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东进浙江的战略
1858年4月15日，石达开率领的太平军攻克浙江江山县，开始了在浙江长达四个月的活动，其间，围困衢州三月，一度攻占了浙西南的广大地区；同一时期，跟随石达开作战的杨辅清率部挥师福建；两地太平军声气相通互为应援。
有关石达开的这次入浙，向来史家多以为是无目的的流窜，是坚持分裂的表现。有的论者虽然承认这次军事行动减轻了天京方面的压力，却认定这仅仅是“客观效果”，而不承认是有计划的主观努力。如苏双碧在《石达开评传》中便说：“这是一条最不可取的路线，进入浙江、福建都没有明确的战略目的……是石达开消极行动，缺乏信心的表现……石达开进军浙、闽，客观上确实减轻了清军对天京的压力，但这并不是石达开有意这样做的，只是由于石达开入浙，清军大动了干戈，才在客观上减轻了天京的压力。”
前章曾提到的咸丰七年九月德兴阿奏附片可以证明，一直以来人们对石达开入浙行动的两种指责都是不合事实的。奏片中说：
“又抄得石逆由安庆寄与洪逆伪章一纸，内有令贼党李寿成(即李秀成)会合张洛行领数十万贼分扰下游，又调贼党陈玉成、洪仁常、洪春元、韦志俊、杨来清等各率贼数万及五六千不等概回金陵，并欲赴援江西，窜扰浙江等语……洪逆伪批，亦似外示羁縻内怀猜忌。”
这一奏片系来自清廷档案，不可能是伪造。奏片在咸丰七年九月就已送到北京，石达开却在半年之后才向浙江进军，而当时清廷上下猜测石达开的进军方向有皖，鄂，赣，闽，粤五种，浙江却在意料之外，德兴阿若非真正见到石达开的本章，他不会、没有必要、也不敢信口开河地在六百里加急中捏造石达开欲“窜扰浙江”的“伪章”和“洪逆伪批”，且奏片中提到的李秀成会合张洛行开赴长江下游后来也成为事实。这一奏片说明，石达开在离京数月之后对自己的行动仍向天京报告，洪秀全也仍有批复；石达开仍能以“通军主将”名义指挥各地将领，包括未随他远征的部份将领，他的东进浙江并非临时起义的“盲目流窜”，或者不顾大局的“分裂主义”，而是一个早有预谋，曾经报经洪秀全本人批准的内外线协同共解天京之围的方案：在内线，由西线太平军主要将领直接应援天京；在外线，由石达开和杨辅清相互呼应，进军浙闽，减轻天京压力，打乱清廷部署，为天京城下的解围战创造战机。
针对这一奏片，近来有学者扬言，片中所提援应天京的将领都未随石达开远征，因此只是石达开明知这些将领拒绝“分裂”而故作姿态，故意把他们的行动说成是出于自己的命令，送一个“顺水人情”而已。
窃以为这种推断完全不合情理----须知，德兴阿截获的不是布告，日记，也不是信函，而是石达开上给洪秀全的奏章。石达开上这份奏章的时间正在洪秀全赠其“义王”金牌前后，作为当时太平天国毫无疑问的第二号人物上给第一号人物的直奏，旁人是无权也没有机会看到的。如果石达开是故作姿态，也只能是作给洪秀全一人看的。以洪秀全的心机之深和对石达开的疑忌之甚，难道会被这种伎俩蒙骗？以石达开对洪秀全的了解，难道会对其有如此低估？这种“故作姿态”除了凭添洪秀全的反感，进一步恶化君臣关系之外，对石达开还有任何益处可言吗？难道石达开能预料到这份奏章将被清军截获，保存于故宫档案，流传到后世而成为给他“定案”的旁证材料？或者他仅仅为了这种“可能性”而故意把自己的军事计划泄露给敌人？---- 何况德兴阿的奏片并非截获于送往天京的途中，而是洪秀全作出批复后送往石达开军中的路上！更何况，洪秀全正愁捉不到把柄打击石达开在军民中的崇高声望，如果石达开竟敢公然欺君，把各位将领们的自觉行动说成出于自己的命令，只要洪秀全将此奏传示各将，石达开岂非弄巧成拙，自绝于诸将，把自己弄得灰头土脸，声名狼藉？石达开会愚蠢到去编造一个如此容易被戳穿的授人以柄的谎言吗？这种诠释史料的手法给人以“欲加之罪，何患无词”之感，实在令人遗憾。
石达开与天京方面及没有随他远征的将领间所保持的合作关系后文另有说明，在此谨提供另外一条与德兴阿奏出处不同史料：《东华录》咸丰卷载福兴奏片奏称，据俘获之太平军人所供，天王以天京被围，数次派员赴抚州求援于石达开，“达开乃统全军分为六起，号称十余万，拟直攻苏杭，以分金陵之势”。这再次印证了德兴阿奏片所说的石达开为回应天京的“求援”而作出进兵浙江决策的说法。(此处提到进军浙江的太平军“号称十万”，按当时太平军各部常常有意夸大自己的兵力，如北伐军有“以一为四”的习惯，即对外宣传时将实际兵力夸大4倍，因此石达开部入浙兵力“号称十万”，实际兵力在3-5万当是合理估计。)
1853年至1856年，天京城下连续进行多次会战，从未用过进攻浙江作为配合，为什么到了1858年时石达开会想到利用攻浙减轻天京压力呢？
