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韵逸空庭
——明代文人卞荣、汤沐之宦海沧桑
明朝成化十七年（1481）春，一顶轻罗小轿将一位白发皤然的学者抬入江阴城中。这位身穿一袭青衫的儒翁，受到了城中文化界人士的“争先迎致”。轿前轿后，方巾如云；城中老幼无不夹道观瞻，一睹盛况。
“请兰堂公登坛讲学！”一声吆喝之后，四下里一片静寂。众人的目光，全都聚焦在这位步履轻盈的耆宿身上。他，就是当时声名赫赫的江南诗界泰斗——卞荣（字华伯）。
据史料记载，当年“盖自大江以南，南抵越，北抵吴，无一人不知公名，无一家不蓄公篇。什有《兰堂集》行于世，‘兰堂公’所自号也。”由此可知卞荣曾经的威望。
卞荣开口了，讲的是寄情山水的渔父形象，颂的是文人回归自然的人生价值。讲到元代诗人高启的《澄江懒渔说》，卞荣神情激动，他用尽全身的气力背诵起来：“诗书，吾渔之具也；群圣人之学，吾渔之地也。义理之潜，道德之腴，吾渔之所得也。吾渔视之亦大矣，何名为懒乎？”（注：中国渔父与西方渔夫在内涵上大不相同）
话音刚落，坛下喝彩声此起彼伏。独有一位素衣书生默然无语。待众人赞声依稀之后，那位少年倏然起身，对讲坛深作一揖，说：“华翁，晚生以为‘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终归是读书人所要取的正路！”
卞荣并不慌忙，只是幽幽一笑，说：“志伸圣人之说，佳则佳矣！然不经宦海沉浮颠沛流离，亦难知偃蹇之苦痛，隐逸之必然。”
素衣书生毅然决然地说：“纵然偃蹇千次万次，吾亦将直道而行。”
卞荣长叹一声，说：“后生可畏！所谓‘不降其志，不辱其身’，君其勉之！”
这位执着于理想的少年，正是日后在“李福达一案”中坚持真理、伸张正义、固守真相、勇斗权贵，终被嘉靖帝打入锦衣卫监狱的一代直臣汤沐（字新之）。
汤沐用实际行动，履行了自己的诺言，走出了一条与前辈文人卞荣迥然不同的人生道路。
一
明英宗正统十年（1445），卞荣一举进士及第。那一年，他27岁，虽然没有被选 入翰林院，却也因为玉树临风、才思敏捷，而擢入户部，荣膺主事之职，正所谓年少登科，春风得意马蹄疾。
正当卞荣顾盼自雄之际，一封邀请函飘然而至，投信人乃是即将卸任的当朝兵部尚书徐晞。卞荣大惑不解：一个从一品的堂堂“尚书”竟然给比自己低九级的正六品“主事”主动修书，是何目的呢？难道仅仅“聊叙乡情”这么简单吗？
在徐府，卞荣按照官场的规矩给徐尚书行礼，他万万没有料到的是，徐尚书竟然起身还礼。他亲身体验到了徐晞作为长者的谦和风范，心中的芥蒂顿时顺风而化。他俩用乡音忘情地交流，畅谈故园风物，笑论文坛轶事。卞荣发现，徐晞虽然不是进士出身，却博古通今，许多典故信手拈来，即能化作句句珠玑。目睹此情此景，卞荣不由得钦羡有加，就虚心向徐晞求教“为官要诀”。徐晞以八字相赠——“与人为善，以德报怨”。卞荣知道，这是徐老前辈与险恶环境拚争一生，并得以全身而退的经验之谈。老人将心血所悟倾囊以授，令卞华伯感奋不已，他决心用实际表现来回报老尚书的厚爱。临别之际，徐晞紧握着小同乡的手，语重心长地勉励卞荣，仕途中不仅要修睦人际关系，更应抓住一切机会显露自身的特长，这样才能在风波险恶的官场上站稳脚跟，大展宏图。
徐晞的耳提面命，让卞荣发蒙振聩、洞烛幽微起来。他终于认识到官场纯粹是一个人事的战场，无论是什么样的事情，一旦进入官场，就成了人与人之间协调沟通的问题了，为了避免他人的故意刁难，或是使自己的事情能够尽早过关，打好环节、隐忍求悦，尽力搞好人际关系，在官场上是极为重要的。同样需要注意的是，如果一个官员没有特长，那么必然会在充斥着进士的官场中庸碌下去，以至于永无翻身之日，此时即便是人际关系处理得再好，也是于事无补。有了特长，自然“蓬生麻中，不扶自直” ——晋升的机会也就多了。
明白了这一点，卞荣就迅速地将目光投向了自己所擅长的诗歌领域。
诗歌创作，是一种特殊的精神创造活动。
