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固(公元96—150年)是东汉时代著名的忠正耿直的大臣，他坚决与梁冀一派腐朽势力作斗争。他表现出来的坚贞、勇敢的斗争精神，与梁冀以及屈从梁冀淫威的人相比，成为受到群众赞扬的另一种典型的历史人物。
李固，汉中南郑人，出身于一个官僚家庭。他的父亲李邰，长于河图、洛书、风星之学，汉安帝时，做过太常、司空。少帝时，做过司徒，曾参与拥立汉顺帝的谋划，被封为涉都侯，但他却辞让了，大概是出于“乱世不当官”的缘故吧?李固自少年时代起就胸有大志，虽说是一个贵族子弟，然而毫无纨绔弟子的习气。他好读书，常不远千里，跋山涉水，寻访名师，研究学问，研究人生。他的知识面广，上知天文，下晓地理，博古通今。在太学里，也从不因自己是大官员的子弟而傲视同窗，同学们与他多年共学，都不知道他是朝廷大臣李邰的儿子。看来李固自学生时代起就不同凡响。他又结交四方有志之士，很多读书人慕名而向他求学，他不急于功名，当时的司隶校尉五次推举他做孝廉，益州刺史又举他做茂才，他都没有答应和接受，有的官府连连召他去做官，他也托病退去。他不愿在学业未成之前，过早地踏入宦海。他虽然不急于去朝中做官，但他还是不断挂牵着国家大事，对于当时外戚宦官的专横造成的腐败政治，更是忧心忡忡。王纲失坠，擅政不行，每每想到这些，他心中就难于平静。
李固生于永元八年，到顺帝时，他已是“三十而立”之年了，是该参与朝政的时候了。那时梁冀的父亲梁商已握朝廷实权，并精心培植梁家势力。就李固的气质和个性来说，对这种外戚专权的局面又怎么按耐得住呢?他自己要勇于参与朝政，也劝导别的有识之士不要在黑暗势力面前退缩。
顺帝即位，梁商掌权，为了掩饰外戚专权的真相，有意征召一些天下名士来朝廷当官，但多名不副实，其中唯有黄琼为李固所钦佩。然而黄琼又极不乐意应召。当李固得知黄琼已应召上路了，马上写信给他。李固写道：“听说您已渡过伊水、洛水、即将到万岁亭，……如果说应该做一番济世安民的事，现在正是时候了。有史以来，清明政局少，世俗混乱的时候多，倘一定要等待尧舜那样的圣君，那么，有志之士就永远无做事的时机了!常言道：‘坚直的东西易断裂，洁白的易玷污’。阳春之曲虽然高雅，但和的人少，名声大的人，很难做到名实相符。近来有些被朝廷征召来的人，不是‘名声太盛’就是‘纯盗虚名’，但愿先生深谋远虑，大展宏图，以付众望。”李固言行一致，他对黄琼的要求，也正是自己所要身体力行的。
顺帝在位时，东汉政局不稳，加上发生天灾，人心就更不安了。阳嘉二年(133年)，有地动、山崩、火灾等异常现象，似乎天在发怒，警告当政的人们。朝廷为此特下诏书，要求人们指出时政弊端，提出良策。在大家推动下，李固出来“对策”，一开头他就疾愤地说：“古时候，当官是凭着品德，而今，当官只是凭着‘财与力’，多数官吏都以杀伐而获得声誉和迁升，而为政‘宽和’不结党营私的人，反而遭到‘斥逐”。李固的矛头所向，首先对准外戚专政。他总结历史经验说：“自古以来，后妃家族之所以很少保持长久，主要是因为他们爵位高，权柄重，而又不知克制退让，终于不得不颠仆毁败。不要讲远，在此之前外戚阎氏专权受祸就是一例”。他不避讳地指出，“当今梁氏不仅垄断皇后的位子而得到很高的爵位，而且梁氏子弟都跟着做官。