这恐怕要追溯到1856年的一破江南大营之战。对于该次战役，人们往往只注意到石达开在决战开始前分兵攻打溧水，将张国梁部调开的“声东击西”战术，而忽略了石达开的另一重要部署：1856年4月，石达开奉东王令自江西回师天京参加解围战，途中取道皖南，攻克重镇宁国、芜湖等处，并命部将张遂谋留守宁国，经略皖南基地。这样，太平军实际已经取得东进苏南和浙江的前进基地，令清军头目们陷入极大恐慌。如向荣认为，“现在上游贼焰肆炽，广建一带处处可通苏浙，我军惟集高淳，仅能截贼入苏之路，相机进剿，而入浙各路仅有秦如虎一军扼剿，力难周密”。由于苏浙是清政府在江南的财赋基地，是赖以补给江南军用的主要筹饷地之一，更是天京战场上清军的主要饷源和后路所在，向荣除急忙从大营调兵开赴皖南外，又请旨调悍将邓绍良暂回浙江“调度防剿，以顾大局”。按照石达开和张遂谋的部署，皖南太平军在对江南大营的总攻打响之前曾多次向东发起牵制性攻势，吸引了邓绍良等部上万清军，使其无法增援向荣，从而确保了天京战场的太平军居有绝对优势兵力，对顺利攻破江南大营起到了重要作用。
虽然石达开张遂谋当时的战略使命是攻破江南大营，无力重兵东指，但皖南的军事部署表明他们已经认识到浙江对于清廷和江南大营的重大意义，而清军在太平军做出东进姿态后所表现的慌乱，更使他们确信攻浙江为清廷之所必救。因此，在石达开受到洪秀全排挤的情况下，以“攻浙”吸引清军，减轻天京的压力，就是水到渠成的战略选择了。后来脱离石达开的“六十七将领”在给洪秀全的奏本中曾提到“翼王专听元宰张遂谋筹画……进攻浙右衢州”，这一奏本为了推卸远征责任，对石达开有很多捕风捉影甚至捏遭颠倒事实的指责，又因这些将领毕竟深受石达开之恩，不忍过份贬抑，往往将焦点转移到张遂谋身上，因此这一记载未必完全可信。不过从以上考证看来，张遂谋曾是“皖南牵制战略”的直接执行人，对清廷的弱点体会最深，因此攻浙战略由他力主而得到石达开的支持也在情理之中。果真如此，则更证明了石达开东进浙闽计划的拟定是“蓄谋已久”的。
另一个问题是，“分金陵之势”是石达开攻浙战略的唯一目标吗？窃以为，石达开在衢州城下持续攻坚这一事实本身就说明了石达开有在浙江建立长期根据地的打算。
有论者认为，石达开在衢州不能速克的情况下，没有抢在大批援军到来之前放弃衢州，集中全部主力直下杭州是种失策，笔者对此不敢苟同。原因之一是由石镇吉率领的部队当时已经深入浙江腹地，太平军最终未能直下严杭并在浙江建立根据地的原因实在浙江战场之外；原因之二是衢州地势险要，素有“铁衢州”之称，不易轻下也属意料之中(后来1861年5月侍王李世贤率大军10万攻衢，同年10月忠王李秀成亲统大军再度攻衢，也都未能得手)。但衢州为浙皖赣三省通途，若出于建立根据地的长远考虑，拔掉这颗钉子应是势在必行的。以后的历史也证实了这一点----1861年太平军由于衢州急切难下便弃而不打，直接深入腹地，结果是给浙西基地留下一个严重隐患。
还有人认为，石镇吉部的活动目的不在于深入浙江腹地开辟根据地，而仅仅是衢州战役的一部份，意在分散清军兵力，但也造成了自己兵力的分散，得不偿失。笔者同样表示异议，原因也有两点：其一，如果太平军局促衢州一隅而不深入腹地，威胁最富庶的金华严杭地区，是难以在短期内充分调动清军，起到为天京减压的作用的，因为清廷最担心的是太平军摧毁他们的战略后方。(正是基于相同的认识，1860年李秀成等人以“围魏救赵”之计为天京解围时，将奔袭的目标选定为浙江腹地的杭州)。其二，石镇吉部的活动主旨在于开辟浙江根据地而非配合衢州攻坚，分散清军兵力至多是其附带作用。这从石镇吉部攻占各地后多派兵驻守而非随占随弃，以及会同石镇吉作战的将领“显天燕”陈享容张贴于金华府永康县的告示中可以看出：
“显天燕正军政司办理永康县民务程为晓示义和孝义士庶口等知所亲上痛痒有告事
照得能治斯民，莫善于一乡之士民，有告在迩，可通乎万民之心。缘胡虏之习，千里外使一匹夫口来，于县堂坐听百里政治，无一人可曲成斯民，肉食终年而后去，乡土有士而不得与其事，虽小民之痛痒急欲告而口除者如隔天壤。假令呼之急而声闻之，非贿赂之断断乎不能。我天朝制度维新，举于国者居一邑之尊，名称监军，复选于乡孰人士中有才学而公正者举为军帅，师帅，旅帅，分治一邑之事，小民之痛痒何患不能渐闻于朝廷之上而臻郅隆之世也。今显天燕陈大人驾驻该邑，命本军政司遵制官举安民……”
后文更提到已经举得“夏惠昭一名为军帅，管理二乡事物，又师帅五，旅帅二十有五”等，该告示显示，石达开部曾在永康设“军政司”“办理永康县民务”，并且出告安民，举官图治。另据《处州府志》记载，石镇吉部在处州也曾“立师、旅、卒、两、伍名目”，建立乡官政府。可见深入腹地的石达开各部在占领地区多有建立地方政权之举，其活动自不止是为了配合衢州城下之战，而更是为在浙江建立稳固的根据地。
