辨证医学
一、不得不说的余云岫（上）
余云岫（1879-1954年），字岩，号百之，谱名允绶，浙江镇海人。6岁入私塾，20岁就读南浔的浔溪公学，当时是杜亚泉任校长，蔡元培为名誉校长。1905年，时年27岁，由浙江省镇海县鲲池书院保送，赴日本公费留学，按书院要求，先入日本体育会学习，毕业后转东京物理学校就读，30岁那年才入大阪医科大学预科习医。辛亥革命爆发后，曾回国追随革命军作救护工作。1913年重返日本继续学业，1916年，38岁时从大阪医科大学毕业，当年回国，任公立上海医院医务长。翌年，余云岫书著的《灵素商兑》出版。同年冬，余云岫辞去公职，开办西医诊所，独立行医。
余云岫热爱科学，勤奋好学，且善文笔。在赴日留学之初，其汇集整理学习笔记心得，著成《普通物理学讲义》，交由上海文明书局出版。余云岫为了宣传科学革命的新医学，批判旧医的中医学，其著成《灵素商兑》出版。余云岫期望：“此书一出，世之盲从荒唐、怪诞、迷信、二千年来术士薪传之玄论者，可以唤醒其醉梦，恍然于旧说旧术之毫无根据，不可为训，而赞成医学革命之举矣。”然而，余云岫的期望随之落空破灭。《灵素商兑》一出，引发轩然大波，但却并非是医学革命的浪潮，而是引发中医西医究竟谁更济世适用且延伸至中医是否废存的激烈争议！此前的民国初年，民国政府全面效洋，在教育领域停止了中医药教学，该项“医教遗漏案”曾引发许多国人的批斥抗议，且其愤恨怨怒还并未完全消散平息。余云岫的《灵素商兑》一出，自然再次遭到反对的驳斥，但反对的声音虽然嘈杂，却似乎还缺乏科学理论的陈述证明，余云岫则因此已成为中国医学界的名人。余云岫曾就任民国政府卫生部中央委员会委员、内政部专门委员会委员、教育部医学教育委员会顾问、中国医药研究所所长、上海市医师公会第一任会长、《中华医学杂志》主编等职，且兼任商务印书馆编辑、等等诸多的社会职务。余云岫在民国时期的政医文三界均具有相当大的名气。
“灵”指《灵枢》。“素”指《素问》。“灵枢”、“素问”各九卷，合编为《皇帝内经》。《黄帝内经》的古源传承已遥不可考，但趋合且成书于春秋战国时期则是通识公论，两汉时期该书又有增补篇章，合成定编。该书系其时（春秋战国至两汉时期）古老众医者托岐伯与黄帝之名所集录汇编的医学专著。《黄帝内经》是诸子百家论道争鸣时期的文化文明产物，是华夏中国医家的理论体系形成的奠基经典著作。余云岫著《灵素商兑》试图从根基本源上彻底颠覆否定中医药理论学说，然而，中国传统的医药学源远流长，数千年以来济世拯民救死扶伤其渊源深远，绝非一人的一文一书就可以颠覆否定。况且，余云岫其狷狂不实浅薄落后之谬论还有时人及后人持续不断地批判驳斥！
最先著文明确反驳余云岫《灵素商兑》观念的是杜亚泉。1920年，余云岫在《学艺》杂志上发表《科学的国产药物研究之第一步》，该文坚持《灵素商兑》的基本观念，彻底否定传统中医学毫无科学理论性，“阴阳五行十二经脉等都是说谎，是绝对不合事实”，“要斩钉截铁把这点以伪乱真空言欺人的勾当，一起看破”，“一切打空”。不过，余云岫也明确表示，他认为中药有实效应予以保存并科学研究且发扬光大。
杜亚泉则撰文《中国医学的研究方法》对否定废弃中医理论予以驳斥。杜亚泉认为，“中医的阴阳五行六气三候之类，决不能说它全无道理，只是它们没能用科学的名词和术语来解释。若是有科学知识的人，肯把中国医学理论的细心研究，必定有许多地方与西洋医学结合，恐怕还有许多地方，比西方医学高明些呢。”杜亚泉还用西医关于循环系统神经系统的理论对中医理论的出发点“气血”二字作出当代白话语言的阐述。用中西医对照参考各种疾病不同的看法与称谓，逐一分析对比，找出内在联系。并建议：“现在学西医的，或学中医的，应该把中国的医学，可以用科学说明的，就用科学的方法来说明，归纳到科学的范围之类；不能用科学说明的，从‘君子盖阙’之义，留着将来研究。”在此文之前，杜亚泉还曾在《中西验方新编叙言》的文章中提出：“中西学说，若合符节”，“融合而贯通之，实为现今学者之责任。”
