，诸如漆器、佛经、茶具等，精心保存至今。对唐王朝赠送之物，更是载入典籍，这就不难理解《皇家年鉴》记载的真实性了。
日本是产熊、多熊之国，唐王朝不会送相似之物。送什么呢？送日本没有的大熊猫。值得注意的是，日本记载的是“白熊一对”。当时，中国文化中对驺虞、貘、貔貅的认识传播，已相当普及。在知识界和官场，包括日本皇室，读《史记》知貔貅、读司马相如的汉赋知驺虞、貘和貔貅……，武则天不会把驺虞、貘、貔貅误认为白熊送人，日本皇室更不会把唐王朝赠送的国礼“驺虞”或“貘”或“貔貅”翻译成“白熊”载入史册。合理的解释是，熊猫历来珍稀，古时无记载也无名称，武则天把这罕见奇兽赠日本，就依其形态特征，叫它白熊，日本就以“白熊”之名记入史册。
那么，怎样认识和理解大熊猫的古名称呢？
“三说”来自古文献，但确凿的古文献证明，驺虞、貘、不是大熊猫的古名，传说中的这两种动物也不是大熊猫。
经过长期、认真的校勘考核，请教专家学者，我把貔貅分为“前、后貔貅说”，其时间断代为清康熙。此说能否成立，抛砖引玉，求教于方家。
康熙时代以前的貔貅，是典籍公认的猛兽，那么猛兽貔貅为“前貔貅说”，这时指的貔貅不是大熊猫的古名。
“后貔貅说”，是非猛兽貔貅，特指大熊猫，有《陇蜀馀闻》和《峨眉山志》为证。
《陇蜀馀闻》作者王士祯，号阮亭，山东新城（今山东垣台）人，家世为济南望族。王士祯於清顺治十二年（1655年）中进士。康熙三年（1644年）任京官，历任翰林院侍读，至刑部尚书等官职。
后因审案失误被罢官，归山东故里，1711年卒，年七十八岁。他是康熙时有名的诗人，与另一著名诗人朱彝尊齐名，有“南朱北王”之称。王氏好游历好写作，著述丰颖。除诗集外，还有《居易录》、《池北偶谈》、《香祖笔记》等。
《陇蜀馀闻》中关于貔貅的记述全文是：
“貔貅产峨眉，自木皮殿以上，林木间有之。形类犬，黄质白章，厐赘迟鈍，见人不惊，群犬常侮之。其声似念陀佛，非猛兽也。予按《毛诗》陆疏云，貔似虎或曰似熊，一名执夷，一名白狐，辽东人谓之白罴，与此差异。”
今人引典时，也常以此为据，但是只引了一半，从“予按”以后未予采用，因而遗失了重要信息，作出误判。
王氏这段记载，十分明确地作出了两个判断：一是峨眉山产的貔貅，“非猛兽也”；二是隋唐时陆德明注《毛诗》时讲的：似虎或曰似熊......辽东人谓之白罴”的貔貅是猛兽，同峨眉山的貔貅不是一回事，“与此差异”！这里指的貔貅，有地点，有形态特征，有性格生理描述，无神异传说色彩，给人以可信感。这也是关于貔貅是非猛兽的首次记载，出自名家之手。
同样，康熙年版的《峨眉山志》在记载所产兽类时，有一段叙述：
“貔貅，自木皮殿以上，林间有之。形类犬，黄质白章，厐赘迟钝，见人不惊，群犬常侮之。声訇訇，似念陀佛陀佛。能援树，食杉松颠并实。夜卧高篱上。古老传：名皮裘，纪游者易以貔貅。此兽却不猛。两存以备考。”
此《志》和王氏所《闻》，互为印证，珠联璧和，堪称绝对。
同大熊猫相比，《志》中除食物有差异外，其它基本一致。不排除古人见熊猫爬在杉松树上休息，就误以为它在吃树尖或果实，因而误记，而它在竹丛中寻食时，掩蔽之中反而观察不到。
《志》中也说得清楚，“此兽却不猛”，非猛兽也，所以“群犬常侮之”。
这是一种什么动物？“古老传：名皮裘”，即生存很久远了，本地俚语称为“皮裘”，外人少知，文献也无“皮裘”记载。