纵上所述，石达开东进浙闽是个“一石二鸟”的战略计划，一方面可以吸引清军兵力，减轻天京战场的压力，另一方面意在开辟东线战场，建立浙闽根据地，从而达到扩大太平天国版图，使苏、皖、鄂、赣、浙、闽六省太平军声气相通的目的。具体方案则是兵分两路，一路在衢州实施攻坚，清除未来浙江基地的后患，另一路则利用清军为防守衢州而收缩兵力造成的腹地空虚长驱直入，攻城略地，着力于根据地的开辟和建设，并进一步威逼严杭。
石达开脱离天京政权是被逼无奈，但东进浙江的行动表明他当时并无意远离太平天国辖区，更无意成为“流寇”；相反，他让出了以天京中心的根据地，避免了因为“地盘”争端造成内部矛盾激化，却有心在临近的浙闽地区建立长期根据地，开辟第二战场，与天京势成犄角。江南大营以苏、常一带为腹地，将浙江作为其巩固的后方。若占领杭州，则其腹地变为前沿，进则江南大营根本动摇。而且，从后来历史的发展中看，中外势力联合起来绞杀太平天国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倘若石达开在1858年就在浙闽建立起巩固的根据地，继而控制除上海以外的天京东线广大地区，局面势必与1860年以后才着手开拓东线大为不同。(对列强而言，进攻抵抗力量基本已被消灭，新的秩序已经确立的建有稳定地方政权的地区所需付出的代价，无论从军事上政治上还是经济上都远大于攻击尚未来得及稳固控制的地区，风险性会大为增加，回报率则显然下降)，因此，这也是一个曾有可能从根本上改写太平天国历史的战略计划。
二 入浙作战的情况
石达开部入浙不久即分兵攻占了衢州附近的常山和开化，此后三个月间，这支部队一直控制着常山开化两县及周边地区，并保持进攻姿态，频频骚扰皖赣浙边境，与驻守江山的太平军一起有效地牵制了清军的增援部队，支持了主力的战斗。
扫荡了常山、开化以后，石达开率军从三面围攻衢州，网开一面，留下北门，想迫使清军从北门撤退。清军则从福建调来总兵饶廷选等所部近万人，又从皖南调来江长贵、周天受等军，并把衢州附近各县兵力全部收缩拢来，集中加强城防。再加上各方面闻讯赶来的救兵，守城兵力迅速增至两万人以上，但在太平军的猛烈攻势下仍然险象环生。双方在作战中互有伤亡，其中6月4日一战，太平军在东门外大败清军，总兵饶廷选被打得狼狈逃窜，其他各路军马亦闻风败退，太平军奋勇追击，直达东门濠边，几乎冲进城内。是时饶廷选颓倚女墙，涕泣呼天，幸“金衢严道”缪梓援兵恰于此时赶到，清军才又勉强堵上城门。此战过后。缪梓和饶廷选等惊惶万状，龟缩在城内待援，不敢出城还击。6月11日夜四更，太平军再度进攻东门外敌营，破敌安勇营，其他敌营所部皆不敢出战。16日夜三更，大南门城墙坍倒出现缺口，太平军立即发动抢攻，势将冲入，守军急忙抢塞缺口，连续向太平军抛掷火罐药包，勉强应付过关。
正当两万清军在衢州被石达开部死死咬住，附近州县兵力异常空虚之时，另一路太平军由石镇吉陈享容等率领，绕过衢州迅速北进，自龙游越清萌岭袭取遂昌，克松阳，顺流而下，攻破处州府城。5月17日，清督办浙江防剿事宜加总督衔周天受，总兵明安泰部副将李嘉万，陶森茂合兵于银场，欲图阻挡石镇吉部。5月19日，石镇吉大败清军主力于银场，斩知府唐宝昌，都司马元镇，秦坤等，周天受身负重伤，两指被砍断，率残兵退回金华。太平军乘胜追击，连克缙云，永康，武义，云和，宜平等地，军锋所指，势如破竹。
一直以来，因为曾国藩在一年以后的一封私信中曾说石达开“钝于浙”，人们便认定石达开进军浙江遭挫。其实曾国藩写信之时正因为清政府的小气而大闹别扭，不能单凭他在 中的几个字就妄下断语。从前述来看，石达开入浙实际是一次胜利的军事行动，虽然衢州攻坚一时未能得手，但二个多月攻克十二个府县，势力覆盖衢州，严州，金华，处州四府，并对严州和杭州形成重大威胁，无论如何不能称之为“钝”。(1861年时侍王李世贤和忠王李秀成先后入浙，都曾攻衢州不克，但从来无人因此得出李世贤或李秀成“钝于浙”的结论 )同 里，曾国藩又指石达开“不敢逼严杭”，其实这同样是事过境迁后的无的放矢，石镇吉部占据的永康、武义距金华府甚近，而当时因为清军主力多数正在衢州城下鏖战，金华驻军不过数千，且银场一战已令其丧胆，如果石镇吉部休整之后自永康攻金华，以其当时锐不可当之气势，极有可能得手。另一方面，石达开又分兵于6月23日攻克寿昌，该地距离严州仅60里，严州守军只有数百，太平军要攻克严州亦当不在话下。如此一来，太平军便将深入浙江最富庶的地带，无论从严州还是寿昌，都可顺流直下杭州。正如当时金华一位地主文人在笔记中所记载的：“粤匪石达开由处州攻陷永康、武义，径逼金华。一时佐贰诸君多托故引去，宦舍一空……风声鹤唳，一夕数惊。贼尚乘锐来攻，实无抵御之法。再攻则杭州震动。”可见当时太平军大有直下杭州的气势，显然不能称之为“钝”。而在这种形势之下，也不可能有石达开“不敢”逼严杭的问题存在。(至于为什么没有“逼”，后文再谈)
