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提出长江中游地区是中华文明最重要源头
（一）郭静云与郭立新提出夏源于江汉洞庭之滨
2012年，俄罗斯学者郭静云女士出版其著作《夏商周：从神话到史实》，该书本着考古材料、历史史实和神话资料给出的线索，提出一系列大胆而新颖的见解。指出中华的远古文明，三皇五帝甚至是夏，都是源自长江中游地区，江汉平原以及洞庭湖地区。
在书中，郭氏认为，中国古代文献所载之“中原”，主要反映的是周秦汉唐之际人们的国家地理观念；若溯及更早的三皇五帝时代，中国之“中原”，应指以大巴山以东和大别山以西的宽阔平原地，北部边界到达黄河南岸，而南边经汉江中下游江汉平原，直达澧阳和洞庭平原。
从考古文化发展来看，中原之源更可溯及长江中游。该地区的考古学文化序列，从彭头山和皂市下层，到汤家岗和大溪，再到屈家岭和石家河，下迄盘龙城，构成了一脉相承，以自主内生发展为主的完整脉络。该地区一直致力于发展稻作农业生活方式，在屈家岭、石家河时期相继进入铜石并用时代和青铜时代，出现了以云梦大泽和江、汉、澧诸水为枢纽的连城邦国和交换贸易网络，从而开启了东亚最早的文明化进程。
作者认为，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将“中原”之北界，拓展至豫西南和豫中地区，最北达到黄河南岸，这种鄂豫文化趋同格局一直延续至二里头——盘龙城时期。
对于盘龙城与二里头、郑州和偃师“商”城的关系，一般认为盘龙城是“商人南土”。但是，郭氏却认为，在今日的发现中，盘龙城是同时代规模最大最丰富的城邦，且在诸多方面与同地区石家河文化有继承关系，故不能将其视为二里岗文化传播的结果，商人南土的说法不能成立，盘龙城应是当时最大集权政体国文明的中央，其影响力的北界到达郑州。
在距今3500年后，北方族群来到殷墟建都，大约又再过了百年，打败盘龙城而自立为“商”，并且逐步将“南商”的故事与自己的家谱合并，以此强调“殷宗”政权的正统性，以及对于本土政权的传承。自此，原本存在于江汉流域的古老文明，便淹没于后世文献之中。
郭氏认为，这类例子在世界史中很多。失败者的神史往往变成胜利者的光荣历史。在西亚，比苏美尔文明起源晚的巴比伦亚摩利北方人也借用了苏美尔人的历史，将苏美尔的先王写成自己的圣王，以与自己的历史合并；后来赫梯人再次借用巴比伦的历史，于是两族历史便再次合并，以至于其先王的传记越加复杂化，直至现代通过考古发现和研究才逐渐还原这一历史真相。中国北方族群胜利后，不仅掌握了南方的领土和资源，同时也掌握了他们原来的文明成就、英雄故事，于是逐步将南方的远古历史嫁接到自己祖先的头上。郭氏强调：“发展在同一的天地间的东西方文明，其实有很多相通之处。”
郭静云女士《夏商周：从神话到史实》中的观点在中国学术界引起很大的反响，学者们认为，就中国的考古学思维而言，目前尚未摆脱“郑洛中心观”的影响，即将自周以后政治重心在“中原”的情形投射到远古，用“中原”的发展阶段来界定“全国”，这明显映射出大中央主义的心态。郭静云女士的《夏商周——从神话到史实》无疑打破了这种“郑洛神话”。而她提出的夏源于江汉说在引起学界地震的同时，也打破既有观念的束缚并为我们提供一种新的学术范式。[3]
澎湃新闻记者钱冠宇先生第一时间对郭静云女士作出了访谈，在这些访谈中，郭静云就人们对人们普遍观点的三个焦点问题作出解答。
首先，关于中华文明起源，无论苏秉琦先生的“满天星斗”说，还是严文明先生的“重瓣花朵”说，这些都是多元起源论，而郭静云提出的江汉起源说是否是区别于传统“中原中心说”的另一种一元认知？
对此问题，郭静云回答到：这其实是一种误解，我并不认同。因为在我的书中已经将“多元”这个观点阐述得很清楚，在“多元”下，每一个角色都有自己的意义，每个参与者有自己的加入，并有自己的特点。但这种所谓的“多元”也不等于大家都同时出现，况且大家的实力都旗鼓相当。
