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蔚
仅将此文献给
敢于发表自己的见解的、已经过世的方宗岱、张寿荫等各位工程师和尚在世的黄万里教授、温善章工程师。
(一) 黄河
(二) 鲧和禹
(三) 三门峡
(四) 在黄河筑坝——近代黄河治理
(五) 三门峡工程——“黄河清”
(六) 学有专长的人们
(七) 被迫改建
(八) 教训
(九) 三门峡工程与三峡工程
一、黄河
这是黄河。千年来被反复讴歌又反复诅咒。
它是青藏高原的雪泉，沿地势东下，时而汹汹，时而汩汩，奔向大海。
黄河流经黄土地。
这厚达百米、广达数十万平方公里的黄土地，系百万年的堆积加上搬运而成，土层厚，土质疏松，植被缺乏，故此凡流经它的大小河流，都含有极多泥沙。
黄土地带气候严峻，全年干旱，夏秋暴雨量却达六、七百毫米。
黄河挟沙疾行。
当这股清澈的1雪泉，汇以黄土地带的暴雨水，进入河南陕县，也就是当南北向的山(西)陕(西)段干流与东西向的泾、洛、渭支流交汇之后，黄河平均含沙量已达每立方米水37公斤，每年输沙15.9亿吨，不但为世界之首，也占了全国江河输沙量的60%。
亿万年以前，华北平原本是海湾，太行山东麓为海滨，泰山乃海中岛峰。黄河挟沙东下，千年复千年，终将这海湾填成大泽、填成湖沼; 再不停地填、填、填，遂成富饶的华北平原。那海岸线，近万年来，正一米一米地从东经115度移向120度。
冲刷而成的平原本无固定河道，于是黄河一忽儿从天津出海(公元前600年)，一忽儿从阜宁出海(公元1180年)，也就是历来令人谈虎色变的大改道。到了19世纪中叶，才暂时稳定在我们现在习见的利津河口2。
平坦肥沃的华北平原一步步形成，人类旋即迁来。渐渐地，有了房舍道路、有了瓜田桑园、有了村舍集镇，有了待建的工厂、待拓展的交通，也有了争夺财富的战争。
黄河依旧挟沙疾行、趋向莫测。下游河道不停地摆动，依它而存活的人类莫衷一是——不知这滚滚黄流是天赐之利，还是天遣之灾3，于是开始筑堤开渠、修庙建祀。当需要打击对手，而自忖剑戟刀枪威力尚不如洪水的时候，也人为地决堤——秦攻魏是在前250年；宋狙金是在1128年；当然还有今天尚在人世的老人们亲历过的花园口扒堤和不是那么著名的贯台扒堤——据当局说，是为了“阻日军西进”，还有“歼共”4。
黄河的挟沙东下及下游河道的摆动，本是自然趋势，并没有理会人的愿望的意思； 但人们不作如是想，随着生活日见富裕，技术日见发达，不仅有意、有志，还渐渐自以为有本事、有能力干预它了。
汉文明沿着黄河成长。它与黄河，先是惴惴地厮守，继而切切地触它一触，终于郎郎伉伉地“改造”它了。
黄河，依旧是挟沙疾行5。而在有了那么多的堤与坝之后，依然是趋向莫测。
二、鲧和禹
鲧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
按今天古史学家的一般认可，这是公元前2000年到2100年间的事了。也就是说，距今大约4000年。那时候，黄河出太行山之后，流向东北所形成的古冲积扇大概已经形成，正与从山西高原流出的永定河、滹沱河所冲出的小冲积扇会合，铺陈起大片平地。
想来，那时的黄河改道，和周以后那些比较确切的记载相比，似乎要厉害得多。后人的描绘是“洪水滔天”，“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共咨”6——农耕民族所面临的最大威胁。
鲧作为最幸自负的中岳之神为众神所推荐，一门心思以为“土能克水”，“作三仞之城”，大筑堤坝以“障洪水”。障来障去，“九年无所成就”。他还以为是土不够用，于是窃息壤以“堙”大流，去偷能够自生自长的“息壤”。这息壤以今人的眼光看，恰如神话中的千里眼即望远镜，顺风耳即程控电话一样，相当于可以由人来确定坝顶程高的水库运用方式。
息壤在手，鲧依然只是“堙”、只是筑坝堵洪。在依旧无所成就之后，终于被帝遣火神祝融杀于羽山——据考就在现今河南嵩山一带，离今日黄河故道不过百里。
鲧的传说在当年一定丰满得多。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最详尽、最有风采的记载出自屈原。这位楚大夫对鲧被判渎职罪处以极刑大为不平，一再追问那位“制定政策、选择干部”7的“帝”:
不任汩鸿，师何以尚之? 佥曰和忧，何不课而行之?
(不懂治水，众神何以公推? 权力机构虽以多数票通过了，具体负责国事的帝，对鲧既然没有考稽，怎么敢上来就用，而且一用就是九年?)屈原又问:鸱龟曳衔，鲧何听焉? 顺欲成功，帝何刑焉?8(窃息壤这种坏主意，鲧会言听计从吗? 退一步说，事情办砸了，用心确是无可厚非，何苦非杀不可?)
如果我们不去追究远古时代的具体故事情节和湖北姊规人屈原所特有的思辨外加穷究的本领，而特别着重于“神话是人民生存与斗争形态的高度概括”这一含义，则不难看出，作为一个与河江有着最密切关系的农耕民族的历史经验:
一曰，水是与民生息息相关的，没有一个最高统治者可置之不理;二曰，对于滔天洪水，用堵塞的办法，哪怕用的是神土息壤，哪怕执行者是当时顶宝贝的“党内红色专家”大神鲧，也难于成功;三曰，失败的水官是要以死来谢罪的9。
禹不愧是作为鲧治水精神不死而幻化出来的大神。最初，他亦宗法乃父：堙填——“陂九泽”，“然河灾泛滥，害中国大甚”; 继则吸取教训——“因水以为师”，认识到，特大洪水从高峡流出，“水湍悍，难以行平”，于是堙疏并施; 终于认识自然规律不可违——“因水之流，疏川导滞”，用今天水利专家的话具体解说，就是“渤海湾放淤”，最后治河成功——“丰水东注，维禹之绩”10。
据传，自此之后，一直没有大洪灾。但大禹治的并不是黄土高原，黄河之挟沙并不因他的大名而稍敛。春秋之后，堤防兴起，水是约束住了，河道之内，泥沙淤积却愈来愈加重，终于在大禹治河1600年之后，黄河出现了记载中的第一次大改道。
这以后的2600年间，没有一届统治者躲得开治河。水官何止万千，最成功的是东汉的王景。他用的是“十里立一水门，令其更相洄注”，使泥沙沉淀在黄河河滩，让抛却了泥沙的清水对河槽着力冲刷，终于使黄河安流800年。最惨的要数明代的潘季训。此人政治挂帅，治河，把堵水保皇陵放在第一位，“以堤束水，以水攻沙”，27年下来，决溢74次，被后人概括为“一团糟”。后来王安石曾经用过放淤治碱的办法，利害并举，证明了天然放淤的难于彻底。
水库，特别是人工筑坝拦水的运用，已是20世纪的事。待到中国的共产主义者决定在黄河干流上筑坝的时候，已经到了1953年。用已故水利专家方宗岱先生的话说，此举尚属于黄河演变三大段中的第二段。
三、 三门峡
黄河在河南省的潼关至孟津，也即陕县一带为太行山脉所阻，以巨大的水力，冲出三路山口。后人把这三道激流冲开的口子，自东至西，称为“人门”“神门”和“鬼门”，即三门。而在三门之间依然柱立河心的岩石，则分别被称作人、神、鬼三岛。
但人岛在唐以前并不是岛，而是一座与岩岸同体的半岛。
自西汉至民国，黄河一直是航运大河。在黄河弄舟，搏击于湍急浑浊的黄水中，几成中华民族与命运搏斗的象征。然而，再勇敢机智，冲决口上也是不能行船的。无奈粮食的长途运送，那时只有“漕运”一途，岸边的一条新河在唐开元年间凿通，被后人称作开元新河。我们的祖先用拉纤的办法，帮助船只一一通过，这就是珍贵的“人门古栈道”。
强力冲决的河口不会宽阔，水流当然也不可能舒缓。黄河水在这里奔腾咆啸，冲过三岛，继续前行。令人难于置信的劈断岩壁上刻着后人对大禹的敬佩: “峭壁雄流，鬼斧神工”。不过一里开外，又见巨石傲立于河中。这就是已经进入了汉语常用词汇的“中流砥柱”: 古籍中所载大禹“凿龙门，劈砥柱”，说的就是它。历代文人骚客将他们的感慨与敬畏留在这令他们迷茫的顽强的石头上，比方唐太宗就有“仰临砥柱，北望龙门，茫茫禹迹，浩浩长春”。然而在民间，特别是在排空浊浪中弄舟的勇士们，对它有着更率朴的称呼: “照我来”。船从“人门”过峡之后，必朝砥柱石直冲过去，否则必船毁人亡。
行船难呵! 但与这难共生共存的，是狭窄的河床和河床下坚固的花岗岩和闪长玢岩，可不可以利用呢，比如说，当作拦河大坝的基础?