杜亚泉（1873-1933），是清末民初时期的著名文人学者，在国家民族蒙受欺凌侵害，在东西方文化文明发生全面碰撞冲突的特别时期，杜亚泉已经清醒地认识到不学习掌握来自西方的科学文化知识就不足以强国，而普及科学文化知识的根本途径在于创办新式教育，所以他于1900年在上海创立中国最早的私立科技大学“亚泉学馆”，并创办中国最早的科学期刊《亚泉杂志》，1902年又编撰成专供新式学堂的蒙学读本《文学初阶》，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其晚年还编撰完成《小学自然科词书》。杜亚泉在商务印书馆工作了28年之久，商务印书馆初期所出的理科教科书及科学书籍大多都是由杜亚泉组织编译人员编撰，如《普通数学》、《盖氏对数表》、《普通化学》、《矿物学讲义》、《普通动物学》、《普通生物学》、《普通英文典》、《普通新历史》等等中学教科书。杜亚泉还主持编撰了《植物学大辞典》、《动物学大辞典》、《辞源》以及工艺技术书籍《化学工艺宝鉴》。杜亚泉在中国介绍传播普及西方科学文化知识作出了重大贡献。
杜亚泉非常注重西方科学文化知识的编译与普及教育，但却并不盲目崇洋，更没有自卑自贱地否定抛弃中国传统的文化文明，无须搜集点评其三十多年所发表的有关社会改革的各类论评文章，仅医学应用发展的思想立场观念就足以证实他不卑不亢实事求是取长补短地主张中西医融合的首创观念！
对《灵素商兑》驳斥批判最具理性分量的是恽铁樵的《群经见智录》。恽铁樵（1878-1935年），名树珏，字铁樵，别号冷风、焦木、黄山，江苏武进县孟河人，其自幼孤苦，发奋读书，13岁入私塾习文，16岁就考中秀才！1903年又考入上海南洋公学，学习英语与文学，毕业后曾在湖南与上海执鞭任教。1911年受聘任商务印书馆翻译。次年，主编《小说月报》，以翻译西洋小说而蜚声文坛。1916年，其长子因患伤寒而殇，次年其二子、三子又因伤寒而相继夭亡。接连的丧子之痛促其锐意学医，他先后问学于沪上名中医汪莲石、丁甘仁先生，由此对中国传统医药的史籍阅读及其学识亦渐丰渐深。又年，其四子也患伤寒，延请名医用药无效，此时的恽铁樵已知其子之伤寒病症显然，经犹豫踌躇再三，决定亲自按照《伤寒论》所述其病理及药性而对症开方救治，结果一剂显效，二剂见愈。经此之后，恽铁樵更加注重《伤寒论》等等中医典籍的学习研究。此后亲友患病也多来求方。一日某同事的小孩因伤寒病症求医无效而生命垂危，恽铁樵以“四逆汤”施治，仅一剂就转危为安。病家感激万分，特地登报鸣谢。此后求治恽铁樵的患者日众，恽铁樵利用业余时间施治已是应接无暇，于是在1920年辞职，挂牌专职行医，且不久就是门庭若市，医名大振。
余云岫的《灵素商兑》出版发行，自然也是引发恽铁樵的观察思考。恽铁樵认为，“夫灵素者，为医学之祖，而藏府部位不明，体功作用不晓，安得不受攻击？纵余君不言，他日必有言之者。”因此当务之急，不是逞一时的口舌之快，既然余氏发难《内经》，那么就更需要深入详尽地研究《内经》，探求理顺中医根底之所在，如此正事不能仓促应对，必需慎重严谨论理说据，所以在《灵素商兑》出版五年之后的1922年，恽铁樵的《群经见智录》才得以亮相面世。
恽铁樵深入研究《内经》并非只是专注《灵枢》《素问》两章，也不仅只是添补《伤寒论》、《难经》及《金匮要略》等医圣名篇，因古籍年时久远，且定编成书时期还存有由佚散残缺趋于汇集校正刻本的演进变化过程，必须广博阅鉴思辨分析，所以恽铁樵首先追溯考究的只是《内经》之起始。
恽铁樵以《左传》所载秦和诊晋候之医案为例，秦和引文字为说、引“谷蜚”为说、引《易经》为说，却未引《内经》为说，但秦和却将当时还不易索解的医家语言“风、寒、湿、热、燥、火”变文为“阴、阳、风、雨、晦、明”之六气，且与四时五节联系释说，因而显得更是通俗易懂。其实，“风、寒、湿、热、燥、火”正是《素问》所说的六气！这也就是说，其实早在春秋初期，或许甚至还在更早远的时期，就有了《内经》的简策古本，只不过古本《内经》为医家所密藏！因其年代久远，按恽铁樵的个人见解揣测，医家密藏古本，或是暗藏有医者的自利私心，或许就是珍惜医艺学术而秘，况且《内经》也自言：非其人勿教，非其真勿传，其时本身就是医家独门不轻传之技艺也！华夏古书籍皆由简策发展而来，战国时百家争鸣，著书者众，但也未见《内经》流传。当然，那么，最大的可能则是医家医学在当时还不足以露头角成为人世显学！