我所说的“多元”首先是包涵“不同”的“多元”：人们有着不同的生活方式，在不同生活方式中不同文明起源早晚也不一样，也包括国家化和没有国家化的，而且国家化也分为早期和晚期、次生文明与精英文明。就像秦汉以前并没有“中国”这个概念一样，“中国”的形成有着漫长的历史进程，绝不能以秦汉以来的大一统来界定之前的状态。“中国”是由很多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组成的，是它们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的结果。我之所以强调江汉地区是因为这个地区有它自身的角色，因为江汉是最早的、最一脉相承、没有中断的文明，这其实跟稻作文化是紧密联系的。我们知道，稻作起源就在长江流域，至少有一万年的历史。虽然中间受到古气候冷化的影响，但是依然是一脉相承的。到了距今八千年的时候，已经出现了系统的耕作和聚落。
当然长江下游的河姆渡地区也有这个情况，但河姆渡囊括的空间少，也没有发展成为系统的稻作农业，并且时常受到海侵的影响，海侵对于河姆渡的稻作农业来说是致命的，诸多原因使得它的发展比不过江汉地区。
如果我们换一种说法，我们谈“夏”，那么在这个时代，“夏”最可能也最符合的地方就是汉水下游，《水经注》中就将这儿称之为夏水。同时关于上古传说的那些故事也能在这里寻到踪影，例如大家熟悉的大禹之水。到了夏晚期，国家政权扩散和内斗也可以在石家河地区看到痕迹，就连商人的发迹也能在盘龙城里找到蛛丝马迹。
但这不等于说这个时期没有其他国家的存在，即便是在夏的时代，夏也不能指称全国，它指的就是江汉地区的地域性城邦。郑偃（郑州和偃师）地区不是夏，而是它的影响地，同时也是独立的国家；其他的地方比如山东龙山、东北夏家店都有自己的国家，他们有着自己的发展区域，其中有一些完全灭亡了，有一些因为不同的原因而中断了，当然有一些是发展比较久的，值得注意的是他们的发展都不是同步的。
这是一个很复杂的历史地图，不能直接说夏商周就完了。因为目前的夏商考古研究中并没有摆脱“郑洛中心观念”的影响，所以从一开始就预设了核心区与边缘区，把黄河流域与其他地区诸如长江流域对立来看待，这是不对的。
其次，从地缘上看，过去考古学家多注重中国西北，因为其连接中亚，后来又偏向华南，因为很容易与缅甸和印度发生联系，郭的江汉起源说似乎无根无源，主要都有哪些证据？
郭静云回答：它的根源在于本地的自我发展，它不是外来的，而是自成体系发展结构。从彭头山文化晚期开始，唐家岗、大溪、屈家岭等文化一脉相承。也就是说，早期的一批人开始以稻作为生，而他的周围有一批人继续维持着游猎生活。
到了大溪时期，一拨又一拨的游猎族群也逐渐过上了定居生活，这些族群定居后开始制造石器，新的土地不断被开垦出来，故而农耕文明的影响力也就逐渐彰显出来。当然，流动的游猎族群中也有着丰富的文化，而且有的已经拥有国家形态，可正是农耕文明对他们本身有利，自然就被吸引来了。
最后，关于为什么认为楚国的历史叙事一定程度上是可信的？屈原的《天问》等楚辞作品又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正史？
郭静云回答：我引用的文献是表达那个时代的概念、那个时代的认识以及那个时代他们希望怎样认识的问题。这在所有的文献中都会留下痕迹，其中就包涵事实的痕迹。屈原自己也不知道楚国会怎么样，他表达的无非就是楚地流传的一些神话。
即便不提屈原，我们看司马迁的《史记·楚世家》也会发现它的书写和其他世家有着不一样的地方：只有《楚世家》把自己的历史记载为创造世界。不仅司马迁把这部分保留下来，楚帛书也是这么记载的。这是一个什么力量？什么样的历史能把自己从创世纪之初就如此叙述，这基本上都是非常古老文明的表征。
