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沟桥事变后的中日两国对策
那么，“七七事变”之后日方是如何反应的呢？
7月8日上午，日本陆军省和参谋本部召开紧急会议研讨事变对策。与会人员分成了以参谋本部作战部部长石原莞尔少将、战争指导课课长河边虎四郎大佐及陆军省军务课课长柴山兼四郎大佐为首的不扩大事态派和以军务局兵务课高级课员田中新一中佐和参谋本部作战课课长武藤章大佐为首的主战派。由于中国驻屯军的田代皖一郎司令官和桥本群参谋长的意见与石原等不扩大派一致，石原在会上还就主张不扩大的理由从所需兵力、物资、费用以及可能的作战时间一一做了说明。陆相杉山元本来也没什么主意，又对石原这位日本陆军大学的高材生比较赏识，所以也就倾向于石原这一派了，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亲王同样表示了支持，因此9日的日本内阁临时会议上确定了不扩大方针。不过这个决定还未等到具体执行，内阁就又变卦了。原因是日军驻外部队的官员上疏为维护皇军颜面，借此机会解决与中国的一切悬案，必须对中国予以痛击。上疏这一主张的包括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参谋长东条英机，朝鲜总督南次郎，朝鲜军司令官小矶国昭等，杉山元被这些人一鼓动，自己又转向支持扩大派了。近卫首相不得不再次召开内阁会议进行研究，会上杉山元慷慨陈词陈述“所谓不扩大，只是避免全面战争，而不是不顾皇军的威信。”并许诺战事一开，三个月内可解决中国问题。这次会议，内阁中只有海相米内光政一人坚持不扩大，最终，内阁通过决议向中国增兵。决定从关东军调2个独立混成旅团、6个航空中队、从驻朝鲜陆军调1个师团、从日本国内调3个师团增援中国驻屯军。当天下午，陆海军上奏的向华北派兵事宜得到天皇批准，同时为保证华北派兵达到预期目的，派教育总监部部长香月清司中将接替病重的田代皖一郎出任中国驻屯军司令官。11日18时24分日本政府发表《关于向华北派兵的政府声明》，18时30分，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亲王向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发出指令，命关东军第1和第11独立混成旅、航空6个中队、高射炮2个中队、铁道第3联队主力和电信、汽车等部队从吉林公主岭市和北京古北口越过长城20日前到达指定位置。 19时40分命令驻朝鲜的第20师团20日前到达天津归驻屯军司令官调遣。内阁会议之后，近卫首相召开发布会，将政府的决定向日本各界通报，得到了各界积极响应，就此，日本发动战争的“举国体制”正式形成。
香月清司到达天津之后立即召开会议，根据会议讨论结果在13日晨拟定了《中国驻屯军情况判断》呈报陆相和参谋总长。在这份报告中，驻屯军提出了对中国29军的作战部署。酒井镐次第1独立混成旅部署在现北京的怀柔县、铃木重康第11独立混成旅部署在现北京顺义县的高丽营，航空队部署在天津和北平通县。同时还罗列了7条向29军提出的包括不得在北平城内驻军等谈判条件，声称如29军不答应全部条件，即要求29军撤出冀察并解散冀察政务委员会。香月的这些做法与1935年的“何梅协定”手法几乎完全一致。但是当事双方已有两点不同，一是此时日本对中国开战的政令、军令得到了统一；二、中国政府放弃了对日妥协的策略，不惜开战保卫国土捍卫主权。