诗歌总是特定时代、事件、个人心态的真切反映。正所谓“诗言志”，在战乱灾荒、政治腐败、民生困苦的关键时期，诗人常常用诗歌表达出对世事的悲愤与忧虑，对人间不平与不幸的控拆与抨击。这正是“国家不幸诗家幸，一到沧桑句便工”的原因！
朱元璋建立了高度君主专制的明王朝后，就一再以吹毛求疵的态度、野蛮屠杀的手段来钳制言论、镇压文人。明朝初年因诗歌而引发的文字狱屡屡出现：著名诗人高启、魏观惨遭冤杀，就连开国元勋——大诗人刘伯温也不得不改变诗风，韬光养晦以避文祸。多年以后，篡位的永乐帝又对同情建文帝的大批诗人狠作铲除。
于是，“称颂皇仁，粉饰历史”的台阁体诗风沉渣泛起。这类诗歌，或表达承受恩宠的感铭之情，或强作恬静休闲、风流儒雅，细细一品，几乎是千诗一面。堆砌苍白，被人斥之为“极鄙极靡极卑极滥”。然而，由于推崇台阁体的代表人物是手握重权的内阁“三杨”，因此，大多数追求功名利禄的文人，在未中进士前都致力于八股文写作，而得官以后就模仿“台阁体”逢迎应酬——以求实惠，这种诗风足足流行了一百年。
卞荣步入官场之时，恰好是台阁体诗歌方兴未艾之际。那么这种官场色彩极为浓郁的应酬之作，也就成了了协调人际关系、表现自身才思的利器。既然是应酬之作，当然没什么真话可说，常常拣许多华丽的词藻排列组合，语句更是流畅而富有乐感，省得在上司同僚面前丢脸。内容方面，写到别人自然多用吉祥语，用典故给对方大戴高帽；写到自己贬点为妙，以映衬对方“高明无比”。这样一来，“虚伪造作、华而不实”的诗风，也就弥漫全篇。
工作之余，尽写些这类“贺喜吊丧、迎来送往”的应酬诗作，卞荣内心为之痛苦不已。他知道，正直的士大夫把“写应酬诗”看成是“末流”。当年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就曾大力鞭挞过这种“为文造情、以文代情、偷懒取巧、罗列典故”的“应酬文风”；韩愈也曾说过，“无书不读，然止用以资为诗”，借以否定“用记诵的丰富来补救诗情的匮乏”这种捉襟见肘的行为。卞荣非常渴望坦白地抒写自己的思想与情感，但政治的压迫与官场的束缚，让他对自由创作望而却步。他害怕前功尽弃，只得在“全借古语、堆砌美词”中继续徘徊。
这种牺牲良心的退缩，换来的是官位的升迁。正统十三年（1448），卞荣晋职为“户部员外郎”，成为从五品的“副司级干部”。从此，因为工作的关系，他常常来往于户部与兵部之间，由此而结识了一个“孜孜不倦的学者、知人论世的智者、兼善天下的仁者、乐天知命的通者”。这个拥有超逸人格魅力的人，就是时任兵部尚书的一代英雄——于谦。
于谦不仅是一个勤政爱民的政治家，而且是一位激情四射的诗人。于谦的诗作，无论是在内容方面，还是在风格方面，都与台阁体应酬诗形成鲜明的对立——“粉骨碎身浑不怕，只留清白在人间”表现出一种为国献身的决心；“可怜憔悴百年身，暮暮朝朝一盂粥”表现出对苦难农民的深切同情；“紫髯将军挂金印，意气平吞瓦剌家”表现出反侵略的英雄壮志；“安知天下无三杰，但愿军中有一韩”表现出对军事贤才的渴求。其“尽瘁为国、忘我无私”的精神，“自由创作、不计工拙”的态度，深深地感染了在台阁诗风的淤泥中挣扎的卞荣。
卞荣不仅钦服于谦“情真意切”的诗风，而且景仰他“不畏强权”的官场形象。于谦的一颦一笑、一举手一投足，都让他觉得光彩照人。他陡然省悟：魅力是真诚的悟性，它成于人的品行之修善，毁于人的虚伪与惰性。由此，卞荣痛下决心。要与过去那个“虚伪谄媚”的自我告别，做一个跟于谦一样的、追求道德完善与性情吟咏的正直官员。
正统十四年，“土木堡之变”爆发。各部掌印尚书尽数战死，留守北京的六部官员陷入了混乱与绝望之中。关键时刻，于谦挺身而出，他配合太后，拥立代宗，稳定人心，集合众智，终于挽狂澜于既倒。于谦也因此而成为新帝倚重的朝廷大员，成了维持明政府之职能有序运转的重要操舵人。此刻的于谦，尽管手握重权，可他却没有因此而放弃追求。他那良好的个人品质，在新的职位上转化成为更富内涵的人格魅力。这种人格魅力，来自于他的品德情操所产生的亲和力；这种吸引人的亲和力，很快又转化成了强劲的感召力；这种感召力，以“公正执法、奉公守法、勤政廉洁、胸襟坦荡、以德服人”为核心，在众多中下层官吏中影响巨大，使得于谦能够在理政时一呼百应，令行禁止，从而令官场风气为之一振。
