肉欲书写的兴起与哲学的缺席——评电影《鹅毛笔》

肉欲书写的兴起与哲学的缺席

——电影《鹅毛笔》释义

　　导演：菲利普·考夫曼（Philip Kaufman）

　　主演：乔弗瑞·拉什（Geoffrey Rush）

　　　　　凯特·温斯莱特（Kate Winslet）

　　　　　迈克尔·凯恩（Michael Caine）

　　　　　乔奎因·菲尼克斯（Joaquin Phoenix）

　　发行：Fox Searchlight Pictures

　　通往人们自己天堂的道路，总须穿过人们自己地狱里的肉欲。

　　——尼采《快乐的科学》

　　语境：法国大革命与疯人院

　　《鹅毛笔》的开场别有意味。一个沉郁的声音导引着故事，诱惑从耳朵转移到眼睛，观赏者的视线被拉向一张惊慌失措的脸，它同时又美艳绝伦。这是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断头台。血气淋漓的空间充斥着情绪高涨的民众的急切呼喊，他们在等待一场华美的生命终结仪式的降临。刑具上躺着的是丽娜小姐，法国的贵妇人。旁白中交代了她的身世，一个玩弄男性的高手，放荡而不失高贵。只是她生不逢时，遭遇了革命的审判，卑贱的民众成为法官，民主的道德是判决的终极依据。因为往昔的生活污迹，她被判处死刑。作为一个淫荡的贵族，这在当时再也寻常不过。这个虚弱的女人被放置于断头铡的刀口，一滴鲜血——来自先她一刻而去的死者——落到她的脸上，她的惊叫划破长空，却激起围观者更浓烈的兴奋。雄壮的行刑者终于拉动套索，锐利的刀光闪过。镜头转向近处一幢高楼的窗口，隔着玻璃，我们看到一张严峻而冷漠的面孔，它的主人不动声色地观赏完这一幕血腥的行刑。这是电影的主角，马奎斯·萨德侯爵。接下来，已是若干年后，场景切换到查宁登精神病院——萨德被关押于此。

　　大革命。疯人院。从一个直接到另一个，这里潜藏的逻辑让我惊异。疯狂的法国大革命正是一个放大了的疯人院，参与者们被高尚的口号和激情蛊惑，癫狂的形状举措与疯子并无差别。更为悲哀的是，疯人院——如查宁登精神病院——里还可能有几个领导者是清醒的，他们的头脑足以维系疯人院的生活常态；而在狂热的大革命中，清醒者却多半被送上了断头台，或者落得缄默无语的命运，难以主导革命的潮流。当然，我要承认，革命的疯癫只是暂时性的。等到人们的热情隐退，历史的时钟又开始正常摆动。否则，同样因性的过度作为引发公愤的萨德侯爵就不会安静地躲在疯人院里继续写作，而是如丽娜小姐一样悲惨，被民众以革命的名义宣判死刑。大革命中的法国是欧洲的疯人院，正如查宁登精神病院是拿破仑皇帝统治下的法国的疯人院之一。这一比照构成了故事的宏大语境。

　　启蒙之后的政治

　　当然，以革命中的行刑场面为电影的开场，还有另一重用意：点明了故事的发生背景，这是现代性的开端，是启蒙之后——这个时间细节深重制约着其后的书写与政治行动。所以，当萨德的著作通过地下印刷发行的方式风传于法国土地，致使民风严重败坏，听大臣朗诵书本内容的皇帝终于怒火冲天，命令将疯子作者尽快枪决，大臣却劝说，这样独断的作为，只会使陛下背上罗伯斯庇尔式的“暴君”恶名，不如委派一个医生去探察并处理此事。这一貌似无关紧要的镜头，却再次映照出了启蒙的政治精神。如果是中世纪，皇帝要处死一个疯子，没有哪个大臣能以这样正当的理由来上书进言，更不必说能让盛怒的皇帝收回旨意。但在大革命之后，法国虽然又进入了专制的帝国时代，但人道主义和民主的原则已经深入人心，连执掌一国权柄的国王也为之头疼。此处暗示的政治性，作为一条隐形的线，始终颤动于《鹅毛笔》的内部。