曾国藩在另一份奏片中又称入浙太平军“势乱而无纪，气散而不整”，这一考语也一向深受许多论者青睐，被毫不犹豫地引用来垢病于石达开远征军。(相比之下，这些论者在处理太平天国中后期大量对于其他太平军部队的类似指责时就谨慎得多了)。入浙以后，乃至此后转战福建江西时期石达开部队的“气”“势”如何，我们在前后文中都以一系列事实来证明，在这里只须讨论一下“无纪”的指责是否属实。
笔者以为，从地方史料，太平军本身史料，当地口碑三方面考查，这一指责都是站不住脚的。
地方史料方面，据《寿昌县志》记载，石达开“部将攻克寿昌时，全城一千余户，连一根屋椽也没有被毁过”，“街上的贸易和平时一样”，真可谓秋毫无犯，鸡犬不惊。清人许瑶光所著《谈浙》一书中记载清总兵明安泰部仁勇“尤为不仁。由兰溪过金华以入缙云，一路掳掠。至铅锡场，乡人大呼贼至，仁勇狂奔，逮拾器械以杀之，并夺其辎重，将官死者马姓、秦姓、唐姓，勇之得免者，不过十之二三，遂不能军，其实不遇一贼也”，同一书中却绝无石达开部在缙云处州等地“不仁”“掳掠”的记载。正因为入浙太平军在百姓眼中是仁义之师，才会有大军入城，贸易如常，以及百姓自发骗杀“剿贼”官军的情况。
太平军本身史料方面，前文提到的永康县新发现的石达开部将“显天燕陈”告示其中一张的内容便是宣布太平军对民众的要求和太平军本身军纪(石达开在过去经营安徽江西根据地时都曾有号召百姓举报部队违纪之举)，告示中所列军纪的精神与《太平条规》完全一致，共计有“擅杀人命者罪必斩”“战阵不齐罪必斩”“私取贡税罪必斩”“私办饷银罪必斩”“妄坐篼轿者必斩”“碎民用物者必斩”“骗民贸易者必斩”“拆房作薪者必斩”“？猪罢皮者必斩”“凡系行程过境擅敢沿途一路掳掠者必斩”“凡系无令私自下乡搜索者必斩”等“二十八斩”和“六游营”。
“显天燕陈告示”中还有一张是“为晓示各乡各都共诛土豪以安良善事”，申明太平军打击土豪恶霸的政策。告示众一方面对其进行声讨，指出“人不顾礼义，肆意妄行，又一群小人受命胖？终日，不织而得衣，不耕而得食，无治抡奇以致之。乡有若人，则一乡受其害；都有若人，则一都受其害，使千万良者受制于若辈数人。若辈自以为得志乎，不知罪恶贯盈，人人得而诛之”，另一方面又申明，太平军“统率雄师，锄暴安良，断不得任若辈横行于乡都之间，不过待其改悔，以不忍之心，行不忍之政也”，这就表示，入浙太平军对于土豪劣绅采取的并不是不问青红皂白一律消灭的政策，而是准其“改悔”，“倘若辈不改其行，是不畏死，在所当诛”，则准民众禀告乡官政府，合力擒杀，如乡官政府无力相抗，可以直接向军政司“禀请发兵”。
从石达开部将在永康发布的三道告示看来，入浙太平军所到之处一面申明对民众的要求，避免“不教而诛”，一面把自己的军律公诸于众，使民众可以对照监督，一面发动民众“除暴安良”，一面组织当地人举拔官吏，建立乡官政权，实在很难想象这是一支“势乱而无纪，气散而不整” 的队伍所为。
民间口碑方面，一直以来有关太平天国的所谓“口碑”“传说”“民谣”失实之处甚多，其中很多是太平天国失败之后清政府恶意散布流传的诬蔑之词，还有不少是建国以后搜集太平天国史事时很多搜集者和被采访者为了迎合潮流而编出来歌颂太平军的，因此，两方面“口碑”在使用时都必须特别慎重。对于石达开入浙之战，由于时间较短，又长期不受重视，几乎没有留下什么有价值的口碑。但笔者却有幸在偶然间得见一颗“沧海遗珠”----这就是一首流传于浙江畲族民间的有关1858年太平军在浙江丽水，云和，龙泉地区活动情况的叙事山歌。这首山歌不是调查太平天国口碑时被“搜集”到的，而是出自有关部门征集少数民族文物时发现的一本整理于清朝光绪年间的稿本，因此不可能为后人杜撰。它虽然用汉字记音，却是用畲族的语言传唱的(畲族没有文字，只能靠歌谣传唱历史)，故其可信度近一步增加。
这首歌中唱到：
“长毛皇帝早有计，何时起身无人知，无话通知长毛子，一时讲起就爱去。”
“杀掉兵子做两边，景宁兵子都逃完，杀掉带兵做两段，登云元帅亦无见。”
“景宁登云讲好反，到我云和也无干，去杀长毛未太着，自己身死做两段。”(注：未太着，即未见着)
“景宁未见讲好汉，到我云和亦无干，长毛便是天生子，千里未来就赫散。”
“长毛去了官兵来， 未见官兵打一回，兵子亦赫长毛子， 不敢近前相斗打。”
“官兵大人好名声，长毛城不敢行。等住长毛出城外，一时来到好高兴。”
“官兵又讲好功夫：我今未来长毛去，长毛住在月多久，不知官兵那路去？”
狠狠讽刺了清军见到太平军时狼狈的情况，描绘出入浙太平军的英勇善战和清军的闻风丧胆。歌中又唱：
“长毛皇帝心是正，斗夜起身无人声；行去十里天来晓，行行歇歇笑嘻嘻。”
“造反年景人罪过，善恶之人都走去，善人远去不久转，恶人回转刀下过。”