作为于谦的崇拜者，卞荣目睹了这“万象更新、革故鼎新”的一幕幕，他的心情无比激奋。身为诗人，当然要歌唱这勃勃的新气象，歌唱“为国事奔走”的英雄形影。在此期间，他写了许多展露真性情的“美刺投赠咏史怀古”之作。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曾经大力反对这类作品，也就是反对诗歌的实用化与功利化。我个人觉得这未免有点绝对，“美刺投赠咏史怀古”之作，只要是有感而发，宕出了诗人的真情，一样可以成为佳作。
振奋之余，卞荣准备给于谦献诗，以表达对他的“内在道德涵养”与“外在经纶鸿才”的仰慕，同时，也想就诗歌创作的系列问题向于谦求教。卞荣清晰地记得前朝何贞立的教训：何贞立是长沙人，从小就以“俊才”的名声著称于世，他考中进士之后，受到朝廷重臣欧阳原功的亲睐。原功将他招为女婿，并准备推荐他进入翰林院深造。可就在这紧要关头，意外发生了：景初和尚拿着墨菊画卷，来请诸位大学士题诗。这正是一个证明何贞立才华的好机会，众人纷纷推举小何即兴赋诗。事关自身前途，丈人又寄予厚望，何贞立紧张不已，惶恐万分，仓悴间大脑里一片空白，只得勉强吟道：“陶令归来不受官，黄花采采晓霜寒，悠然一见南山后，故向东篱仔细看。”这种应时应景之作，完全属于引用陶渊明的名句、典故来凑数的牵强之举，毫无真情实感与个性风格。诸公读了都很失望，欧阳原功更是感觉“颜面尽扫”，何贞立竟因此而“前程尽毁”。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卞荣明白，于谦是一位一流的诗人。如果把无真情的纯马屁诗歌献给他，只会引发其反感。因此，卞荣在诗中抒了真情，叙了真事，而且做到了灵活机变，不拘一格。
于谦本来就坚守“诗志言”的传统，主张“不必拘泥于格律音调”。读了卞荣的诗，很是赞赏，说：“华伯之作拙更胜巧，深得诗之精髓。”
重量级人物的赞语，让卞荣在京中名声大震。景泰二年（1451），他得以升任正五品的户部郎中，官运亨通，才名益炽。慕名向他求诗的人也越来越多。据史料记载：（卞荣）朝骑甫归，持牍乞诗者拥塞户限，荣日应百篇。
这种说法可能有点夸张，但乞诗者之多必然是毫无疑问的。因为，传统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国人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都离不开诗的缀饰；古代蒙学之中，声律训练、诗的技能训练在启蒙知识中所占比重之大，世界上没有任何其它国家可以与中国匹敌。民众给予“在诗歌方面有深厚造诣的人”以极高的尊敬，而且“婚丧喜庆”的确也需要名人的诗作来雅化氛围。因此，诗名赫赫的文人只要肯放下清高的架子，乐于为“求诗者”挥毫，“润笔”收入一定是极为丰厚的。
卞荣饱读诗书，擅长将华美的词藻和谐组合，能把成语典故与“求诗者”的意愿水乳交融。因此，“求诗者”无不满意而去。巨大的广告效应，又刺激了更大的一批“需求群体”纷至沓来。那些日子，卞荣真是日进斗金，风兴无比。却也因此而无暇再从事“以诗存事、以诗求真”的深情创作，有违他“学习于谦、以诗言志”的初衷。
“金钱的诱惑、众人的赞誉”让他迷失了人生的航向，他就这样陶醉在自己“日应百篇”的迅捷才思里，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唐人与宋人的面目，忘却了自我的本色风格。
启功先生说过：唐诗是吟出来的，宋诗是想出来的，明诗是仿出来的。这句话真是太精辟了，虽然明诗中也有许多直抒性情的超迈之作。但就整体而言，依旧是模仿唐宋诗作，为诗而造情，一派暮气沉沉，早就失去了唐代诗人“绽放绚烂生命”的开阔胸襟以及宋代诗人“着眼于探求哲理”的持重意识。