《内经》书名始见于《汉书·艺文志》，《内经》能够在汉代公开传播传承，是华夏文化文明的巨大进步。汉兴，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孝武时，朝廷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皇族河间献王与淮南王也是竞相悬上赏以募集佚散在民间的书籍，如此情形之下，收集书篇甚多，其时，《内经》（论患病原理）、《外经》（论治病方法）并出，皆有多个版本，《内经》竟多至六种。但内容却并非就是善本全册，散乱遗漏、缺衔接、首尾不能贯通乃至错讹皆难以避免，遗存传世的《内经》虽经历次增损删润，但也有错别字，还有错解谬注，甚至一些观念或医案还须参照其他后期近时的医家书籍作出甄别判断！所以，恽铁樵在纠错指正之际，还特别强调指出：今日读《内经》，当以怀疑眼光读之，不当盲无别择，一味信仰，否则流弊无穷矣！
《内经》古籍难读，难就难在不懂阴阳五行就无法窥其奥妙！恽铁樵遍览历代名医著述，终于觉悟四象八卦之义，知晓《易经》并不神秘。《易经》、《内经》共立于四时循序变易之大道基础之上！易即变，且循四时道行而变。易曰：法象莫大乎天地，变通莫大乎四时。万事万物无不变易，所有变化皆因四时寒暑之变化，或曰皆由日月星辰的运行而动而易。故曰：易不可见则乾坤息。或曰：乾坤毁则易不可见。
《易经》为大道，其要点在于事物循道而变易变化，其根基则是乾坤阴阳在变易过程中所产生的孕育衍繁。所以，易经未言五行。《内经》认为人的生老病死皆由四时寒暑所影响支配。四时有风热湿火燥寒之变化，则立六气之说，以属于天。四时有生长收藏之功用变化，则立五行之说，以属于地。五行六气皆用以说明四时者也。例如：春风送暖为发陈，万物向荣之候，生长之意盛著，以木代春。夏日溽暑，骄阳若火，则以火代夏。秋时万木黄落，有肃杀之气，比之兵革，则以金代秋。冬令冷寒，惟水亦寒，冬为夏之对，水为火之对，故以水代冬。夏至阴始生，其时为岁之半，气候多湿。故以土代长夏。四时周圜，天地法象亦随之变易，即：“风、热、湿、火、燥、寒”六气运行；即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五行相生也。
《内经》言，在天为六气，在地为五行，在人为五脏六腑，在药为五味，见之于面称五色，证之于耳是五声。在医药之外还有：天有五星；地有五方；食有五谷、五畜、五臭；音有五声六律；……，诸如此类，凡此种种，自然首先是以天地人为主，至于其他，皆可以统称为推论衍说而已。需要特别说明：五脏六腑的气血运行也是以四时为法则。因为人是四时运行的产物，又依赖四时所生之物而生活，因此，人与四时自然是息息相通，人身的气血运行，自然也是以四时道行为法则而不能违背。
春生物授之夏，夏长物授之秋，秋成物授之冬，冬藏物以待春之再生。四时之序就是这样功成即退，也可说成母气既衰，子气代旺。《内经》以肝属之春，以心属夏，以脾属长夏，以肺属秋，以肾属冬。肝当授气于心，心当授气于脾，脾当授气于肺，肺当授气于肾，六气如此随四时而运行。故《内经》之五脏，并非解剖血肉的五脏，乃气化的五脏，乃四时的五脏。不明白这一点，根本就读不懂《内经》，更不配谬议妄评《内经》！
恽铁樵行医不足十年就受时代潮流驱使而钻研如此重大的医科本源性基础课题，他坦言“研求颇苦”，也曾因《内经》繁杂难读而畏之，但是，西医治不好的绝症，自己竟然凭籍《伤寒》书中的医方而治愈，且依方治病也屡得验证；又因仲景在《伤寒论》序中自认该书撰用于《内经》，因其自序又读仲景《金匮》，以及《千金方》，还读《难经》、《巢氏病源》、《甲乙经》诸医书，并从中再证仲景其书，且愈是有所获而愈是相信《内经·素问》，尽管《素问》满是五行甲子存疑难，但却更是敬畏。于是其更广博地阅览医学经典古籍，后来偶阅张介宾的《类经图翼》而悟《易经》所谓的四象八卦，并由此而悟《内经》所谓的气运，进而得甲子之说、得五行之说，以往多年读经的诸多神秘与疑难，若涣然冰释，于是破竹而下，动笔二个月就脱稿，实际耗时百许小时，《群经见智录》完成。