掌握权势，这是明帝、章帝时所未见过的事，应除掉以步兵校尉梁冀为首的大权，使政归朝廷。”李固还将矛头指向宦官，他建议：“罢减宦官，夺其重权，设常侍二人，小黄门五人，使内朝与外朝同出一门，合为一家，如此太平可致。”最初，顺帝看了李固的建议之后，就取消了封宋娥的打算，诸常侍也都叩头请罪了。但这都是先做做表面文章，装装样子。李固自己做了一个议郎官。实际上梁家实权，不仅不减，而且梁商不久就拜为大将军，梁冀又升为河南尹，权势更加膨胀。而李固后来遭到诬陷，大司农黄尚为他在大将军梁商面前求情，仆射黄琼力保，才作罢。拖延很久，才再给他个议郎官。不久，他被外调去做广汉的雒令。他一路赴任，在车子上颠簸着，心中的感触万端：不能在朝中整顿腐败的政治，到一个小地方去做地方官又能起什么作用呢?当他走到白水关时，终于下定主意，他解下印绶，回到故乡汉中，闭门不与人交往。大将军梁商认为李固与一般反对派不同，还有可用之处，故对李固采取一打一拉的策略。当李固在家赋闲不到一年的时间，又提拔他为从事中郎，回到朝廷。但李固毕竟是李固，并没有因为梁商给他升了官，而放弃反对外戚专权的斗争。
李固对当时的梁商还看不透，认为他虽以皇后的父亲的身份辅政，但对自身还有所约束，假如他能带头放弃权势，外戚专权的事就好解决了。于是，李固上奏，建议梁商辞退高位，作个表率。李固写道：“爬得太高则有危险，水太满了则会溢出来，月圆了会缺，日头当顶就向下移。如今大将军功成名遂，为了保全名声和享有福寿，避免忧祸，可以自动引退。假如你能这样，就不是一般的贪荣禄好权位的外戚之辈所能同日而语的了。我之所以这样讲，是为了报答你知遇之恩。”结果呢?梁商却不解李固的一片赤诚，不领李固的情。于是，梁商又借故将李固调离朝廷，去做荆州刺史了。梁商死后，梁冀继承父职为大将军，而李固还在地方上，他曾告发他的直属部下南阳太守高赐的贪赃不法行为，高赐等害怕了，就去行贿大将军梁冀，求梁冀救救他，梁冀派人持文书急救，可是李固不买账，梁冀救之愈急，李固就抓得愈紧。后来，梁冀只得釜底抽薪，把李固调去做泰山太守。由于李固治理地方有政绩，声望愈来愈高，有志之士将振兴朝政的希望寄托在他身上，要求他回朝执政，梁冀出于社会的压力，不得不同意将李固调回朝廷，自此李固与梁冀在朝廷内开展了更激烈的斗争。
李固的着眼点始终是用人的问题，用他心目中正直的人去代替骄侈循私的外戚。他一到京师，就给顺帝上疏，强调治理国家以广集贤人为道。他指出，顺帝初即位时，曾聘南阳樊英、江夏黄琼、广汉杨厚、会稽贺纯，这对天下有智之士，鼓舞很大，都乐于等待录用。可是曾被召聘的人，一到朝廷后，并未真正得到重用，如杨厚、贺纯托病还乡。黄琼久处议郎之职，得不到升迁。李固建议召回杨厚，重用已在朝的黄琼、周举、杜乔。与此同时，他还推荐了在野的陈留杨伦、河南尹存、东平王恽、陈国何临。清河房植。他的建议部分得到实现，顺帝征用了杨伦、杨厚等人，升迁了黄琼、周举，并任用李固为大司农。同时对朝政亦稍有整顿。
正当年将三十的顺帝想依靠李固、杜乔、黄琼、周举等人有所作为之时，突然病逝。李固想改革朝政，没有顺帝这个依靠了。梁冀要阻挠李固改革朝政，必须抽掉李固的依靠，而李固要改革朝政，就必须要有一个可以依靠的皇帝。顺帝死后，立谁为帝，就成了李固与梁冀之间的斗争焦点。