于谦对明诗这种“邯郸学步”的趣味十分反感，当卞荣“对客挥翰”的消息传入他耳中时，他为卞荣的思想倒退而震怒，也为他的误入歧途而痛心。他立即修书一封，告诫卞荣要涵养心性，锤炼定力，切不可临利忘志，而应该回归本真。阅信后，卞荣诚惶诚恐，他立即谢绝了一切应酬，从此埋头于户部工作——为国事而尽心尽力。
景泰八年（1457），石亨之流受不了于谦的道德约束，悍然发动政变，于谦等忠义之士喋血刑场。官场宵小无不额手相庆，欢呼道德监督时代的过去，敲骨吸髓的腐化生活得以回归。
卞荣陷入了深深的痛苦之中，道义的支柱轰然塌落，自己将何去何从？
于谦的政敌们逼他与于谦划清界限。他屈服了，焚毁了于谦写给他的全部书信以及他献给于谦的诗作底稿。秉持正义的真情篇什就这样化作了缕缕青烟。此后，卞荣又重新回归到了那种“言不由衷、虚伪应酬”的生活中，诗作换来的酬金大多被他换作了醉己的醇酒，借以打发无聊的时光。
几次升迁的动议，都被吏部否决了。因为许多人忌恨他的诗才，忌恨他“日拥酬金”的富足。可又找不到他工作中的把柄，只好把他晾在户部郎中任上，理由便是“作诗内行，理政外行”。
因诗歌而成名，又因诗歌而沉沦，卞荣品味着官场给他带来的悲凉反讽。既然治平壮志难以实现，只好借绘画来排遣郁闷。就这样，他与“直仁智殿”的锦衣卫指挥刘晋结为刎颈之交。刘晋是当时知名的宫廷画家，擅长画“水中生物“。有趣的是，明代并没有像宋代一样的宫廷书画院，而是把宫廷书画家分配在文华殿、武英殿、仁智殿待诏，这种待诏就像值日一样，画家们轮流在三大殿办公而不固定在一处，因此称为“直某某殿”。而画家居于宫中不能没有职务，故而皇帝授予他们“锦衣卫指挥、千户、百户”等武职。领的是武职的薪水，却没有武官的权力。当时，卞荣一有空就到刘晋处走动，与他切磋绘画的技法。刘晋的幼子刘节天资聪颖，小小年纪就敢在画技上与卞荣较真。从孩子那明净的双眸中，卞荣读到了赤诚、纯洁与善良等人类最美好的品质，这与官场中的虚伪、卑污与险恶的人际关系形成了何其强烈的反差啊！卞荣被赤子之心深深震撼，渐渐萌生隐退之意。
而刘晋收藏的元代画家吴镇的山水画，则更是勾起了卞荣的莼鲈之思。吴镇的画，沉郁清壮，朴茂湿润，画面上河港湖汊交错纵横，沿岸芦荻丛生，江中渔舟点点。意境苍茫沉穆，有如黄昏时分的宁静，却无凄凉之感。尤其是江上渔父的荡舟、垂钓生活，竟是栩栩如生地飘逸于卷册之中，其淡泊坦然的意趣，令卞荣为之神往。家乡江南的风物，从此扎根于他的梦魂之中，流淌出似箭的归心。
明宪宗成化七年（1471），54岁的卞荣终于告别了他奋斗了二十年的户部岗位，返回江南。开始了纵情山水、问学师友的隐逸生活，他也要做一个“独钓寒江雪”的超逸渔父。
渔父意象，寄托着中国文人对与世无争的超旷生活的向往。得意时出仕兼济天下，失意后归隐吟风啸月，是传统文人千载不变的人生轨迹。历经宦海沉浮颠沛流离之后，壮志难酬的文人们大多散发弄扁舟，从此不问世事。山水田园成为他们的精神避难所，在这里，他们心灵的创伤得到愈合，灵魂获得拯救与升华。由此看来，许多传统文人似乎很容易与现实妥协。他们的悲剧意识，通过道家的“超脱陶然”与儒家的“安然自欺”化解于无形。而隐逸者的象征——渔父，恰好垂钓于中国主流文化儒、释、道三者的结合点上，儒家的田园自然使人“安贫乐道、沂游咏归”；释家的禅意自然使人“勘破红尘、化悲为乐”；道家的山水自然使人“心斋坐忘、闲适旷达”。
而自然山水对文人的人生悲剧之化解，主要是通过山水诗、画的创作来完成的。
于是，在松江府的洞口春云中，他与画家姚绶时啜龙井，时吟诗赋，时绘美景，留下了颂云佳句：
洞中元气霭春晴，洞口闲云日日生。
暮雨常时催舞石，碧桃何处隔吹笙。
或成五色天章烂，忽堕重岩柳絮轻。
黄鹤不归山寂寞，悠悠千载有余情。
全诗一派深秀苍茫之气，淡远飘逸，读之只觉云气氤氲、升腾缥缈，令人浮想连翩。
在太湖边的锡山“钱桃坞”中，卞荣与王典、杨寿等人留下了“槐陌雅集”的佳话；在徽州祁门善和乡的苍翠山林里，他又留下了“善和十景”诗，吟唱该处青山绿水、竹影松风之美。
在茫茫东海滩涂上，他慷慨激昂，一吐久郁于胸中的宦途恶气，写下了真情荡漾、气贯长虹的诗作《海赋》：
渊渊浩浩复汤汤，贝阙龙宫此处藏。
日月两轮从出没，波澜千尺似文章。