恽铁樵是一位半路出家的中医师，虽说是半路出家，但他却具有且还不断在积累着传统中医学辩证诊治理方用药的实践经验方法，并且其成功的实践经验方法成果足以惊世傲人！正因为他具有实践的成功经验，还有不断上门求治的患病民众，所以他坚信,承续实用又具实效的传统中医学一定深藏有正确的道义原理，所以他不畏繁难疑惑，既广博浏览阅读，又切实探究思考，还善于结合实例说理论证，最终成为明理勇实践且理论实践成果皆丰硕的中医学大家！而且其关于中医五行的基础理论释说一直都影响引导充实了后世的中医学说！
《群经见智录》出版之时，自然是引起广泛关注。作为争辩当事人一方的余云岫当然也是非常关注，甚至还期盼得“望之如空谷足音。”此前，《灵素商兑》出版数年，“虽有一二口头批评之传闻，然皆不能言之成理，无价值可云也。”“出书垂六七年，寂不见答。”没有学术反对辩驳的对象对手，“前年著《论国产药物之第一步》载诸《学艺》杂志，始得杜先生亚泉之批评。然杜先生非知医者，又为仆少时之师，其所言虽不敢阿附，然又不愿驳诘。”而恽铁樵是余云岫在商务印书馆的旧同事，算是有同事朋友之谊，其又是专事医务，与其辩学术真伪，可以畅所欲言，亦符合责善朋友之道。所以余云岫非常乐意与之作学术辩诘：“整旗鼓，执鞭弭，相与周旋于学问场里，不杀一人，不伤一卒，而所得之乐，或有逾于南面王者，亦当世之雅事，而无伤乎朋友之道者也。”余云岫坚持自己《灵素商兑》所述的观念正确，不甘被批驳，也就随即相继发表反驳《群经见智录》的辩论文章，最早的一篇即“与恽铁樵论《群经见智录》第一书”。
“大著以三百六十日为一气候年，此者仆之所不能同意者也。气候之变化，全由地球绕日而生，地球绕日一周，然后发敛终而成岁，四时八节，于是乎正。故敬授民时，以测定地球绕日一周之时，为最大节目，历家谓之岁周。岁周者，日行一周也。亦曰岁实，谓一岁实行之数也。《尧典》所云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也者，此也。演四分术所谓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者，此也。”余云岫很轻易就察觉到并直接指出恽铁樵文章之中一个明显的漏洞破绽：实际运行的岁周年（即科学的天文年）是唯一正确的纪年历年气候年，非此皆为谬错！
余云岫当然知道《素问》中岐伯曾曰“夫六六之节，九九制会者，所以正天之度，气之数也。天度者，所以制日月之行也；气数者，所以纪生化之用也。天为阳，地为阴，日为阳，月为阴；行有分纪，周有道理。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而有奇焉。故大小月三百六十五日而成岁，积气余而闰矣。”岐伯又曰“天以六六为节，地以九九制会，天有十日，日六竟而周甲，甲六复而终岁，三百六十日法也。”岐伯还曰“五日谓之候，三候谓之气，六气谓之时，四时谓之岁，而各从其主治焉。五运相袭，而皆治之，终期之日，周而复始，时立气布，如环无端，候亦同法。”信仰科学的余云岫还知道“夫象数之学，古疏今密”，自古以来，“改宪者屡也，一术彻更一岁实，实损实益”，盖因为古疏而久行累积差数，与天象气候不符，“四时失其序也”，是以必须更改，并非为更改而更改也。尧舜之时，已知岁周其数为三百六旬六日，而《内经》与《易·系辞》却都有三百六十天日为岁期的说辞，即使古人曾以此为年周岁周，那也是古人的推步（测算）之疏，古人舍密而从疏，并非不知有更精密准确的推算数目，只能揣测为在文字表述时以整驭繁的大略之言而已，绝不可以古疏为据。事实依据是“周秦汉魏之际，必无以三百六十天为天周岁周之数也”，这些可都是“班班可考矣”的真实史实！恽铁樵试图以三百六十日的气候年论证四时五行六气及甲子，其根基已错，其所论则皆不能圆满成立矣！恽铁樵以古疏大略之言为据，“适成为疏漏之实，而授人以指谪矣。无乃爱之而反害之乎？”不仅未能维护“内经”的“经典”正确性，反而令人更是生疑！