　　皇帝听从了大臣的劝告，这便导致了洛高医生的登场。这位信仰科学的先生一幅冷冰冰的表情，所奉行的准则是治疗病人就如治疗畜生一样，需要粗暴和冷酷的药方。他使用的一种医治器具，类似刑罚中的桎梏，中间是可以旋转的木架，下方是装满水的水桶，将病人置于其中，上下翻滚，让病人的头颅在水中浸泡一刻，翻上来，再沉下去浸泡，再翻上来，如此往复而不止息——这总让我联想起“洗脑”这个很现代的政治说法。我能推测出医生的治理逻辑，即以这种近乎摧残的方式，将病人混乱的思维重新清洗，最后还原出一个新的头脑。到了后来，我们会发现，强硬的书写者萨德侯爵居然也承受不过这样残忍的疗法，开口求饶，但这为时已晚，医生并不接纳他的悔改——或者，医生看出了他的悔改只是一时的妥协，他的心灵并没有屈服。而最终的结局，却是医生的失败——萨德至死都没有放弃书写——当然，医生也不再坚持，他找到了对待疯子们更实用的处方。

　　受命于皇帝的医生在这里有着双重的身份，他既是政治权力的使者，又是科学精神——启蒙思想的主流——的代表。这两重身份合于一身，不应当引起我们的疑虑，因为这是启蒙政治的正常表达：政治与科学—哲学的合流。但这种政治的权威，在疯人院是否得以尊重，却是一个不得不予以注视的问题——疯人院逾越了正统的权力规制，如同疯子逾越了正常人的思维。是的，我们看到，疯人院在艾比神甫的精心治理下显得安宁和井井有条，有人作画，有人唱歌，还有人表演戏剧——出于对自我的肯定，神甫对前来视察的医生说，是的，他们是正常人——但这仅仅是外层的假象，是有限的正常，我们应当不会忽略，疯子们休息的房间，都是上了锁的囚牢。没有一个残暴的社会可以这样治理它的臣民。神甫的话或许能欺骗自己，但对医生是毫无效力的。医生不会追问疯人院的正常与否，他所关心的，是自己代表的权威在这块土地上的完好施行。

　　医生、神甫、萨德：三种权力的对抗

　　当医生的马车驶进了查宁登的疯人院，院长艾比神甫在欢迎他的时候，说了一句相当有意思的话：你是科学家，我是神甫，我们会合作得愉快。神甫是真诚的，真诚得让人发笑，又让人怜悯。科学家与神甫在什么情况下才能愉快合作，历史中罕有这样的时刻，而在相反的一面，他们激烈争斗的例子却取之不竭。对神甫的言论，老谋深算的医生只是不置可否地点了点头。他定然要比神甫明白，他们分别象征着两种权力，即使这两种权力不是势同水火，但彼此相安无事的局面，却不可能在他们身上发生。但他还是要给神甫一个面子，在向这个年轻人简要转述了皇帝的旨意之后，他便忙活自己的好事去了。

　　接着是怒气冲冲的神甫与书写者萨德的对话。神甫是上帝的孩子，他代表神权一方，这是毋庸置疑的。可萨德，我们应该如何给这个魔鬼定位？神甫在后来说，他根本算不上魔鬼，他不过只是一个受欲望支使的肮脏的书写者。这里，我要引用一段话，这段精深的文字，出自萨德的一部小说，言说的对象是罗尔医生——又是医生：

　　“我想表达一个禁忌。我想在众神面前亵渎神赐予我们的光洁的肌肤与皮毛，我要在神的面前一丝不挂，赞美伟大的交媾仪式的十八种戏拟的方式，我要赞美它们，赞美它们的姿势，以此证明人类的最大欢愉和人类区别于那些飞禽走兽匮乏的想象力。如果我想向你证明：淫秽的并非是我们的欲念，而是对欲念的抑制和性事的忌讳，我想让你看到所有被忽略的细节，我想让你看到那些嘎然而止的背后，被删节的和被阉割的人性的自然动机和遭遇。我知道你会无比仇视无比害怕，那么，你应该知道其实我早已洞穿了你们孱弱的防线，你们文明的礼仪下无比龌龊的罪恶，我知道你们害怕什么，你道貌岸然，你举止规范，你彬彬有礼蜻蜓点水一般地亲吻淑女们诱人的脸颊与手背，难道你就不会在古旧的城堡里，伸开你的力爪，旁若无人地撕破处女的屏障，而毫无体恤和对内心的谴责？我知道，你，人人敬仰的有教养的罗尔医生，在我们都将老去的另一个时代里，我将用我的文字让我们的身体得到真正的休憩与松懈，而你，你所犯下的罪行将有目共睹，我的文字不朽，而你将和你污秽的机体一样，腐烂，化为淤泥，为草木吸收，为后人给养。”