怎么冒出的一个新名字呢？是“纪游者易以貔貅”！这句话，画龙点睛，解开了半个世纪的“貔貅说”之谜。“貔貅”是怎么变成大熊猫的名字的呢？是“纪游者”，即来峨眉山烧香拜佛或舞文弄墨的人，看到皮裘，竟听到它在念陀佛经，不知为何物，就把神化勇猛的“貔貅”名戴到了皮裘的头上，所以叫“纪游者易以貔貅”。“易以”，张冠李戴，“貔”帽“皮”戴，这就给皮裘定新名了。但编志者也觉得有矛盾，特注名一句“此兽却不猛”，以与传统猛兽貔貅作区别。这就同在北京的王士祯写“非猛兽也”、“与此差异”形成呼应，异曲同工。
《辞源》1987年10月版“貔貅”条目，在引证了猛兽名、旌旗名之后，引用了《陇蜀馀闻》中“予按”前的部分，作出“或谓即熊猫”的判断。这或许就是周作人先生所讲编《辞源》的傅运森先生对我说过，“古时候所谓貔貅大概便是指这动物”。笔者认为，这个“古时候”如果指康熙以前，那么貔貅不可能是熊猫，而是另一种猛兽。如果是指康熙以前的“古时候”，非猛兽的貔貅是熊猫，我赞同此说。
台湾《辞源》（1989年版）
今研究者还广为引用王士祯另一本著作《香祖笔记》中的一段话来印证“貔貅说”。“峨眉瓦屋山出貔貅，常诵佛号。予《陇蜀馀闻》载之。雅州傅良选进士云，其乡蔡山多貔貅，其状如黄牛犊，性食虎豹而驯于人，常至僧舍索食。”所提傅良选是今雅安人，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进士，工书法，官至广湖武昌道按察使（正三品），被当时评为清官第一。
雅州是大熊猫的故乡。《香祖笔记》是王士祯被罢官在七十岁以后的著作，这里论及貔貅时，他把壮年时写《陇蜀馀闻》中介绍瓦屋山的一种兽，“角端，产瓦屋山，不伤人，惟食虎豹，山僧恒养之”捆到一块算成雅安蔡山貔貅，这就变成大熊猫是吃虎豹的了！蔡山和瓦屋山（今眉山市洪雅县）相距百余里。因此，在“后貔貅说”中，不采《香祖笔记》之论。
大熊猫古名之谜，是名符其实的千古之谜。
谜底就在清康熙版《峨眉山志》。在涉猎、研究了四川省图书馆、四川省志编委、四川师范大学图书馆、北京图书馆、乐山市图书馆、峨眉山文物管理局、《雅州府志》的相关资料后，从历史中走出一个人物—胡世安。他万万没有想到，三百年前，他的一段七十六字（无句逗）的记述，解开了数以亿计的熊猫喜爱者的千古之谜。
胡世安，生于明代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卒于康熙二年（1663年），四川井研县人，号菊潭。明崇祯元年（1628年）进士，官至少詹事。清顺治初，授原官职，曾任礼部尚书。顺治十五年(1658年），授武英殿大学士、兼兵部尚书。康熙初，授秘书院大学士、兼太子太傅。
他的家乡离峨眉山百余里。此人神思敏捷、文采斐扬，又好登奇山寻异物。他曾在明朝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天启四年（1624年）、崇祯十二年（1639），前后长达二十年的时段内，三次登峨眉山，寻奇揽胜，探微访著，然后写下《译峨籁》一书，记述峨眉山的历史文化、风土人情、神秘异趣。
清初大学士陈之遴（1605—1667年），是崇祯十年科举第二名（榜眼），在为《译峨籁》作的序中评价说：“今千有余年，菊潭先生以蜀产起而志之，其文迩而指远……至于隐逸之已事，神仙佛道之陈迹，下而虫兽草木之殊怪，而莫能名者，无不书。顾陈子读而感之。”此外，还有太傅大学士金之俊、大学士陈名夏、礼部尚书王铎、翰林学士陈具庆、胡统虞先后为《译峨籁》作序，把胡世安的文采同唐之韩愈、宋之欧阳修相提并论，足见《译峨籁》在当时的影响和魅力。