其实，恽铁樵在《群经见智录》文中也有“四时为一周天，得三百六十五昼夜而强”，“地球绕日一周，得三百六十五日又四分日之一”，的明确表述，但余云岫盯上的是其文中的谬错。恽铁樵将“三百六十日称之为气候年”确实是一句表意错误的言辞，所以授人把柄，被余云岫反讥指谪。但是，恽铁樵的表述错误只是个人文章之中的一项谬误，于历史事实并无丝毫影响，余云岫以恽铁樵之误进而再次全面否定五日之候三候之气六气之时四时之岁以及五行六气甲子等等诸说并延伸推至彻底否定传统中医的理论学说及实践经验，其实才真是无知不实的荒唐谬说！余云岫应该了解知道，“三百六十日法也”其实还另有释说，《易·系辞》曰“凡三百有六十，当期之日。”此三百又六十乃指占卦乾坤两策所需蓍草的总合根数，相当于一年之期。不过，正如恽铁樵所言，不可迷信古文，亦不可盲目迷信古人对古文的增损删润，古文言简而意却不简，所以才有各种译注，所以才需要比较判断各种译注的得失及正误！其实，三百六十与年岁与法，在近代真的还另有关联关系！华夏中国古代有天圆地方的古朴认知，且自古就传承专设有观天的职位职人，自古沿革且真有实存。观天象而制诸器，其器圆而刻度，天象周圜，器圆周旋（古时的圆平面器按天象星宿标识方位，即东青龙左、西白虎右、北玄武上、南朱雀下，按二十八星宿区非等比分划圆周圆平面；当然也有按日行一度划分圆周，应是三百六十六刻度；明末清初，西风东渐，华夏历来领先的观天测算领域已被西方兴起的自然科学所替代，圆周分360度，日分24小时等等西方标准计量方式已被中国官方钦天监所接受采用，故此，三百六十度，年岁周期成矣），天象器度的观察测算之方术即法也，即经验积累形成了专业的技术方法矣。
清末民初，西风劲吹，引发东西方文化文明的全面冲突，甚而波及到受中华文明所影响的国家地区，在日本就曾引发探究东西方天文史学的公开激烈争议，不论其派别及争论事项，但最终结论皆为中国的天文学起始于中国则是确定无疑。中国人的文明古史理应由中国人研评最好，也更有利于历史研究成果的拓展延续。恽铁樵为探究《内经》起源演进而广泛研读古籍医书，余云岫为强调自己钻研古籍古史的博学，更是声称自写《灵素商兑》以来，无一日不读古书，但从其文章中所论说的天文学知识来看，他在日本学医时还未曾关注过天文史学，后来的学习也是仓促浏览未尽心！华夏中国的古天文历学独此一家无须赘言！数千年来的阴阳合历至今仍是独一无二就是史证常识！在人类社会的发展史上，唯有华夏中国是自古以来从未间断对天象观测记载的文明传承国家，如此文明传承国家的天学及纪年历书自然就是一直超前领先！两千多年以前，中国的天学西传，以致古希腊学人惊赞华夏中国为天朝大国！直到近代在自然科学已经萌生之后的十七世纪末，西方纪年历学的精准度才追赶上三百多年前的中国，而且是否就是追鉴袭用也还值得考究！在纪年历学这一领域，中国从未落后过！至于近代现代天学所产生诸多细分的新兴领域，则也都是由传统天文历学的天象观测所延伸扩展而来。
当年的余云岫显然还没有如此觉悟，数典忘祖之辈也。其以为：“夫三百六十之数，今则以为周天之度，其法盖起于回回九执，惟邵子《皇极经世》亦言之，而明以前，中土无用之者，古人以日一昼夜之行为一度，故天周岁周不分。东晋虞喜始立岁差；刘焯而后，天自为天，岁自为岁，历代因之，其数皆奇零不尽。至于元而未改，虽有邵子之说，不知用也。”余云岫自以为，既然年岁其数皆奇零不尽，那么五日之候三候之气六气之时四时之岁这些以整日所计诸事项皆不科学，其实都可以全盘否定。余云岫的这段话，谬错众多，足以令人瞠目结舌！华夏先祖前辈早就将“奇零不尽”的年余已精准的积之为闰，且阳有闰日（年），阴有闰月，并不影响节气四时纪年的测定准确。余云岫只知古人有四时八节，却不知在天主诞生之前的一百多年，“五日之候三候之气”就已经演进为二十四节气进入历书传承不绝！至于周秦汉魏之际，天干地支的甲子纪年法历代因之传承有序直至今日！其“班班可考矣”的诸多史实，都被余云岫弃之若撇屣视之为虚无！
余云岫对华夏中国独特的天文纪年史学无甚了解，但却显示出对邵子的推崇。邵子，北宋人邵雍是也。邵雍著《皇极经世》而获盛名，因其书“本诸天道，质于人事”，是简记三千余年（起于帝尧，止于宋太祖建隆四年）历史大事之书，该书以河洛、象数之学而显于世，系推步之学，卦卜之书。然而，经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人本之道已经确立，又有汉时的神灭鬼无等诸论的传播传承，世事皆人为的思想观念在中国已经是根深蒂固，河洛象数之玄学再也难以惑众！况且，邵子之说只是以部分的人事史实推衍其象数的准确，也因而曾得以显，但其所论说的象数却无法映证释说现世的重大史实，因此邵子其学并无世用，事实上在当时就已被世人所遗弃。余云岫将邵子拉入天文史学，明显是无知的歪扯胡说！