乾坤斟酌一杯小，江汉朝宗万里长。
老我望洋良可叹，弯弓待尔挂沧桑。
此诗是《兰堂集》中少有的巅峰之作，其雄浑苍凉之气堪与曹操的《观沧海》相媲美，而音节激越振拔之处，似又超越了孟德名篇。这样的精品，竟然没有被今人竞相引用，真是“明珠蒙尘、殊为可惜”的憾事。
当然，此种原因的造成，也与卞荣写的应酬诗过多过滥有关。人们在评价一个人时，往往只注重其整体形象，而常常忽略了细节上的闪光点。卞荣在晚年的交游中，依然在大规模地创作应酬诗，终于错过了彻底改变自身“应酬诗人”这一形象的机会。
卞荣的确向往渔父那淡泊闲适的生活，可仍然无法拒绝“交游与名利”的诱惑。在江阴陶城（今周庄）故居，他，于握杆把盏之间——享受着清风明月。而一有“讲学与云游”的机会，他又立即闻风而动。
云游应酬，当然不必自掏腰包，而且还可以增加名望，何乐而不为呢？在杭州，卞荣坦然为刘庄泰（当时另一位应酬诗人，号“菊庄”）祝寿。他的祝寿诗，保存在了郎瑛的《七修类稿》中：“碧空无云见秋毫，寿星光与文星高；菊庄行年今六十，胸蟠万卷一布袍。门生如云上堂贺，鸟程远致玉兔醪；碧筒倒注若吞海，荐以雪藕兼冰桃。后五百岁摩金狄，世同蓟子谁同曹？天光老眼不错视，长生特地留诗豪”。
该诗词藻优美，韵律和雅，初读令人颊齿生香。可由于为事而造情，为逢迎而作诗，导致这类作品永远也表达不出一种古今相通的、永恒的人性，永远也逸宕不出一种新鲜的、感性的、能激起他人共鸣的人生经验。那么他的诗被尘封在岁月深处，也就不可避免了。
暮年的卞荣，常常端坐在陶城“兰堂书斋”南面的空庭竹影间冥思苦想，神态悠闲安详。《兰堂集》销量不错，读书垂钓生活过得有滋有味，他似乎在为自己已经实现了迥异于“治国平天下”的另一种人生价值而欣慰。
然而，此时此刻，他根本听不到另一位诗人对他的评价。后来当了内阁首辅的、复古文学运动的旗手——李东阳在《怀麓堂诗话》中，直言不讳地说：“卞户部华伯在景泰间盛有诗名，对客挥翰，敏捷无比。近刻为全集，殆不逮所闻。”
李东阳没有说错，卞荣的诗，折射出了“应酬诗歌”必然湮灭的结局。卞荣那“生前荣光、身后寂寞”的悲剧，正是綮因于逞才逢迎的创作，远离了永远的风花雪月，远离了永远的人性世界。
二、
就在卞荣静坐空庭竹影之中，对自然与自我进行观照之时，少年汤沐开始了他一生的拚争。
弘治九年（1496），汤沐一举金榜题名，外放浙江崇德，任知县。
在崇德，他表现出了一种“雷厉风行、不畏权豪”的工作作风，在当地不遗余力地扶助黎民，打击豪强，赢得了良好的政声。
正是凭着正直不阿的清誉，汤沐被朝廷征授为御史，行使“举奏百官非法及不义”之职权。正德初年，鞑靼小王子利用明孝宗刚咽气的有利时机，大举寇边。宣府总兵张俊初战受挫，飞书告急。朝廷急令成国公朱晖为“征虏将军”，太监苗逵为监军，率重兵“出师延绥”御敌。可朱晖、苗逵行动迟缓，等他们到达前线，蒙军已然护送着抢到的东西撤退了。他们便趁机袭击蒙军的后卫部队，斩首三级，缴获军马骆驼1500头，朱、苗以“大捷”欺骗朝廷。不久，蒙军在调整完部署之后，又以十万铁骑猛攻固原。朱晖、苗逵见蒙军兵锋犀利，吓得龟缩城中，不敢迎战，任蒙军大肆掳掠边民、财物而去。有趣的是，这回朱、苗二人又故技重演，再次偷袭蒙军侧翼，斩首12级，并且二度妄言“大捷”，哄得朝廷下达了“班师还朝”令。汤沐得知真相，怒不可遏，他立即上书正德皇帝，声讨朱苗二人“用兵不当、贪冒军功、卑软无力”的恶劣行径，直言——此次出兵，共费银160万两，才斩得无名头颅15级，每个头颅竟值十余万两。再加上，上书请赏的将士人数超过了万名，如此劳师无功还要重赏，岂不为天下人取笑！于今之计，理应从重责罚朱、苗二人，以为后者鉴。可惜，正德护宠，不但没有责罚朱、苗，反而将汤沐外放，任湖广佥事。
明代在按察使之下设“佥事”之职，主要负责监察各道知府、知县的执法情况，汤沐在任上依法行使“巡察考核权”，并将辖区内各级官员送来的贿银一概退回，吓得湖广官宦们战战兢兢，不敢任意妄为。