“造反年景人罪过，善恶之人都走去，长毛杀人在西门，西门路上杀恶军。”
“恶军也是无注定，长毛不来杀错人。杀人人讲景宁听，景宁官府不敢声。”(恶军，此处指官兵(参见上文)，无注定，即没王法)
“长毛久住心亦宽，云和人子上山太，等了长毛云城外，县里何爷就担去。”
“长毛起身也捉人，捉去人子心中宽，心愿随阵就走去，心乃不愿便走散。人子走回亦就是，亦无长毛来寻你。人子归转是宽心，无文官兵又来寻。寻到人字又捉去，日夜挑担无安心。担如不去就打骂，不管老弱都怨心，担到几日人怨死，不知几时转回头。”
“长毛去了官兵来，来到云和乱捉人，男人捉去好挑担，女人捉去做夫妻。放你来杀长毛子，不杀长毛捉粗人，捉我粗人我便去，日夜挑担无工金。”(粗人，种田人；工金：工钱)
显示了入浙太平军太平军不强掳人，不滥杀，行军纪律整肃，驻扎时态度亲和，与官兵军纪形成鲜明对比。
从以上三方面的记载看，曾国藩对入浙太平军“势散无纪”的指责是不实之词。这倒未必是曾国藩存心诬蔑，要知道曾本人并未直接追击石达开入浙，因此有可能是他轻信了周天受明安泰等人的一面之词。举例而言，郭廷以在《太平天国史事日志》中关于石镇吉放弃处州府城时“焚民居三百余家”的说法，一直以来就深受史家怀疑(前文提到的地主文人所著《谈浙》一书的记载便是质疑依据之一)，香港史学家简又文先生在考察远征军军纪时就提出，这很有可能是军纪一向败坏，入浙后甚至与团练发生矛盾的周天受将所部官军恶行栽脏在太平军头上。(“长毛歌”也唱到了周部的军纪，“姓周兵头是大兵，带到几百几千人，几千人头做兵子，来到云和乱捉人。一年四季付你食，官食粮了无寸情。”)
三 从浙江撤军的原因
就在清军在浙江各地损兵折将，失城失地的战报如同雪片一般不断传入北京，使清廷为之震惊，入浙太平军已经进入浙江最富庶的金华府属地区，兵锋直欲指向严杭之时，石达开却突然放弃了入浙计划。7月中旬，太平军开始从衢州城下撤退，向处州、缙云方向转移，同一时期，占领金华府武义永康县的石镇吉陈享容部太平军也开始向同一方向撤退。清廷看出石达开部有入闽意图，企图阻止，但石达开军行迅速，很快占领了处州南部的龙泉县，入闽已成势在必行。8月上旬，浙江太平军在龙泉集结完毕，为摆脱清军的追击，石达开在层峦叠岭的龙泉布置了一场狙击战，以小股部队将追兵牵制了3天，确保了大队顺利从仙霞关进入福建浦城，断后部队在完成任务后也随后抵达与主力会合。至8月下旬，石达开部已全部转入福建地区。
对于石达开部从浙江撤退的原因，一直以来众说纷纭，笔者以为，仅仅用衢州攻坚不利是不足以解释的。石达开“挟数万之众，裹数月之粮，意在必得此城”(《福兴奏》)，虽然一时没有得手，但并未受到重挫，也没有遇到粮草短缺的困难(而且再过不久就是秋天，完全可以就地因地就草)，加之深入腹地的部队进兵顺利，是不会轻易放弃这一预谋已久精心策划的战略的。
真正导致石达开放弃攻浙计划的，是浙江战场以外的变化。
首先是江西抚州、建昌的失守。抚州是太平军在江西的大本营，所以石达开入浙之前特留手下得力将领余子安率部份军队驻守，与建昌同为入浙太平军的后方。但是，由于抚州天地会首领叛变，在城中与守军相杀，引城外湘军梯城而入，余子安不得不于6月1日率众突围，抚州失守；四天以后，势单立孤的建昌守军也被迫弃城往与余子安部会合。这样，入浙作战的太平军就失去了后方。这一个十分不利的变化。
不过，抚州和建昌失守发生在6月初，而石达开部是7月中下旬才陆续撤军的，可见江西后方发生的变化对浙江战局并未产生根本性影响。这是因为按照石达开的计划，在他率军进取浙江的同时由杨辅清分兵入闽，开拓毗邻浙江的福建根据地，故浙闽太平军可声气相通，相互应援。因而即使失去了江西后方基地，也仍然留有回旋空间。然而，这年7月下旬至8月上旬，就在浙江太平军开始向福建转移的时候，杨辅清却将福建各处部队向浦城集中，主动放弃了清军久攻不下的松溪、政和、建阳等城，其后更全军撤向江西，从此回到天京政权节制之下。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石达开还在浙江作战，就将成为四面受敌的孤军，而包括各路援浙清军又正在源源不断开来。石达开预见到了将有四面受敌的危机，才被迫放弃了图浙计划，向福建撤军。
曾国藩在后来的一道奏折中曾谈到石杨分道扬镳的原委，据他说，这年6月底到7月初，杨辅清打出“东殿”旗号，引起石达开的不满，遣“九公子”率兵万余由浙闽边界的塔岭进攻杨辅清在福建浦城驻地，被杨辅清袭杀过半。而洪秀全利用杨辅清与石达开不和，升任杨辅清为中军主将，令他放弃开辟福建的计划，回师天京。
