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说几句：本人接触《易》，应是八十年代，一边忙于生活，尽一家之主之责，一边翻阅古典，充实一下知识的断层。刚接触《易》时，一下懵了，仅是好奇之。由好奇激发了研究之动力。自信，《易》是人类之典，必是人的思维。六十四卦解读后，才发现《传》的多处不足，“十翼”的狗尾续貂。在本论坛中，贴了几卦的解读，是从《解读易经》摘取的。拟把全文贴出，与大家共享。这里的“序论”，相当于前言。
《解读易经·序论》
第一篇：《易经》的由来
一，《易经》是中华民族文化之魂
文化，是民族之魂，《易经》是一部由中华民族哲学“阴阳”为基，而统领国人的精神。《易经》并由《易》派生出来的道家文化，儒家文化，及后来的佛家文化，构筑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大厦。数千年来，历代的大成学子，无不趋之若鹜地在研究、在探讨，有的甚至花费了毕生的心血。《易》之所以有如此大的神奇魄力，如此大的从上层社会到平民的感召力，其一，是因为它是一部自然哲学，它范围天地，曲成万物，阐述了日月星辰的演变，天地氤氲的万物化成；其二，它是一部社会哲学，原始反终，道济天下，阐述了国家的兴亡，社会的盛衰；其三，它是一部人生哲学，乐天知命，安土敦仁，阐述了得失成败，吉、凶、悔、吝。《易》的成书，是中华民族自我认识的开端，《易》的研究，是炎黄子孙造就自我，完善自我的延续。
《易》是以玄的面貌而展现于世人的，提起它，人们就会想到八卦图和阴阳鱼。
五千年前，伏羲氏用阴（--）阳（—）符号来分辨混 囤的世界，组合了天、地、水、火、风、雷、山、泽，八大器象。这用（--）（—）组合的八大器象，就是我们的所讲的八卦。八卦是把太极之初的混沌世界分为八大类，它涵盖了世上的万物。反过来又以此为依据，按其类属，各有所指的去剖折世上繁杂的，变易的，扑朔迷离的事物。“古者包羲氏（即伏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现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这是后者《系辞传》对八卦的诠释。
八卦为《易》的经卦，即基础之卦。其他卦为别卦，即衍生之卦。《周易折中》说：“伏羲初画八卦，万物之象，皆在其中，故《系辞》曰：‘八卦成列，象在其中也’是也。虽有万物之象，其万物变通之理，犹自未备。故因其八卦而更重之，卦有六爻，遂重为六十四卦也。”八卦为八大器象。虽然涵盖了世上的万物，但比较抽象，演绎为六十四卦，则是对八大器象的量化，对世上万物的细化。因此我们解释《易》理时，以八经卦的乾天、坤地、坎水、离火、巽风、震雷、艮山、兑泽，阴阳爻组成的图像为依据，以其象索其器，以其器索其利，以其卦爻辞辩其象，以其利索其义。
何以为《易》，自古众说纷纭。《说文解字》：“易，蜥易蝘蜓守宫也。”即把“易”解为爬行动物蜥蜴。蜥蜴有难以发现的自然界中的适应色，含有不易之义，再者蜥蜴机灵快捷，也含有变易之意，这是其一。其二，把易说为占卜方式，《周礼.春官.大卜》：“大卜常三易之法，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其经卦有八，其别卦六十有四。”郑玄说：“夏曰《连山》殷曰《归藏》，周曰《周易》。”是把连山，归藏，周易分别归为夏商周不同时期采取的占卜方式。其三，谓日月为易，出于魏伯阳的《参同契》：“日月之谓易”。《说文解字》“祕书说日月为易，象阴阳也。”是说古“易”象形字，是由日月组成，谓日月代表阴阳，代表天地。故《易》能经纶天地之间人或事，是经纶天道，人道，地道的大法则。其四，谓易为简易、变易。这是从字义上来解释的，易，本来就是简单明了，不断变化的意思，这是大多数学者，包括孔子的观点。《系释》：“《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简能，易则易知，简则易从。”“乾以易知，坤以简能，易则易知，简则易从。易知则有亲，易从则有功。”又曰，“易简，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这是诠释简易；“阖户谓之《坤》，辟户谓之《乾》，一阖一辟谓之变，往来不穷谓之通。”又曰“刚柔相推，变在其中也，系辞焉而命之，动在其中也。”又曰“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这里诠释为变易。何以为《易》？我们认为从宏观上讲，应指日月，从微观上言，应为简易与变易。
关于日月为易，日月代表阴阳，阴阳即为天地，《系辞》：“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变通莫大乎四时；悬象著明，莫大乎日月。”经，可以解释为原则、法则。易经，直译为日月法则。日月代表阴阳，代表天地。又因为天为??—阴阳体，地也为?—阴阳体。所以《易经》就是天、地、人的法则，即经纶自然法则和社会法则的书。
关于简易，远古时期，在“女娲补天之时”，在“天柱折，地维绝”之际，“太极之初，浑囤未分”，“人民无别，群物未殊，未有衣食器用之利”，（后为《系辞传》语）面对物无类，性无别，纷纷攘攘的世界，伏羲氏总结了先民的智慧，以（--）（?—）两个符号把物种分成两大成份，即阴与阳。进而归纳为八大类别，即乾天、坤地、坎水、离火、巽风、震雷、艮山与兑泽。并把其八大类分别用（--）（—）表示出来，是先哲从理论上，对事物的认定，哲理上对事物的定位。这纷纷攘攘说不明道不明的自然与社会现象，仅用“--”“—”表示出来，即简单又容易。故《易经》是一部用简单的阴阳爻表示万千社会现象的书。