　　这段肉欲书写者的独白，完全可以视为启蒙之后西方“身体写作”的思想宣言。它是如此惊世骇俗，以致使得萨德长久背负着色情小说家和疯子的骂名，他的著作，两百年来一直被列为禁书，冷藏于历史与道德的暗角。高扬“人道”与“开明”的启蒙人士竟然容不下一个萨德。无论真实的历史，还是虚构的电影，这个人的存在，都成了启蒙的巨大耻辱。所以，如果说信仰科学主义的医生属于启蒙精神一派，那么萨德的现身便有着反启蒙的气质；但在历史的另一面，医生与萨德又有着共同的敌人，即是代表着前启蒙精神的神甫（压抑现代性萌生的神权政治）——这很可能使他们签定即时的盟约。而在电影里，神甫与医生却成了合谋者，以对付道德败坏的书写者萨德。正是这之间牵系纠葛的无尽缠绕，将《鹅毛笔》推向一个又一个高潮，同时促成萨德使用的“鹅毛笔”上升为一种深沉的隐喻，书写幻生着谜一般的意义。

　　神甫与医生

　　神甫与医生是合谋的关系，但这仅仅是神甫的一厢情愿；仅仅是神甫认同这个荒诞的逻辑：你是科学家，我是神甫，我们会有很好的合作；仅仅是——他们的合谋关系，基于有一个共同的敌人，萨德，当敌人不再成为敌人，合谋自然破裂，而我们却能发觉，神甫并没有将萨德作为敌人，这便意味着合谋联盟的松动。这两个人物形象，一个是坦然俊朗的青年，一个是阴郁刻薄的老人，他们又怎么可能合作得愉悦？在更深的层次上，神甫的存在，就是对医生权威的侵犯——疯子们的出现和无可治愈，宣告着科学的失败；用疯人院将疯子们囚禁起来，貌似政治权力的生效，本质上却是权力的异化；而让一个信仰上帝的神甫担任院长，这正是对启蒙政治最巧妙的嘲弄。我隐约听见这样的声音，在影片里回荡：“先生们，你们让人类从神灵的庇护下走出，‘运用自己的理智’，他们被怂恿出了勇气，可最终，他们又难以承当自个体理性的重负，他们发了疯，他们又必须回归神灵的温暖庇护之下，只有上帝才能拯救落难的人们。”

　　当然，作为领导者的神甫并没有说出这一事实。甚至我开始怀疑，他是否洞见事实的存在？或者，他洞见，但却不愿意相信，他宁可沉浸于自我营造的迷梦？奉着皇帝的指令，医生来到疯人院，这样的政治危机，神甫难道没有分毫察觉——连他的亲信都有所警醒，只是他仍然倾向于认可好的一面？如果是这样，那我不得不承认，他的精神是极度虚弱的。他把疯人院想象为世间的天堂，他可以用耶稣式的悲悯目光看着唱歌的疯子们，他可以相信让萨德通过书写，就能将他脑子里的恶念倾泄一空，他可以相信这个恶棍的改悔，他可以故意混淆公共性的与私人性的爱，这些因素暂时缓解了他与医生的冲突。但是到了后来，当医生命人鞭打他心爱的女人，他冲了上去，要代受惩罚，医生的一句话击溃了他所有的梦想：年轻人，你的血，应该为你的神灵赎罪而流淌，而不是为一个世俗的女人。神甫分不清天堂与俗世，分不清彼岸与此岸，也许，他根本不愿意分清，这构成了他的伤口，他的罪孽。老辣的医生并没有命令执行者继续鞭打神甫，他简单的一句说辞就已经冲垮神甫的信念堤防。自此之后，神甫对萨德的系列作为，都暗示着向医生的妥协。合谋成为真实。西方历史中的启蒙政治对神权政治的胜利，在电影里又得以完好展现。而我最后想起的是，让神甫充当一个疯人院的领袖，让虚构的天国里行走的全是疯子，是否正是一种善意的反讽？没有人知道。