曾国藩这道奏折属事后之言，失实之处甚多。首先，《平定粤匪纪略》中曾国藩说杨辅清假“东殿”旗号时在2月，果真如此，何以当时没有爆发矛盾，还能合力共图浙闽？洪秀全公开为杨秀清平反昭雪是在1859年底，1858年杨秀清尚未公开恢复名誉，杨辅清打“东殿”旗号又有何益？其次，1858年6月底至7月初，石达开在衢州城下，石镇吉在云和、宜平等地区，所部均未到过福建，如何能与福建浦城的杨辅清部相杀？第三，如果石达开要派兵攻杨，兵力至少需如曾国藩所说在万人以上，而衢州与浙江腹地战势正酣，石达开不可能一下抽出上万部队入闽。而且，倘若真有此事，统兵之人必是石达开部下足以独当一面的高级将领，如张遂谋，赖裕新，傅忠信，余子安等人，而无论此前此后，都从未听说石达开部下有称“九公子”的将领。第四，石达开从来不曾用过强制手段逼迫部下跟随，后来在广西最困难的时候，二十几万大军先后脱离，从未发生兵刃相向的冲突，说他在浙江时只因为杨辅清打出“东殿旗号”就派兵讨伐，与其一贯作风相去太远。第五，石达开的实力比杨辅清强得多，真打起来杨军不是对手，因此如果石达开确有讨伐杨辅清之意，杨军必会迅速撤离福建，避免和石达开大部队的接触。但事实上，杨辅清部却是在石达开大队入闽之后才全部撤离浦城的，也并没遭到任何来自石达开部的阻挡或攻击。纵观当时福建战报，均未提及太平军曾发生火并。从事态发展看，杨辅清部全面撤出福建各据点是在石达开部向浙闽边界集结之后，而直到石达开前军抵达浦城前夕，杨辅清部才完全撤离浦城，似乎石达开早已知道杨辅清将要反旆而及时中止了攻浙，而杨辅清又有意等待石达开大队入闽后才撤走全部驻军，双方不像箭拔弩张的对立，却更似有条不紊的交接。
其实，只要看了骆秉章奏议中的这一段话，便知石达开与杨辅清的关系远未紧张到兵戎相见的地步：
“石逆在南安时(1858年底-1859年初)，景德贼(既杨辅清)嘱其由赣吉取道北窜，与之合势，与之合势，以窜皖鄂，石逆复称须由南安窜湖南，下趋鄂省，以取上游之势。此书为江西乐平绅团搜获，其蓄谋之狡毒如此。”
直到在杨辅清脱离石达开几个月后，二人还通过书信商议配合作战事宜，可见说他们此前已经大动干戈纯系无稽之谈。相反地，从石达开和杨辅清此后在军事上仍有相互磋商看来，前文第五点的猜测并非没有可能，即杨辅清先已将撤军意图通知了石达开，使其得以作出必要的应变部署，而后待石达开大队闽之后才将浦城驻军全部撤走，双方虽然分道扬镳，行动上却依然有所配合。
当然，不能排除在石达开先头部队入闽过程中曾与未及撤退的杨辅清部队发生小范围摩擦的可能，太平军高级官员之子称为“公子”，个别将领因对杨辅清的做法不满而与杨军发生小规模冲突不无可能，但这不能代表石达开和杨辅清本人的意图，更远没有严重到正面火并的地步，否则清军奏报中是不会一无提及的。曾国藩的说法即便不是空穴来风，也显然是大大夸张了。
天京事变以来，杨辅清一直和石达开关系甚好，石达开远征以后，两人又一直协同作战，既然不存在石达开对杨辅清不满而派兵讨伐的事，那杨辅清又为何突然反旆呢？
关于这一点，曾国藩的奏折倒是触及了要害----放眼太平天国，能对杨辅清起如此鼓动作用的，除洪秀全外不作第二人想。这从杨辅清离开石达开后不久即被封为中军主将一事不难窥见端倪。有人说，杨辅清被封中军主将是洪秀全对他返回江西后作战的嘉奖，此说难以令人信服。杨辅清论战功，论能力，论先前官爵，都不能和陈玉成李秀成比，若论与洪秀全的亲厚关系，作为尚未被公开恢复名誉的东王之弟，更加不能和洪秀全的心腹，原中军主将蒙得恩相较。论情论理，他都没有取代蒙得恩而跃居陈玉成李秀成之上为中军主将的道理。但如果这是洪杨之间早有的协议，是洪秀全用来拉拢(或云：争取)杨辅清离开石达开的政治手段，那就不难理解了。东王已死，其亲信旧部和族人也大都非死即走，杨辅清兄弟几人对洪秀全而言并不构成威胁，至少在洪秀全眼里，其威胁远远不如让石达开在天京根据地旁边的浙闽地区站稳脚跟那么大。
洪秀全用高官显位收买杨辅清，暗中拆石达开的台，并非孤立事件。许多事实表明，洪秀全的“小动作”从石达开离京之后就一直没有断过----比如，一面“争取”石达开回天京，一面将谏言“仍重用翼王”的李秀成革职，使朝臣此后不敢再为石达开讲话；又如，除杨辅清外，不久后脱离石达开的石镇吉据说也是受了天王的“争取”；再如，不敢公开贬斥石达开，却暗中对天京文书中所列朝臣衔号做手脚，将其宗教徽号从与杨秀清平等的“圣神电”降为“电师”，又取消了军民共上的“义王”封号，改回“翼王”……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重建五军主将制之举。过去人们常把此举说成洪秀全提拔后起之秀，重组领导班子的英明政策，其实五军主将中的陈玉成，李秀成，韦俊，杨辅清四人早在石达开主政时期就已经是独当一面的将领了，且洪秀全此前早已分封正副“掌率”，使其统兵有名，将“掌率”改成“主将”是换汤不换药，没有多少实质意义。