20世纪是人类以自己的贪婪和胆大妄为向自然界挑战的开始。水的巨大势能，惹动一批又一批自以为有了点本事的人的暇想。三门峡在整条黄河上太独特了，不但有坚固的河床，还可控制黄河92%的流域面积上所产生的洪水和泥沙，不由得不被频频提起。
终于，美丽神奇的三门峡，作为黄河的出山口，作为中华民族与命运搏斗的见证，在它扼守百万年之后，以它独特的诱惑，终结在浅识而鲁莽的人类之手。
四、 在黄河筑坝——近代黄河治理
1933年，黄河大水。
国民政府成立黄河水利委员会。
那时，不但已经出现了国际联盟这样的组织，也有了如李仪祉这样的人才: 他既中过秀才，又出洋学过工程，还在自己的家园又实践、又办学。他在这一年出任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长。近代陕西三杰之一的李仪祉(另外两位是于右任和张季鸾)是个质朴扎实的人，既无过分的民族情绪，也不菲薄自己。他的治黄思想和他的为人一样，不排除近代科学技术，也不曾须臾脱离中国的现实11。
1934年，荷兰水利专家尼佐夫(Nizhof)和英国水利专家柯德(Goode)受国际联盟派遣，来华考查，提出“在各大支流汇合处以下修水库”12的设想，主要针对黄河的汛期泛滥，决定以水库蓄洪的办法来削减洪水下泄量。
“汇合处以下”坝址不少，三门峡是其中之一。
同年，黄委会挪威籍主任工程师安立森(Elisson)在与中国工程师共同勘察了陕县至孟津干流河段之后，不但将坝址具体化，认为“三门峡诚为一优良库址”，更提出“高坝大库、大泄量(12000立方米/秒)”。这在当时，真令中国同行特别学生辈同行非常兴奋、非常鼓舞，似乎忘了还有泥沙这回事。于是，谁也没有反驳他对淤积的估计——“不太严重”。13这一兴奋还没有落实到工程实施上，日本侵华战争爆发。1938年，黄河下游大部份地区沦陷。
日本人在这时，以他们“大东亚共荣”的野心和事事严谨认真的一贯作派，无疑已认为治黄之大业历史地落到了他们的肩上。紧随在军事开进之后，即专门设立研究机构，并抽调专业人员289人，开展研究与规划。到了1944年，他们编成了《黄河治理规划的综合调查报告书》(73万字)，提出“黄河中游梯级开发” 方案。据他们所拟，将在从清水河至小浪底共500公里处建11座水库，总库容为800多亿立方米，并伴以庞大的造林和发电计划。据称，这样做的结果，不但可以解决下游洪灾，还可以得到战争迫切需要的能源。三门峡为其中最大的一座。考虑到淹没耕地和迁移人口太多，工程可分两期进行。若以潼关洪水位325米为限，第一期坝高61米，总库容60亿立米，发电能力63·2万千瓦; 最终坝高86米，总库容400亿立米，发电112·3万千瓦。在日本人的研究中，使用了一个数据，当水量大到34500立方米/秒(即所谓“千年一遇”洪水)时，下泄量(即下游堤坝可容许的最大值)为15000立方米/秒——这是我们在下边要遇到的关键数据。
这计划还没有执行，日军已在密苏里舰签字，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这份我们在下面还要说到的颇有见地的文献，有的销毁，有的散失，流落到有心的政府接收官员手上的，已只是一星半点14。
此时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UNRRA)已成立，不但忙着帮中国人堵住1938年被扒开的花园口，也接受了行政院长宋子文的请求，在即将开始的黄河治理上，就技术与资金两方面予以援助。
1946年夏天，国民政府水利委员会聘请水利专家组成治本研究团，以张含英为团长，率先开始了工作。他们用了四个月的时间，对黄河中上游作了考查，分水利、水文、地质、河道，写成了《黄河中上游考查报告》和《黄河治理纲要》，其中关于三门峡，他们认为火成岩厚度不理想，筑高坝恐怕有问题。他们倾向于在干流仅以防洪为目标修筑低坝。他们还认为水库寿命和回水对潼关水位的影响都将成为严重问题。
这批技术骨干中的大部分人，后来都参加了人民政府的治黄工作15。他们都有很好的学养，对黄河，也都怀着情亲般的焦灼和责任感。然而，除了个别人，在最需要他们据理力争的时刻，竟奇怪地随声附和或三缄其口，这点我们在后面还会看到。
这年冬天，国民政府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员会聘请美国专家，组成黄河顾问团: 豪爽的美军工程师兵团总工程师雷巴德(Reybold)中将，他的助手葛罗顿(Growdon)中校，再就是著名的与中国两条大河有着不解之缘的著名高坝专家萨凡奇博士(Dr.Savage)和他的助手柯登(Cotton)了。那年，中将七十多岁，博士也已六十出头。
美国人仔细研究了那残存的、由日文译成中文，再由中文译成英文的文件，先沿黄河考查，然后，像真正的美国佬常干的那样，到了开封以后，在大吃酒的同时对每个问题都激烈争论，最后给中国政府写了一份三人签字的文件: 《治理黄河规划初步报告》。在肯定了日本人“研究精详，若干建议颇足称道”之后，他们主要给出三条意见:
1,凡拟在黄河中下游兴修水库，都应当以防洪为首要任务——一句话就把日本人在干流建发电站的设计否定了。这水库若修在包头至龙门间，存量均小，寿命必短。
2, 在三门峡建库发电，潼关以上农田淹没损失太大，是日后无法弥补的。故建议建坝地点改移到三门峡以下100公里的八里胡同。此时建坝回水到潼关，形成峡谷水库，避免潼关以上的农田损失。
3, 在八里胡同建库，不是为发电，而是作为防洪的滞洪水库。坝下安设巨型闸门，控制流速，使泄水的含沙量保持某一定值，数年之后泥沙冲淤平衡16。
美国人的意见都是原则性的，而且主要是否定性的。虽然像是匆匆作出，我们在后边会看到其中所含的明快质朴的道理。怀着种族与阶级偏见而未对它加以足够的注意，我们“站起来的中国人”，不能不说是吃了苦头的。
在随后的三年里，中国人之间的内仗越打越大，虽然代理行政院长、地质学家翁文灏已经问到“三门峡坝址地质好吗? ”这种技术性问题，对黄河无论是治理、利用还是毁灭性破坏，都没能在国民党人手里实现。
接下去的，就是我们经常从《人民日报》和别的大陆官方报纸上读到的那“辉煌的一页”了。
五、 三门峡工程——“黄河清”
1949年8月，共和国成立前夕，一份《治理黄河初步意见》，交到了华北人民政府 董必武手中。起草者有两位，其一为当时的黄河研究组，后来升格为黄委会的一把手王化云。王同志终身以“治黄专家”立世——当然将这批好大喜功的浪漫家称作“三门峡灾难工程的始作俑者”，也未尝不可。 报告提出: 解除下游洪水为患的办法，是“选择适当地点建造水库”。在哪里造呢，当时他的见解是“陕县到孟津间最适当的地区，这里可筑坝的地点有三处:“三门峡、八里胡同和小浪底”。这一建议，后来称为水利界三门峡工程上马第一波。
1950年春天，新升格的黄委会再度组织勘察，吴以学等参加勘察的工程师认为: “八里胡同和小浪底初期开发价值不大，三门峡水库淹没人口近百万，是值得重视的问题。”17这年夏天，水利部长傅作义率队赴苏考查，随员中有苏联专家，有副部长张含英，也有后来在长江三峡工程的推动上起了关键作用的张光斗。考查归来，1951年1月，傅部长就水利工作向政务院报告。可以看出，在他的报告里，虽然务实精神尚占主导，但似乎方方面面都要照顾到。考虑到他所处的政治地位，持这样的态度是不足为奇的：
黄河在最近几年内，仍应加强护岸和堤防工事勘测和准备潼关孟津间的水库工程，修建支流拦洪拦沙水库，并结合农林计划积极进行干、支流域的水土保持工作。
这显然气魄不大。但在干流上建水库，就当时的政治、经济和技术条件，均有困难，于是转向支流解决问题。以王化云为主的黄委会到中游调查，认为“支流太多，拦洪机遇也不可靠，且花钱多，效益少”18，又把希望转向干流，问题是找一个容量足够大的地方。于是，一个比美国人雷巴德中将的《初步报告》气魄大得多的计划提出来了:
① 眩目的综合效益——“以防洪、发电结合灌溉为开发目的”；② 规模宏伟——蓄水位350米；并且“蓄水拦沙”。
初看之下，因泥沙淤积带给下游的水患可迎刃而解，但沙拦下之后，要有地方装，装在那里? 只有找大水库，三门峡又被提出。有了大库当然就有了大水电的诱惑，燃料工业部门于是从水电开发的角度予以支持。
前面提到过的黄委会主任王化云和负责水电的人，再加上两位“老大哥”，一同上路，勘察三门峡。这时已是1952年春，大批苏联人开始踏上这块飘着新的五星红旗的国土。30多年来，他们在广袤的西伯利亚大江大河上筑坝发电玩儿顺了手19，就雄心与气势而言，与黄委会一拍即合。三门峡高坝方案再次提出——这回是360米了，再加上大库容拦沙。稳健派舍不得黄河流域的耕地，提出这一方案“淹没损失太大”，又是相持不下。三门峡工程的第二波上马热告终。
读者在这里顶好记住“高蓄水位”、“综合开发”和“拦沙”这几个概念，它们在后面将不断出现，是几十年对黄河的折磨与侵害上，最为关键的。
没过半年，也即1952年10月，伟大领袖亲自到河南视察黄河20。当时，虽然第二波三门峡工程上马热暂告停息，黄委会也把邙山方案放到了第一位，但这个非“综合开发”，只有滞洪效益的小库方案显然不带劲。就在这次，王化云亲自向毛泽东汇报。正如历史地位几与毛泽东比肩的邓小平1980年视察长江时，魏廷铮主管对他的陪同与汇报一样，这回也是一连串惯用的对首长的连哄带骗与报喜不报忧。毛当时固然怀着发电灌溉综合利用的浪漫理想，但作为农家出身的领袖大当家，对淹没搬迁还是有顾忌的，一再询问黄河归故道之后已安澜6年，能不能用堤、埽的办法固堤防洪。党内专家王化云的回答是：
这不是根本的办法，如遇异常洪水，还有相当大的危险。
不修大水库，光靠这些堤埽挡不住。
毛问到泥沙的时候，得到的回答也是：
在西北高原发动群众开展水土保持工作。
拟在黄河的上中下游兴建一系列的水利水电工程，根除水害，开发水利，使黄河为社会主义建设作出贡献。
如果黄河干流30个电站都修起来，总库容约在2000亿到3000亿立方米，这样算个总账，不做水土保持及支流水库，也可以用300年。
准备将来从通天河引长江水入黄河，以补给西北、华北水源的不足。21这首高坝大库畅想曲真正投了这位浪漫气质的诗人独裁者的脾气。三峡工程的党内专家林一山1993年描述当时的情景:
“南水北调? 毛泽东眼睛一亮。南方水多得成灾，北方干旱得冒烟，若把南水引向北方，岂不两全齐美? 好! 这个主意好! ”
与邓小平一样，毛那次也没有当场拍板，只说了一句怎么检验都属于真理的话: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
什么叫办好? 激稳双方都有自己的一番道理。稳健派不具“革命豪情”这种当时无往而不胜之利器，只有在钱上把关。邓子恢学孙悟空，给为白骨精所迷的当代唐僧画了一个圈: 5亿元拨款，5万移民，不能再多。但这点钱是造不起大库的，“防洪怎么办?”浪漫派问，“决口改道威胁与日俱增”“下游已是危在旦夕”怎么办? 这样的提问和断言确实够吓人。用当时的总理周恩来的话说，好象是“不建三门峡，第二天洪水就要把下游淹掉了”23。
邓子恢只好亲自恳求毛泽东:
关于当前防洪临时措施，我意亦可大体定夺，第一个五年，先修芝川、邙山两个水库，渡过五年十年，我们国家即将有办法来解决更大工程和更多的移民问题。
这话毛听来不会很入耳，但也没有理由立刻驳回。上马第三波停在了这里。
正在僵持不下之际，北边的老大哥慷慨地伸出友谊之手——156项重点援建项目出台，黄河流域规划列在其中。由中国政府聘请的黄河规划苏联专家组一行7人，1954年1月到达北京。
这回，邓子恢没词儿了。领导人，再加上中苏两国专家所组成的120人的黄河考查团再度出发，1954年2月到6月，从刘家峡直到河口，进行了大规模的查勘。
苏联专家竭力推荐三门峡方案，认为“三门峡是一个难得的好坝址”。在专家组长科洛略夫眼中，综合效益是第一位的。他在总结发言中说:
从邙山到龙门我们看过的全部坝址中，必须承认三门峡坝址是最好的一个。任何其他坝址都不能代替三门峡使下游获得那样大的效益，都不能像三门峡那样综合地解决防洪、灌溉、发电等方面的问题。
至于淹没损失，他似乎并不怎么动心，他说：
想找一个既不迁移人口，而又能保证调节洪水的水库，这是不能实现的幻想、空想，没有必要去研究。为了调节洪水，需要足够的水库容积; 但为了获得必要的库容，就免不了淹没和迁移。任何一个坝址，无论是邙山、无论是三门峡或其他坝址，为了调节洪水所必须的库容，都是用淹没换来的，区别仅在于坝址的技术质量和水利枢纽的造价24。
读者可能还记得，三门峡高坝大库将近四年的几上几下，稳健派最后的王牌是舍不得“八百里秦川”。连地球那一端的美国人都认为“在三门峡建库发电，潼关以上农田淹没损失太大，是日后无法弥补的”，“用淹没换取库容”，明显不符合中国国情。用当时水电总局副局长，后来长江上的三峡工程最主要的反对者李锐的话说，是“他淹得起，我们淹不起”。但苏联人那时在中国的气势，未曾经过的人是难于想像的。于是，这句“老大哥箴言”，对三门峡工程的决策发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其实，早在1960年，科洛略夫的师辈，原苏联水利科学研究院院长、著名泥沙专家康恰洛夫就说过:
你们中国为治理黄河聘任专家，找错了门儿，找到电站工业部，派给你们一个水工专家。科洛略夫对河流一窍不通，仅就工程角度考虑，无法理解河流，将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了。对于黄河这条世界上变化最大最激烈的河，就算把我们这些老头儿全搬过去，一时三刻也治不了，科洛略夫不栽跟头才怪25。
他认为，一门心思高库大坝发电，不仅对中国，对苏联也是一样，淹没了最富饶的土地，造成农田的匮乏。河流的全流域开发治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不能设想毕其功于一役。
可惜这一见解，当时没能也以“老大哥”意见的方式传到中国。
1954年4月，国家计委决定，将临时性的黄河研究组正式改为国家建制的黄河规划委员会，在苏联专家组的指导下，编制黄河流域规划: 《黄河综合利用规划技术经济报告》； 中央决定将三门峡枢纽大坝和水电站委托苏联设计。年底，该《规划报告》出台，仅用了8个月的时间。
在这个报告里，选定三门峡水利枢纽为黄河综合利用的第一期重点工程: 蓄水位350米，总库容360亿立米;主要任务:
① 将黄河上游千年一遇洪水由37000立方米/秒降为8000立方米/秒； 这样，黄河洪水的灾害即可以完全避免，黄河下游的洪水威胁自然解除; (读者在这里应已注意到这一运用与日本方案的区别: 下泄量小了近一倍，它意味着对下游不致决口的水量的推算: 这一数字越小，水库容量就应越大；坝就应越高。究竟日本人用的数据对，还是中共浪漫派的对? 我们在后面将会看到)② 拦蓄上游全部来沙，下泄清水，实现“黄河清”，使下游河床不再淤高。