　　医生与书写者

　　电影《鹅毛笔》中，洛高医生与书写者萨德纯粹是一种敌对关系，而且是恶性的——只是接近结尾，才陡然出现转机。他们成为敌人的原由很是简单，萨德的作品所宣讲的道德，伤害了统治者们良苦经营的社会风气，进而扰乱了生活的秩序，威胁着政治的权威性——医生无疑伫立于统治者一方——尽管他们可以暗地里运行着放纵糜烂的勾当，譬如医生与那个幼小得可以做他的孙女的妻子，这样的丑闻如果传扬出去，带给民众的危害性估计不会弱于萨德的色情小说；但在政治表面上，他们必须维持一种严肃而崇高的道德形象，即便不甘心作禁欲主义者，而要公然纵欲，那也必须找寻一个堂正而合法的理由——一百多年后在中国大地上经常发生的所谓“以革命的名义行淫”，在当日的法国应该能找到贴切的原型。

　　医生（统治者）们是矛盾的，也正是这种矛盾让他们轻易地恼羞成怒。我要在这里讲述一个《鹅毛笔》里的镜头。医生的小妻子茜敏，原来是一个修女，在出嫁之前，一直生活在沉寂的修道院里，未曾经受过世俗的浸染。道貌岸然的医生在给他的新娘建造房间时，特意叮嘱年轻英俊的建筑师，要在茜敏的卧室窗户上安装铁制的栅栏。他的理由更是冠冕堂皇：不能让这个稀世珍物被外面罪恶的红尘世界诱惑和吞噬。但这粗重的栅栏只能囚禁少女的身体，她心灵的力量却会冲破一切严密的罗网。一个偶然的机会，她读到时下流行的色情小说《贞德蒙尘》，晓得了“女人的魅力来自两腿之间”这个道理。随后她便引诱了身边的建筑师，并在房屋建造完工的那天，两人私奔而去。留给医生的信里，茜敏写道，如果不幸被医生寻到他们，那么两人都会选择自杀，以表示爱情的坚贞（还有一个意图，就是要损坏医生的颜面，这是胁迫）。洞悉真相的那一刻，医生气急败坏地狂喊着妻子的名字（也许，他是真的爱她），在她的床上发现她日夜阅读的《淑女诗集》，居然是被掏空的，内瓤便是《贞德蒙尘》。而这部小说的作者，就是疯人院里的萨德。

　　医生的一腔怒火自然要发泄到他认定的罪魁祸首头上，萨德又遭受了一场苦痛的严刑。但这又能说明什么？对小说家的处罚是否有些冤枉？两人之间的仇恨因此加剧了吗？我更愿意这样理解医生婚变事件的安排：茜敏作为现世生活的注脚，证实了萨德宣扬的观念的正确；而于另一面，这也正说明了医生与萨德的仇怨被激化到如此高度，更多的是因为私人性的误会，而非应然的发展。命运在这里出现了错位。对茜敏这一角色的故意设置，貌似加剧，实则淡化了医生与萨德的敌对立场。这便为电影的结幕提供了顺畅的出路。《鹅毛笔》的收尾，是高明的洛高医生，将疯人院改造成印刷厂，让疯子们充当印刷工人，他们印制的，正是医生曾经的敌人，萨德侯爵的作品。正是依靠这笔不菲的收入，医生和疯人院才得以兴旺发达。印刷工厂的有条不紊的生产，以前只会胡闹的疯子们被教化得异常老实，并各尽其用，产品畅销国内海外，这些场景标志着资本主义社会高级阶段的来临。而在这一阶段，医生与萨德的关系转变为互惠的共谋者，前者充当了后者思想的传播大使，后者则沦为前者的赚钱工具。说到底，正是这二者在精神深处的亲缘，导致他们的相逢一笑，恩仇泯灭——当然，这样喜剧的情境，惟有到了现代性的后期才会实现。萨德们接过医生的接力棒，推动现代性走向纵深。萨德的子孙们在20世纪又博得另外一个先锋的称呼：后现代主义者。