真要说此举带来了什么实质性的改变，那就是借此巧妙地把石达开这个“通军主将”给架空了----我们知道，天京事变以后，洪秀全为挽回危局，封石达开为全军主将，因避洪秀全讳改“全”为“通”；石达开出走后，洪秀全碍于他在军民中的崇高威望，始终不敢公开贬斥，因此他仍然能以“通军主将”名义指挥太平天国部队，即使陈玉成李秀成等人成为正副“掌率”，也并不能就此抹煞“通军主将”的地位。洪秀全一方面深感不安，一方面又不便公然撤销这一封号，于是想出了变“掌率”为“主将”的伎俩。如此一来，既已有了新的“中军主将”，旧的“通军主将”自然也就失去意义，不可能再以此名义干涉天京方面军队活动了。等到了1859年洪仁(王干)陈玉成封王，事过境迁之时，再正式把“通军主将”从石达开的头衔中去掉，也就不会再引起多少注意了。(耐人寻味的是，取代“通军主将”地位，成为新“五军主将”之首的“中军主将”一职先是授给了洪秀全的宠臣蒙得恩，后是转授给脱离石达开返回的杨辅清，却没有授于功勋卓著敌我闻名的宿将韦俊或陈玉成，亦显示出“重建五军主将制”作为政治手段的性质远超过军事需要)
石达开原本的计划是“分金陵之势”，也就是将天京解围分为内外两线，减轻内线单独作战的压力。如果石达开进攻浙江期间，洪秀全命令各部在内线予以响应，将可收到事半功倍之效，浙江与天京战场都可能呈现出全然不同的局面。遗憾的是，洪秀全计不及此，不但在浙江太平军为配合天京解围而战时无动于衷，没有积极在天京战场予以配合，迫使其单独承受四面八方而来的压力，还处心积虑对其进行内部的分化瓦解，终至太平军入浙后一度出现的大好形势成为昙花一现，辉煌战果最终付诸东流。
总之，石达开的“东进浙闽”战略由大有可为演变为前功尽弃，主要原因不在战场之上，而是内部矛盾----确切地说就是洪秀全的拆台行为拖了后腿，由此也可再度看到其“争取”石达开的虚伪----石达开已经远离了天京，把龙盘虎踞的天京城和经营多年的“地盘”都让出来，洪秀全还是不能放心，唯恐其在浙闽站稳脚跟后难以摆脱，其猜忌之深，真正到了“卧塌之侧，岂容他人酣睡”的地步。似乎对他而言，毗邻天京根据地的浙闽地区由清廷控制还仅仅是肘腋之患，由石达开控制反而会成心腹之患。洪秀全这种非把石达开逼到远走高飞不能心安的心理，通过杨辅清一事为石达开所洞悉，恐怕也是他断然放弃在经略浙江的计划的重要原因之一。
四 入浙战役的意义
评价一次战役的意义最重要的着眼点自然是其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了战略目的？本篇第一部份谈到，石达开东进浙江的目的有二，一是打乱清军部署，减轻天京战场压力，二是开拓浙闽根据地。在后一点上，太平军在浙闽二省一度曾经颇有作为，但最终随着入浙战役的半途而废尽弃前功。那么，在前一点上，效果又是如何呢？----应该说是不错的。
早在西安将军福兴探知石达开“直下苏杭”意图之初，就曾咨请两江总督何桂清派军赴常州、玉山布防，何桂清奏说清军正在加紧合围天京，并称金陵城大地广，欲图合围，尚虑兵单，无力援应。清廷的指示是先顾石达开，乃令何桂清依福兴所请派军前赴常山、玉山。及石达开兵逼广信，胡林翼急奏福兴不足当石达开一击，请调李元度赴浙，后李元度所部湘军平江勇至玉山，常山一带，与石达开留在常山开化地区的拒援部队周旋。
尽管清廷调兵遣将，福兴，明安泰，周天培，周天受，江长贵，田应科，饶廷选，李定太，田兴恕等人先后赴援，仍然无法改变浙江战场损兵失地的被动局面，石达开部入浙后一个多月内连克衢州，严州，金华，处州四府多处重要城镇，全浙震动，严重扰乱了天京城下江南江北大营的战略后方，何桂清在5月31日的奏章中指出：
“若再相持一两月，即使杭州幸保无虞，而有兵无饷，江、浙、皖南同归束手，虽有善者亦无可如之何也。”
截至6月初，仅江南大营就抽调兵勇5000人赴援浙江(1860年太平军以“围魏救赵”之计攻破江南大营时，大营实际调出兵力也仅为8000人)，大营原有总兵五人，除一人专办翼长营及临时带兵策应外，剩余四人中二人赴浙，顿觉将领匮乏；加上从江西、安徽等省赴援的清军，石达开部在入浙不到两个月内就已牵制敌军多达数万。又据两江总督何桂清奏报：“所有大营军饷入夏以后，因来源阻塞，筹划倍难。”很显然地，新开辟的浙江战场打乱了清廷的全局部署，削弱了天京战场上清军的力量，也使上游清军兵力有所分散，有力地支援了天京及周围战场的战斗，为太平军在天京战场上布置反击战创造了有利条件。
为应付不利局面，清廷甚至曾欲调督办江南大营钦差大臣和春亲自赴浙主持军务，但是和春托病不敢赴浙，在万般无奈之下，清廷被迫亮出最后的王牌，作出了原本最不愿意作的一个决定：起复曾国藩。
