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换个角度看历史之同光中兴》里我们已经知道，中国人经历了无数的屈辱和苦难，终于认识到自己并非世界的中心，而只是其中一个普通弱国；认识到自己不仅器物落后，而且文化和制度全方位落后，需要建立宪政来实现民族的复兴。这时历史已经过去了近60年，也就是中国人所说的一甲子。60年虽然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只是弹指一挥间，但在近现代这样一个日新月异的时代，却足以改变整个亚洲乃至世界的格局。
纵观世界民主发展史，不同类型国家民主化转型的难度各异。首先，民主的先发国家相对容易，后发国家相对较难。比如同是西方国家，法国就比英、美艰难，非西方的亚非拉各国更是难上加难。其次，处于地缘政治中心的国家较难，比如法、中，而边缘国家则相对容易，比如荷兰、丹麦、瑞典、日本等，美国当时也是远离欧洲的边缘小国。第三，国家越大越难，而小国相对容易。第四、专制程度越高越难，低的相对容易。以上几点中国都占尽了劣势，再加上异族统治、王朝末世等特殊历史环境，更让民主转型难上加难。
但是近代中国的民主化转型并不是绝对没有机会，第一次鸦片战争就是一个绝好的时机。当时清王朝刚进入下坡期，国内外环境还没有那么险恶。如果全国上下励精图治，变法维新，50年后或许能脱胎换骨，跻身世界强国之列。第二次鸦片战争又是一个好机会，当时统治阶级余威尚在，如果趁着洋务运动大力推行民主化改革，30年后或许也能小有成就，称霸亚洲。甲午战争后，中国迎来了第三次机会。
甲午惨败激发了国人对变革的强烈诉求，官绅阶级普遍认识到非改革制度不可了。《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传到北京后，康有为发动公车上书，呼吁朝廷变法维新。在康、梁影响下，全国议论时政的风气逐渐形成。各地纷纷建立以变法自强为宗旨的学会、学堂和报馆。与此同时，列强开始瓜分中国，亡国危机日益严重。德国侵占胶州湾，俄国进占旅顺大连，法国进占广州湾，英国进占山东威海。
在浪费了4年时间后，慈禧终于对局势有所触动。1898年，光绪皇帝发布诏书，实行变法，史称戊戌变法。在康梁等人的协助下，维新派在经济上设立农工商局、路矿总局，提倡开办实业；修筑铁路，开采矿藏。政治上改订律例，裁汰绿营，编练新军，扩建海军。文化上废八股，兴西学，允许设立报馆、学会。这些措施的主要目的在于学习西方的文化和技术，发展资本主义经济。虽然还未涉及深层的政治体制改革，但已经为封建顽固势力所不容。最后慈禧发动戊戌政变，囚禁光绪，杀了六君子。中国的第一场民主化运动仅一百零三天就被血腥镇压了，史称百日维新。
戊戌变法对现代中国的民主化改革有极大的警示作用。综合起来，它的失败主要有四个原因：
第一、思想启蒙和理论准备不足。由于时代条件的制约，当时的中国还处于前启蒙阶段，沉积了2千多年的伦理观念依然占统治地位。个别士大夫通过自学完成了新知识的初步积累，但是无法形成一个稳定的，具有一定社会影响力的阶层。即便是他们中的代表人物，康、梁有关民主宪政的学理准备尚不充分、不系统，对自由、平等、民权的理解过于肤浅、粗糙。
第二、改革者缺乏实际政治经验。一场改革能否取得成功，关键在于能否获得广大中间温和派的支持，以及能否让既得利益者保持有限支持或中立，只有这样才能将反对变革的保守派孤立起来。然而光绪、康梁等初出茅庐，缺乏实际的社会政治经验，最后导致顽固守旧派(例如徐桐、倭仁等)、有限支持改革的既得利益者(如慈禧、荣禄等)与温和的改革派(张之洞、孙家鼐等)，在变法的过程中形成了反对同盟。
第三、时间紧迫，缺乏统筹。在错失两次民主化的良机后，中国社会已经缺乏从容改革的时间和空间。强烈的危机感和焦虑感，使得改革者希望以一种迅速、彻底、毕其功于一役的方式来推动变革。光绪皇帝在短短100天时间里，发布了近300道改革上谕，这些上谕之间几乎都不配套，甚至缺乏政治上的基本章法。
第四、统治者贪恋权力。维新变法的最终目标是君主立宪，这就要求慈禧放弃权力，将实权操与责任内阁。而慈禧之所以赞同变法，只是试图永固皇权。因此当变法一旦触及权力，就会激起强烈反弹。可以说，慈禧太后对权力的的贪恋，直接导致了变法的失败。
戊戌变法是近代中国民主化的最后一次好机会。虽然当时的满清政府腐败无能、摇摇欲坠，但是慈禧太后经过几十年的统治，具有压倒一切的政治优势。再加上李鸿章、张之洞等重臣忠心耿耿，一言九鼎。如果让光绪变法维新，慈禧坐镇幕后，控制大局，或许到辛亥时是另一番局面了。错过了这次机会，中国也就无奈告别了英美式的渐进民主道路，转而滑向了法国式的激进革命道路。这是一条不归路，要么从大乱走向灭亡，要么从大乱走向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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