由于蜀道之难，数千年来，登峨眉，述峨眉的相对较少，外界视为神秘之地。后人评价说，过去曾有的志书早已佚亡，现在“峨眉山有志，始于《译峨籁》。”
序中有一句话十分重要，“下而虫兽草木之殊怪，而莫能名者，无不书，”让陈之遴读后感慨不已。那些极其特殊怪异的“殊怪”，连名字都没有，可是胡先生“无不书”，那就得取名字才能记载下来。不知胡先生给多少“殊怪”起了名字，但可以断定，他给熊猫起了名字。《译峨籁•方物纪》载“貔貅”条目，仅比康熙版《峨眉山志》的“貔貅”条目少“陀佛”二字，其余一字不错，可谓天衣无缝。
凭什么判断是胡世安命名？关键在后面这句话，“古老传：名皮裘，纪游者易以貔貅”。峨眉山高大险峻，古时外人去得很少。熊猫畏人，闻声远遁，要见其尊容很难。“皮裘”是一种不为外人所知的地方“殊怪”，“声訇訇（hong），似念陀佛陀佛”，这是从未见过的怪物。于是“纪游者”就给它另外取了个名字，叫貔貅。
“纪游者”是谁？笔者分析有两种，一是来旅游的有文化修养的游客，但依当时的自然、道路条件，他们很难看到皮裘。另一种，那就是胡世安先生本人，他在前后二十年时间，三上峨眉，就是为了写《译峨籁》，把峨眉山介绍出去的“纪游者”。
为什么偏偏要取名“貔貅”？因为它“黄质白章”同古籍中貔貅的外貌相似。这种黑白相间同道家阴阳和谐的色彩基本一致，很有神秘感，峨眉山也是佛道共存的仙山。“厐赘迟钝”可以理解成肥肥胖胖、动作憨态，逗人喜欢。来取个什么名呢？那就叫大家都熟悉的“貔貅”吧！因为“皮裘”同“貔貅”的读音也很相近。为了不让读者产生误解，特地注明“此兽却不猛”。舞文弄墨的胡先生还留下一个悬念“两存以备考”，看你是喜欢喊“皮裘”，还是愿意喊“貔貅”。这里的“莫能名者”，可以理解成或没有名，或诘屈聱牙难以上口、难以理解的名字。“皮裘”就是让外地人难以理解的俚名。
笔者据上分析认为，胡世安这位纪游者，给“莫能名”的皮裘，换了个貔貅的美名。在这里，他甩掉了吃铁、糞为兵器、日行数百里的神话色彩，给人以一个真实可信的貔貅。
胡先生在《译峨籁•卷七•方物纪》中写道：“按峨眉物产，尚不止此，别纪互见及他山所同者，不具录。”这句话，充分体现了他的独具慧眼和与众不同的大气。在其他人的纪游、纪事性文章中已有介绍的，一概不收录；其他名胜大山有相同者，也一律不记载。这要体现一个人的博学多才和足够自信。胡先生在《译峨籁自序》中说，“人具手眼，领略各殊”，道出了他独立特行的风范。
在《译峨籁•方物纪》中，一共收集了三十二种峨眉山特有之物，其中鸟类十种、鼠一种、昆虫一种、植物十九种，大型哺乳类一种（即貔貅）。而峨眉山常见的猴子，一种也不录。众里寻它千百度，蓦回首，它在峨眉仙山中！
要证实此貔貅即大熊猫，文中还有特定生存环境为证。“自木皮殿以上，林间有之”。查《峨眉山图志》清光绪版和新旧峨眉山志书，木皮殿是因为殿舍覆木皮而得名。在清中后期称大乘寺，与有名的化城寺故址相邻，也有称为化成寺的。
木皮殿比洗象池高，和雷洞坪差不多在同一海拔高度，即2300公尺左右，距峨眉金顶700公尺。殿周围茂林丰竹。胡世安专有一文“志竹变”，记载“峨眉山竹品甚繁”。“木皮殿以上”，绵延开去，就是瓦屋山和雅安蒙山、夹金山了，这些地方，是现代公认的大熊猫栖息地。而古文献记载的驺虞、貘和前貔貅，从未出现在海拔2300公尺以上，且竹类丰盛的地方。胡先生关于木皮殿地名的特指，为一般研究者所忽略，他就把罗愿《尔雅翼•释兽》中的“貘，今蜀人云峨眉山多有之”巧妙地区别开来，再加上“此兽却不猛”的品性描述，前、后貔貅说，泾渭分明。