③ 调节黄河水量，初期灌溉2220万亩，远景灌溉7500万亩。
④ 装机90万千瓦，年发电量46亿度。
⑤ 改善下游航运。
结论: 巨大的综合效益。
但是，有两个严重问题，是该《规划报告》难于回避的:
① 水库将淹没农田207万亩，移民60万。
② 泥沙淤积。虽然预留拦沙库容147亿立方米(总库容的2/5)，若不计上游的减沙效益，水库寿命只有25—30年。(读者可能还记得王化云拍胸脯的保证是 300年)这个由计算而得出的数目触目惊心。25—30年后，黄河在三门峡处梗阻，怎么能说得过去? 问题于是集中到唯一可避免此结局的“上游减沙效益”上。
但如何减沙呢? 好大喜功浪漫家给出的药方是“水土保持”。水土保持能否奏效，直接关系着三门峡工程的能否上马和怎么上。于是，在向苏方提出的《技术任务书》里，关于泥沙，中方给出的数据是: 到1967年，来沙可减少到50%; 而到水利枢纽运用了50年之后的末期，可减少100%26。
不知草拟和批准这一任务的人，对自己当年的豪迈到如此程度有没有一点反省。有趣的是，这“青出于蓝”的气概连他们的老大哥都消受不了了。苏联专家就此提出修改意见: “水土保持的措施估计得低些，是比较审慎的”。然后小学生做算术题般地将1967年来沙改为“减少20%，50年末期减少50%”27。
如果读者有机会到豫、鲁一带旅行，不难见到今天的，也就是从那时算起40年之后的黄河。一年大部份时间里，在大片干涸的河滩间，重浊的黄流在缓缓地爬动——黄河已经变成一条季节性河流，在1975到1990的15年间，已断流19次28。
邓子恢再舍不得百万亩耕地，此时也已无能为力。1955年夏天，他代表国务院，在人大一届二次会议上，按照上述思路，作了《关于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的综合规划报告》。那时没有电子计票机，《报告》经全体人大代表举手一致通过。就像今天的三峡工程给世界的震惊一样，用周恩来总理的话说，“作了那么一个世界性的报告，全世界都知道了”29。没多久，邓子恢，这个中共党内不合时宜的务实的人，则被认为“犯了政治性错误”，成了合作化问题上著名的“小脚女人”，从此失去了对重大问题、包括三门峡工程上的发言权。
接着，中共中央决定将三门峡工程委托给苏联电站部·水电设计院·列宁格勒分院设计。在中方提出的设计任务书里，要求: “为延长水库寿命，三门峡水库蓄水位在黄河规划所提的350米以上至370米之间，每隔5米研究一个方案；为保证下游防洪安全，三门峡允许泄量，由8000立方米/秒降至6000立方米/秒； 并考虑了扩大灌溉面积的可能性。”
1956年4月，苏联根据《任务书》的要求，完成了《三门峡工程初步设计要点》。考虑到50年之后的灌溉和发电要求，他们建议水库的正常水位为360米; 如果希望寿命为100年，水位当为370米。
1956年7月，国家建委审查同意了苏联的360米方案。它意味着: 淹没333万亩，移民90万。对此，陕西省是难于接受的。我们后来读到的周恩来出面苦劝陕西“五老七贤”，说明“淹一家救万家”，要求他们顾全大局作奉献，就是在这前后。关于这点，上面提到过的中国水利界鼻祖李仪祉的侄子，原西北水利部长李赋都晚年回忆道：
一辈子最大的遗憾就是迁就了周恩来和李葆华(当时的水电部副部长)。1955年，李葆华每天缠着我，赋都，你不表态我交不了差(五老七贤要靠他带头)弄成这个样子，西北局骂我一辈子。真是罪有应得30。
但欢欣鼓舞者正大有人在。虽然对苏方的设计要到这年年底才完成，第二年(1957)的2月才在北京审查，三门峡工程局不但已经成立，更迫不及待地于1956年9月就已派团访苏“学习苏联水电建设的全面经验”(局长张铁铮语)了。团内秘书王庭济32年之后这样描述:
当时是何等兴奋与激动，真是踌躇满志、豪情满怀。谁也不顾家，不考虑爱人怎么办，想的是我们将亲手建成我国第一座百米大坝、第一座百万千瓦级水电站……。31
就在这一片兴奋与骚动之中，站出了两名书生。他们不具党派背景，也没有任何政治冲动。他们只是科学家、工程师，是诚实的、肯用功的、对自己的专业和国家有责任感的人。其中一人正当盛年，是著名学府的教授; 另一名刚从学校毕业，那时才25岁。
他们不同意在三门峡建坝，不同意高坝。他们平静而自信地把自己的学术见解，交到掌握着百姓命运的决策人手里。今天回过头来看，他们当时对三门峡工程的批评意见，几乎丝毫不爽的成了这日后多灾多难、狼狈不堪的工程之谶语。他们的意见当时没有人听；他们学术的与为人的价值，事后也不为身居要位的钻谋者所重。 1991年笔者与他们见面时，不但他们的职位，与30多年前无大差别； 他们在自己更深厚的学养的基础上所做出的新的呼吁，竟依旧无人理会。
一位是黄万里教授，一位是温善章工程师。
六、 学有专长的人们
千军万马的热潮已难于抵挡：1957年4月13日，三门峡工程正式破土开工。
不知这“征服黄河第一功”32能不能算作世界创举。因为，我们在下文将要看到，这项已经开了工的“千载难得”的工程，在最重要的数据如正常运用水位、死水位、泻孔底槛高程等没有确定，工程的基本原则如防洪为主还是发电为主，防多大的洪水，拦沙还是排沙……也都没有定下来的情况下，那厢已经在“挑灯夜战”、“争分夺秒”了。
开工归开工，有一件事还没有照办:“总理指示”对不同意见的讨论。
什么意见呢，让我们暂时回到1956年。
这年5月，在得知1954年的《规划报告》和苏联的《设计要点》后，黄万里教授向黄河流域规划委员会提出《对于三门峡水库现行规划方法的意见》，就整个三门峡水库规划思想提出质疑。
黄万里是共产党的“老朋友”黄炎培之子，当时清华大学水利系的教授。不过刚刚四十出头，已有极为可贵的实践经验和科班训练。
他1932年从唐山交通大学毕业后，即担任桥梁工程师；1931年的长江汉水泛滥，加上1933年的黄河决口，“激动了许多青年奋志学水利”33。当时一位前辈许心武先生所说“江河大水之后调查全国人才，都是土木结构出身的，没有一人长于水文学，而不通水文等于未入水利之门，只能设计施工罢了”一段话，对他刺激最深，黄万里决定从水文学入门学水利。
1934年1月，他来到美国。想到洪水不外乎源于暴雨，于是先念气象学，以“暴雨统计” 为硕士论文(康奈尔大学)； 随后选修地理，以“瞬时流率时程线学说”为博士论文(伊利诺伊大学)； 又自己驾车行45000英里，看遍美国大工程; 还在著名的田纳西流域管理局实习了4个月；又沿密西西比河考查，直到1937年。从美国回国后，先是担任当时国民政府经济委员会的水利技正，随后任四川水利局的工程师、测量队长。当时正是对日作战期间，他一路步行，查勘岷江、乌江、嘉陵江，直到抗战胜利。1947年，任甘肃省水利局长; 1949年，任东北水利总局顾问。用他的话说: “学习了多门地理学和地质学，于是眼界张开，明白了以前所学的土木结构理论远远不足以解决洪水问题。水利工程造在河里，将改变水沙流动态，从而使河床演变。当时还没有建立地貌学。回国工作10年后，沿河步行了3000公里，才自己在头脑里建立起了水文地貌的观点，这才对于治河的问题有了一些认识。”34
之所以在这里不厌其烦地介绍黄先生学历，只希望读者有一个概念，他为什么能在将近40年的时间里，几乎孤身一人，从原理上反对黄河干流上的三门峡工程和长江干流上的三峡工程，无论遭到怎样的打击和孤立，绝不妥协。
在他的这份《意见书》里，黄万里对于整个三门峡水库规划思想提出质疑。他认为，筑坝虽然有调节水流的有利一面，但必然破坏河沙的自然运行。“有坝万事足，无泥一河清”的设计思想会造成历史性的严重后果。关于泥沙，黄万里认为许多“专家”基本概念不清:
必须提醒，在坡面上的水土应该尽量保持在原地; 但对于那些已经流入河槽里的泥沙，却相反地应该要督促它们继续随水流下去。这才是人们了解了自然规律而去利用它限制它、却不是改变它的正确措施。那些故意要把泥沙留在库内的设计思想是错误而有害的。主张在支流修拦沙坝是企图改变客观规律的措施，是不正确的35。
他认为：
由于淤淀，水库自有一定寿命，人们却讳莫如深地不肯向前想一下水库寿终时上下游的水流情势。36
他原则上反对在干流上建大水库，如果非要筑坝建库不可，必须尽量将泥沙冲刷出库(读者可能还记得三门峡原规划设想是“拦蓄上游全部来沙，下泄清水，实‘黄河清’”)，建议
在坝底留有容量相当大的泄水洞。虽然目前刷沙的措施尚未具体化，但因这是自然规律所指示的，我们必须留下这些洞，以免他年觉悟到需要刷沙时重新在坝里开洞。37
直接上书中央的，还有一个年轻人。
这一年(1956)12月，就在三门峡工程赴苏考查团一干人如饥似渴、生吞活剥地在苏联一个接一个看水电站的时候，北京水电建设总局刚从大学毕业的技术员温善章直接向国务院呈述《对三门峡电站的意见》，两个月后再次上书水利部。如果说黄万里主要从水文地貌、从大自然的运行规律对黄河的运用和治理提出异议的话，温善章的驳诘更接近冷静理性、精打细算的工程师的考虑。他不管什么“苏联专家的主张”；也不照顾他的师长、前辈，没准还有什么要人的高坝大库美梦； 他根本不为花哨的“综合效益”动心，他的方案是平朴扎实的: 低坝、小库、滞洪排沙；正常蓄水位335米； 电是少发了一点，但少淹没、少移民、少花钱38。
这无疑很令好大喜功的浪漫家们不屑，但全国五、六亿人的总理不会觉得全没有道理。周恩来不在乎他的年轻与不具资望，指示水利部组织讨论这个意见。后面我们将会看到，经过无数磨难之后，三门峡高坝对黄河和它的流域的损害不幸被黄万里言中; 而经一次次改建修补之后，今天运行着的，最终还是落到了温善章所提出的这个“小里小气”方案上。
1957年6月10日至24日，按总理指示，有70多名专家、教授参加的“三门峡水利枢纽讨论会”还是开了。那时，工程正式开工已两个月，而到这历时两周的讨论会临近结尾时，共产党对右派份子的反击正“战犹酣”。
不知出于什么，《中国水利》编辑部对这次会议作了详尽记录和井井有条的整理。35年之后，当笔者以一名非水电行业的记者阅读那已经变得黄脆的文件时，当时针锋相对的辩驳仍历历在目。
讨论会由著名水利专家、《黄河水患之控制》的作者、当时已任职水利部副部长的张含英主持，他借用那时正当红的政治术语，开门见山地说:
有人对水库正常高水位和运用方式提出了意见，为了慎重地研究这个问题，总理指示请专家讨论，要大鸣大放。
概述了三门峡工程的历史和他所认为的目前迫切问题之后，他希望大家本着“百家争鸣”的精神讨论。39在他之后，实际上代表当局对三门峡初步设计做介绍的，是刚刚留苏归来的副博士、水利部派往苏联参加三门峡设计的沈崇刚——他谈的当然是苏联那一套，或者说，刚刚为中国政府认可的苏联那一套。
温善章第一个发言，恰如人们常形容的“初生牛犊”。他不是对官方方案加以补充和完善，而是提出了原则上的修正: 低坝小库，滞洪排沙，不要贪大求全，只“适当照顾发电、灌溉和航运”即可。他反对苏联设计提出的“360米的合理性”。他说，同样的防洪效果，拦沙的大库寿命只有20年; 不拦沙的小库也是20年，为什么非要大库? 他认为为解决灌溉问题，并无必要非上三门峡这种大工程不可，豫东和豫北应发展井灌; 其余部份，小水库即可以满足。这样，在达成了基本的防洪任务的情况下，投资少(4.5亿)，迁移人口少(15万以下)，淹没少(50万亩以下)。他还作了以今天的眼光看，最为可贵的资源分析:
在土地资源和动力资源的问题上，他认为土地尤其像关中平原这样好的地区是不多的。发电，高坝方案比低坝多发45亿度，但增加70多万人口的迁移和250万亩土地的淹没，相当于每千瓦迁移近一人、淹没3亩地。从动力资源储备和土地资源储备，及土地现状看，难于令人信服，到将来可能感到土地比动力缺乏。其实当地无论从煤还是从其他水力资源取得电力，都比增高三门峡正常水位经济得多。
他提到关中平原是棉花、小麦的产地，西北经济文化中心，不但是黄河中上游最好的平原，还是古代文化的发源地，地下埋藏着珍贵的文物。仅用收还投资年限、抵偿年限、单位千瓦投资、单位库容投资等来衡量工程的合理性是不够的，因为只能说明资金上的合理性，更重要的因素: 被投资对象的人文和社会性质却表现不出来。
接着发言的是曾于1946年协同美国治黄顾问团工作的工程师叶永毅(《黄河水文》的作者)。他通过计算，同意高坝大库，但不同意拦沙，主张增大排沙孔，减少水库淤积。
德高望重、且对黄河勘察有功的李鹗鼎(即后来国务院指定的三门峡工程总工程师)和留苏副博士沈崇刚再度发言，坚决支持原定方案。
以上看起来很像是开场之后交锋的第一回合。
接着，李赋都发言。作为后世人，我们很难不推想，李赋都的发言应是非常关键的，因为，第一，他是中国水利界鼻祖李仪址的后裔，在座者一半以上是他伯父的门生弟子； 第二，他是在河南工作的黄河水利委员会副主任，按规划，河南省是三门峡工程第一受益省；第三，他是陕西人，原西北水利部长。他不可能不知道，360米方案淹没的多是陕西的耕地、迁的多是陕西乡亲；而360方案一出，陕西人的委屈和愤怒正处在爆发临界点上。
他的发言不长，很克制，很有大局观念，考虑到了各方面对发电、防洪的需求，也考虑到了泥沙淤积，最后明确表态支持360方案。
读到这里，笔者的确感到有些不解，因为就在同年同月，不过一周前，在河南省委召开省水利系统民主人士和无党派人士座谈会上，李赋都还做了极为有见地、有生气的发言。他认为河南最迫切的水利措施是“井灌和小型工程”，不同意“动不动就修渠，搞大型工程”。他说，河南排水条件不好，不宜发展渠灌; 但地下水丰富，宜于发展井灌。“如果井灌条件好，甚至可以不搞渠灌。” 在讲到河南的灌溉和黄河的关系的时候，他说:“黄河治理好以后，能灌溉4000万亩地。但要利用黄河水，还得修渠修闸。假如一年打100万眼井，就可以浇灌3000万亩地，我们算一算，哪一个办法来得快? ”而且，他说，“假如只重视渠灌，先把汉水、黄水引来，还可能使地下水位提高，使土地碱化。”所以，对河南，他的原则是:“在山区搞水土保持，在平原大力搞井灌，结合渠灌，河南人民的生活一定年年提高”。
对于苏联专家在黄河上的宏大气派，他当时取的是敬而远之的态度:
黄河治理工作非常复杂，遇到的都是新问题。我们自己水平低，依靠苏联专家帮助解决，但也不能永远依靠他们。工作搞得好，三门峡工程寿命就会延长，搞不好，要不了50年就垮了。40
然而，这些话，在这次会上，他都没有说。他甚至没有表示对淹没“八百里秦川”的惋惜。对于以水土保持来减少泥沙这种神话，他“本来不同意”的，后来“看到合作化，对水土保持有了信心”。其根据是，“用我们优越的制度根治黄河”。我们在上文已经提到，在三门峡工程和他的陕西乡亲经过了那么多的痛楚，他本人也已近暮年的时候，这位著名的水利专家的自责。对此，他当时有没有一些预感呢?