同时，屈原不是太史公。他没有这个官位，也没有直接修史的目的性，例如《离骚》更多的是表达他被流放后对自己国家的忧虑和思念之情。若换成太史公则会说自己很伟大，因为这是一个政治性的订购，政治订购就希望有这样的表述。
其实在屈原作品中并没有多少真正的“历史”，我们多半看到的是屈原在表达对国家的思念中而不自觉地提到尧舜，尧舜是楚国的英雄，颛顼也是。屈原所处的还是战国时代，不是大一统时代，代表的是战国时楚人对自己国家的理解。其他文献好像都说尧舜是从北方来的，如果尧舜跟楚毫无关系，那么他们就是楚人的敌人。对楚人而言，真正的敌人是殷宗，殷宗是从北方南下的外来族群。楚人跟周文王伐殷，他们之间是签有协议的，这在周原甲骨文中都可以看到。
所以我选用楚辞就是这个意思。此外，屈原也没有建构帝国的目的性，他比有帝国目的性的文献略好一些，例如司马迁的《史记》就带有很强的帝国目的性——一定要写一元史。即便这样还是要谨慎使用。
（二）学者姜广辉、范梓浩先生主张中国文明的源头在南方
学者姜广辉先生在他的文章《中国文明源头在北方还是南方？》 中写到：
清以前的学者对于中国西周以前的上古史研究，基本上是以汉代司马迁《史记》等少数传世文献为基础的。《史记》以《五帝本纪》开篇，五帝者，黄帝、颛顼、帝喾、尧、舜;次为《夏本纪》，首述大禹;次为《殷本纪》。尧、舜和夏、商的政治活动中心通常被认为在今山西、河南一带。由于百余年来甲骨文的发现和研究，学术界已经对殷商史有了信实的认识，但对于夏代史，由于没有相应时代的文字证物，学界对之尚一片茫然。
当上个世纪中期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发掘后，学术界将它界定为夏代至商代早期的都邑遗址。这样的上古史研究背景，使学者理所当然地认为中国的上古文明的传播路径是从北方传播向南方的。后来发现的长江流域类似二里头文化的遗址，即被学者解读为夏、商文化向南方的传播。此书引据乔玉先生的见解，提出不同的看法:二里头周围的人口和土地利用率研究显示，此地人口、聚落密度一直很稀薄，土地利用率也很低，二里头属于农耕文化，在农田和居住地足够的情况下，农耕社会缺乏向外扩展的动力;二里头遗址出现的兵器并不多，也未见有以战争为生的族群存在，他们如何将自己的影响力向外扩展呢?
湖北屈家岭、石家河等古城遗址被发现后，一个汉水流域古代联合城邦国家的雏形已经显现出来。也就是说，江汉平原在青铜器时期之前，就已形成了完整的国家文明。所谓“二里头文化”实为汉水文明在青铜时期所产生的文化面貌，并影响到郑洛地区，其主要源自南方。考古证明，中国上古时期文明并非从北传到南，而是由南传向北。
尧、舜、大禹等传说中的圣王和英雄，是不同传统来源的神话被合并的结果。舜和禹原本并非北方出生的英雄，例如舜在《楚辞》里被称为“湘君”，两位夫人被称为“湘夫人”，都被视为湘江之神，而湘江正是屈家岭文化范围的南部。《史记》说楚之先祖出自颛顼，而《竹书纪年》纪录圣王家谱说:“颛顼产伯鲧。”鲧就是大禹的父亲，这样说来，大禹原本是楚人的先祖和英雄。《淮南子·本经》说:“舜之时，共工振滔洪水……舜乃使禹疏三江五湖，辟伊阙，导廛涧，平通沟陆，流注东海。”“三江五湖”并不是北方的风景。反观北方，渭、汾流域洪水的风险很低，黄河中游气候相当干燥，且在夏的时代北方明显可见有干燥化的趋势，因此，渭汾或郑洛地区都很难创造治水的神话。作者认为，夏朝的政治活动中心应该是在南方，具体而言，最有可能在湖北的夏水(见于《水经注》，今名为长夏河，据《水经注》汉水下游都称为“夏水”)，位于江汉平原，不少屈家岭、石家河古城都傍夏水而立，此地在古代因地形之故常有水患，非常需要治水，且屈家岭先民确实早已发明治水的工程系统，既然如此，吾人何以不将邓家湾或荆南寺等城址视为大禹治水的夏国呢?