余云岫认为，传统的旧医从古源起始就是巫，“古者治病，可祝由而已”、“古‘医’字从‘巫’，此皆古医出于阴阳家之佐证”、“灵素之渊源，实本巫祝”。恽铁樵则认为此谬言过于陋狭浅薄。恽铁樵指出，《内经·移精变气篇》：“黄帝问：古之治病，惟其移精变气，可祝由而已。今世治病。毒药治其内，针石治其外，或愈或不愈，何也？”显然，古往治病曾祝由而已，但黄帝时的内经并未探讨祝由的符咒，而是明确要研究当世治病的针石毒药及疗效。恽铁樵进而还指出，古之祝由，也并非便是邪，“今日学理可以比拟者，为心灵学（现今统属心理学）；梁任公《新大陆游记》中，教士治病一则，亦是此类；即现在愚夫愚妇求仙方有效者，亦是此类。”如此心理情绪致病，以及心理调适治病诸因素，岂能一笔抹煞？！
余云岫斥责恽铁樵：“大著又以《内经》所论之五脏，为四时的五脏，气化的五脏，而非血肉的五脏。此亦阁下拥护《内经》之遁辞也。”“今以《内经》之五脏与解剖之五脏相较，谬误昭然，不可为讳。不得已乃造一四时气化的五脏之说，以掩其非。”“夫医者日与血肉之人相接，其所治之病，大都皆有血肉之变化，不于血肉实在之处苦下工夫，而凭空结撰，据五行甲子之说，以虚构四时气化之五脏，更复以所假定之事项，分派配合，辗转以求血肉之病情。此其为术，与言灾异者，有以异乎？”“凭甲子五行之说，推求而生也，星命也，卜巫也，堪舆也，《内经》气运之说也。”余云岫的这些言论，并无丝毫的科学论证，只可谓是虚张声势愚顽不化的无知无耻也！因为，恽铁樵在《群经见智录》中的“《灵素商兑》之可商”的章节中，已经就血肉解剖与四时气化列举了极其通俗的事例作出了比较说明：“譬之养花种树，取花与树之果、核、根、皮、干、蒂、萼、须、瓣，逐节研究其组织，以求其生理，此解剖者所为也；辨花与树之土宜，不违天时，调其冷暖，去其害虫，时其灌溉，以遂其生长，此气化者之所为也。”“就气化而言，若何能知天时，辨土宜？则天文有学，动植有学，地文、地质、物理有学”，“若今日者，则有解剖学、生理学、病理学、组织学、胎生学、心理学”。显然，四时气化的认知，并非对立且排斥解剖之认知，而是包括且远超解剖认知方法的天地人综合性辨证认知方式。现在，仅说一病例就可让大众都清楚明白：“禽流感”疫情的防治就需知天时地理与禽鸟迁徙习性以及病毒生存传播乃至其变异感染的多途径消毒隔离预防与人身感染的医治。
虽然余云岫对《群经见智录》的反驳近乎无赖歪扯，但他却还是觉得没能尽其意，余云岫说：“《内经》言脉之误，拙著《灵素商兑》已详辩之。经脉、络脉、十二经脉等篇，实为拙著用力最勤之处，全书之中坚也。今《见智录》未尝论及，想恽君亦不能为《内经》辩护矣。”余云岫认为恽铁樵不懂经脉，故而不敢言及。余云岫的“与恽铁樵论《群经见智录》第二书”则再次超出医理医史范畴而诘辩太极卦符，甚而追究古卦符间的白点（圈点）与黑点之各自蕴意，如此刁钻辩诘，就是将非古文学者、非易经专家的广大人民群众全部都排斥在事关大众民生的医学辩论之外！
余云岫是中国近代史之中的著名文化人物确实无疑。虽然余云岫在民国时期的医政文三界均有名气，但真正致使其扬名并产生延续社会影响的则还是他的“废止旧医案”。其实，只因效仿日本就主张废除中医也并非余云岫之首倡，时任民国教育总长的汪大燮于1914年就以非正式备案的言论表明“今后废除中医，不用中药，取消草根树皮”的观念主张，但其言论立即在民间社会引发一片反对声讨谴责，民国政府的解释是，虽有个人意见，但政府机构并未商议，更未形成决定，所以只能不了了之。余云岫的“废止旧医案”则有所不同，该提案最先是由社会民间具有西方医学专业知识的文化人士所提出，在提案提交之前早就已经利用社会文化传媒的宣传力对旧医（中医）展开了公开彻底地颠覆否定批判，而且余云岫对中医所罗织的罪恶罪名已经达到了无以复加的至极程度:“灵素之杀人，四千余年于兹矣。日以汤药圭刀戕人之生，夺人之命，鰥寡人之夫妇，孤独人之父子，其惨狠阴毒有过于盗贼、虎狼、兵戎、刀锯、汤火、枪炮者矣!”若按中医所遭受污贬而背负的罪恶罪名，标榜革命的民国政府完全可以顺应接纳“民意”而予以废除。