黄万里紧跟在他后面发言。他首先批评出台方案的规划思路，即一门心思的“倒推法”: 黄河最大的问题是洪水泛滥，如果下游河水不是又浑又急而是又清又慢就没这问题了; 怎么能又清又慢呢? 于是想像用水库把泥沙和大水都拦住; 但泥沙太多，洪水也很大，需大水库; 多大才够呢? 于是算出坝高。黄万里说: “这不是通过全面经济核算的综合水利规划”。
他不同意防洪只着眼于水库这一思路。他认为不能忽略历史上丰富的治河经验: “堤工、河工、水工，坝工只是其中的一种”。他直接批评邓子恢报告中有了坝可以省掉防汛费的提法。 他说：
‘有坝万事足，无泥一河清’的设计思想会造成历史性的严重的后果，水土保持即使完成100%，清水下来还是要带沙。以水土保持使黄河变清是歪曲客观规律的。41
虽然籍贯上海，他像是在替陕西人呐喊。他指出360米方案的结果，“是以上游堆沙来换取下游河道的不淤”。“将沙淤在上游，慢慢地造成上游地区闹水灾”，只不过“把现在的闹灾地位上移了几百公里，时间错后了一些”。他问这一方案的推动者: “三门峡以下河道你们不同意淤积，为什么同意淤在三门峡以上?”42如果非要在三门峡修水库，他的意见是“把泥沙一直排下去，上游水灾问题能解决，三门峡水库寿命也可以延长，下游河道冲刷问题也可以少一些。除非是真的无能为力没有办法才留在水库里面。” 这时，他的办法是，“坝下留底孔或采用其他的方法把沙排下去”。43
这个会开了大约两周，问题谈得相当细。阅读35年前的会议记录，给笔者的印象，根本不像三门峡那边已经开了工而且正“热火朝天”地干着；而像是，总理请大家来，想听听关于黄河的意见，该不该建坝? 建在哪儿? 建成什么样? 由此看来，后来令国际水利界大为惊骇的伟大领袖毛 关于葛州坝的题词: “边施工、边修改设计”，倒是新中国的水利界的一贯做法，没什么好奇怪的。
从记录上看，黄万里在会上显得有点被冷落，几乎没有人同意他，但也不见有人反驳他，并不像他自己后来在他的诗集《治水吟草》中所说的“出席争辩了7天”。考虑到这时候出现的另一件不算小的事，上述的矛盾之处似乎也就可以理解了： 6月18日，就在他在水利部的讨论会上“争辩”的时候，他早几天在清华校园墙报上发表的一篇小说《花丛小语》已在《人民日报》上刊出，革命人民对他的批判也同时被《人民日报》转载。这篇文章被放在什么话这一栏题之下，而这一栏，后来成了刊登最恶毒的右派言论的专栏。黄万里后来才知道，“什么话”这三个字原来是毛 他老人家的原话。清华大学将他的小说一级级上报，直达伟大领袖本人。毛泽东阅后很动了点感情地反问“这是什么话?! ” 于是，“什么话”，这意义深邃、声情并茂的三个字，从此被派上了大用场，站在了反右斗争的最前沿。对“始被作俑者”黄万里而言，这也算是一份殊荣吧。
平心而论，水利学教授黄万里的七言诗虽然不坏，小说实在是不大会写的。他在《花丛小语》里生造出的三个人物甄无忌、贾有道、田方生不但模式化，相互间对白完全像是他们教研室的讨论会。在小说的高潮处，主人公发表了这样一番议论:
文人多无骨，原不足为奇，主要还是因为我国学者的政治性特别强。你看章某(读者现在应该已经能够辨别出，这里的章其实指的是靠拢组织的张含英副部长 --作者按)原有他自己的一套治理黄河的意见，等到三门峡的计划一出来，他立刻敏捷地放弃己见，大大歌德一番，并且附和着说， “圣人出而黄河清”，从此下游治河他竟放弃了水流必然趋向挟带一定泥沙的原理，而腆颜地说黄水真会清的，下游真会一下子就治好，以讨好领导的党和政府。试想，这样做，对于人民和政府究竟是有利还是有害? 他的动机是爱护政府还是爱护他自己的饭碗? 这些人也就是我们的党和政府最喜爱的人才。
当然，还有诸如:
我就不信一个政府会绝无缺点与错误，竟不需人民的监督。企图掩盖一切，但求表面统一，就是现政制的特点。目前只有歌德—但丁(一切不问，但只盯着领导的意思 --作者按)派学者是红的，因为只有他们能舍弃了自己认识到的真理，竭力靠拢组织，说得样样都好，才被认为政治性强。论这些学者们的真实内容，则不是奴才便是棺材(官才)。44
这时候写这种小说，他的下场可想而知。用革命群众的话说，是:“自始至终充满了恶毒的反动思想，对党和政府进行了露骨的谩骂和诬蔑，反映了作者对社会现实的极端不满和仇视的情绪”。(《人民日报》1957年6月18日)
黄教授在这戏剧性的时刻成了右派。尽管他1956年的《书面意见》在会上仍作为资料印发； 会议的《综合意见》中也提到了他，并保留了他的“教授”头衔，他的意见——右派份子的见解——实际上已不可能被郑重对待。
接下去发言的，据《中国水利》编辑部所作的整理，不下80人次。我们今日阅后的印象是，中国毕竟是治水大国；而水利作为一门近代科学，在那时，毕竟已相当成熟；而在座的从东方与西方两个源头得到滋养的本国专家，已具相当水准。因为，凡是后来出了毛病的地方，他们当时几乎都谈到了。但势壮气粗的，看起来还是官方 360米派。
沈崇刚站在最前沿，一次次发言，旗帜鲜明地反驳对黄万里、温善章和叶永毅。对于后来把周恩来弄得焦头烂额的因泥沙淤积而威胁西安市安全的问题，他取的也是豪爽的斩钉截铁的态度: “不是那么严重毫无办法”。45
另外，比如沈坩卿(水电总局工程师)，他不但坚决反对低库小坝，甚至提出更大的库容(1250亿立方米)，并在会上再次赞扬苏联人的“以淹没换取库容” 的真知灼见; 林镜瀛(黄委会高级工程师)则善于“辩证地”处理得和失，叫做“以农产的损失换取更大的农产的增加”; 刘导溥(三门峡工程局工程师，)最看重“综合利用”，否则就“糟蹋了三门峡这个优良坝址”; 汪胡桢(三门峡工程局总工程师，北京水电学院院长，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水利部顾问)则以“为达目的，不惜牺牲”的精神，拥护360米方案。他断言:“三门峡水库要负担防洪拦沙双重任务，库容是压缩不了的，移民数也不可能减少。”46
但也有倾向于“小心求证”的学者。他们不太同意360米方案，在会上大胆进言。
吴康宁(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工程师)对下游安全泄量6000立方米/秒提出疑问。他认为综合考虑其他因素之后，可将这一数字提高到7～8000立方米/ 秒，或更高些: “这样调节库容可以得到大量缩减”。读者应该记得，“下游安全泄量”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数据，是主管者对于究竟多大的水，下游就会决堤的基本估计。一般的做法是，宁可将安全系数打大一点，以减轻自己的责任，更何况这一数据还关系到坝高、坝址，也就是是不是非得干三门峡这一宏伟工程这一要命的原则问题。从字面看，吴先生当时语气虽然温和，但能在会上这样说是很要一点勇气的: 第一不能怕坏了人家的好兴致; 第二要敢于承担诸如“决了堤你负责”这种风险。
梅昌华(当时水利部较年轻的工程师，后来的北京市水电学院院长)提醒不能不考虑建库后的负面影响。他提醒决策者“陕西省从来没有同意过360方案”，根本反对苏联人所提的“以淹没换取库容”的原则，坚持“中国人多地少不能照搬”。想来这种唠叨在当时很有点不识相的味道，他苦口婆心的辩解是: “并不是反对修三门峡枢纽，只是说在考虑问题时必须把好处和坏处都加以实事求是的分析，过于强调优点，对缺点轻描淡写，是不能令人信服的。”47
张寿荫(陕西省水利厅工程师)发言的着重点在水库的蓄水位与淹没迁移的矛盾上。他虽然没有直接驳斥“淹没换取库容”之说，但他给出了一笔细账: 三门峡水库区大部份在陕西省，正常高水位349.1和360米时，淹没陕西耕地分别为177和295万亩。陕西共有耕地6,800万亩，85%以上是在山地，平地只有1,000多万亩，因此水库淹没占平地田亩数相当大。山地和平原区产量十分悬殊，淹没区人均粮食408斤，全省只230斤; 淹没区人均皮棉34.8斤，全省只9.49斤。
这些淹没区地势平坦、土地肥沃村落密布，不仅是陕西省的棉粮高产区，就以全国说来，特别是北方，也应算做高产区。
关于移民，他说: 正常水位从350米提高到360米时，移民数增长很快，从43.7万人增到73.5万人。水库区涉及11个县，农业人口占94.8%，平均每平方公里200人(全省82人)，
这不但是经济问题，而且是政治问题。何况迁移人口又是一件极端复杂艰巨的工作，若拿七、八十万迁移人口的代价换来一个寿命只有50～70年的泥沙库，而且还有再抬高、再淹没、再迁移的可能，群众很难通过。
他建议正常高水位不能超过350米；他的警告是直言不讳的:
淤积将在西安发生。48
而李蕴之的告诫则已预见到了五年后的情景:
渭河河口淤积，洪水顶托西安。48
塌岸问题在会上也提出来了，当然所描述的情况远没有后来实际情况严重。
有趣的是目下在大陆水利界已是响当当的人物之一的张光斗（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全国政协委员，曾任清华大学副校长、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院长）对自己的历史记忆。80年代后，这位长江三峡工程大牌科学家曾声称自己当年如何反对三门峡大坝。笔者出于好奇，仔细阅读了他在这次会上的发言。所得印象，只有“油滑”二字可形容。比如说到综合利用，他说: “不一定非要面面具到，如果某一项不合算就可以不考虑，但仍然还是综合利用”; 如排沙还是拦沙，他说: “看不出清水下去有什么坏处，如果不会使下游淤高则可以多排些沙下去”；至于计划，他说: “不要把自己束缚太死，要有充分的活动性”……49
如果我们谅解他对于那次会议白纸黑字记录的忽略，认可他对自己“三十年早知道”的描述，只能说，他所记得的，怕是当时自己心里的判断，而到开口说出来的时候，就变成了上面那个样子。这当然也不失为“学有专长者”处世、特别处于中国共产时代之世的一种方式: 学识有没有并不重要；即使有，说不说，也要看时机。但历史是严肃的，容不得油滑。我们后面还要提到，由这位名教授主持的用混凝土堵塞本来可以用来排沙的施工导流底孔一事，应不是一、两句模棱两可的话就推托得掉的。
讨论会于6月24日结束，通过了《综合意见》。