曾国藩以“丁父忧”回籍守制后，私下曾为复出一事多方奔走，但皆无结果；一方面是因为清廷对其疑忌很深，不到万不得已，不想让他再掌兵权；另一方面，天京事变和石达开被逼离京两次变故之后，太平天国元气大伤，使清廷看到了攻破天京的希望。曾国藩本人在1858年初也说，清军同太平军作战“昔如移山，今如拉朽”；“洪杨股匪，不患今岁不平”一语正代表了清廷上下的普遍判断。所谓“飞鸟尽，良弓藏”，既然清廷认为消灭太平天国已经指日可待，又何必再用曾国藩，给自己徒增“后患”呢？所以尽管胡林翼等人一再为曾国藩说话，清廷始终不为所动，就连湘军攻陷湖口，胡林翼建议以曾国藩统兵，乘胜沿江东下，都未能获得允准。
直到石达开进军浙江，全省震动，胡林翼、官文、骆秉章等人再次请求起复曾国藩，并向咸丰痛陈利害说：“贼中著名头目能为患者，无过石达开、陈玉成两逆。……逆贼陈玉成一股，尚可无虑。惟石达开率大股窜浙……况石逆狡猾凶顽，十倍他贼，无论惯于避贼如福兴者，断难遏其凶；补勇如邓绍良、周天受，恐亦非石逆之敌……”，“现在援江各军将领均前兵部侍郎曾国藩所深知之人，非其同乡，即其旧部，若令其统带楚军(即湘军)赴援浙江，则将士一心，于大局必有所济……”，咸丰才终于被说服，同意再次起用曾国藩，乃令湘军萧启江，张运兰，王开化三军向江西铅山河口镇集结，曾国藩一到，立即由其统率入浙。
1858年7月1日，清廷谕令曾国藩速援浙江，7月13日，曾国藩在湘乡接旨，喜从天降，但却不敢轻率行事，他于17日离家后先后奔走于湘鄂，与骆秉章左宗棠胡林翼面商援浙事宜，直到8月29日才到南昌，再从南昌启程前往铅山。而这时距离石达开自衢州撤围已有40余日，距离石达开部入闽也已有十多天了。于是，曾国藩不久又接到改援福建的最高指示，急忙重新着手部署移师福建事宜。而就在曾国藩疲于奔命，清廷手忙脚乱地向浙闽调兵遣将，天京危局因清军兵力的减少和筹饷的困难而有所缓解之际，陈玉成和李秀成精心策划的一场天京解围之战，已在周密的部署之下即将展开了。(太平军第二次攻破江北大营的决策时间是1858年7月)。
以曾国藩的“复出援浙”为标志，清廷已经彻底推翻了当初认为攻破天京指日可期的判断。而从清廷在短时间内向浙江增兵的力度和起复曾国藩的决定中，不难看出石达开入浙作战对清廷形成的巨大威胁及对其他战场，尤其是天京战场的成功支援。
不仅如此，石达开进军浙江是太平军第一次用进军清廷的经济命脉来缓解天京战场压力，以外线扯动配合内线解围的尝试。尽管内部矛盾的激化使石达开未能将这一尝试继续下去，但次此用兵却启发了太平天国领导集团，使他们充分认识到浙江在战略上牵一发而动全局的重要地位，看到了清军惶急之中暴露的致命弱点。一年半后，李秀成，李世贤等正是沿袭并发展了石达开的故智，采取“围魏救赵”之计，取得了二破大营的得辉煌胜利(“围魏救赵”是常见的战术，但攻击点的恰当选择往往是成败关键)，当时，李秀成与李世贤采取了以皖南兵团的机动配合入浙兵团迅速深入腹地的战略，收到了奇效，这一战略，同时汲取了太平军在一解京围时经略皖南和前次入浙“分金陵之势”的经验并予以发展，可以看出太平军对于苏浙战场对天京战场之影响的认识和把握是在逐步深化中，从1856到1858再到1860，前中后战略思想的发展实际都有一脉相承的关系。此外，石达开部的入浙也为后来太平军从江西大规模进军浙江摸索出了一条进军路线，打下了良好的群众基础。后来李世贤进军浙江之初，基本上就是沿着石达开部队当年走过的道路前进的。从这个角度上看，石达开东进浙江的意义，就显得更加深远了。
五 结语
以上事实充分说明，石达开东进浙江不是搞分裂，更不是盲目流窜，而是为了配合天京解围，并且有意在与天京根据地毗邻之处建立长期根据地，与天京根据地连成一体，互为应援。假如石达开和杨辅清能够同心协力将这一计划进行到底，假如洪秀全对石达开不是暗中拆台，而是出于大局主动有所配合，石达开是不愿远离太平天国辖区的。他最终决定远走高飞，实在是在洪秀全苦苦相逼之下情非得已的选择。
对比之下，不难看出清廷和洪秀全的高下之分：清廷虽然也对曾国藩猜忌很深，但为了江山社稷的大局考虑，必要之时不但肯于授予重权，甚至还愿为之提供方方面面的支援保障；而洪秀全对石达开的猜忌，却竟到了“视股肱如寇仇”的地步，其人目光短浅至此，手段卑劣至此，竟还有人迄今指责石达开不愿受制于彼是“负气”“闹分裂”“野心作祟”“个人英雄主义”，能不令人嗟叹！
半年以后，石达开终于如洪秀全所愿，越走越远了；天王安心之余，尝到了以高官显位收买人心、分人权柄的甜头，不免沾沾自喜，以为得计，此后每每用作挽救危机和牵制手下大将的“法宝”，终至一发不可收拾，创下了封王二千七的吉尼斯纪录，此系后话，按下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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