作者还赞成郭静云提出的，在殷商之前的文明中，存在过一个先楚文明，它的规模、传统及国家化的程度，可能是当时所有古文明族群中最高、最为辉煌的。这就是说，楚国文化传统应当比其他诸国更加古老，尤其早于从北方南下的商周统治者传统。那么，为什么现今我们所看到的历史不是这样的？而原本的历史不见了呢？流传于世的历史，往往是由胜利者所撰写的，这就必然掺杂了立足于胜利者观点的意识形态，甚至因此而掩盖原先历史的真相。
中国许多传世文献撰写的时代始于周，且使用殷、周文明的文字作记录，则必然代表殷周贵族出身的北方族群立场。从中国各个文化发展进程来看，北方族群的发展较晚，其历史相对较年轻，从殷、周时代起才逐步将广大城邦促为一统政权，而成为所谓历史的“胜利者”，他们也因此掌握了历史的表述权，能够撰写推扬自己势力与“德性”的历史，并将之传世。他们借用原来南方族群古来自有的神话，将舜、禹视为自己族群的圣王。但即使如此，在以北方为中央的正统史里，还是有蛛丝马迹，可以让我们发现其实古代南方的文明化比北方还要早。
除了姜广辉，范梓浩先生在他的文章《我为什么相信“夏”源于江汉之说?》 里也有独特见解。
在我们的知识体系中，每当有人提到二里头文化时，脑海中自然会冒出“夏”这一个字眼。虽然，迄今为止仍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证据证明二里头文化就一定是夏文化，二里头就一定是夏的中心，但我们仍会不自觉地认为，夏的中心就在二里头，即便不在二里头，也必定在中华文明的摇篮——黄河流域。似乎，我们的学科在构建一个“神话”，一个学术界陈陈相因，人人首肯的“神话”。
如果我们抛开历史文献构筑的认识误区，而直面考古材料，将伊洛地区与江汉平原的考古材料进行对比，则不难发现，在二里头之前的所谓龙山时代，江汉平原更具备文明演化背后的动力。
首先，在人口增长方面，郭静云教授引用了乔玉先生对伊洛地区二里头遗址周围的人口和土地利用率的研究（乔玉《伊洛地区裴李岗至二里头文化时期复杂社会的演变——地理信息系统基础上的人口和农业可耕地分析》），说明二里头人口、聚落的密度，无论是新石器时期还是青铜时代早期都相对较低。相比之下，石家河文化时期，江汉地区突然涌现了大量的小型村落，整个江汉平原的土地利用率十分高，可见这一时期出现了人口数量的剧增，整个文化面临向外扩张的压力。
其次，在频繁的战争方面，两湖地区的石家河时期城址接近20座，高筑土墙的城址自然让人想到了这些城之间的冲突十分频繁。即便如郭静云教授所言，他们可能已经组成“云梦泽联合城邦国家”，我认为城与城之间还会因为资源的分配而发生冲突，这个早期国家的纽带并非如我们想象的大一统国家般紧密。相比之下，伊洛地区及其邻近地区目前所发现的龙山时代城址无论是数量上，还是城址规模上都远远不及江汉平原。
再次，在农业强化方面，随着稻作农业的发展日益成熟，稻作农业开始从长江流域北传至于黄河南岸。在稻作农业北传的同时，长江中游屈家岭和石家河的文化因素也向北传播至黄河南岸。伴随稻作农业技术发展，稻作管理的精细化，土地开垦，大型水利设施的建设，都促使社会日益变得复杂化。而伊洛地区属于黍作农业区，而对黍进行管理所花费的能量则是远远不如管理水稻所花费的能量。稻作的精细化管理能大幅提高产量，黍作则不能做到这一点。此外，稻作对水有严格的控制要求，需要集体建设水利设施，而黍作则不需要。