在这份《综合意见》里，水利部报称“绝大多数同意原议方案”——但查记录，70名专家学者中，起码有温善章、黄万里、叶永毅、梅昌华、方宗岱、张寿荫、王潜光、王屯、杨洪润、须恺、李蕴之等十多人，即70名中的1/5强，明确表示了不能同意360米方案。对黄万里关于“潼关以上将大淤，并不断向上游发展”；张寿荫的“回水离开西安40—50公里，淤积也可能在西安附近发生”；以及梅昌华关于移民等问题的警告，在《综合意见》里，竟只字未提。
11月3日——这时反右斗争已经取得了伟大胜利——水利部向国务院提出综合了种种意见之后的《关于三门峡水利枢纽问题报告》，宣称: “下游河道逐年淤高，洪水威胁有增无减，万一决口改道，将影响整个国民经济发展部署，几年来治理淮河、海河的成就，可能毁于一旦”。因此，结论是: 修建三门峡工程，“消除下游人民的心腹之患，实属刻不容缓之事”。至于温善章当场明确表示的“保留意见”，在这里变成了“他自己放弃了这一方案”。
国务院批准了初步设计。与原方案比较，只多了“逐步抬高水位”和“降低泄水孔高程”两项。
方宗岱后来谈到那时的“兴建”情形: 当时水利界上层人士，对美国顾问团反对在三门峡建坝而主张在八里胡同建坝一说持相同意见者不乏其人，但无人直言提出。三门峡电站是当时亚洲第一大水电站，大多数同志出于爱国之心，急于求成; 也可能在那种时候，没有人敢不同意苏联专家而同意美军，哪怕只是纯技术问题。
七、被迫改建
开工一年后，土石方已开挖600万立米，混凝土已浇灌3万立米，由于陕西省“极力反对，虽然定下来了，仍要求翻案”51，1958年4月21至25日，在那次因推动灾难性的大跃进而青史留名的成都会议之后，周恩来赶到正在施工的三门峡工地。
平心而论，他是来召开现场会议、作调和工作的。在那个“火热的年代”，反“反冒进”正箭在弦上，但还须照顾几亿人吃饭穿衣，周恩来处境可谓“唯煎 (艰)”。他怎么会不懂陕西人所持的立场与立论！ 但那是什么时候？！完全没谱儿的梦52还要硬上，何况人大已经通过了的三门峡这种伟大的政治工程? 唯一可行的似乎是“保持精神但抽换实质”: 工程不变，只将具体运作改变。也就是说，大坝按苏联方案建好了，但水蓄到多高，可以再讨论。换句话说，一旦蓄水，到底能容忍淹掉多少地、搬迁多少人，总有个商量余地。
随他一道露面的，还有两位: 彭德怀与 。谁都知道这两人对西北局的影响力。他们同意了，陕西省就不好再说什么了。
周恩来没有留下只言片语使后人得以窥见他当时两难的心境53，偶然被记录下来的，只是这样的一个场面：
4月21日下午，我们几个工作人员正在布置会场，悬挂图表，突然，总理只身走进了会议室，……在一张表明水库正常高水位分别为360、350、340米的方案时，各项水库参数和工程特性的图表前，总理站住了。
“为什么没有335米方案?”(读者可能还记得，这是温善章的低坝方案)“335米的库容太小了。”工地上负责接待的工程师答。
“你们就知道大。”周恩来说54。
据确切的记载，直到1964年，这位鞠躬尽瘁的总理才明确承认“规划的时候，对一个最难治的河，各方面的研究不够”55。而在五八年的现场会上，他只是一再强调“要听取反面意见”；“有意识地要树立对立面”；也居然真的从政治上保护有不同意见的人：“存在着困难，敢于反映，敢于说出来……不是反对建设社会主义，而是在建设的前提下，争论如何建法，那是允许争论的。”56这似乎不能简单地看做让陕西人放胆说话来出出气了事——当时陕西省委书记、民政厅长、农林厅长，还有河南、山西省长都到了——他可能正要借言之有据的反对意见，煞一煞无所顾忌的头脑发热风。
据在场的人回忆，1958年的这次现场会争论热烈，陕西人“发表了慷慨激昂的讲话”; 从可以查到的文献看，周恩来确实尽力维护: 为把水位降下来，当时真是半米半米地争，只望少淹点耕地、少迁移些人口。
这回像他历来一样，扮演的是“听中央招呼的陕西人”的角色。他的态度是: “同意按360米设计，350米施工，蓄水先控制在340米”; 彭老总这回有点像被临时拉来当差的，只大而化之地应主持人之请讲了些“从六亿人口出发，对六亿人民有利就作，不利就不作”的话，还以他历来的风格，就移民补偿不够和新建办公大楼提出批评，说是“缺乏群众观点”。倒是他最后的一句结语，似乎带出了些情绪——对刚刚过去的反右和一年之后到来的反右倾。他说的是: “我这只是意见，究竟是香花、是毒草，是人的语言，还是狗屁，要大家来鉴别。”57最后定盘子的，是周恩来的总结。他一共谈了12个问题，语气之间，几乎遮掩不住的，是对浪漫派总体性的无奈、迁就，以及在具体处置上的争夺——典型的周恩来风格。
当时迫在眉睫的问题其实只有两个: 一是坝到底筑到多高、水蓄到多高——这直接牵涉到淹没和迁移人口; 二是泄水深孔孔底高程——这牵涉到能把多少泥沙冲出去。周恩来在他的总结里最后争取到的是：
按360米设计，350施工，蓄水控制在340米。——这意味着并不否定360米的浪漫精神，但以当时的现实，只能作到340米。
想来浪漫派当时一定提出“特大洪水”来证明340米不够用，周说的是:
我说控制在340的意见，就是特大的洪水也不超过340，因为根据计算是可能的。…苏联设计按350米施工，他把那个坝顶一直搞到357。太高了，没有必要。因为不但有千年一遇的保险系数，还有万年一遇的保险系数，就是说太保险了，我想没有必要。58
他把移民线定在了338.5米，就是“迁移30多万人，陕西是23到24万这样一个数目”。(读者可能记得350米是43.7万，360米是73.5万; 后来实际数目是41万)至于美妙的“综合利用”和“黄河清”怎么办呢，周说的是:
我们修建三门峡水库的目标要明确起来。我们总要在这个问题上取得一点一致吧。三门峡的今天还是防洪为主，其他为辅。今天，我只讲今天，明天再说。59
泄水深孔孔底高程，按照原设计是320米。周恩来提出降低，与苏方“还可以继续争一争，看是不是还能改到300，因为总是降低一点，使泥沙可以多冲出去一点。”60浪漫家当时一定又搬出了水土保持对泥沙的神效。周恩来对此，据当时的记载，“泼了冷水”。那时是1958年，正处在反右之后的大跃进的兴头上，保守、稳妥与反革命几乎成了同义语。周恩来为自己当时所采取的这个姿态的解说是: “如果我估计保守了，我甘愿做愉快的右派。”对于浪漫家们令人感动的想到什么都敢干，周是以替他们找台阶的方式予以婉阻的。他说:
有些问题我们能够解决就解决，不能解决的后人会替我们解决的，总是一代胜过一代。我们不可能为后代把事情都做完了。只要不给他们造成阻碍，有助于他们前进。61
这次降温在三门峡工程史上无疑是非常重要的，但也仅是降降温、避免更大的损害而已。他所规定的“设计水位，确保西安，不能损害西安”，没有根本遏制住那时即将沸腾的激情，当然对随后到来的自然的惩罚，也不曾有足够的估计。
“振奋人心”的消息频频传来:
1958年11月25日，三门峡工程完成对黄河的截流!
1960年6月，坝筑到了340米，已能够拦洪!
同年9月，实行关闸蓄水拦沙!
就在这时候，好大喜功浪漫家和他们的苏联老大哥又犯了一个错误:
读者可能还记得1957年6月，当黄万里顶着新获得的“右冠”离开讨论会的时候，最后说的是: “在坝底留有容量足够大的泄水洞，以免他年觉悟到需要刷沙时重新在这里开洞。”这一意见得到大多数与会者的同意，在国务院批准的初步设计里，也明明标有 “坝底留泄水孔”，不要将河底12个施工导流底孔堵塞。然而，在1960年11月至1961年6月间，三门峡工程工地在清华大学张光斗教授的主持下，对这 12个导流底孔，竟全部按苏联设计，用混凝土堵塞。张教授后来贵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副校长。据说除了50年代的狮子滩工程之外，所主持的最大的工程就是这一项了——虽然自1967年来正以每个导流底孔人民币一千万元的代价将它们一一重新打通，这是后话。
库内的水位在涨，库区百姓一批批离开先祖聚居的故乡。1961年2月9日，当坝前水位达332·58米(尚未到338.5米)的时候，泥沙淤积迅速发展; 同时，原来设想得比较简单乐观的迁移也遇到了困难62，工程实际上已无法按原设想进展。各路英雄争论不休，拿不出个准主意。工程还在继续。
1961年4月，大坝筑到了计划高程353米。10个月后，62年2月，第一台15万千瓦机组试运转，从表面看，工程建设按设计完成。被大坝拦阻的河水静止下来，泥沙沉到了库底。没了泥沙的河水从泄水孔流出，坝外实现了“黄河清”。
报上照例大报喜，但主事的几位，恐怕是怎么也喜不起来的，因为，不但移民的燃眉之急并未解决，在这自蓄水以来一年半的时间里，十五亿吨泥沙全部铺在了从三门峡到潼关的河道里，把潼关河床抬高了4.5米。从秦岭下来的清清的渭河(读者一定知道“泾渭分明”这个成语)本来流得好好的，此时已是“来水宣泻不畅”，弄得从无水患的渭河两岸也不得不修起了防洪堤。地下水无法排泄，田地浸没，老百姓只见自己的土地年年减产，不知原因何在——他们的土地实则因为水库蓄水已盐碱化，甚至沼泽化。最瞒不住的事实是，由于泥沙淤积向上游延伸，“翘尾巴”已威胁到以西安为中心的工业基地。
1962年3月，水电部不得不在郑州召开会议，将美妙的“黄河清”暂时放在一边，三门峡水库的运用方式由当初定的“拦蓄上游全部来沙”改为“滞洪排沙”。水位不得不降低。失了大水头，披红褂彩不足一个月的第一台15万千瓦的发电机组已无用武之地，拆迁到了丹江口电站。
读者这时应该注意到，三门峡工程到此时，只是运用方式作了一些变动，别的已经建好的还舍不得动。大家后来把这一段称做三门峡“从蓄水拦沙到滞洪排沙”的第一期工程。这时是1962年3月。
运用方式作了180度大转弯之后，淤积有所减缓，但因泄水底洞底槛高，泄流量还是太小，“翘尾巴”淤积继续向上游发展。陕西省的风格再高，对于“潼关河床已抬高，造成渭洛黄河淤积连锁反应”63，恐怕也不能再容忍下去。
1962年4月，在二届人大三次会议上，陕西省代表提出，“拟请国务院从速制定三门峡水库近期运用原则及管理运用的具体方案，以减少库区淤积，并保护 335米移民线以上的居民生产、生活、生命安全案”64。具体建议: 坝前水位降到315米以下，泄洪闸门全部开启，增设泄洪排沙设施——换句话说，就是尽量让黄河照旧流!