木皮殿（大乘寺）在清顺治九年（1652年）冬毁于火，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秋再遭火灾，今已无存。
清《峨眉山图说》
胡世安的《译峨籁》在明末写完，清初出版。三十年后，康熙年间太史蒋超（字虎臣、1624—1673年）撰《峨眉山志》的史料，以胡著为底本，因种种原因，蒋稿未能付梓，藏于可闻禅师处。到了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时任中议大夫，分巡建昌道按察司副史曹熙衡，以官方之力，在蒋虎臣增修稿的基础上，“重加修饰，分条析项，淆讹者正之，紊乱者清之”（《峨眉山志自序•清•曹熙衡》）。也就是说，从菊潭第一次考察峨眉山（1619年），到曹先生出书历经近七十年，三人易手，但是皮裘易名貔貅之新论始终不变。
我在书海上下求索，最后得以在《译峨籁》中寻到钥匙。胡先生自序说：“题曰《译峨籁》，盖一家言也。”这是他深刻认识峨眉山后所发出的声音。
其实，今人的驺虞说、貘说、貔貅说，是自乱阵脚五十年。早在二千多年前的司马迁就把事情说清楚了，他在《司马相如传》的“子虚赋”、“上林赋”、“封禅书”中，分别出现了驺虞、貘、貔貅三种野兽，以太史公和司马赋仙的眼力与文采，不会分不清这是三种动物还是一种动物吧？可是今人附会蔓延，让人如坠云烟，问题出在读书不细和人云亦云之弊，是为诫！
周建人先生说貔貅大概便是指大熊猫，“不妨记一笔”的游戏之言，惹出半个世纪的熊猫古名误区，查国外网站的熊猫古名说，更是谬误百出。
作者请教国学大师杜道生
周先生写《关于熊猫》一文不足1500字，目的是借认识熊猫来宣传研
究自然界时要有实事求是的思想和作风，写得很精彩。借他这篇文章的结尾，作为此文的谢幕辞：
“实在研究自然现象，大有助于减少随意武断，和培养实事求是地处理事情的思想和作风。古人看到果蠃（一种细腰蜂）把小青虫捕去，封在泥旁里，遂说是孵育成为己子的。后来郝懿行（公元1757－1825年）在《尔雅义疏》里，引证实地观察者的话，指出果蠃把小青虫捕去是供幼虫食用的，并非孵育成为己子。郝说，孵育成己子的话是由于‘古人察物未精，妄为测量’而来。要不妄为测量，唯一的办法就是精于察物；在这里，偷懒取巧，望文生义，强不知以为知，是不会有丝毫帮助的”。
“研究自然科学，主要可以获得正确的知识，但毫无疑义，也可锻炼思想”
（此文出自《大熊猫文化笔记》书稿）
作者：四川省旅游协会执行副会长、四川省旅游局巡视员
客座教授、原雅安市副市长
电子邮箱：sunqian@scta.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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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发表于2007年2月10日、11日《雅安日报•西康周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