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早已看穿一切？西汉兴衰经济简史

　　大道至简，和谐安定的社会环境，与经济发展息息相关。接下来笔者以西汉为例，看看这一传奇王朝兴衰与其经济发展的关联。

　　一、西汉前中期：宽松的发展环境与成功的调控

　　整个西汉200年间，经济方面一直围绕着如何在保证经济的发展与遏制土地及资本过度集中这两者间寻求平衡。而在前期和中期，这方面相对成功。

　　（一）

　　西汉建国之初，由于持续十余年的秦末起义及楚汉相争，无尽的劳役与战争，几乎将秦帝国一统中原后积攒的家底消耗殆尽。

　　因此，汉初通过与匈奴和亲，维持了七八十年的基本和平局面。这期间，全国的主要精力集中在休养生息、发展经济、恢复国力上。政策也很简单，秉承道家的“无为而治”之道，任凭民间经济野蛮生长：

　　废除了各种关口和桥梁的通过税，同时开放山川河流，任由百姓使用；

　　改变秦朝及汉初的重农抑商政策，鼓励工商业发展；商人子弟不得为官的禁令，逐渐有名无实；

　　皇室普遍生活节俭，给社会树立良好风气。比如汉文帝，他常年穿着普通布袍，甚至还穿着草鞋上朝。

　　减轻税负。汉朝的赋税整个封建历史上都属最低，例如，田税为1/30；成年老百姓每年交120钱，商人加倍；商人的买卖税为货物价值的6%等；有段时期甚至完全免除了田税。

　　为了鼓励致富，当时还有两种制度：一是“买爵赎罪制“，人们只要出一定的钱，就能买一定的爵位，用来免除相应级别的刑罚，甚至是死刑。二是“买复“制，就是花钱可以免除兵役、徭役。

　　就这样，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到汉武帝即位时，“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库房的钱太多，以至于穿钱的绳子不堪时日而烂掉；存粮年年累积，多到溢出仓库，甚至于腐烂。

　　还造就了一大批的富豪，这些巨商大贾衣着华丽，超过了当朝天子的标准，可与过去帝王的标准相媲美；

　　他们依靠自己的经济实力，广泛与王公贵族、各级官员往来密切，乘坐着豪华的马车，千里云游、冠盖相望。

　　（二）

　　然而，自然规律不可违，放任自由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模式，到达一定程度后，问题逐渐暴露：

　　放任野蛮生长的市场，常常伴随着剥削；富豪阶层的天堂，往往意味着底层百姓的地狱。

　　汉循秦制，开放田地买卖，“富者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越来越多的底层百姓失去土地，沦为权贵、富商的奴婢；

　　国家开放的山川河流资源，并没有被百姓公平享有，而是逐渐集中到部分权贵、富商、地主手中；

　　土豪富绅勾结官员，横行乡里；各级王公贵族逐渐抛弃节俭之风，竞相穷奢极欲；

　　文帝时期曾经放开货币发行权，允许民间私自铸币，富商大贾纷纷开设“印币厂“，导致通货膨胀，整个社会深受其害；

　　整个社会无比富有，但富者愈富，穷者愈穷，贫富差距逐渐拉大，权贵富商朱门酒肉臭，底层百姓则”极寒切于民之肌肤“。

　　在汉武帝即位之初，国家连续发生旱灾、洪涝、蝗灾，产生大饥荒，虽然朝廷尽力救济，但民间仍发生了卖儿卖女，甚至人吃人的惨剧。

　　（三）

　　然而，虽然在经济方面采用道家的放任自流理念，但在政治及社会管理上，汉政府继承了秦朝的法家思想，严刑峻法。同时，经济水平的提高又促进了法治的完善，西汉各阶层人民遵纪守法，社会整体和谐。

　　令行禁止的社会环境，政府的调控得以施行，公元前141年，汉武帝继位，进行一系列社会经济改革：

　　1、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虽然这一政策更多的是为了强化大一统的国家管理体系，但同时也更加注重改善民生，协调民众与统治阶层的关系。

　　2、限制商人。适当对商人征收额外的税费，限制商人大量购置田产。

　　3、创立国有企业。任用商人出身的桑弘羊，将盐、铁、酒的售卖权收归国有，实行专卖制；在京城设立贸易所，收罗天下货物，物价低廉则买进、物价高涨则卖出。既打击了商人牟取暴利，又为朝廷筹备了足够的打仗、赈灾所需的物资。

　　4、货币发行权收归中央，提高新钱的质量，使民间盗铸无利可图，私钱逐渐消亡。

　　这样，将原本被权贵及富商占有的部分利益收归国有，对普通百姓并没有带来更大负担。在他在位的几十年间，对外连连征战，几乎往各个方向开疆扩土，对内大兴水利，铺张浪费，但普通百姓并没有“苛捐杂税猛于虎“的感受。

　　公元前87年，汉武帝去世。在接下来的汉昭帝和汉宣帝两朝，整个国家整体和平而繁荣，尤其是汉宣帝，由于年少时流落民间，饱尝百姓生活之艰辛，他在位时采用了王道、霸道兼用的思路治国，整顿官场，进一步减轻人民负担，社会和谐稳定，各方面都达到了顶峰。

　　二、西汉走向末路的原因：无节制的兼并与无作为的管理

　　但是，随着公元前49年汉宣帝逝世，来到了空前注重儒术的汉元帝一代，政府对社会经济的有效干预开始逐步减弱；而到汉成帝即位后，外戚王政君家族开始把控朝政，土地兼并日趋严重，百姓流离失所，随后的汉王朝，开始每况愈下。