蒋介石在紧张布置和调动力量准备应对危机期间，蒋还没有忘记他邀请来庐山谈判的中共代表周恩来。13日，他亲率张冲和邵力子与周恩来、博古和林伯渠再次就上次庐山会谈没能达成协议的内容举行会谈。周一见蒋，就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呈送蒋阅示，并表示红军可十天内奉令担负平绥线国防重任。不过蒋的反应依旧冷淡，河北的战事虽然急，但蒋对与国共谈判的事仍然不改初衷，他继续坚持军事上3个师直隶行营，政治机关只负责联络，对国民党方面公开赞同《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选派国民政府方面人员担任陕甘宁政府 、边区划疆界和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等问题却不置一词。也许蒋这时的心思已不再与中国共产党在这些问题上的计较，十万火急的国防大事来得有些突然，他要准备更多的事情才可能应付日中之间不可预测的战争。蒋的漠然使谈判再次陷入僵局，周恩来等人无奈返回上海。
7月20日，蒋介石亦离开庐山返回南京准备全面抗战。当天，毛 泽 东 和张闻天致电周等表示，日军大举进攻已成定势，抗战已是必然。若蒋不让步，谈判则不宜再进行。周等赞同毛、张对形势的判断，建议红军可先按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方案自行改编。中共中央接受这个建议开始改编。27日，当周在从上海返回延安途中面晤蒋鼎文时，蒋鼎文转述了蒋委员长的口信，要求红军迅速改编后奔赴抗日前线。形势的发展果然就如毛和张前几天的判断一样，日军的进逼，逼出了国共两党捐弃前嫌的第二次合作，逼出了中国全民族统一战线的雏形。
日本军部这边，7月14日根据香月的报告确定了《处理华北事变方针》，再次重申处理方针为就地解决和局面不扩大。但是这个不扩大真正的界限是什么，有的说是把29军赶出冀察，有的说是军队不越过上海深入到华南。既然界限都没有明确，那么战事一起又如何控制好战的日本军队呢。可见，日本人嘴上说的“不扩大”实际是一种表面宣传而已，真正的目的是先占了冀察和平津看看国际社会的反应再说。15日，香月根据《处理华北事变方针》拟定了作战计划：
第一期：进攻29军，将其赶至永定河以西；
针对第一期作战还就日军各部队作战线路、作战对手、作战手段、禁止攻击区域和航空兵轰炸目标都做了详细的规定。为阻止中国军队增援，计划随时切断平汉铁路阻隔中央军北上。抽调独立混成第11旅团和第20师团各一部兵力，分别在警戒平绥线和津浦铁路，以防止中国军队从晋绥向东增援北平和29军从天津撤退。
第二期：再将29军赶至河北保定和沧州市西北的任丘县一带。待国内3个师的援兵到来之后，进兵至河北石家庄市和山东德州市一线再准备与中国中央军决战；
17日，日本军部批准了驻屯军的作战计划，并提出19日为中国方面的最后期限。协议条件除13日提出的7条外，又增加了三条，即宋哲元公开道歉；罢免37师师长；撤退八宝山附近29军部队。第二天，日军参谋本部根据前一天内阁会议精神拟定了《第二次动员的准备》以指导此次对华用兵。内容为：一、对华作战范围为华北，极力避免把战线引向华中和华南；二、国内欲增派到中国的3个师团争取在8月末集结完毕。三、集中之后执行第二期作战计划，占领河北保定市及天津市静海县独流镇以北地区。四、不对山东作战，警戒苏联动向。至此，日军对华作战的计划经过反复修改最终确定。日本军队虽然狂妄自大，但战前计划做得比较详细。对于可能引发全面战争的情况下，日本预计将在3～4个月消灭国民政府中央政权，甚至也考虑到了一年以上持久战发生时日军的应对方案。这些作战方案体现了日本人做事缜密的民族特点，日本人分析到了中国战争的本钱，包括经济实力、军事实力、基础设施和可能的国际援助等等，但唯独有重要的一点他们失算了，那就是中华民族反抗侵略、争取生存和不屈不挠的顽强意志和视死如归的勇气。
宋哲元在天津仍对与日方和谈抱有幻想。尽管在此期间何应钦不断地将日本国内增兵华北的情况向其通报，一再告诫日本的和谈只是缓兵之计而已，但宋对这些信息和劝告充耳不闻。14日夜，宋哲元在与日方代表会谈时，迫于日方压力已口头承认了《中国驻屯军情况判断》中的7条要求，并请日方准许其分步落实。