在梁冀的把持下，立了二岁的刘炳为冲帝，梁太后临朝听政，大将军梁冀参录尚书事，掌握实权。李固升为太尉。第二年幼小的冲帝死，再立谁为帝呢?李固有所警觉。他看中了“年长有德”的清河王刘蒜，于是对梁冀说：“现在再立皇帝，就应选年长有智慧有德性的、可以亲自主持朝政的人，不要再像邓、阎外戚利用皇帝的幼弱，愿大将军慎重考虑这件大事。”这正击中了梁冀的要害，梁冀怎么会同意呢?结果，梁冀一意孤行，立了八岁的乐安王刘缵为质帝。上次立帝，是李固略有疏忽而输了，这次李固先有劝告，梁冀不听，又输了。
梁冀在立帝的问题上，虽然屡取胜，但是李固在朝，始终是梁冀的心腹之患。于是梁冀就纵容曾经被李固裁减的官员诬告李固。说什么李固假公济私，行为不轨，离间皇族、外戚、大臣之间的关系，网罗门徒，自成一党，有功则归于自己，有过则归于帝，任意斥逐大臣，作威作福。这是给李固画的像吗?不，恰是给梁冀自己画的像。真是恶人先告状，何患无词?梁冀和梁太后大权在手：要杀一个大臣是很容易的，不过，现在觉得还不到非杀李固不可的时候，先给他一个警告吧。
质帝虽然只有八岁，但很早慧，他把梁冀的专横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中，梁冀也很忌畏质帝，恐有“后患”。一次在上朝时，质帝看到大将军那副横行无忌的傲慢相，实在耐不住了，目指梁冀对群臣说：“此跋扈将军也”。这么一句话，尽管声音很小，但还是传到梁冀耳中，他深为恼怒。密使左右亲信，在煮饼中放了毒物，小皇帝吃了煮饼胸腹烦闷剧痛，他叫人赶快召有胆有识的太尉李固，李固匆匆赶到宫中，急问病因，质帝说：“吃了煮饼，腹闷，得水喝，还可活命。”梁冀在一旁阻拦说：“恐怕要吐，不可喝水。”话音未绝，质帝暴死，李固伏尸痛哭，要追查审讯侍医，梁冀怕此事泄露，对李固更加怀恨在心。
质帝死，下一步立谁为帝呢?当然是更为激烈的一场斗争，梁冀两次立幼主的得逞和质帝的惨死，更激励了李固在第三次立帝问题上要以死力争了。这次为了壮大声势，他联合司徒胡广，司空赵戒先给梁冀写信说：“天下不幸，近年之间，‘国祚三绝’，今当立帝，这是天下的大事，臣等明白太后的一片心意，将军操劳。望详择一人，务必继存圣明，臣等也是愚忠一片，非常挂念此事。按过去废立的老章程，立皇位继承人，未尝不询访公卿，广泛征求大家意见，使之上应天意，下合众望。古语说：‘以天下给人易，为天下得人难’，我朝历史表明，皇位继承人立得准，就兴;否则就要导致灭亡，这是最使人忧愁的事，也是最重要的事，岂可不深思熟虑?”最后李固大声疾呼地说：“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国之兴衰，在此一举!”李固写这封信的目的，是要告诉梁冀，在这次立帝问题上，你梁氏不能独断独行，我李固不允许你们独断独行。