事实上也正是如此，1929年2月下旬，南京政府卫生部所召开的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十四名与会委员以“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决策方式表决通过了余云岫起草的《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障碍案》。3月2日，余云岫在自己主编的《社会医报》上出版特刊，公布“中央卫生委员会”通过的“废止旧医案”。此案一经公布，立即引发全国各地社会各界的强烈抗争及大规模民众请愿活动。武汉叶开泰药号更是安排中医师直赴南京，在行政院议事厅据理力争，面斥余云岫。时任卫生部长的薛笃弼在接待各请愿团时则不断申明：对于中西医并无任何歧视偏袒，本人当一天部长就决不容许这个提案获得实行。当时的国民政府急于重建权威声誉，“蒋 批准请愿呈文，谕令行政院分饬各部，将前所布告与法令，一律撤销，以资维护。”随即，各请愿团就收到国民政府文官处的回复批示：撤销所有禁锢中医的法令。至此，废止中医案以失败告终。为庆祝此役胜利，社会民间中医药行业的同仁们将1929年3月17日推举为“中国国医节”。
余云岫曾自得于《灵素商兑》出版后几年“寂不见答”，但是在恽铁樵的《群经见智录》出版之后，余云岫却再也难得寂寞，除了要反驳恽铁樵之外，他还筹备发起正式的“废止旧医案”，但最终结果还是失败了。因为，诋毁且扬言废除中医传统文化的谬妄医学革命不得人心！在中国，中医药传承久远，惠泽普世兆民，中医药执业者与涉及中医药的农工商各界人士以及普遍承接中医药诊治的国民众多，乃人世社会不可或缺的民生事业实事。此外，中医药文化是中华文化文明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肆意污贬否定中医药文化其实也难获社会文化人士的赞同，同时，为改变中医药被任意污贬压制的窘况而创办的新式国医馆和中医学校的社会文化活动也是风起云涌日见成果成效，自然，越来越多的论述论证传统中医药学说医理的理论性文章以及系统教科书也是层出不穷，余云岫欲坚守自己的观念则必须应对回复而且还需要更多的辩护与宣扬，所以余云岫不仅仅只是对恽铁樵的《群经见智录》进行反驳，还要对当时中医名家施今墨、俞鉴泉、郭伯良、焦易堂、陆渊雷等诸君的文章及时辩驳，所以，余云岫穷于应对而更忙。余云岫的这些文论现在可以从《余云岫中医研究与批判》（祖述宪编著，安徽大学出版社，2006年出版）的一书中查看到。该书本欲为余云岫废医言行辩白正名，其中所搜集展示的文史资料反倒让今人都可以更清楚地看到余云岫废除中医主张的偏激狭隘谬错无知荒唐！本文所引录的余云岫言论大多亦出自该书。在该书出版的当年，还特别凑巧地呼应了新世纪里又一场次的“终结中医中药”的荒唐闹剧,显然，从未曾遭受明确点名批判的余云岫在心理上还给予了当今哪些不知世事又不读书的蠢货们一点点无知无耻的依仗底气。
余云岫曾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一位文化名人，虽然他已经去世半个多世纪，但其对中国社会文化的影响仍然明显存在，并不是余云岫不遗余力地废除中医的主张论说正确，而是当年中西方文化文明冲突所引发的诸多问题都没有得到共识明确的答案结论，中西医之辨也是无定论的沦为混沌的话题之一。2005年，我在写作批判何祚庥的系列文章时，也曾想就传统中医说上几句话，因为顶戴着中国科学院院士荣耀桂冠的何祚庥居然愚蠢地蔑称中医为巫医，只是当年我的写作生涯才起步，文字表达能力尚不足，其医学知识也只是局限于科普水平，而不知则不言的基本文德自己又还知晓，所以也就不敢轻率作文论说，不甘心的我只能是自己多留心留意。十多年已经过去，我的历史研究创作活动已经取得丰硕累累的成果成就，作为历史文化研究已有大成的学者，凭籍不断发展延续进步的历史事实，现在用来驳斥余云岫的废医谬说实在是轻而易举，只需列举世人皆知或世人皆可查证的史实事况，余云岫废医的无知荒谬根本就无须冗言赘说。