宋在天津用自己的方式为和平而努力，拒绝执行蒋对他的指示。蒋则不能坐视29军不做抗日准备。14日蒋抽调6个高射炮兵连和200万发子弹支援第29军。15日，何应钦电告宋哲元，日军正集中兵力意欲包围南苑驻军，日人以谈判为缓兵之计已十分明显，提醒宋切勿上当。然宋依旧一意孤行，16日又指派张自忠与日方进行正式谈判。16日夜蒋介石再次电示宋哲元和秦德纯，称冀察方面拟与日方签订的协议已有所知。提示宋、秦曰：若日本方面只为这几点要求，那大可不必调用大军。若此协定一签，那么后续还会有更多的政治要求，望宋、秦二人万万不可为之。17日，何应钦致电29军师以上官长电，告知关东军已通过铁路和公路将大约1个师的关东军运至天津，日本国内正在动员和拟调5个师团欲赴华北作战。何应钦提醒宋哲元，日军此情与“一·二八”战事时极为相似，希望29军一面谈判一面做好备战准备。他还建议29军在北平、宛平和南苑修筑持久抵抗工事，一旦战事发起可坚持抵御以待中央军从保定和沧州等地驰援。何的话句句中肯，但此时宋根本听不进去，他似乎在做一场赌博，赌注便是与日方签订的和平协议。
由于宋一意孤行，难以驾驭，国民政府中央多次试图与日方进行国与国之间的外交谈判，并以公函告知日方，即使与冀察当局签订任何协议，不经中央政府批准均无效，但日方拒绝与国民政府对话。16日，国民政府寄希望的《九国公约》签字国能出面调停，结果又是一场空。
国民政府面对卢沟桥事变所带来的危机，可以说做足了各种各样的努力，一方面寄希望在“不失土和不丧权”下的和平，又调兵遣将摆出保家卫国的抗战架势。其不卑不亢、有礼有节的表现与1935年时妥协的国民政府判若两人，可钦可敬。各地地方军政同样表现出空前强烈的抗战激情。16日，以刘湘为首的川军将士通电各省，声明：听命于蒋委员长，同心同德共同御敌。之后，山西阎锡山、宁夏马鸿逵、云南龙云等雄据一方的将领也先后表态，拥护蒋领导政府抗日。17日，蒋在庐山宣布准备应战并表示将抗战到底。7月19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了著名的《最后的关头》的抗战讲话。蒋在讲话中正式声明“我们还是希望和平的，希望由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卢事的解决。但是我们的立场有极明显的四点：(一)任何解决，不得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之完整；(二)冀察行政组织，不容任何不合法之改变；(三)中央政府所派地方官吏，如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等，不能任人要求撤换；(四)第29军现在所驻地区，不能受任何约束。这四点立场是弱国外交最低限度……对于我们这最低限度之立场，应该不至于漠视。”这是蒋代表中国政府在卢沟桥事变后第一次公开表明中国的观点。除和平的表示之外，蒋还坚定地表示了中国人民的抗战决心“我们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决不求战。我们知道全国应战以后之局势，就只有牺牲到底，无丝毫侥幸求免之理。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蒋的讲话掷地有声，振奋和鼓舞了全国民众的抗战激情。是的，中国从甲午战争失败以来的40多年里，受尽了日本的欺压和屈辱。今天中国人终于敢对着日本人说“不”了，就凭这一点就能令4万万同胞热血沸腾。