直到今天，我们都可以从这里感到陕西人的愤怒。他们是从根上反对三门峡工程的，用的就是浪漫派所依的根据: 既然水土保持能解决泥沙，为什么要三门峡工程拦沙? 与今天四川省领导人对三峡工程的态度不同，陕西的父母官们，从1955年到那时，态度不但明朗，可说相当激烈。但浪漫家不但在共产党独特的哲理上(“气可鼓而不可泄”; “劲仅鼓‘起’还不够，要鼓‘足’”)占着上风，还有可以调用全国资金的“中央部”做倚仗，对他们只一味搪塞、应付，劝诱他们作牺牲，直到他们的牺牲已经大到伤及国家了。
大会决议交水电部会同有关部门和地区研究办理。
1962年8月，1963年7月，两度在北京开“三门峡水利枢纽讨论会”。谁都知道问题严重，但各有各的主意，且大家都是“党内红色专家”，哪条意见都不能扣上“阶级敌人破坏”，争来争去，总是议而不决。拖到第三个年头，总淤积已经到了50亿吨，泥沙淤积的“翘尾巴”，距西安只有30公里了。
再受不了周恩来一贯的顾全大局风范，陕西省这回直接找到毛泽东那里。用官方史家的话说，“毛 对(在危难时刻收留供养他的)陕北人民特别有感情”。自己坐了天下之后令他们受损，怎么着也说不过去。但他本是好大喜功浪漫家们的鼻祖和靠山，事情弄成这样，不由得很显得有点气急败坏了。毛对周说的是: “三门峡不行就把它炸掉。”65炸掉，有那么便当么? 周只有硬着头皮补台。1964年12月，周恩来第三次视察三门峡之后，回北京主持召开“治黄会议”。和1957年6月那次专家讨论会相比，这一回，除了 “坐而论道”的教授工程师们，握有指挥权的“党内专家”占更大比例。
周的观点是:
改建问题要下决心，要开始动工，不然，泥沙问题更不好解决。当然，有了改建工程也不能解决全部问题，改建也是临时性的，改建后，情形总会好些。当前关键问题在泥沙。五年三门峡水库就淤成这个样子，如不改建，再过五年，淤满后遇上洪水，无疑将会对关中平原有很大影响。……三门峡改建不能再等，加大泄流排沙能力，先解决库区淤积的燃眉之急。 66
改建的目标基本上回到温善章过去所提到的低坝方案，自然绕这个大弯子的损失已无法追回，痛心这余，周说：“要登报声明，他对了，我们错了，给他恢复名誉。”
当时已从三门峡总工的位置调任华北水电学院院长的汪胡桢，对他在任时留下的这一大烂摊子倒是一点愧疚都没有，仍坚持认为“ ‘节节蓄水、分段拦泥’的办法是正确的，不同意改建三门峡枢纽”。67河南省科委的杜省吾所持观点与黄万里同，认为黄土下泻乃黄河的必然趋势，绝非修建水工建筑物等人力所能改变。他的观点是: “黄河本无事，庸人自扰之”。他不认为毛泽东在说气话，力主炸掉大坝，最终进行人工改道。68主要的责任者、黄委会兼三门峡工程局副局长王化云的态度，比起汪胡桢来，稍强一点。这次，他将“水土保持”神话暂放一边，改成了“上拦下排”，认为解决库区淤积，须靠上游修拦泥水库，把泥沙拦在上游。王化云的这一观点，一直坚持到80年代末。在纪念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建设30年的大会上，这位“年逾八旬的治黄专家”重唱“水土保持”高调，抱怨自己的方略“遭到很多人的反对，所以水土保持工作并没有按照我们的意见实现”; 而“政治环境——沿河的各级党委在一个接一个的政治运动中进行治黄工作”，似乎成了三门峡这场烂仗的根本原因。他后来不知怎么又转了向，认识到“黄河不可能变清”，还把自己的治河思想概括为“拦(拦泥沙)、用(利用洪水和泥沙)、调(调水调沙)、排(排洪治沙)四个字”; 具体到黄河，应“整治河道，排沙入海——今年研究才认识到”。但三门峡实际上已经毁掉，他于是力主在三门峡下游小浪底再建一座体现他的“四字方针”的高坝大库。69说得够轻俏。就算暂且将环境的破坏放在一边，这所有的钱难道会从天上掉下来吗? 凭空被剥夺而哭告无门的平头百姓为此付出了多少?
当时的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主任林一山也被请了去。他主张“大放淤”：“ 干支流沿程引洪放淤、灌溉农田，以积极态度吃掉黄河的水和泥沙”。把黄河的洪水和泥沙全部利用，“把泥沙吃光、把洪水喝光”70，这，恐怕又是另一极端的浪漫主义了。
这两招都救不了急。气派相对较小的人提出比较切实可行的办法: 就在三门峡大坝坝体上掏些洞，如果还不奏效，再在岸上想办法，总之，千方百计把沙放下去。这一提议，获“绝大多数”同意，于是，大坝左岸增建两条泄洪排沙隧洞，改建四根引水发电钢管，以此来加大泄流排沙能力的方案开始实施。读者若嫌这些纯技术用语费解，可这样理解: 本来黄河流得好好的，1957—1960年间用“雄伟大坝”给堵上了; 堵上之后2年开始出事，4年后出了大事，但大坝已经坐那儿动不了了，炸坝又难以接受，只好加管开洞，让从正面堵住的沙和水，尽量从旁边的又新开出的隧洞和底下本来用来发电的管子流出去。
这就是“两洞四管”方案。这一方案的确立，被认为是敬爱的周总理“挽救了一个接近失败的工程”71。但这是一个救急的方案，毫无浪漫可言。黄河长江的两位红色专家都固执地难于忘情于他们宗旨相对立的“拦泥”和“放淤”，周恩来只好决定他们分别“作规划、搞试验”。黄河这回可真是史无前例地热闹了: 王化云在上游甘肃筑坝拦沙; 工程局在中段三门峡掏洞排沙; 林一山在山东开渠铺沙。幸亏文革开场，上下两台戏收了锣，只剩下中段“每天掏洞不止”。72改建工程1965年开工，三年之后完成，被称为第一期改建工程。此时，当坝前水位315米时，下泄流量由3080立方米/秒增至6000立方米/秒，(请读者注意，这是1957年给出的“下游安全泄量”的极限)。水库的淤积减轻了，但排沙能力仍不足，潼关以上，所谓“翘尾巴”淤积还在继续。看来黄河并不打算因为中国人正忙着文革而收敛自己，到了1969年夏，西安再度告急。周恩来分身乏术，只好委托河南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兼黄河防汛总指挥刘建勋外加副总理纪登奎，再度在三门峡主持召开“四省及水电部参加的会议”。
参加会的人都知道，两洞四管解决不了问题，“防止下游千年一遇的洪水”不再提，变成了“确保西安，确保下游”。气魄不那么雄伟的“合理防洪、排沙放淤、径流发电”得到确认。更具体地说，是期求当水位315米时，把水和沙往下排，将泄流量加大到10000立方米/秒。至于下游安全还是不安全，此时已无人再提，只要潼关别再“翘”就阿弥陀佛。
这回的措施为: 打开原1—8号施工导流底孔(读者应该记得这些孔是12年前黄万里坚决请求保留，而后为张光斗按苏联设计用混凝土死死地堵上了的); 同时，将改建过的发电引水钢管进口降低13米，“低水头发电”。这样一来，大功率的水轮发电机已派不上用场，只好用5万千瓦的小机型。
第二次改建花了两年半的时间，到1973年12月，挖开了8个施工导流底孔，当坝前水位为315米时，泄量由6000立方米/秒增至9060立方米/秒，运用原则变为“蓄清排浑、调水调沙”。身上又是孔、又是洞，外加旁边还有两条导管的三门峡大坝的泄流排沙能力问题，算是暂时解决了。
1978年底，五台发电机组全部投入运用，装机容量为5×5=25万千瓦(原设计是14·5×8=116万千瓦)。如果不把发电机组在多泥沙河流中的灾难性运行计入73，三门峡工程总算稳在了这里。那时，周恩来和毛泽东已相继去世。为三门峡工程操碎了心的总理过世前关于中国水利最后的一句话是: “三门峡改建成功的报导是否属实? ”74事情并没有完，到了1980年代初，已是邓小平的改革时代，新成立的三门峡枢纽水利管理局又面临“泄流底孔、门槽严重磨损”的难题——大量挟沙的高速水流从孔洞流过，怎么能不磨损? 只好再修吧。“聪明勤劳的三门峡人”用“钢叠梁围堰”的办法，“对孔底进行逐个改造”，三年花费3000万(大修、更改、基建)，至今尚未完成: 1990年又打开了两个底孔，使315米水位的泄洪能力增至9443立方米/秒。在一般年份库区泥沙基本上达到了冲淤平衡。75但潼关河床尚未回复到原有高程，比建库前仍高出3米多。1992年8月渭河洛河洪水入黄河不畅，漫堤决口，淹没了农田60多万亩，约5万返库移民受灾，近3万人无家可归。如遇特大洪水，库区还将遭受更大灾害。76 至于下游的淤积情况，1985年丁六逸在《三门峡水库及运用》中写道:
(改建后)，由于这几年水库敞泄，小流量时库水位很低，库区冲刷后，形成小水带大沙，加重了下游河道的淤积。至于三门峡工程本身，蓄水不到5年，库容损失一半，曾几何时挂在嘴上的综合效益: 发电，灌溉，航运(维持下游水深1米)全都落了空。77
如果读者以为此时终于可以松一口气的话，又错了。
以上只是说明了三门峡大坝的建设和改建，还未谈到那个最敏感从而也是最严重的问题: 水库淹没损失。最初按360米设计时，要淹没耕地333万亩，迁移90万人; 后来，1958年，周恩来总理遏制住苏式豪迈，将初期水位运用定为335米时，还要淹没耕地85·6万亩，移民31·89万人; 后来，库区塌岸发生，移民又增加了8·49万人，实际总数达40·38万人(其中陕西省关中平原28·53万人，占70·6%)。他们当中，迁往宁夏、甘肃敦煌等偏远地区的共3·99万人，由于水土不服，曾多次迁来迁去，现已大部迁回。由关中平原迁往山区旱垸、沟壑区的12·11万人，也因无法生产而迁回原地。78这世代居住在富庶河谷平原地带的几十万人，20多年来毁家远迁、困苦辗转，十几、二十年下来，见自己原来的家园怎么又没有水了? 在原处由黄河泥沙新造出来的田怎么又让大兵给占了? 他们要求返回，要求部队退还土地。
1985年5月，中央决定(中发办29号文)，从部队和地方国营农场退还30万亩耕地，给返迁移民，“其中80%为低洼盐碱地和河滩荒沙地，2万亩被冲毁。15万人中，已迁9万，尚有5万特困户待研究。”
到1989年，国家再拨2亿返迁15万，不够。陕西省提出“补充报告”，需国家再补充提供3.233亿。此时，三门峡水库在陕西境内移民已达43万人。
到了这个份上，三门峡工程的任务变成：
……战略思想，我们首先要抓紧进行改建，围绕着进一步提高泄流排沙能力，使有效库容得以扩大，尽早完成打开两个底孔的任务，继续研究再打开最后两个底孔，……
将来，在三门峡工程进一步改建后，终于做到
库区的淹没机会和淹没程度，将与无库自然情况无大区别。79
改建后的三门峡努力要恢复的，是力求入库泥沙全部下排，与最早兴建三门峡工程初衷“拦蓄上游全部来沙，下泄清水”完全南辕北辙。
折腾了30多年，花了不知多少人力、物力与财力，又回到了初始点:力争变成无库自然情况! 下游淤积和防洪怎么办? 读者读到下面一段话时，不知作何感想:
……但是，因为黄河洪水、泥沙尚未得到基本控制，河床越淤越高，洪水的威胁越来越大，防洪形势更加险峻……综合效益……解决黄河洪水威胁显得更为迫切……80
有点耳熟，是不是? 这不是在论述三门峡，而是浪漫派们新的瞩意: 三门峡工程这时已不承担下游防洪，要在其下面再建一座高库大坝，总库容126·5亿立方米，据说能对黄河下游减淤20年左右，之后还要采取其他有效措施。81小浪底工程出台。
那么，三门峡水库怎么摆呢? 特别考虑到当初把话说得如此满。这区区小事是难不倒不但掌握了含义丰富的汉语特别掌握了舆论宣传工具的红色专家的。三门峡工程依旧伟大，因为它显示了“黄河的造地功能”82——固然淹没了土地，但由于淤，又造出新地。当然还有浩淼的人工湖泊，引来了美丽的白天鹅云云。
1959年，三门峡截流刚完成的时候，全国主管水利的李葆华曾豪迈地说：
水利建设是一项改造自然的伟大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亿万人民要从自然手里夺取主动权，使自己从自然的奴隶，变为自然的主人。……这个伟大的斗争，在旧中国是无法设想的。但是在共产党领导下，在社会主义制度下，高举三面伟大红旗，大搞群众运动，就一定能够赢得胜利。83
如果说，那时还不知道潼关淤积，不知道西安告急、不知道连续20年一个接一个地掏洞和移民返迁，这番给自己鼓劲的话说说倒也罢了。不料，到了1980年代末，在庆祝三门峡工程30岁生日的时候，赫然出现的是竟还是这样的定评:
30年，在历史的长河里只不过是个小小的浪花，但在新中国的治黄史上，却记载着举世瞩目的功绩。这30年，是开发黄河拼搏探索的30年，是兴利除害、造福人民的30年，也是治黄英雄战天斗地、取得节节胜利的30年。在世界闻名的多泥沙河流上筑起高一百多米，长七百多米的巍巍大坝，还是亘古以来的第一次。它像一座水上长城，把奔腾咆哮的黄河拦腰截断，向一条钢铁的锁链，缚住了黄河的脖子，使有史以来桀傲不驯危害人民的黄龙，乖乖听从人民使唤，为社会主义建设造福。84
这可真叫——共产党人遇到了多大的挫折，都不可以“长敌人的威风，灭自己的志气”。
八、教训
三门峡工程的成败，在中国至今不容许公开切实讨论。
如果说，为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对各种“形而上”的缘故: 体制、制度、决策、运作程序、哲学观及对生态资源的破坏等等，还是不“纠缠”为好; 那么有形的损失呢? 总该可以开列出来吧。
先看直接经济损失:
①高坝工程低坝运用，这意味着，仅工程本身，就浪费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②两次改建，包括至今还在修补那些磨损的洞和水轮机的费用;③多淹没的耕地和毁坏的耕地;
④当时多迁移的30多万人和后来返迁的15万人;⑤水库运用以来，由于河流自然状况的改变，库区包括渭河下游的河道整治、两岸的防洪设施、盐碱地治理，因塌岸、滑坡而必须修建的防护工程;⑥抬高水位引起的良田盐碱化而导致的减产; 在“蓄水拦沙”时期，因下放清水而冲刷了的下游生产堤内的良田;……
这些，最保守的估计，不下百亿。
再看对环境的破坏:
① 由于水库周围地下水位提高造成耕地盐碱化50多万亩;② 由于水库蓄水导致塌岸而损失的耕地;85③ 毁掉文化发祥地的珍贵文化古迹;
还不必说时间上的失误: 如果将这些人力、物力、财力投到黄河下游的堤防加固和其他有效的水利设施; 投入到交通和通讯系统; 投入到教育与文化设施; 哪怕仅仅投入到黄河上中下游的水土保持、植树造林、防护与灌溉，全流域的情况也不至于像今天这样。
那么，为什么呢? 究竟什么使得一大群不能说不爱国、更不能说不具业务专长的中国人跌了这么大的一个跟头?