　　（一）

　　到了公元前6年汉哀帝即位时，汉王朝已经岌岌可危。在部分官员的推动下，政府开始讨论重大改革方案，可以看出当时社会问题的症结之所在：

　　1、所有人，包括贵族、官员、平民，私有田不能超过30顷，超过的没收；

　　2、按级别限定家奴数量：王的奴婢不得超过200名、侯100、吏民30；

　　3、限制商人占有的私有田数额；

　　4、公家的奴婢，过了50岁恢复为平民。

　　但是，上述举措，极大地损害了贵族的既得利益，迫于压力暂不执行。其后，皇帝赐给宠臣董贤2000倾土地，彻底对官员提出的救国政策宣判了死刑。

　　（二）

　　哀帝只当了五年皇帝。在他死前，汉成帝时期的外戚王莽被召回了朝廷，王氏再次掌控了政权。

　　王莽作为王政君的侄子，堪称王家的一股清流。他生活简朴，待人谦卑、真诚，勤奋好学，尊敬师长，仗义疏财，广交名士，简直是完美的儒家学者。

　　回京后，他更是在各方面强化了自身包装：

　　首先，对姑姑王政君（也就是太皇太后）极其孝顺，并且处处投其所好，甚至对其身边的宫女都极其周到。

　　其次，收买人心：

　　把王族和功臣的后代，一律封官封爵，合计200多人；

　　退休的高级官员，享受在职时工资的1/3待遇；

　　给全国孤寡老人送布送粮；

　　遇到旱灾、蝗灾，百姓流离失所，他无私奉献出自己的田产、真金白银，资助给穷人，并带动同僚纷纷效仿；

　　在长安建立200间房子给贫民居住。

　　每次国内有水灾，他就吃素以示节俭。

　　……如此种种，不可胜数。

　　就这样，对上对下，王莽都获得了极高的评价，得到了朝野几乎所有人的认可，被视为挽救汉朝危亡、拯救天下苍生的唯一人选。

　　（三）

　　经过多年的苦心经营，在公元8年，众望所归的王莽成为了皇帝。公元9年，改国号为“新“，实现了和平演变，他雄心勃勃的开展自己的改革。在经济方面，其核心是要将曾经存在于夏商周三代的“井田制“付诸现实：

　　第一，土地收归国有，被称为“王田“，不准买卖；也不得买卖奴婢；

　　第二，男丁不到8口的一家人，占地不得超过1井（900亩），多余的分给邻居；

　　第三，没田的人，国家按照制度分田给他。

　　以上政策，任何人如有违背，一律流放到蛮荒之地。

　　看起来如此公平、合理，就像不是那个时代能具备的思想，所以有些网友将王莽称为“穿越者“。实际上，把他称为”复古者“更合适。

　　只可惜，社会经济发展自有其规律。千百年前合适的制度，生硬的照搬在王莽时期，结果不怎么妙。

　　况且，王莽作为原有制度的受益者，依靠收买既得利益群体登上权力制高点后，马上就翻脸，用这种最为粗暴、异想天开的方式割自己支持者的肉，结果可想而知。

　　没过三年，王莽就推翻了自己的经济改革方案。

　　政治上也一塌糊涂，王莽政权陆续与匈奴、西南夷、高句骊等原本服服帖帖的小弟爆发战争。打仗就要花钱，这些钱王莽主要从老百姓身上搜刮；再加上自然灾害不断，原本就赤贫的老百姓彻底步入了绝境。

　　不堪被活活饿死，饥民开始聚众反抗，此时他们只求抢一些吃的度日，并不敢轻易杀害政府官员。然而王莽政府的应对不得法，反而逼迫他们向有组织、有目标、行事逐渐凶残的叛军方向发展，其中最有实力的是有名的绿林军、赤眉军。

　　公元23年，由绿林军演化而来的更始军攻破长安，王莽被杀，下场凄惨。

　　而在这期间，原属于更始军的汉室后裔刘秀逐渐崭露头角，在公元25年称帝，恢复大汉国号，并最终统一全国。大乱之后，社会终于恢复了正常的运行。

　　做个小结：

　　国家作为上层建筑，其根基是社会的发展情况，尤其是经济的发展状况；由于生产力的限制，西汉时期的生产资源主要集中在土地上。

　　因此，政府必须最大化开发土地，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因此西汉初年实行了自由主义的发展模式，实现了国力的迅速恢复；

　　过度的自由主义，带来了资源的过度集中，并为社会发展埋下了隐患，因此汉武帝借着开疆扩土、扩大华夏的生存空间之机，以外儒内法的手段，运用国家力量，对社会资源进行重新调控；

　　其后的霍光辅政，直至汉宣帝执政时期，由于政府控制得力，土地兼并的情况不可避免的存在，但仍在适当的范围之内，未给社会带来明显的不安定因素。

　　然而从汉元帝开始，由于过于信奉儒家治国之道，过于强调个人的道德修为，政府的有效监管开始放松，社会经济结构逐渐走下坡路；

　　而从汉成帝起，外戚当权，这些不是经过正常渠道而掌握政权的权贵，重视自身利益高于国家利益，不仅无法遏制土地兼并现象，自身更是这一兼并运动的生力军。

　　最终，空有理想有抱负，却没有可行手段的王莽，通过作秀收买人心，以无比“民主”的方式掌握了国家政权，却也把整个社会带向了末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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