关于变易，是先哲对事物的认识，即对八大器象认识的升华。伏羲仰观也罢，俯察也好，观察到“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这些事物，无不在运动，在变化。天地运行，四季分明；水火相继，寒暑交替；风行雷鸣，雨润物生；山倾泽平，沧海桑田。这些事物的变化，无不影响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天地间的万物，永无休止地变化的法则，是《易经》中的至理，是其精髓，因此，《易经》是一部阐明自然法则和人类社会演变的书。
我们所说的《易经》也谓《周易》，简称为《易》。相传由于孔子删《诗》《书》，订《礼》《乐》，撰《春秋》，在晚年读《易》，“韦编三绝”地撰写了《彖传》与《象传》，对《易经》进行了批注，后儒就把《易》与《诗》《书》《礼》《乐》《春秋》并驾为儒家六经。因而形成了数千年来，历代儒生相踵探讨的《易》文化。只可惜，由于孔子的《传》，多悖经文本义而误导，又，被传统的巫祝所利用，成为不解的“天书”。
《易》辞，也称经辞，为文王所撰，司马迁如是说。《周易折中》说：“又文王作《易》之时，正在羑里，周德未兴，犹是殷世也。故题‘周’别于‘殷’。”因题名“周易”别于殷，则说明当时的易占之书不仅仅是《周易》。还应有《连山》和《归藏》。《周易》应是文王，总结了《连山》和《归藏》，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把其大智大哲的思想输入于内，不仅保留了原占筮语辞的风格，而且哲理悠遂。
八卦如何演变为六十四卦，众口难一，王弼等人认为是伏羲排列的，司马迁等人认为文王的演绎，郑玄等人认为是神农氏排列的，孙盛等人认为是夏禹排列的。但都无据可考。我们取司马迁之说，因为史书的灵魂是有考据，真实度较大，司马迁如是说，肯定是经过一番考证的。并且《诗经》也有记述，可以佐证文生演绎：“无念尔祖，聿修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大雅·文王》），“昭事上帝，聿怀多福。厥徳不回，以受方国”（《大雅·大明》）。再者，“文王演绎”《易》，不仅仅是撰写卦爻辞，还应包含卦象的组合排列。总之，八卦演为六十四卦，是包括文王在内的先哲，对事物认识的升华。先哲在实践中认识到，世上的每一种物体，都不是独立存在的，都是相互渗透，相互交融，相互依存的。八卦所代表的八种物质，也不例外，即天外有天，地外有地，水中有火，火中有水。这是八卦演绎为六十四卦的理论基础，在科技发达的今天，对自然界更加了解，更加认识的现代人，应不难理解。这就是《易》理的永恒。
文王演易，应是文王把其他占卜之书进行排列和整合，根据自己的思想观点，而撰写卦爻辞，达到理占合一之目的。六十四卦，是由阴阳爻所表示的纷繁的事物。因为“--”“—” 爻不论如何排列，形成任何一种图像，代表何种事物，都是抽象的，都不能一目了然其卦的真谛，对这些阴阳爻组成的图形，附以文字说明，这个文字说明就是卦辞或爻辞，或称经文。阴阳爻组成的图像，及其对图像的文字说明，构成中华民族的《易》文化。我们的所说的解《易》，不仅要理解图像所表示的物种的“象义”，而且还要明了卦辞所含的理义。
从《易》的产生发展到后人诠释，历经约五千年，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被奉为六经之首，具有人统计，研究它的书籍达三千多种。除道家文化，儒家文化，后来的佛家文化，无不蕴含着《易》理、《易》道之外，现在的研究者，更是把《易》说得“头头是道”。有的说为医药专著，有的认为是预测学，有的认为是决策管理学，有的认为是控制论，系统论，有的把其结合于计算机的二进制，有的说为是化学元素的排列组合；更先进的说它是信息学，或信息工程。从最古老的原始的占筮，到现代的科学前沿，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文化的，凡是与人类活动有关的事物，无不都打上《易》的烙印。
我们说《易》富有哲理，是因为它揭示了大自然和人类社会发展之规律；我们说《易》博大精深，是因为它包罗万象地记实了过去，表达了数千年民族文化之精髓；我们说它是筮书，是因为它能剖析事物，经过剖析去认识事物，了解事物，得知事物在发展运行中，如何才“吉”，如何会“凶”的内在规律。
《易》是以“玄”而现于世人的。说它玄，是因为阴阳爻组成的图形不仅抽象，而且作为文字说明的卦爻辞，特别古奥难懂。又加之历代无数名望很高的学儒的误导性注解。禁锢了后者的思想，形成解《易》者众口难一，诸多相悖，多家并存，都很难自圆其说的现象。宋代理学家朱熹曾说：“《易》于六经，最为难读，穿冗太深，附会太巧。恐转失本指，故尝顷为之说，欲以简通之，然所未通处极多，未有可下手处。只能阙其所不知。”（《文集.答方宾王》）。
《易》堪称中华民族的“圣经”，丰富而深奥的思想内容，构筑了一部民族的哲学史、文化史，先哲老子、庄子、孔子及墨子、荀子等，无不袭其《易》理，为我发挥。作为中华民族的子孙，在探讨，研究这部奇书时，若再“已形已见者，可以言知，未形见者不可以名求”。（宋，程颐语）或“不可以言知，仅可以肚明”（现代人刘大钧语）囫囵吞枣下去，愧于先哲，愧于民族。剥去玄虚，取其真谛，审视我们的过去，规划我们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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