但很快，汤沐失望地发现，他根本无法杜绝贪污现象。不为财，何以为官？明代官吏俸给之卑吝，仅能维持温饱。想要在官场中生存下去，就只有贪污这一条路。可见，为官不廉，所该怪罪的不该只是官吏本身的操守，整个大环境的影响，也应该占有极大的决定因素。因为在官场中即便不刻意用金钱贿赂他人，偶尔的迎来送往，“作作东”也是免不了的，而这一切都离不开金钱的辅助。何况还有上级要巴结，同僚要打通、下属要照顾，所以“贪污”也就成了官场文化中极为常见的一幕。
汤沐在湖广任上对贪官穷追猛打，使自己陷入了极度孤立与危险的境地。众多贪官集体行贿——到“权焰冲天”的大太监刘瑾那儿摇尾乞怜，恳求刘瑾立即将汤沐治罪，尽快调离湖广。当时，正德帝终日在豹房行乐，朝政大权尽操于刘太监之手。这个阉人此刻正以“立皇帝”的派头，对正直的士大夫进行着残酷斗争与无情打击。众贪官的告状，让刘瑾猛然意识到——汤沐每次回京述职，均未“有所表示”，始终与“宦竖集团”保持着很大的距离。这样的人如果不尽早清除，早晚会成为心腹大患，于是，他立即授意自己的爪牙与汤沐的同寅（同署理政的官员）一起罗织罪名，欲陷汤沐于死地。正巧，“张芮劾瑾案”猝然案发，翰林学士张芮眼见朝政被刘瑾等“八虎”搞得混乱不堪，遂愤然上书。请求正德帝停止逸乐，重惩八虎。奏章落入刘瑾手中，自然给张芮按了个“欺君罔上”的罪名，并把他打入死牢。由于汤沐与张芮曾结为好友，刘瑾的爪牙也就顺势给汤沐定了个“勾结佞臣”的罪名。好在正德帝对汤沐的刚直气质印象很深，加之汤沐又远在湖广，朋比为奸的证据并不充分。因此在复核时，将他贬为“武义知县”了事。
这一贬再贬，让汤沐又回到了甫入官场时的起点。
此时的他，面临三大选择：一是继续在“儒家为士人设计”的康庄大道上疾驰，忍受着“执着理想”与“黯淡现实”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忍受着“治国平天下”的追求之失落与痛苦；二是降志辱身，立即去讨好刘瑾，用知识分子的尊严去换得官位与利禄；三是像卞荣一样淡出官场，融入山水之中，通过“返朴归真”去保全生命的本原。
汤沐毫不迟疑地坚持着“治平”的理想，依旧以“清正廉明”的形象、“锄强扶弱”的作风活跃在七品卑官的岗位上。他终于等来了翻身的机会。正德八年，作恶多端的刘瑾终于伏诛，刘氏党羽悉被严惩，汤沐也因此而回到了佥事的岗位，提刑广东。针对粤地“司法混乱”的现状，他又在岭南风风火火地整顿司法办案之风。
古代官吏最为民众诟病的几大缺点，除了贪污、昏庸外，还有“推诿揽功”的恶习。犯了错，不肯承认，尽量推给别人，使自己置身事外。毕竟，“想要升官发财”还有许多种办法，最重要的是不能将“把柄”落在他人手中，以防关键时刻招人攻讦。而对于功劳，官吏们却想尽一切办法往自己怀里揽，以便为升官加上有份量的砝码。
在广东，汤沐首先明确了府县等行政长官的主要执法责任，对制造冤假错案后诿罪于下属的地方官，给予了坚决的打击。又将在平反冤狱中立有大功的官员写入题本，言明经过，送往朝廷论功。在汤沐的努力下，广东司法状况为之焕然一新。
因为手段果敢，敏于理政，汤沐很快荣升江西按察使。在江西，他开始将自己的日记整理成笔记文集《公余日录》。
《公余日录》一书，全面反映了明朝初年官场状况、社会风貌、奇闻轶事、民情民俗、士人理念，有着极为重要的史料价值。
如“讼师秘本”一条，就充分展现了明朝前期的司法状况。汤沐在按察使任上时，曾听说有“讼师秘本”在民间流传。就派人密访辖区内各地私塾，果然发现蒙童人手一本《公理杂志》，正在系统学习法律知识。
原来，官方律例卷帙浩繁，一般民众不易知晓，而且如果“有冤情”要到衙门去告状，又会遇到“状文格式与字数”的刁难。“讼师秘本”不仅教给民众写状的密诀，而且采用格言、诗歌等形式传播法律知识，摒弃了官方律例的死气生硬，把法律条文演变成通俗易懂的日用常识，从而使诉讼者能扬长避短，制定有利于自己胜诉的攻守对策。而明政府则担心民众通过“秘本”学会“利用法律维护自己的权利”的本领，从而削弱司法官吏“独断裁判的随意性”，甚至担心“秘本”破坏王朝盲目追求的“无讼”的治道境界，因此对“秘本”实行厉禁。