　　神甫与书写者

　　比起医生和萨德的权力关系，我必须承认，艾比神甫与萨德之间的叙事，却被打上极端悲剧性的色调。尽管在神甫与医生初次会面时，他就解释说，疯子萨德不但是我的病人，也是我的朋友，可后续的诸多场景都在展现，萨德从来就没有把真诚的神甫当作朋友，甚至，他从来就没有朋友，在他的观念体系里，友情——甚或还有爱情，这在他对探监的妻子粗鲁而无情的举动上可见一斑——的位置早被欲望遮蔽。此外，萨德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疯子，只是他的行止与思想悖逆了世俗的潮流，迫不得已而居住于疯人院，疯人院成了这个精神局外人的避难所。而如此说来，他并不像其他的疯子那样，与神甫构成一种精神依托的权力结构。他在精神上已超脱了世间的一切，是完全的自由者，也是虚无者。因此，神甫与萨德的关系本质上是单向性的，这对萨德而言，近乎无谓；而对神甫而言，无论如何也是一场盛大的悲剧。

　　或许还应加上神甫温和而谦卑的天性，当他对萨德谈话时，他总接近于一个乞求者的角色，小心翼翼，温顺节制，除了在信仰上寸步不让之外，别的方面，站在他面前的萨德威风得俨然如同帝王。尽管身在囚牢，这个色情小说家却可以拥有上等的笔墨，豪华的卧床、地毯和饰物；他还可以导演戏剧；他与神甫说话时可以左右刁难，甚至辱骂神子耶稣。他受到外界的攻击与威胁之时，神甫千方百计地维护他的周全。应该说，神甫的朋友义务已经尽到极处。他爱萨德，无论后者犯下多么严酷的错误，甚至无法弥补，譬如医生所言，萨德是杀死疯人院的女仆——也是神甫的爱人——美黛莲的最重要的凶手，必须给予他相应的惩罚，医生主张割去萨德的舌头，听着房间里那一声声撕心裂肺的喊叫，靠在门上的神甫也同节奏地以头撞墙，他内心的悲痛并不比受处罚者有所贫弱；在萨德临终前的瞬间，俯视着这个不知悔改的灵魂，神甫依然真挚地为他祈祷忏悔。是的，他与萨德之间没有丝毫仇恨，他爱萨德，他爱所有的人，因为他们都是天主的孩子。

　　但他象征的权力——神学，却与萨德象征的权力——肉欲，有着无法消弭的矛盾。一个是性灵之上，一个则认同“肉身的欲望就是一切”；一个是禁欲主义者，一个是纵欲主义者——他们都将“灵”与“肉”对立起来，并分别据守其中的一端，坚定犹如磐石。这便注定了他们永无牵手的可能，而只是徒劳的感化，还有激烈的战争。但我们又能在《鹅毛笔》中看到，神甫与萨德都无法摆脱对方所代表的权力的纠缠。神甫的爱欲使他在电影的后半段举步维艰，他爱着漂亮活泼的美黛莲，却又不敢承认对她的爱，这是对天主的犯罪。在一番激情狂吻之后，他对心爱的女子说，我爱你，可随即又补充，因为你是天主的女儿。这是他的两难。最终，他爱的人死了，他与冰冷的尸体完成了性爱，高潮的那一刻，耶稣塑像的眼睛开始流血。这是何等悲切的隐喻。

　　萨德的日子也不好过。尽管他是个信仰上的虚无主义者，他只信仰肉欲，在信徒看来，这根本算不上信仰。他整天写那些宣讲性变态与性虐待的色情小说，鼓动潜伏在人们心灵幽暗处的撒旦。事实上，这个人比《卡拉玛佐夫兄弟》里的兄长伊凡还要绝望。可当他得知，死去的美黛莲居然是个处女，他彻底垮掉了，身体顺着墙壁瘫软到地上。一种美好的念头战胜了他精神天地里所有的污浊，神甫说，毕竟，因为你的心中还有爱。这是灵，行走在光洁的水面。魔鬼是没有灵的，而萨德不是魔鬼，神甫早就说过，他仅仅是一个被魔鬼迷惑住心窍的邪恶的书写者。他是有灵的，所以神甫从未放弃对他的拯救。