余云岫的认知观念极其狭隘偏激。他说：“现在最流行的一种论调，就是骑墙式的‘不可不……，不可尽……’的一派论法。譬如说，‘古书不可不信，不可尽信’；‘脉象不可尽凭，不可谓尽无凭’‘旧医不可不废，然亦不可尽废’。诸如此类，不可尽数。仔细研究起来，发生此种论调的根本原因只是知识不充足的缘故。他们对于一种事物的美丑、是非、取舍和褒贬，不能有个正确的认识点，不能洞察它的本态。要是说它好呢，自己心里实在有些不很佩服，但是因为环境和时代的关系，不能不恭维一下；要是说它不好呢，心里实在很想回护他，但是因真理或事实的关系，不能不放松一下，弄得进退两难，所以造成这种脚踏两只船的矛盾妙论，来维持一时。”“我以为知识愈发达，科学愈进步，这种论调也愈该旺盛。因为知识是认识真理，真理这个东西，好像黑暗天中一个光明月轮，知识愈高足，科学愈进步，月的光明轮廓愈加扩大，它的圆周也就愈加延长，和黑暗接触的界线也愈加延长；不能决定的问题也愈多，应该研究的点也愈多，知识不充足的感想也愈会增加了。所以，我说知识愈发达，科学愈进步，‘不可不……，不可尽……’的不彻底论调，也应该愈加旺盛。”“但是，我要说一句，已经达到光明的地位，不可能再划入到黑暗界里去的。这是人类思想和知识进步的第一要诀。‘不可不……’是已经光明，已经发觉，已经解决，已经确认的事物真理，‘不可尽……’是尚未明了，尚未解决，尚须研究，尚不确实的事物真理。这几个条件当然是统合世界文化民族的知识，来算一笔总账，下一个总裁判。这个总裁判是支配世界人类的，不是民族的、国家的、部分的、割据的。瞎着眼珠的人，别人已经分得明明白白，他还在这里发糊涂。这班人当然没有分别光明和黑暗的可能性，也就当然够不上说‘不可不……，不可尽……’这句话的程度了。真理只有一个，正路只有一条。”因为涉及到认知的方法，所以就抄录了这么长长的一段话，但其中的谬错也非常明显，余云岫所批判的骑墙式论调，并不只是当时所最流行，而确实是中华独有的、国家民族的、流行长达数千年的认知事物知识的辩证方法。正反、两端的辩证对照对比，可以更方便清楚地认知事物的特性，而在实际运用认知时则更需要的是统蓄包容兼顾折衷燮理调和，这就是古人所常说的“中庸”之道。不论是辩证，还是中庸，不取也不行的是极端与绝对，而这正是是华夏文明亘古不变的文化特色！余云岫无知中国传统的辩证认知方式，还盲目迷信一种西方的、部分的、割裂的认知方式，这种残缺的、狭隘的、极端的、绝对的认知判断，只能被证实为荒诞愚蠢，其成名的废医论说就是明证实证。
余云岫认为：“旧医学说是一定要被淘汰的，是天演一定不可逃的劫数。”事实已经证明，天演自然的模式规律根本就不可能对中医药文化学说造成灭亡淘汰的劫数。传统中医确实遭遇过近代糊涂愚蠢的人为劫数劫难，但也根本无法遏止传统中医药的传承发展！就在国民政府宣告撤销所有禁锢中医法令的当天，余云岫在《大公报》上就废医失败发表了一篇语气激昂激愤的诞妄谬论：“反对废止中医是不许医药科学化也，是不许政府有卫生行政也，是不许中国医事卫生之国际化也，是坐视文化侵略而不一起谋所以振刷也。以若所为，以若所欲，必枯守诞妄不根之玄学时代落伍之国粹而后快。铁路可废也，不妨驽马十驾；军舰宜禁也，何如艄舮千里。长枪大戟可以敌枪炮，而兵工厂为无谓糜费之事矣；八股策论诗赋歌词可以得英才，而算术理化为奇伎淫巧之学矣。不识天文，不明地理，不知气象，略识之无，即可以高言气化，窃研造物之奥妙。而科学实验，以真本事实力量者，为画蛇添足之举矣。阴阳气血寒热补泻诸肤廓笼统之谈，足以尽病情沦药理，而解剖生理病理药物之学，可詈为骨骼堆中杀生场上学医矣。不许维新，不许改革，虽疆域日削，国权日丧，以至于国破家亡，同归于尽，亦悍然不顾。是逞一朝急气之愤，而忘邦国之大计者也。”九十多年已经过去，传统中医药学说历经了人为的劫数劫难，不仅没有被灭亡淘汰，反而是已经走向世界，造福人类。中国的历届政府从未禁废中医中药更是没有影响到国家的进步发展强大，统观今日中国的经济科技水平能力已经是“当惊世界殊”，比照当今皆知的现实事实，已经足以证明证实余云岫往昔的废医言行实在是荒唐蠢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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