结合龙山时代的文化因素以及上述几点文明发展的动力证据，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的北渐说，似乎比王湾三期文化的南渐说更有说服力。那么，我们就应该相信自己的眼睛，顺着文明发展的一般模式，把目光从黄河流域移开，再将目光重新聚焦于“江河中原”的中心——江汉平原，这里最有可能是孕育夏文化的摇篮。
这张图片，是从郭伟民先生的文章中截取来的关于长江中游新石器时代城址分布图，
这些遗址之所以被确认为城市，是因为根据严格的地层检测，都能找到完整城墙，才敢说它是城市。其实，在云梦泽周边地区，还有些大型遗址，就因为找不到城墙，或者因为城墙不完整，都没把它们算作城市。例如湖北公安县的桂花树遗址，湖南澧县的孙家岗遗址，面积远大于两河流域的埃利都遗址，出土文物横跨大溪屈家岭石家河时代，这样的遗址就因为找不到城墙，都不能确认为城市。
如果按两河流域的标准，找得到相关地层的稍微大点的遗址都能算城市的话，云梦泽地区的远古城市应该有五十多座。在距今五千年前，在汉水下游的江汉平原出现了大量的“城”。有考古学家统计，虽然目前这个地区发现的能被确认的城大概是20座左右，但实际上当时应该有40座，最多达到50座，并在屈家岭和石家河时期已经出现了青铜器。
（三）郭静云女士对江汉起源论观点的进一步论证
郭静云女士在2015年出版了其专著《天神与天地之道：巫觋信仰与传统思想渊源》。在她的文章《江汉、郑洛、成都——地区间的三角关系》中谈到：
学者们已注意到二里头与广汉三星堆文化之间，应具有相当程度的来往或传承关系以及交互影响作用，但因二里头唯一中心论的影响，大多数学者也都认为，这是偃师二里头文化向成都平原地区的传播[1]，甚至认为“夏人”从偃师地区南下，再经过三峡西迁，但却无法解释这种向西南迁徙的动机和背景。[2]笔者认为，这些关系只有以江汉为中心环节去理解才不会造成很多解释不了的问题。
如果我们仔细研究郑洛与成都平原地区的文化传播，则可以发现其中皆隐含有江汉地区文化的影子。长江中游发现屈家岭至石家河时代的二十余座古城构成联合城邦古国，笔者称为“云梦泽苏美尔”，并认为颛顼、尧舜和夏的历史发生于此。成都平原也发现了八座与石家河文化晚期同时的城，应也构成联合城邦结构，学界以其中最大的城址宝墩，将之命名为宝墩文化。宝墩文化为本土自行发展而成的文化，同时也可见其与鄂西石家河文化有密切往来。可见从国家化进程来说，长江中游江汉地区绝对占有先机，但是到了石家河晚期、盘龙城早期时代，长江上游也进入联合城邦古国阶段。这种情况当时在郑洛地区还未发生，说明郑洛地区的发展无疑在长江中上游之后。所以，当时尚未那么发达的郑洛政权，难以大量影响发达的古国。
在盘龙城早期时代，成都平原的三星堆二期继承自宝墩文化。但与此同时，我们依然可以发现，郑洛、江汉、成都平原的文化中，拥有许多共同主题，因此造成遗址中经常存有一些相类似的陶、玉、铜质礼器。由是，我们可以推论：在青铜时代，此三地不同的族群、文化与社会机体一直有些来往、交易的关系，甚或在某些时段中处于斗争、协盟或通婚的状态。
郑州二里冈上层铜器窖藏出土的各种青铜器，分别与盘龙城、吴城和三星堆非常相似，其中大部分器类、器型与盘龙城相同，应考虑这些在空间上相隔遥远的青铜礼器，同一类型者在同一地点制造的可能性甚高。