　　好了，我终于要直面那个意味深长的镜头，那是神甫与萨德最后的交锋。在漆黑的地牢里，被割掉舌头的萨德用自己的粪便在墙壁上写满文字：淫秽、色情、决绝的墙上书写（尼采）。神甫举着火把来了，望着昏迷不醒的萨德，祈望做临终前的拯救。他割开萨德口边的套索，将他唤醒，然后将十字架放到他的嘴角，让他去亲吻耶稣的尘世信物。——让人惊悚的事情发生了，萨德猛然咬住十字架，用力地吞了下去，死了。十字架成了杀人的凶器。到底是耶稣拯救了萨德，还是谋杀了他？神甫已经丧失了回答这些问题的信心，最终精神崩溃。电影的两大主角都落得同样凄惨的结局。这场战役没有胜利者可言。——也许有的。我听到这样隐秘的声音，萨德死于十字架，他成了教谕肉欲书写的耶稣；而发疯的神甫，却开始了萨德式的书写。萨德是胜利者。

　　书写的暴力

　　《鹅毛笔》的终结一幕，是崩溃了的艾比神甫被当成疯子关进了囚牢，新任的院长——同样是一个年轻英俊而略显忧郁的青年神甫——在医生的陪同下前来探望，艾比对这个似曾相识的影子说，你若有善心，请给我羊皮纸和笔墨，我看见过魔鬼的脸面，我要继续书写那尚未写完的故事。听到这话的新神甫开始惊惶失措，最后在艾比绝望的狂喊中仓皇逃离。而接下来的镜头更富戏剧性，美黛莲的盲母亲，给艾比送来清洗干净的床单，里面藏着纸笔和墨水——这无疑是当年的美黛莲与萨德的一重化身。电影的最终一组画面，是疯子艾比手执鹅毛笔，虔诚地伏案而奋笔疾书，潮湿的情境里同时回响着他的告白：亲爱的读者，下面这个故事是由艾比神甫写的，故事很血腥，人物堕落，主题也不健康。但要寻真理，就要认识罪恶，这样才能全面洞察人性。

　　艾比步上萨德的灰暗后尘，成了又一个肉欲的书写者。然而，为什么要书写？为什么要执迷不悔，乃至置生命于不顾地书写？萨德因为肉欲书写（还有变形的性作为）而进了监狱，后来被转托到疯人院，但他依然没有放弃对书写的嗜好，书写已经沉积为一种无可治愈的疾病，让他真正地发疯（同时，书写也证成着存在的勇气，没有书写，活着就丧失了意义）。最初他是将故事写在纸上，由美黛莲偷偷传出印刷；在被没收了所有的纸张笔墨之后，他用烧鹅的骨头，蘸着红酒，将故事写在床单上；为了阻止他的书写，艾比搬走了他的家具、床单及一切饰物，但萨德又将故事写在穿着的衣服上，用自己的鲜血作为墨水；终于，他被剥离得一丝不挂，连假发也被除去，但他又通过囚牢墙壁的缝隙，由疯子们转述，将故事宣讲出去；这导致了美黛莲的死，因此，他被割去了舌头，言说的权利遭致沦丧，可这个疯子，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以粪便作颜料，将故事涂在墙上。这听来让人感觉恐怖，可它却实在地发生。没有了舌头的萨德，本身已化为一条颤栗的舌头，宣告着肉欲书写的时代的赫然降临。

　　为什么要书写？为什么要书写性虐待，而不是欢快的颂歌和赞美诗？为什么要书写这些可能促使人们犯罪的肉欲，而不是光明和美好的一面？面对神甫的质问，萨德的回答是，世界又不是我创造的，那些邪恶已然存在，我只负责记录下来；他以一幅傲慢的口气说，年轻人，我见过地狱，而你仅在书上读过。依照这些显明的言论，我们似乎可以作出这样的判断，萨德是作为见证者而书写的，他只是为了告知人类这个世界的真相；至于说为什么要写尽恶的一面，道理也很简单，因为这一面已为善的阴影浓重掩蔽住了，必须将它清晰而完整地呈现出来——如同影片结束时艾比神甫的独白：“但要寻真理，就要认识罪恶，这样才能全面洞察人性。”在作为历史与生活的见证者的意义上，艾比跟随着萨德的脚步。

