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之耻与清史学家之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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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快到“九一八”了,先说个段子,是从另一个角度讲讲“九一八”国耻的理论舆论背景,可怕的是这种理论还在影响着我们。

  民国二十年,有日本少壮军人密图东北,众人皆忧。忽有清史学家踊跃而出,献策曰:“凯公勿忧,诸公勿虑,民国有清帝传国圣旨,料日人无奈。此时万万不可抵抗,供他人寻衅口实,不废一枪一弹方可坐收‘不抵抗主义’之妙。”凯申公大喜,急令张学良不得抵抗,火速率军撤回关内,不得折我一兵一卒,亦不可伤日人一毛一发。待“九一八”后,以大状告到国联,称:“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神圣,国际法牛瓣,中国版图已经由我大清朝奠定矣,传国诏书在此,世人尽知。自古以来奠也!定也!敢颠覆乎?”

  后人赞曰:“凯公妙计安天下,赔了东北赔华北。”

  过了再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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