即使中国共产党人，起初也并不就是这样。
1951年水利部治理黄河的方针是“以整理下游河道及修护堤防为重点，包括培修大堤、加强岸护、堵支塞串、固滩整险等工事，以宣泄较1949年更大洪水标准。”86如果我们担心这只是写到正式文件里的套话，1952年，周恩来致信毛刘朱陈等党内巨头，关于治黄，也只是“滞洪、堤坝、灌溉”，所谓“积极慎重、稳步前进”。87但是，正如上文所说，到了1955年，情况变了。对此，1964年，决定第一次改建的时候，周恩来的解释是:
看来，1958年决定三门峡工程急了点。1955年人大报告黄河清把我压的，1958年只是把水位降低了。头脑发热的时候，总容易看到一面，忽略或不太重视另一面，不能辩证地看问题。原因就是认识不够，认识不够自然就重视不够，放的位置不恰当，关系摆不好。88
为什么会“急”? 头脑为什么会发热? “黄河清”怎么会造成压力? 为什么在如此显而易见的问题上，会“放的位置不恰当，关系摆不好”? 到底把什么放得过重而要牺牲掉其他?
先看“急”。
当时用来吓唬周恩来、邓子恢的，是“下游河道年年淤高”，“决口改道威胁与日俱增”。刚从苏联回来的青年才俊沈崇刚引用的数据是“每年淤高0.17至 0.23米”，这意味着4至6年就是1米，“河南黄河段可能漫溃”，所以必须“立即”修建三门峡水库解决“防洪急务”。89这数字准确吗?
温善章1989年重新回顾时，给出如下估算：
当时，甚或是现在，下游河道高出地面的程度，尚低于明清黄河故道3～4米; 洪水位超出两岸地面的高度，比长江荆江段还低4～5米。如果以明清故道的高度，作为决口改道危险的标准，现河道尚允许再淤一个时期。按当时的短期资料，下游河道每年淤积4亿吨，每淤高一米需要15年; 达到明清故道的高度，尚需50～60年。另外，即使达到明清故道的高度，按现代堤防、埽坝的抗洪能力和抢险水平看，也不一定决口改道。90
这是说，即使按照传统思路，也没有那么急。至于就让黄河做一条地上河; 或者如黄万里所一贯主张，就让它改道，以“分流淤灌”的办法治黄，就更不是非筑高坝不可了。
这是对泥沙淤积的估计。
按照当时的思路，泥沙淤积的后果是改道。当黄河真的在下游改道时，损失究竟有多大呢? 当时说的是：
波及25万平方公里的范围，威胁着这一地区8000万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一旦决口，将：
影响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部署，同时几年来治理海河的成果，也可能毁于一旦。91
看温善章1989年计算：
当时提出的下游决口改道泛滥25万平方公里，是3000多年来历次决口改道范围的迭加; 而那8000万人，当然也是在这个基数上算出来的了。事实上，黄河决口的泛滥面积，与决口地点有关; 加上50年代黄河下游已有的防洪能力，这种损失推算，是被数倍夸大了。92
为了不发生这样的损失，必须不让它决口; 而不决口的唯一办法，就是下游河道不能再抬高; 用水库拦沙于是成了唯一的有效办法——这是浪漫派“水库工程必须上”的主要依据。但多大的库容量就足够了?
本来，黄河下游河道的泄洪情况，……是不小于14000～15000立方米/秒。若据此估算，按千年洪水标准，30～35亿立米的库容就够了。但当时给出的黄河下游的安全泄量是6000～8000立方米/秒，以此推断必得一个90亿立米的大库。93
于是，必须大上，并且尽快上。什么地方足够大，上起来不但最现成，且最具戏剧性效果? 三门峡！
但“上、快上与大上”不可能没有弊害，当时难道没有提到么，比如良田淹没，为什么不结合中国国情，将它看做是用什么都换不回来的宝贵的资源丧失呢? 而对于只能算作幻想——事实证明也正是幻想——的以水土保持减少来沙，为什么会有那么不负责任的乐观估计?
作为后世的观察者，我不倾向于将他们这批五十年代的“三门峡迷”与1980年代末那批力促在长江干流筑坝的三峡“大库迷”们等同，也就是说，认为他们也像那些邓小平时代的人一样怀有对钱的享用与支配的渴望(我于1989年春亲眼见到整列地排在北京京西宾馆院子里的该工程筹备组的豪华进口车队和他们在北京为自己盖的成片住房。按林华在1989年初的估计，工程尚未正式上马，这类杂项已用去了不下4个亿)，只说他们在可能达到的技术成就面前太执迷、太浪漫、太简单。那么政府——或者说党——的决策者呢，李葆华、邓子恢、周恩来、刘少奇，还有大救星毛 ，他们图什么?
据原水利部副部长，黄河三门峡工程局局长王化云1987年说:“三门峡工程问题，我们先后给毛 汇报过四次，给周总理汇报过多次，给少奇和中央领导同志都汇报过黄河的问题”。94我们当然可以追问他“你是怎么汇报的”；或者不加追问，对他这类红色专家们事后为自己推托责任的这一贯作法取无可奈何态度。但政府——或者说党——由于政治运动与内部清肃不断，以至造就出这样一批不负责任的只以谄上为事的浪漫家(邓时代再加上贪官污吏)，在有关国计民生的重大决策上一错再错，把中国弄成今天这样，就不由得人不问问，到底怎么回事。只看三门峡工程， 周恩来说：
现在看来三门峡工程上马是急了一些，一些问题不是完全不知道，而是了解得不够，研究得不透。没有准备好，就发动了进攻，这一仗打到现在很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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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实话，因为，我们在前文已经知道，在人类头脑最热的30年代，荷兰人、英国人、挪威人，治理黄河的野心也仅限于“削减洪水”；带有明显掠夺特色的日本方案，也不敢不把“水库不排沙，寿命短”；“ 泥沙无法解决，全盘工程失败”说在前边，而且谨慎地强调“分期开发”。美国人的认识就更透彻：对黄河而言，就是“防洪”；而对中国，“耕地淹没的损失是无法弥补的”，根本否定在三门峡筑坝。几乎与此同时，中国自己的非党派专家在没有政治压力下的意见，更是扎实可行：“在干流，只允许以防洪目的筑低坝”。没有谁敢于轻言“综合效益”，更没有谁敢对“沙”夸下海口。怎么到了50年代中期，事情就不一样了?