蒋委员长的讲话虽然受到举国上下的一致拥护，但还是没能改变宋哲元的妥协意愿。当晚张自忠代表宋哲元与驻屯军参谋长达成协议：宋公开道歉；查办肇事营长；用宋的卫队替换现有北平驻军。18日下午，宋携张自忠代表冀察政务委员会到驻屯军司令部向香月清司道歉。19日晨，宋怀着复杂的心情返回北平。因为他对这份屈辱的和平协定没有任何把握，多年与日本人打交道的经历告诉他，日本人的承诺是没有保障的。果然，日本军队在沙岗前线又向卢沟桥守军开炮了，守军不肯坐以待毙亦用迫击炮予以还击。由此看来，宋哲元再想控制住所属部队不与日本人交火已经很难了。日本驻屯军司令部立即借此发难，声称“20日午夜后，驻屯军不受条约限制，可自由行动。”日本人这么一咋呼，留在天津的张自忠马上紧张起来，他再次找到桥本群参谋长，对宋与香月敲定的条款提出补充意见，该补充完的协议内容基本符合了《中国驻屯军情况判断》中的7条要求，算是让日本人暂时心满意足了。
一回到北平，宋哲元便下令拆除北平城内各主要路口基本防御工事和路障，打开开战以来关闭的城门，并发表通电谢绝全国及海外各界赠送给29军的抗战捐款。20日开始，宋命令37师向北平西苑集结，拟由132师接替该师防务，以便37师撤往保定。132师奉命从河北沧州市河间县集结在永定河南，其27旅率先进入北平接替城防。21日下午，宋向来访的日本特务机关长松井等人保证力阻中央军于保定以南。23日晚，参谋次长熊斌（代表何应钦与日本人达成《何梅协定》的将军）从保定到达北平，向宋哲元传达国民政府的抗战策略和决心。24日，蒋介石致电熊斌，并转宋哲元，指出：日军从22日起，其机械化部队向华北输送，预料一星期内必有大规模行动，务望时刻防备。宋在这种情况下才开始考虑抗战，但深感作战准备不足，甚至都未对日军大张旗鼓调动大军的军事部署情况派人刺探和收集。在宋看来日本人只不过要一点利益，只要做些让步既能保住自己地盘又可稳定住局势。但这次他可大错了，以致他的意识还停留在你打我一下我就防一下，防不住我再退让的固有模式里。最可怕的是29军根本未准备防空武器和防空工事，也未做必要的防空训练。孙子兵法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宋对日作战的准备一塌糊涂，而日本人则对29军了如指掌。那些派到29军的日军顾问顾啥、问啥？当然是29军的作战能力、兵力部署和武器装备等等所说的军事秘密。所以这场仗的凶险和胜败答案早已经摆在那里了。但宋绝不肯就此认输，他需要搏一搏。因此他一方面令第三十七师停止撤退，令第一三二师在永定河以南集结，令该师独立第二十七旅进入北平担任城防；另一方面电请蒋介石将北上各部暂时稍微后退，以便争取时间完成战备。但为时已晚，蒋再次向宋告知国军已经做出的部署情况。听到蒋的部署后，宋第一反应还是中央军要来抢他的地盘了。于是当日，宋致信给蒋介石说“刻下拟请均座千忍万忍，暂时委曲求全，将北上各部队稍为后退，以便缓和目前，俾得完成准备。”日本人已经要杀到眼前，宋哲元还做着与日本人和解的大梦呢！愚蠢！可怜！可恨！
日本人按照计划推进的行动要比宋哲元快多了。从朝鲜调来的川岸文三郎20师团大批日军在天津塘沽港陆续登陆，其第77团开始向廊坊市方向开进。天津、山海关和承德一带机场共集结了各种飞机222架，其中侦察机72架、战斗机84架、轻轰炸机36架、重轰炸机30架，各种兵力已达6万人，每天上万吨的战备物资被从天津港运往北平丰台等地前线。按照日军第一期作战部署所需要的陆军及陆军航空兵全部到位，静候香月清司司令官一声令下便向中国守军开战。平津周围的空气中已到处弥漫着瞬间可能爆炸的易燃易爆气体，只需要等待那一点点星火。时间，和平的时间，历史性地凝固在这个日子，1937年7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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