学界传统上从郑洛看四方，以二里冈——殷墟为标杆，而认为这类器物应是在郑州制造，而后流散四方。但是，通过碳十四数据年代分析，笔者发现，发现吴城、大洋洲和三星堆青铜器的制造年代均比郑州二里冈青铜器窖藏所处的年代早。这从时间维度证明，吴城、大洋洲和三星堆青铜器中与郑州二里冈相同的器型，不可能是从后者流传过去，实际情况正好相反：郑州二里冈青铜器群的大部分，包括铜器窖藏中出土的大部分青铜器如爵、斝、觚、簋、提梁卣等礼器，是从盘龙城流传而来的；少部分亦得自吴城和三星堆，如大方鼎应是来自吴城，浮雕牛首尊、罍则是在三星堆制造的器物。
目前尚不清楚，这些器物的辗转流传过程，以及郑邑如何获得这些器物。但从郑邑二里冈上层铜器群风格混杂、跨越时代的情况分析，当时郑邑贵族获得这些外来的青铜器并不容易，也特别珍视。因其珍贵和稀少，来自远地的青铜器被族刻意珍藏，世代相传，直接最后被埋藏。这种情况在考古发掘中并不鲜见，特别是高等级墓葬和珍品窖藏中常有之。
这些来自南方长江流域古老文明的礼器，为什么会出现在当时作为南方农耕文明区北部边境的郑州？这其中包含什么样的历史隐情？下文试就上文得出的盘龙城时代数个最重要的青铜文化的年代学，结合当时的历史大背景，讨论其间的关联和历史发展框架。
本文认为盘龙城二期大体相当于二里头二期前后，上限或可早至二里头一期末，下限或晚至二里头三期偏早阶段，绝对年代约在公元前十八世纪末至公元前十七世纪下半叶。盘龙城三、四期大体相当于二里头三、四期至二里冈下层一期，绝对年代大约为公元前十七世纪下半叶至公元前十五世纪早期。盘龙城五期大体相当于二里冈下层二期，绝对年代约为公元前十五世纪中期。盘龙城六期大体相当于二里冈上层和殷墟一期，其绝对年代为公元前十五世纪晚期至公元前十四世纪。盘龙城七期器物风格与殷墟二期相似，可以将其视为殷商文明大体系在江汉地区的遗迹，其绝对年代大约从公元前十三世纪初起。从文化属性来说，盘龙城二至六期皆属于盘龙城文化，绝对年代从公元前十八世纪至公元前十四世纪；盘龙城第七期则属于殷商文化。
本文进一步对盘龙城遗址、二里头遗址和二里冈遗址所出陶器和青铜器进行类型学比较，结果表明，无论是陶器还是铜器，盘龙城从一期至七期均一脉相承，连续发展。盘龙城器物群的主导因素，无论造型还是纹饰，均系本土传承；其文化发展与演化的主流是自我内生演化而非外来影响。与此相对照的是，二里头文化和二里冈文化不断吸收来自南方盘龙城的因素而变迁，后者是促使二里头文化和二里冈文化不断发展和演化的重要推动力量之一。
郑洛地区的青铜文化，只有到了二里冈上层时期才有显著的发展。郑州二里冈上层铜器窖藏出土的各种青铜器，分别与盘龙城、吴城和三星堆非常相似，其中大部分器类、器型与盘龙城相同，应考虑这些在空间上相隔遥远的青铜礼器，同一类型者在同一地点制造的可能性甚高。
学界传统上从郑洛看四方，以二里冈——殷墟为标杆，而认为这类器物应是在郑州制造，而后流散四方。但是，本文利用碳十四数据对对吴城、大洋洲和三星堆的年代进行考证，发现吴城、大洋洲和三星堆青铜器的制造年代均比郑州二里冈青铜器窖藏所处的年代早，从时间维度证明，吴城、大洋洲和三星堆青铜器中与郑州二里冈相同的器型，不可能是从后者流传过去，实际情况正好相反：郑州二里冈青铜器群的大部分，包括铜器窖藏中出土的大部分青铜器如爵、斝、觚、簋、提梁卣等礼器，是从盘龙城流传而来的；少部分亦得自吴城和三星堆，如大方鼎应是来自吴城，浮雕牛首尊、罍则是在三星堆制造的器物。