1964年6月和12月，周说过这么几句话：
三门峡工程我们打了无准备的仗。……建国后才五、六年就决定兴建三门峡工程，当时想要黄河清，志向很大，夸下了海口……96
黄河清，出自童谣，下边还有三个字：圣人出。翻开史书，“道里小儿齐唱……”是常常被看做一种神秘的朝代更迭的谕示的。中国人，不要说1950年代，就是今天，整亿的人也还生活在企盼明君的历史阴影里。在我们这个千年农业古国，治水从来是明君的大业绩，不但史不绝书，实在已经镌刻在每个人的意识里。
但共产党以推翻三座大山解救劳苦大众起家，起码在表面上，已不再有人把“皇上”、“分封”挂在嘴边。可是如果我们细细分析毛、周一班人包括汪东兴、叶子龙、胡乔木、张玉凤辈的活动模式，看看上海、杭州、武汉等处的专用宾馆，以及彭德怀、陶铸等重臣的谪贬、擢升方式，很难不让人联想到朝廷97。毛泽东写过“东临碣石”，写过“数风流人物”，没人会看不到那呼之欲出的帝王情怀。既然事实上存在着潜在的人主臣民意识，当然也就有潜在的揣摩与阿谀，有拐弯抹角、乔装打扮的歌功颂圣。
“黄河清”既成了一种标志，为达成，从上到下所怀着的，其实是圣人出而天下治那样一种狂热虔诚，当然使用的语言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国家”。而当全国的资源得以以计划经济的方式集中调用的时候，种种伟业自然就“无往而不胜了”。
毛的巡幸在古今中外首脑人物中，是很突出也很特别的。联想到黄河与“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的地理与精神联系，他住进中南海之后，“第一次出京巡视的地方就是黄河”98也就不足为奇了。
1952年10月……(铁路局副局长把省委书记、王化云等)一行人领到车站内一间房子休息，等待从东方驶来的列车。
一支烟还没抽完，耿副局长从外面跑进来，激动地说: “是毛 来了! 毛 的专车马上就要进站了! ”
“是毛 ?!”大家也激动起来，王化云慌忙整理了以下衣服，跟随大家往站台上跑，边跑边睁大眼睛朝东方张望。
不一会儿，毛泽东的专车缓缓驶进站来……(第二天)太阳刚刚升起，红彤彤的。天兰得透明，没有一丝云彩。……毛泽东身穿深灰色呢大衣，头戴银灰色干部呢帽，一身整整齐齐，领着几位干部向西北方向的一个小村庄走去。
(谈到黄河治理，方案、淹没等，谈到了三门峡水库问题)，王化云介绍了有关情况。… “三门峡水库能发多少电? 能灌溉多少地? ”毛泽东盯着他问。
王化云报告了当时规划的数字。
毛泽东点点头: “如果把这个大库修起来，就可以把几千年来的黄河水患解决啦，还能灌溉平原的农田几千万亩，发电一百万千瓦，通行轮船也有了条件，是可以研究的。”
这点头不过是说话时的一个姿势，可能是习惯性动作，也可能是“哦，懂了”的意思。无奈点的人非同小可，于是导致了王化云三十四年后还在大会上报告说: 三门峡工程“毛 点点头”。99
点头归点头，真要让他定盘，应该说，考虑还是多方面的。
1957年1月，在研究中央与地方分权与管理体制改革的会上，毛注意到一味将钱集中到中央“搞大工程”，比如三门峡、原子弹，是有碍于民生的。而民生问题，建政多年还不见成效，是要引发政治反抗的。他说的是: “这笔钱不分，可能原子能搞起来了，可能三门峡也有了，但是，也可能来一个匈牙利事件。”他当时没有对决策机制的反省，更没有从人和自然的关系的高度思索，依然认为“站起来的中国人民”——其实就是他自己——无所不能，认为“人定胜天”，只是觉察到对下别刮得太狠，弄到天怒人怨难于收拾。
但他对“水利”的迷信难于克制。他不知水利工程会造成水害，只渴望通过群众运动让水利工程在全国“遍地开花”。毛对自己的学习能力和判断力无疑相当自信，政治官吏必身兼水官对他说来也是天经地义。1958年成都会议时，伟大领袖在“极左三魔头”100之一、省委书记李井泉发言时的插话，令稍具常识(水利与哲学)的人啼笑皆非：
这里是否有两条路线的问题: 一条多快好省，一条少慢差费。是否有? 明显地有。一为排(水)、大(型)、国(国家办); 一为蓄(水)、小(型)、群(群众办)，这不是两条路线吗? 把水排走是大禹的路线，从大的出发，依靠国家，过去依靠国家修了好多水库。现在是以蓄为主、小型为主、群众自办为主……排、大、国与蓄、小、群是对立的统一，蓄小群为主，当然也要排大国。三峡、三门峡只有国家力量才行。101
今天我们已经知道，无论“排大国”还是“蓄小群”，再加上大炼钢铁、以粮为纲，到文化革命结束时，别的不说，全国的森林覆盖率已损失70％以上。连钱正英自己在1990年也不得不承认： “1958-1960年的大跃进时期，在水利工作中，提出了以小型工程为主、以蓄水为主、以社队自办为主的‘三自方针’……存在严重的片面性(即只蓄不排)……在水利建设中留下了许多后遗症，在有的地方，甚至水利成了水害，例如在黄淮平原，曾造成严重的涝碱灾害和排水纠纷。”102她还没有说她自己手中的排大国所造成的灾难。这许多损失，自闭于菊香书院的毛泽东不可能知道，红色专家为自身计也不敢对他说，起作用的，依旧是黄河清与毛圣人之间不仅哲理，还包括情感上的联系：
一次总理到三门峡工地，工程局党委想请总理给大坝题个词，纸笔都拿到了面前。周恩来说: “这个词我不能题，三门峡水利枢纽是个大工程，毛 为它操心最多，这个词一定要等毛 来题。”103
只恨这“颂圣”工程太不争气。到了1964年，紧随着“三面红旗”的狂热给中国留下了太平年代千万人饿死的空前记录之后，人为的“黄河清”也已经快要把泥沙引到西安。圣人呢? 毛泽东这时候说的“三门峡不行就把它炸掉。”语气之间，已经很有些嫌下属低能的圣怨了。
平心而论，“周恩来为三门峡操尽了心”，没有错。但他本质上是个政治家，就算当着“人民的好总理”，只怕浮现在意识上的第一念头，还是政治上的利害。 40年代中后期，当他“领导黄河堵口归故斗争”时，“中心”就是“在政治与军事方面”；到了50年代，国体、威望、豪情，加之与苏联的关系、与毛这位雄猜之主的关系，不可能不在一些犹豫着的、权衡着的环节起作用。否则怎么解释，为什么从50 年代起，邓子恢们的、黄万里温善章们的，包括陕西省的意见，就那么听不进去。
当然不能说所有的人都怀有政客臣子情怀。中国人在屈辱之下生活得太久了，五星红旗一飘，涕泪滂沱之余，觉得这么好的国家和政体，难道还有什么不能干、还有什么干不好么? 李赋都的态度最具代表性。
作为水利世家的后裔、现任治水官员，应该说，该懂的他都懂，却在关键的时刻，以专家的身份，支持政府决策者，支持“以水土保持减少泥沙”这种幻想。他的思路是：
解放初期我还不同意修三门峡水库，等到农业合作化以后，有信心可以完成上游水土保持工作减少泥沙，……用我们优越的制度来根治黄河。104应该说，这并不是他一个人的独特见解。当时流行的观念，用《黄河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这类宣传小册子的话说，就是：
三门峡工程的兴修，说明为害千年、被资本主义国家的专家们认为是不治之河的黄河，即将为解放了的中国人民所征服，又一次鲜明有力地显示出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优越性和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人民的气吞山河、征服自然的豪迈气概与巨大力量! 因此，它更具有非常重大的政治意义。
筹码下到了“优越的制度”和“巨大的政治意义”上，不能说是科学工作者的严谨态度，更况且李赋都对“优越的制度”又了解多少? 只看后来“黄河清”主将“党内水利专家”王化云怎么看制度对他的幻想的保障：
…我们的建设要一个很好的、安定团结的环境，可是五七年以后政治运动接连不断，先是五七年的抓右派，五九年的反右倾，以后搞‘四清’， ‘四清’以后又进入文化大革命。我们沿河的各级党委就是在这样不安定的情况下进行治黄工作的。105
正所谓“成亦政治，败亦政治”。
共产党政治起家。农民减租、工人增薪，都扯上“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不来个大翻覆、大斗争，就是右倾投降。难道大惯了，斗惯了，政治惯了，不这样，就辜负了时代?
对黄河，“培修大堤、加强护岸、堵支塞串、固滩整险”106是太不带劲了，要“治标辅助治本”; 没过两年，这提法也太过小气，要“根治”; 但“根治”的不过区区洪水，无法体现“伟大的时代、英雄的人民”，是“大大地荒废了自然界所赋予我们的资源”107，顶好“综合利用”，指标还不能定得太低; 当黄河干流上高屋建瓴、激动人心的360甚至370米方案出来之后，“气可鼓而不可泄”，“快上”成了第一要素。
三门峡工程，不就这么哄出来了么?
“左”，自共产党诞生、成长、建政以来，从未被认真清算过，特别是它的哲学体系、思维定势和政体支撑。在共产党的历史上，因为实在不能闭上眼睛假装看不见，而被标以“左”倾、定成死案的，仅瞿秋白、李立三、王明三人。如果说李立三所干的那一场“一省数省”还算是带有他本人性格与学养特色的话，瞿王两人，不过斯大林的棋子而已。 将“左”记在他们头上，是替惹不起的大人物开脱，算不上党内严肃与平心静气的对“左”的探讨与清算。
从 1935到1975，整整40年。在这对中国共产党说来最重要的40年间，除了出于谋略或者再干下去饭就没得吃了的时候，不得不稍微“右”一下之外，理想地、浪漫地、无知地、蛮横地、由于不达目的绝不罢休从而变得实际上没有制约地、将全付精力与生命投入、一路“左”下去的，就是伟大领袖了。而在中国旧的传统文化与新的共产文化背景下，混以强烈的民族情绪，再加上他个人的权势、机谋和残忍，不会不裹胁着一整批忠忱的、阿谀的、有所求或有所惧的，包括更多的无可奈何的中国人一道
向“左”! 向“左”!! 向“左”!!! 108
三门峡工程不过是这“左”的大潮中的一朵浪花而已。
九、三门峡与三峡
1994年11月，长江上的三峡工程宣布正式开工，距黄河上的三门峡工程开工37年。这两项工程有没有什么关系，或者说，它们之间，有哪些异同呢?
它们都是在中国最重要的大河的干流上；
都是破记录的、举世瞩目的巨型工程；
都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
由头都是“下游洪水灾害”，都是“一旦发生特大洪水”，将“直接威胁多少良田，多少人民生命财产”，都会“严重影响国民经济”;都具有“巨大的综合经济社会效益”，都能发很多电，三门峡当时说“将占全国总发电量的三分之一”，三峡说“将占总量八分之一”；都能发展航运，三门峡当时说“保证下游航运所需的水量”； 三峡说“可使万吨船队由武汉直达重庆”；都要淹掉最肥沃的耕地和迁移令人咋舌的人口：三门峡41万，三峡120万；都要毁掉作为文化发祥地的珍贵文物古迹，三门峡是1000多年前的中原文明，三峡是更早的巴楚和新、旧时期文明；都是上游省不获益，却实实在在地将受到损害：三门峡是陕西，三峡是四川。四川的人民代表和科学工作者也曾像陕西人一样吁请、告诫，直到今天，他们的意见，也如陕西当年的意见那样，在没有告急之前，当局只虚与委蛇，并无人真正理会；两个工程所面临最大问题都是泥沙。三门峡库尾淤积在西安，三峡在重庆；它们都是省会，工业重镇。重庆还是“黄金水道”(长江)的咽喉；如何对付泥沙，两工程的主持人都夸下海口：三门峡说的是“水土保持”，三峡说的是由三门峡工程取得了经验的“蓄清排浑”水库运用；都采用“逐步提高水位、分期移民”的办法，其失误在三门峡工程上已经得到证明，但三峡工程还准备推行；都有过激烈争论，反对派都是绝对少数，他们的言论都遭到封锁，本人也都遭排斥乃至打击；都有顶尖权势人物的“关心”，这“关心”都是工程推进的动力。三门峡是毛泽东，三峡是邓小平；都以获得了人大的通过而标榜为“人民的决定”——仗声威并最终逃避责任；三门峡是真正的“全体一致热烈通过”，三峡是在发动了舆论攻势并做了手脚的情况下以三分之二多数同意获得通过；都是靠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家拨款支撑，也就是说，无论造成多大灾难，从上到下一系列责任主管的个人财产包括官声官运都不会受到任何损失；都不见在论证过程中当局委托专家从政治学、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的角度对这两项巨大工程作出分析，没有人对它们的社会性与政治性后果作过预估；都是在基本数据甚至运用原则都没有确定的情况下抢先开工；都使得抚育民族文化、激发创作热诚的自然景象永远失去，三门峡是气派雄浑的奇伟峭峻，三峡是无可言喻的苍茫神秘；最后所花的钱都大大超出当初预算，三门峡大约增大了10 倍; 三峡按1986年的360亿到1995年的6000亿，早已超出10倍——而1995不过是开工的第一个年头。
两项工程的挂帅人物都是所谓党内红色专家，他们都是以“左”倾学生而参加“革命”，没有受过正规的业务训练，也没有过以扎实的考绩为标准的晋升或淘汰经历。由于出身经历的 “红”，他们没有政治上的顾忌，在“左”的大背景下，不但莽撞自信，且善于撩拨专制者的虚荣——或者说，他们的存在恰恰是专制者在水利这一领域的需要。三门峡是王化云，三峡是林一山。当然，他们都有留过洋的博士作副手，以彰示决策的“科学性”；
还有一个，一个极为偶然的共同点： 这两项工程都面对着一个最坚定的反对者——黄万里; 都有一个反对高坝大库而主张低坝小库坚韧的建议者——温善章。
对这两个工程，黄万里教授都根本反对，认为早上晚上大上小上都不可以。阐述对三门峡工程的反对意见时，他35岁; 介入三峡争论，75岁。他一再请求阐述、讨论、辩论，主管三门峡工程的人不睬他，主管三峡工程的人也不睬他; 他的《水利科学论文集》，至今得不到正式出版的机会，更遑论他充满了豪情与哀叹的诗篇——本文的标题就取自他自编自印，只能在友人之间散发的诗集《治水吟草》：
自古长才难为用，
孔丘汲汲屈原恸，
居然白首成葫落，
忍对黄河哭禹功。
在三门峡工程上，温善章不同意360米、350米方案，提出335米方案; 对于三峡工程，他也不同意目下不但已获人大通过，而且正热火朝天地施工的蓄水位175米方案。他提出新160米方案。他的出发点和37年前一样单纯朴素: 减少水库对耕地的淹没，减少移民，合理解决防洪、发电、航运等综合利用要求。
黄万里对三门峡工程所作的预言，一条接一条成为事实。三峡工程呢? 他的预言是：
凡在干流的淤积河段上修坝，是绝对不可以的。
三峡筑坝的结果，砾卵石夹粗沙积在坝前，是一块都出不去的。
他提醒当局: 对地方利益不能太忽视。他说：
四川的保路运动诱发了辛亥革命。
三门峡现在实际已不得不按温善章1957年所主张的低坝方案运行。三峡工程呢? 难道不到移民造反、重庆告急、航运中断，就是不肯接受这类不够宏伟、不够浪漫、花的钱也不够气派的建议么?
黄万里教授可能已看不到长江的梗阻; 温善章工程师呢，他还能等到为三峡工程的错误决策写《回顾与评价》吗?109
1993年初稿于北京·郑州
1994年完稿于堪培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