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和团运动的宗教色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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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庚子事变,也就是常说的义和团运动,其兴起的原因,有一个背景,即越演越烈的民教冲突。

  所谓“民”,指一般的老百姓以及士绅,而“教”指信洋教的的民众和教会。民教冲突,就是百姓、士绅和天主教教会的冲突。

  当时中国的儒释道三教已经合流了。对老百姓来说,巫术的信仰、佛教的信仰和道教的信仰都是一回事,它们基本上就是融合的。大户人家要请人做法事时,往往会请一对喇嘛、一对和尚、一对道士、一对尼姑,这就叫“四全”。有四对,这样才觉得气派,这些请来的宗教人士也不会因为彼此念的经不一样,就起啥冲突,就各念各经,相安无事,非常和睦。

  中国人对于文化一直有比较强的包容心态,表现在宗教上也是如此。中国人对于宗教没有特别的信赖,也没有表现出什么特别的虔诚,很多人信教都是带有功利心的,或求财,或升官,或治病,或除邪。任何一种神灵体系,在中国人看来可能都是不过是处理世俗问题的助力,可以用来帮忙的。你灵,我就信你;你不灵,我就去拜其他的神。多信一个神或少信一个神,对他们来说是无所谓的。他们所在乎的,只是这些神灵是不是够厉害,有不有真本事。正因为有着这样一种实用、理性的心理,他们对于外来宗教的排斥性也是不强的。

  当明末利玛窦刚刚来到中国传播天主教时,中国人把他们所传播的宗教,理解为中国的佛教或者道教,稍微懂一点的人,至多将其理解为同样是从西方传来的拜火教。然而新来的天主教却不是这样的宗教。它坚守教规,严格排他,不允许信徒信仰其他宗教,而且它的组织形式也是非常刚性的。它从反偶像崇拜出发,动摇乃至否定了中国的祖先信仰。

  在中国,拜祖先是比拜神灵更重要的活动,这一风气在农村特别盛行,村庄中的主干道上肯定修建着这个村大姓家族的宗祠。其他庙宇l道观,即使香火茂盛,也只能建立于边角山地。祖先崇拜大于神灵崇拜是汉民族的一个特色。可是似乎也不认为祖先就是偶像。但在天主教这种排他性很强的宗教眼前,祭祖就是偶像崇拜。

  当然天主教也带来一些新的东西,比如办了一些学校,引起了许多先进仪器,教会通过这些来对乡民们普及知识和思想。这事儿尤其让地方的士人和乡绅反感,因为他们原本可以垄断儒家道德伦理的解释来对乡民起到教化作用,安身立命,知识和思想是由他们这一批人来主持传播、树立的, 但现在来了另一批人,所讲的道理不一样,还意图取代他们的位置,他们能不急吗?

  这时有一个谣言的集中关注点就是育婴堂。天主教在中国开设了许多育婴堂,很多嬷嬤都来中国干这种事,他们主要是救助中国的孤儿、弃婴。这些嬷嬤把奄奄一息的弃婴带回去,不是立即组织抢救,而是先进行洗礼,在她们看来,灵魂的得救才是最重要的。因此,育婴堂死亡率非常高。还有挖小孩眼睛、心肝做药、炼油,便到处挖宝藏等荒涎不经的传言。

  民众控告教会,去教会闹事,乃至把教堂砸了,把传教士杀了,都是基于这些传言或理由。于是出现民教冲突。后来的历史研究者 ,包括当时一些士大夫都认为,一旦发生民教冲突,清朝官府总是向着教会,其实这是一个似是而非的说法,因为从每一场记载民教冲突的档案来看,官府一开始都是无条件地向着民方的,清廷衙门并非是死心塌地地向着传教士,恰恰相反,他们一直有意地培植民间对天主教势力的敌视情绪。直到最后连最高权势者西太后,包括一些顽固派朝臣们,也以为“民心可用”,就想到利用民众来反制洋人。

  义和团发生在山东也不是偶然的。它的确是民教冲突的延续,而且这种冲突又因为德国人的侵略行径而被大大激化。拳民组织起来后,就直接跟教民和传教士为难。当时的中央政府对义和团剿抚不定,持游移态度,义和团很快四处扩散,主要发展势力进入了京畿地区。

  当然,官方的纵容仍然只是一个潜在因素,如果没有戊戍以后中国整个政治的反动,那么这次义和团运动也闹不起来。

  义和拳,或者说后来的义和团之所以能够吸引人去追随,在于他们有一套忽悠人的本事。中国人就是这样,无论宗教也罢,气功也罢,必须要有点本事能够马上露两手,这样民众才肯信。以前佛教传入中国时,僧人是露了几手法术把人镇住,然后才有人信的。基督教来时,很多传教士就是医生,他能够治病。而义和团就演练刀枪不入,这个也是能够让老百姓看到的法术。很能唬人的。

  许多人认为义和团是由白莲教的支脉传续过来的,虽然他们拿出来骗人的法术可能跟白莲教有一定的渊源,但他们从不认为自己是白莲教,而且一直坚信白莲教是反动组织,以此强调自己的正统性。

  现在一些电视剧把红灯照吹得神乎其神,其实就是瞎掰,根本没有红灯照这个组织,它就是个传说,传说有女孩儿,可以平地起飞,到处放火。而其象征黄莲圣母其实就是一个船妓而已。

  一场荒唐的闹剧尾声时,还幸亏地方绅商,代表刘坤一、张之洞、赵凤昌等搞成了东南互保,事实上保护了中国的大半江山不受荼毒。义和团失败后,八国联军攻入北京。赔款是专门惩罚和侮辱中国人的,你四亿人都是混蛋,所以每人赔一两银子。这其中也有亮点,主要就是美国的新教传教士,他们一直在各国之间进行斡旋,鼓动列强尽可能地减少中国各省另外还要负担的赔款。尽管新教的教堂和教士也遭受了残害,但新教教会基本上都放弃了赔款要求。相反,他们还在各国国内组织了很多捐款,以救济品的名义送到中国遭受兵灾的地方。后来美国第一个退还庚款,这个其实也是新教传教士推动的。

  到民国时期,退还庚款已经发展成为一个运动,不仅美国退,其他各国也都在退。但是各国之间,有的退得多,有的退得少,有的退得不实在。最不实在的就是日本,它退还的庚款全部给了那些在华的跟日本有关的团体,这些团体都是为日本人办事的。但从名义上讲,它也退了。退得最彻底的是美国人,它真的就是一分钱没要。它通过基金会都拨还了,比如资助的燕京大学、协和医学院等。

  为什么十一国列强并没有把中国彻底瓜分了呢?在评价义和团的功绩时,常常说其粉碎了西方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美梦。这其实是夸大了义和团的作用。因为西方国家本身具有多面性,一方面,他们的确不希望中国好,对他们而言,让中国保持孱弱更便于掠夺和奴役。列强掠夺中国,盘削中国,这是事实。但是,西方国家一直在进步,到义和团时期,其整体的文明水平已经相当进步了。这时,西方国家的许多政治家已经开始对以往的殖民政策在反思和批判,处理国家间事务时的道德水准跟以往有所不同了,赤裸裸地去殖民、去瓜分一个大国到此时并不时髦了。美国人还提出门户开放政策,对以往的殖民政策则是一种反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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