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寻三顾茅庐背后的历史隐语

一部《三国演义》，似乎总是绕不开三。一开篇就是“宴桃园豪杰三结义”，接着就有了三英战吕布，三让徐州，土山约三事，三顾茅庐，定三分隆中决策，荆州城公子三求计，三气周瑜，最后一直到三分归一。本文要说的是三顾茅庐。

　　在这所有的三字故事里，三顾茅庐无疑占据着特殊的位置。从全书来讲，三顾茅庐是转折点，是乱世群雄逐鹿趋向三国鼎立的路向标。按照以往的主流认识，三顾茅庐这一历史事件，主要在刘备与诸葛亮个人之间展现其历史语意，无论是刘备的思贤若渴，还是诸葛亮的得遇明主，都不出传统的圣君贤相的理想范畴。但如果回到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跳出《三国演义》的语境，再看诸葛亮的出山，我们就会发现，所谓“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的背后，隐藏着的其实是整个荆襄士人集团的长期暗潮涌动，和同一地区错综复杂的权力斗争。而这暗潮的起处，便是东汉末年的党锢之祸。

　　党锢之祸与地方势力的崛起

　　纵观整个东汉，可以说是外戚、宦官交相掌权，不断博弈的一个过程，这个博弈得以展开的基本平台就是以皇权为核心的传统宫廷政治。在这个皇权视野下，外戚也好，宦官也好，本来都只不过是皇帝手中的棋子，但是，人毕竟不是棋子，哪怕是作为残缺人而存在的宦官，也还是人。所以当这些有生命的“棋子”开始逆向夺权的时候，皇帝就开始成为一个新的棋子。于是，东汉的政权主导力量，遂在皇帝、外戚与宦官三者之间不断游走，而无论是哪一派，都不喜欢那些以儒家伦常为操守的士人集团。因为儒家强调君轻民贵，主张做臣子的要敢于坚持原则，甚至不惜直接对抗皇权，不仅可以“谏”，而且可以“怨”。故而早在西汉时期，汉宣帝就已明言：“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东汉将亡之际，何太后还没忘记宦官统领禁省是“汉家故事”，并表示不愿“与士人对共事”。这些，都是统治阶层的真心话大流露。

　　所以三派之间虽然互有斗争，互有勾结，但核心理念则在于都不希望让国政大权旁落到士人手中。只是偶然有个别外戚会因为具体的政治需要而借重一下士人的力量，如王莽的篡汉和窦武的对抗宦官。但不幸的是后者对抗失败，反被宦官所杀，相应的，那些反抗宦官乱政的士人，无论是否与窦武有牵连，都遭到了惨烈无比的杀戮与株连。首都的太学生们首当其冲，遭遇到残酷迫害。面对这一冷酷的政治现实，士人集团开始逐渐淡出中央政治舞台，转而在地方上形成自己的家族式势力范围，并通过地方文教事业，逐渐又产生出新的后继力量。而荆襄地区的士族力量又尤其强大。

　　史载，襄阳至宜城几十里间，“有卿、刺史二千石数十家，朱轩华盖，甲第掩映”，时人称为“冠盖里”。当时襄阳的地方豪强有七家，分别是庞、黄、蔡、蒯、马、习、杨。如庞德公、庞统、庞林、庞山民、黄承彦、蔡瑁、蒯越、蒯良、蒯祺、马良、马谡、习祯、习珍、杨虑、杨仪、杨颙，均是各自家族中的优秀人才。这些人物，在三国中基本上都是作为个体贤才出现的，事实上则各有家族背景。而且他们相互之间也都有盘根错节的关系，并且多有联姻关系，这一点在后文中还会提到。（参阅晋习凿齿《襄阳耆旧记》）

　　这些大族固然对于荆襄地区有很大影响力，具体到董卓之乱的时代，更直接的影响荆襄地区的则是一些公然搞武装割据的地方豪强。当时“江南宗贼盛，袁术屯鲁阳，尽有南阳之众。吴人苏代领长沙太守，贝羽为华容长，各阻兵作乱”。这些军事力量不仅与中央政权和邻近的地方政权对抗，而且也逐渐触动了主张文治路线的地方士族的生存安全与家族利益。

　　就在这样一个微妙的时刻，作为皇室宗亲兼平反名士双重身份的刘表来到了荆州。

标签： 三顾茅庐的历史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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