基于年代学的观察，以及笔者对于整个历史背景的理解，本文最后将盘龙城时代的历史地图进行如下描述：
现有证据表明，长江中游地区的青铜冶铸技术至迟在石家河文化中期起步，至迟在公元前1600前盘龙城二、三期之际取得重大进展，开始铸造大型坚固的青铜器，此后盘龙城进入大约持续二、三百年的鼎盛时期。盘龙城的楚商王朝直接掌握鄂东南赣西北地区的金属矿料开采和冶铸，并构建了一个以盘龙城为核心的远程贸易体系，位于北部的郑洛地区的二里头、偃师、郑州，位于东南部的虎国吴城、牛城和西南部的湘东北和湘中地区，位于西部的三星堆等，都是这一贸易体系的参与者。公元前1500—公元前1400年间吴城学习模仿盘龙城青铜制造技术而创造出具有自身特色的青铜文化，快速崛起于赣中地区。公元前十五世纪中期，成都平原的三星堆人也掌握铸造大型坚固青铜器的技术，大量铸器供于神庙。
就在以长江流域为核心南方农耕文明区诸青铜文化稳步向前发展之际，在其北界黄河干流区域的郑洛一带，一方面临着北方游牧游战族群不断南下掠夺和冲击的风险，另一方面又因位于不同生态和生计区的交界区而有较多的商业交换机会。在此背景下，郑洛一带相继出现一些重要的城邑或国家，如二里头、偃师城、郑州城。这些城的命运兴衰同时受南北两方面大环境的影响和制约：与来自南方农耕文明区的支持，特别是盘龙城的支持力度有关；也和北方游牧游战族群南下进攻和交易的方向、强度直接相关。他们开始时是顺黄河干流而下，经三门峡进入豫中平原农耕区；后来转而向东，沿太行山东麓的华北平原南下。
相应地，在盘龙城时代的早期，北境最重要的城邑和国家是位于三门峡口的二里头和偃师城。二里头兴起的年代大约为公元前十八世纪末至公元前十六世纪；偃师城与二里头比邻，兴起于公元前十六世纪中叶，进入公元前十四世纪以后渐趋衰落。随着时间的推移，西北部的重要性下降，至公元前十五世纪中叶偏早阶段，位于东北部的郑邑开始建城，并变得越来越重要。与二里头相比，偃师和郑州与盘龙城的关系显然更为紧密，因而也获得更多的支持。在公元前十四世纪早期，郑州发展成为最重要的边境城邦，南北各方在此交易，相互防卫。在此背景下，盘龙城、吴城和三星堆等地制造的青铜重器，皆辗转来到郑州。
从公元前1450年开始的新一轮冷化周期，不断加大在亚洲大草原生存的游牧游战族群的生存困难，迫使其一波波地南下。其中一支拥有马车的族团，在公元前1380年左右，在其首领盘庚的带领下，突破燕山屏障，沿太行山东麓南下，凭借其拥有马车而获得的军事优势，打破洹北城，在安阳殷墟建都立足。又经过几十年的经营努力，其势力不断壮大。于公元前1300年前后，在其首领殷商王武丁的指挥下，征服郑州，并南下远征，打败盘龙城，将盘龙城的技术、人员、青铜器等据为己有。
随着盘龙城被武丁摧毁，以盘龙城为核心的远程交换贸易体系崩溃。受此影响，三星堆没落，取而代之的金沙古国，因缺少铜料而只能铸造非常小型化的器物。南方虎国（吴国）网络中的吴城势力受到打击。但是，赣中牛城、湘中宁乡炭河里一带的新兴势力则因有更多机会获取铜料而趁势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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