　　但艾比真的在追随萨德吗？他追随的是真正的萨德吗？除了发疯，除了对书写的病态迷恋，除了以“洞悉全面的人性”这一目的而进行肉欲书写，他们的命运又将在哪些方面出现重合？之于萨德，刺激他书写的原由，并非仅仅是记录和见证世界——如果是，那他就难以作为一个忠实的记录者而名动后世；他在记录的同时，已经暗藏着一种强烈的价值取向，价值的刀锋直指判决他是疯子的世俗社会的道德。理性的启蒙精神，还有更早的神权思想，都是肉欲书写的天敌。在敌方的沉重压制与逼视下，书写构成了一种暴力行为：不仅是“写”，而且是“做”——于疯子萨德，没有其它的抗击方式可言——它的毁灭性力量既施予对手，也会祸及自身。这正是暴力书写的难处。甚至说，这是一种天然的疾病，书写者内心的欲念被书写的暴力点燃，令他无法自控，身不由己。肉欲书写使书写衍变成了足以与肉欲相抗衡的欲望，它主宰着萨德后期的生命。萨德不停息地写，写在被单上，写在衣服上，写在舌头上，最终写在墙上。书写是魔鬼对萨德的诅咒，让他饱尝欲罢不能的痛楚。轻盈的鹅毛笔是一个绝妙的反讽，因为它必须承担与本身并不相符的书写的重量，承担疯子们对书写无与伦比的狂热的爱欲。当然，我还要指出，艾比神甫的书写并不能与萨德同日而语，书写之于曾经笃信上帝的神甫，至多是一种悔改，一种信仰的转向；而之于坚信肉欲才是生命本质的萨德，书写的双重暴力性充溢着末世狂欢的气息，它在召唤新世界的同时，也是对自我生命的哀悼（也可以说，那一场灾难过后，美黛莲死了，萨德死了，神甫是唯一的幸存者，所以他的书写才是一种哀悼，对两位亡灵，也是对逝去的基督教精神；而萨德的书写，因为注定不为他生活的时代所容，所以只得决然指向着未来，“我的文字不朽”——这个让人恐惧的先知）。

　　哲学的缺席

　　如我所言，坚持肉欲书写的萨德是个不折不扣的诗人，我愿意将他与伊凡并提，尽管他并没有写出伊凡式的长诗，但对于禁欲主义的启蒙世界，每一部宣扬肉欲叙事的小说都是一首激扬的诗歌。如果能肯定萨德的诗人身份——医生代表政治，神甫代表神学，这些是无须存疑的——那么我便可以说，《鹅毛笔》所展示的，是诗歌、政治与神学三者之间的尖锐冲突。它们相互对抗，又寻求衡平与苟合的契机。最后，神学权力黯然退场；艾比神甫向萨德的转化，暗示着神学对诗歌的妥协；变脸后的洛高医生开始印行萨德的小说，可以说是政治权力与诗歌的合作，即使前者的颜面有所损伤，但将疯子们成功改造，也是无上荣耀的功德。《鹅毛笔》的收尾是近乎完美的，因为没有哪个场景能如此映照出启蒙之后现代世界运转的和谐常态。

