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国家？
这个问题困惑过所有人，即使是现在这个民族国家已经遍布的世界，还是会有人无意间发问：“什么是国家？”然后，发现包括自己在内的周围的人，一时还真不知如何回答这个原本以为早就明了的问题。
政府是国家吗？元首是国家吗？人民是国家吗？
好像都是，又好像都不是。
在中国，这个问题更是让人摸不着头脑——尤其是当中古的中国被强拉硬拽的来到近代之后，这个问题一下子变得那么不可琢磨。
而在中古的中国，这个问题是简单的，不需要也不允许迟疑的，回答非常直接、果断——朝廷便是国家，忠于朝廷便是爱国。
那时候，国家称为社稷。社指土地神，稷指五谷神，合起来代指祭祀，古时祭祀是国家的大事，所以渐渐成为国家的代名词。
孟子说过：“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甚至连：“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君之视臣为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这样的话也讲过，充分强调儒家思想的精髓——“仁”。也就是“爱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以君权而压制仁，漠视仁，是儒家所反对的。
可到宋明理学兴盛之后，二程及朱熹提出了“存天理，灭人欲”。朱熹说“欲动情胜则不能静”，无欲才能体会仁。他体会的仁就是“三纲”中的为他达到彻底忘我。这自然也不能说就是虚伪，一个人是可以通过动心忍性达到这一标准，就如佛家之禅宗，渐悟可以，顿悟亦无不可。但用于实践就必然要求一个人绝对从属父母、君主、或丈夫，使人格依附达到极限。如果仅仅是个人的选择，也不伤大雅，不幸的是程朱理学被南宋与明、清朝廷推崇与实践，儒家的真精神就被遮盖了。
于是乎，历代皇帝、士大夫以至于在社会底层的百姓，都用另一种方式来理解君主、社稷和百姓的关系——君主是社稷的代表，社稷是百姓的保障。君主不存，则社稷倾覆，社稷倾覆则百姓流亡。因此，无论怎么说“国以民为天”，保社稷还是重要的，社稷都没了，民还拿什么保？怎么保社稷？那就是要忠君。
至于黄宗羲所提出的“今也，以君为主，天下为客，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君也。是以其未得之也，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曾不惨然!”，“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之类言论，没有多少人听说过，即使听说，也是认为“大逆不道”的。
岳飞“精忠报国”，是为了匡扶赵宋，也就是为了保国保民；文天祥在囚室里作《正气歌》，是在申明自己忠于赵宋朝廷的心志，也是爱国情操；明末志士前仆后继，舍身抗清，就是“反清复明”，恢复朱明朝廷。
至于五代冯道，虽然有爱民之心，福民之举，但因为任职多朝，便被后人唾骂。
文武百官要想名垂青史，自然要“为生民立命”，但更要“为圣上分忧”，两者能统一最好，不能统一便要取后者遵行。因为“圣上”是根本，做事要从根本入手。
南宋之后，除元朝因始终未能摆脱外来王朝身份不足百年而亡外，明、清均是中国历史上承平时久，内乱难兴的朝代。对于中国的稳定发展，人民之安居乐业，毕竟有些好处。朝廷即国家，由此根深蒂固。
直到那“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到来。
近代中国，转型之快让人目不暇接，但延续几千年的观念却不可能变幻无常。第一次鸦片战争时，魏源便提出有教化之国不得谓之夷狄，但在半个世纪后的义和团运动中，视洋人为夷狄，仍是很多士大夫和普通百姓的共识。
我们在看近代史时，排除那些教科书的干扰，总会发现，按传统标准，实在找不出什么铁杆卖国贼，可按今天的标准，又是卖国贼成群。缘何会如此？
什么是国家？朝廷和国家，两者的关系该如何处理？
这两个问题组成一个大大的陷阱，把众多人物构陷其中。“民族英雄”、“汉奸”、“卖国贼”，一个个帽子向着不同的人头上戴去，戴上就再也摘不下来。无论其人本身愿不愿意。
从卖国贼看中国近代史，什么是国家的问题往往比从“民族英雄”看更为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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