梁冀得书后，不得不召集群臣议论立帝的事。按照梁冀的本意是要立已准备娶他妹妹的蠡吾侯刘志为帝，这时刘志也正在京师。而李固联合胡广、赵戒、杜乔坚持要立清河王刘蒜，博得大多数朝臣的赞同。梁冀一时还拿不出理由来排斥众议，然而颇愤愤不乐。老谋深算的宦官曹腾猜透了梁冀的心事，看准了时机，于是就在当天深夜访梁冀。他作为宦官权益的代表，以利害关系去说服梁冀，要当机立断，立刘志为帝。他对梁冀说：“将军累世为皇后至亲，统摄万机，并且宾客又那么多，又颇多过失。清河王严明，假如他即位做皇帝，那么将军受祸的日子必定不会长久了。不如立蠡吾侯，可以长保富贵。”梁冀何尝不知道曹腾所讲的这层利害关系，只是碍于群臣异议，一时还难于决断。经曹腾这一番煽动，就顾忌不得了。他怕夜长梦多，第二天又重新朝议。梁冀摆出一副气势汹汹的架势，一开口说话就言辞激切，杀机毕露，不容冒犯。自胡广、赵戒以下无不为他的淫威所吓倒，都异口同声地说;“惟大将军之命是从”。唯独李固与杜乔还坚持自己原来的意见，与梁冀争辩。骄横不可一世的梁冀，当然恼怒得很，无容李固、杜乔辩驳，厉声宣布“罢会”。坚强的李固，并未因此而绝望。他知道朝臣之所以表示服从梁冀的意见是被迫的，内心还是向着他的，人心还是可以利用的，所以他又写信给梁冀，但是对梁冀这种无恶不作的人，抱任何幻想都是多余的，李固对这一点是估计不足的。李固的再一次劝导，不仅丝毫未打动梁冀的心，反而使他更加激怒。李固任太尉，位高而无权，要说有权，也是有参加朝议的发言权。现在，梁冀为了排除李固对他的干扰，连这个发言权也不给他了。梁冀串通梁太后先罢免李固的太尉，然后在不平静的气氛中，如愿以偿地立蠡吾侯刘志为桓帝。
假如说李固对梁冀估计不足的话，梁冀对李固却是有足够的估计的。梁冀总觉得李固活着对他是一种威胁。建和元年(147年)十一月，刘文与刘鲔联合谋立清河王刘蒜。这件事正好与李固要拥立刘蒜不谋而合，恰好给了梁冀陷害李固的口实。李固被诬与刘文、刘鲔同谋罪而下狱。李固的下狱，引起了社会上的极大震动。王调和赵承等数十人带着铁铐木枷去宫廷上诉辩诬，准备与李固一同下监，梁太后害怕事情闹大了，不得不将李固放出来。
李固出狱，京师全城的人们欢喜若狂，街头巷尾皆呼万岁。李固如此得人心，使梁冀、梁太后大为震惊，这更加使梁冀害怕李固的存在，本来事情就是伪造出来的，伪造的东西否定容易，重新肯定也不难，只要大权在握就行了。于是梁冀又上奏梁太后，再一次指出李固与刘文、刘鲔合谋确有其事。就这样，李固含冤被处死，享年五十四岁。
与李固同时被害的，还有杜乔。杜乔曾任光禄大夫。桓帝立，免李固太尉职，任胡广为太尉，。梁冀为了分化李固与杜乔的关系，又要杜乔代胡广为太尉。可是杜乔并未因此而放弃与梁冀的抗争，他利用太尉的职位处处与梁冀作梗。自李固被废后，朝廷内外都很丧气，人们说话做事都小心谨慎，畏畏缩缩，唯独杜乔正言厉色，从不屈从，朝野就将希望寄托在他身上。因此，梁冀将杜乔视为又一个李固，以李固同样的罪名将他处死，与李固一同暴尸于城北。
李固临死前给胡广、赵戒写了一封绝命书。他写道：“我李固既然受了朝廷的厚恩，就应竭尽全力，不顾冒生命的危险，立志扶持将要倾倒的王室，使它中兴起来。料想不到一旦遭到梁氏外戚的迷谬，你们这些人就屈从了，把个人的安危放在前头，颠倒了吉凶和成败，从此汉家的衰落也就无法挽回了。你们身居要职，享受奉厚的俸禄，眼见王室即将倾倒而不扶，难道还有比这再大的事吗?我相信公正的史学家，决不会出于畏惧之心，而放弃过它。我李固虽然死了，但是死得其义，没有什么好懊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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