汤沐的作品，展示了明政府一厢情愿禁毁“讼师秘本”最终失败的结局以及“秘本”的民间生命力与存在基础，展示了一段鲜活的封建法学史，其价值是不言而喻的。
此外，汤沐还引录了一些极富风韵的民歌，令人想见明初普通百姓的性情生活：与郎相期月上来，及至月上郎不来。妾在平地见月蚤，郎在深山见月迟。这首民歌含蓄蕴藉，怨而不怒，反映出收录者的独到眼光与审美情趣，亦可证明汤沐虽然也像他的晚辈海瑞一样，勇做刚猛的官场斗士，却又没有如海瑞一般——在生活中沦为一个古板、刻薄、寡情的卫道士。
他还记载一些官场轶事，来讽刺恶浊的政治环境与萎琐的人性世界。“成化已丑会试题，‘老者安之’三句。有举子破题云：‘人各有其等，圣人等其等’。李西涯为主考，批曰：‘若还如此等，着他等一等。’”汤沐通过这则官场笑话，调笑了僵化的八股取士制度。考生不能发表自己的观点，还要以圣人的口吻来分析标题，以圣人的观点来展开论述，自然是别扭得要死，笑料百出了。还有一则轶事：江阴周岐凤狂放，得罪逃避。钱晔赠以诗云：“一身作客如张俭，四海何人似孔融。”文中借孔融“以义抗暴、慷慨赴死”的典故，揶揄了当时文人“伪持正义、苟且偷生”的丑态。对于该则轶事，汤沐未置一评，然而其讽刺效果却胜过“微言大义”十倍。
通过《公余日录》，我们还能解读出明初富豪“沈万三”这一名字的含义。书中记载：明初，民间称呼有二等，一曰“秀”，谓故家右族颖出之辈；一曰“郎”，则微裔末流群小之辈。称秀，则“某几秀”。称郎，则“某几郎”。人自分定，不相跨越。原来，明初在人物姓名之后还附着等级符号。这样说来，“沈万三”这一名字的来历不就一目了然了吗？沈为姓氏，万为富户，三为排行，“沈万三”实为“沈万三秀”这一名号的简称。
品读着《公余日录》，明朝初年各阶层人物的生活图景，便会如电影一般一幕幕叠现在你百前，让你不可抗拒地步入岁月的深处。
由于在江西臬司任上工作出色，汤沐很快便升为右副都御史，巡抚贵州，成为了正三品的大官。一个在官场上“铁面无私”的斗士，居然比“与人为善”的前辈文人卞荣还要官高四级，这是主观努力造成的呢？还是时势运气造成的呢？谁也说不清楚。
反正，汤沐还是一如既往地向着自己“治国平天下”的最高理想奋力攀登，他决不后退。在贵州，他发现当地土司的子弟们粗鲁少文，常常为继承土司之位而内讧械争，搅得边民无比凄苦，他当即上书朝迁，请求制定土司继承制度，绝其争袭之弊，并要求“强令土司子弟入学读书”，接受儒家“忠君爱民”思想的熏陶。朝廷对汤沐的建议深表赞许，并依计而行。
嘉靖三年，汤沐被召回京城，就任大理寺卿。大理寺，是明王朝的中央审判机关。大理寺卿是该署首长，主要执掌两大审判事务，一是复审各地的疑狱大案，二是审讯京师犯官。汤沐终于又得以发挥自己的司法断案特长，他埋头于清理陈年疑案，致力于惩奸罚佞，真是“如鱼入水、纵横东西”。
就在他勤于扭转冤假错案，渐入佳境之时，灾难再度降临了。
嘉靖五年，“李福达案”爆发，官场大乱。
李福达，山西代州人，是当时民间最有势力的邪教组织——弥勒教教主。武宗正德年间，他曾与叔父李越率教众在陕西洛川密谋造反。但因泄密而事败，案发后，李越被斩，李福达潜逃回山西，改名张寅，苟延残喘。风声平息后，李福达携带大量传教骗来的财宝奔赴北京，结交权贵，从此，弥勒教开始向上流社会渗透。
李福达在北京成功地巴结上了武定侯郭勋。郭勋是明朝开国元勋郭英的后代，是嘉靖帝身边的红人。原来，明武宗死后无子，嘉靖以藩王身份继位，便想追封自己的生父“兴献王”为皇帝，结果引发了朝臣们的“大议礼”之争，大多数朝臣反对追封，只有郭勋等少数人支持嘉靖，结果郭勋赢得了圣眷，权势如日中天。看准了这一难得的机会，李福达就肆意欺骗郭勋，说自己可以化药物为金银，并当即施展了一些魔术手段。郭勋是个典型的笨伯，竟然相信了他的鬼话，与他朝夕相处。
不巧的是，那年李福达回乡招摇，被仇家薛良认出并告发。代州官府经过详审与确认，认定了张寅就是逃犯“李福达”。李福达也已经供认不讳，此案就以“谋反罪”上报。