　　但我却悲伤地发现，在这场纷乱的争斗中，有一种事物无奈地缺席：哲学（当然，这是古典意义上的，现代哲学已向政治投诚，换上了科学的脸谱，它在影片中一直闪现）。我希望这是导演的有意为之，正如我有意让美黛莲在我的书写里缺席一样。这个在熊熊火光里悲壮惨死的女子，周旋于三种权力之间而无法自拔，无法投入那个疯人院外的黑衣骑士的怀抱，那才是她的家园，她的乌托邦。她知道与艾比的爱是不可能的，对于神甫，她不是圣洁的天使，而是黑色的撒旦，正是她的死，导致着神甫转向为一个恶的书写者。对于萨德，她只是一个传送作品和泄欲的工具，萨德如尼采一样鄙弃女人，尽管到了后来，她化为一种美好的象征，击碎了萨德的恶念，但这仅是瞬间的转机，她的献身，并没有将萨德教化为一个良人——这个恶棍至死还在书写淫秽的故事。而对于医生，美黛莲却是无足轻重的，医生把她当成与神甫、与萨德斗争的道具，同样也可以说，她成了这场政治纷争最无辜的牺牲品——美黛莲遭杀害之际，医生本来有解救的可能，但他冷漠地皱了下眉头，转过身去，顺带还拉紧了门，以防止美黛莲呼救的声音传了出来。一个青春的生命，就这样陨落于三方的角力。政治、神学与诗歌之间的争斗委实太过惨烈。

　　但也正是美黛莲，让我发觉到哲学在启蒙之后显现的可能。《鹅毛笔》中最具哲学精神的一句话，就是出自这位妙龄少女之口。当情欲冲发的萨德要和她做爱，她狠狠地打了他一个耳光，气愤地说：“有些事情是只能写，而不能做的。”——为什么只能写而不能做？哪些事情“非如此不可”？这不正对应着柏拉图关于哲人的教诲？不正对应着哲学与“言辞的城邦”的关系？疯子萨德不但写了，而且做了（书写与暴力的合流），这不仅颠覆了古代性，更将启蒙精神与现代性推向了极端。作为政治人的医生正是看中了萨德“做”的一面，才甘愿印刷发行他的作品。既写又做的萨德“成了现代社会的英雄和圣徒，后现代社会的先知”（友人王恒语），他的确是不朽了，只是他没有看到，这两种社会都已沦陷于虚无主义的深渊。不能辨别“写”与“做”的边界，就难以懂得温顺与节制的美德，也就模糊了“可能”与“不可能”的界限，最终，“一切都是可能的”，“一切都是允许的”。

　　但我们并没有理由给予萨德过多的指责，我们不能漠视他所置身的语境：疯人院、启蒙之后。他死后的一百年，德国人尼采才开始发疯，才开始痛切地攻击基督教和启蒙人士。如果说尼采是萨德的精神后裔，那么我们可能更容易理解，为什么在《鹅毛笔》里，哲学是处于缺席状态的——整个启蒙以来，晓得“写”与“做”之区分的哲学就一直枯竭着，挂着青黄不接的病容。如果能承认尼采的话：“如今，哲学应是文化的毒药”，那么我们也可以领会美黛莲现身的意义：一个暧昧的药引子。而她的死，似乎正昭示着现代人对这种药方的质疑。他们更折服于萨德的魅力，情愿在肉欲书写的虚无主义大道上永久狂奔下去。

　　出于对过去的哀悼，还有对未来的期望，我愿意在萨德的墓碑上刻下这样的铭文：

　　我死了，你们还活着。

　　你们不认识我如同你们不认识世界。

　　我的遗容化作不朽的面具，

　　迫使你们彼此相似：

　　没有自己，也没有他人。

　　所有的眼睛只为一瞥而睁开，

　　没有我的歌，你们不会有嘴唇。

　　而你们传唱并将继续传唱的

　　只是无边的寂静，不是歌。

　　——欧阳江河《公开的独白》

　　后记：写下这些沉重的文字，一种久违的虚脱感扑面而来。这是一部折磨我已有半年之久的电影。我不否认它的缺憾，但我更愿意认可它的伟大与深刻。本文的写作得益于张志扬先生的评论《死去的是美黛莲》和我的学长王恒博士的回应文章《死去的是美黛莲？》，在此表示谢意。可惜没有听过刘小枫先生关于《鹅毛笔》的讲座，不然会有更完好的论述。

　　仅以此文献给我尊敬的王恒学长，和亲爱的杨慧磊师弟，没有与前者的几次交谈，我无法理清一条明晰的思路；没有后者寄来的复印件，我不会如此快速地将文章写出。也感激我们的“野兽的城邦”，没有这个友爱的共同体，就没有我今日的欣慰。

　　2005年4月10日改定于宁波

　　见《二十一世纪》2005年7月号网络版

标签： 片中展现的革命历史人物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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