这下郭勋开始坐立不安起来，倘若“谋反罪”定案，自己与李福达交往过密，恐怕也难脱干系。于是，他动用自己的权势与金钱，全力为李福达翻案。山西巡抚毕昭心领神会，找来“新证人”认定薛良诬告。不过案子未结，毕昭就丁忧去了。此案由御史马录接审，马录一一排查，认定毕昭徇私，又把案子改回原判。郭勋无奈，只好亲自出马，恳请马录网开一面。不料，马录是个正直的士大夫，不吃他这一套，还到自己的顶头上司——都御史聂贤那儿告发郭勋。聂贤当即上奏，“力言勋党逆罪”。
此案移交到了京师，由于事关郭勋，案情重大。按明代定制，应由“刑部、大理寺和都察院”三法司共同会审。刑部尚书颜颐寿、大理寺卿汤沐、都御史聂贤携手办案，会审结果，当然是“李福达谋反案”证据确凿，维持原判。嘉靖皇帝闻言大怒，大骂三法司“昏愦无能”。
这是为何呢？原来，聂贤弹劾郭勋后，嘉靖就让郭勋自辩。郭勋谎称“以议礼触众怒”。嘉靖一听，只当郭勋是因为维护皇帝的意愿才被群臣怨恨的，同情心大增，就立即站在了郭勋这一边。更由于“大议礼”发生后，郭勋被士大夫们蔑视早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因而嘉靖就据此疑心大臣们借“李案”打击自己的亲信，动摇自己的皇权。更令情况变得复杂的是，郭勋还请来“大议礼”中“保皇派”的另两位干将张孚敬、桂萼，作为自己的救援。张、桂二人也因为在朝中陷于孤立而极言“群臣害郭”。嘉靖的疑心也就越来越重。而恰恰此时，“直道而行”的汤沐及其战友们又犯了一个策略性的失误——借“李福达案”攻击皇帝身边的术士：张口“妖术惑众”，闭口“邪教谋反”。由于嘉靖极度崇拜道法仙术，宠幸术士。汤沐他们反“妖术”的主张，让皇帝厌恶感更甚。可汤沐等人却仍在固守真相，逼嘉靖定案。
嘉靖火了，索性一不做，二不休。他下令将颜颐寿、汤沐、聂贤三大臣一起逮捕，下锦衣卫监狱问罪。然后，任命桂萼领刑部，张孚敬领都察院，方献夫领大理寺再审此案。
桂、张二人靠投机爬入上层，自然被人疏远。这次正好趁机打击报复，他们捏造出了完全相反的审判结果，并将颜颐寿、马录屈打成招：承认张寅并非李福达。当时的目的只是为了制造冤案，挟私报复，迫害大员。而汤沐却是个硬汉——打死不认罪，后来也被强冠“胁从”的罪名，列入了惩治的黑名单。
最终的枉法判决是：审理此案或心存异议的官员共四十多人，一律免职并获重罪。由于汤沐一味地顽抗到底，三法司苦无实据，也就奈何他不得。嘉靖只好颁旨，将他“贬为庶民”。而邪教教主李福达，不但毫发无损，还得到了官位，继续干他的“传教反明”的大业。四十年后，李福达的孙子李同“因徒弟造反”被擒，真相才大白于天下。明穆宗立即给当年蒙冤的众大臣平反，可那时汤沐已经含冤九泉33年了。
汤沐返回故乡江阴之后，因其拥有刚正不阿的君子风骨，而倍受乡人尊敬。他谢绝了一切讲学邀请，闭门读史，勉力反思。
在深院幽庭之中、翠竹碧梧影里，汤沐焦灼着、激昂着，他为糜烂的时事而焦灼，亦为读书有所悟而激昂，此刻，他正在撰写献给皇帝的“万言书”，建言“革尽时弊，惠治天下”。虽然“年近古稀，困居乡里”，可他依旧心怀社稷。
当年，在幽幽的竹韵之中，卞荣品读出了“顺应自然、虚心超脱”的人生旨趣。
如今，亦是在幽幽的竹韵中，汤沐品读出的却是“坚忍不拔、宁折不弯”的生命价值。
在生命的最后关头，在无数次偃蹇之后，他仍然坚守着自己的人生憧憬。
“万言书”托御史带上去了，却如泥牛入海；各地御史连篇累牍地上奏章——推荐汤沐“复起”，亦是杳无下文。
嘉靖十二年，带着深深的遗憾，汤新之溘然长逝。时任南京吏部尚书的严嵩，亲笔为汤沐拟写墓志铭，他大赞汤沐“屏绝馈遗、廉洁刚正”的气节，并倡言群宦“见贤思齐、惟德是向”。那时的严嵩，尚没有升为内阁“首辅”，正以书法、文章著称于世。所以，赫赫然一派正气。
可惜的是，这个严分宜“说归说，做归做”，为了长期立足官场、保住权势，以至于晚节不保——九年后，严嵩终于凭柔媚赢得帝宠，堂而皇之地背弃了自己曾经的倡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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