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并不是《史记》的唯一作者
关于司马迁是否是《史记》的唯一作者问题，本来并不是个问题，因为，自《史记》问世以后的历朝历代的许多史家和学人，都根据自己所掌握的史料非常清楚《史记》是集成了多人的知识和智慧的结果，当然，历朝历代的学人和史家也都从不否认司马迁是《史记》的主要编著者，甚至至今也没有人怀疑过《史记》的体制，也就是历史巨著《史记》中最重要的史学架构的“本纪；列传；表；世家；序言；八书（礼、乐、律历、天、官、封禅、河渠、平准）”，也都是最早由司马迁所创造。
清朝乾隆年间编篡的《四库全书》，不仅仅是一部大型类书集成，还蕴涵着当时官方试图统一和发布天下标准书籍的政治文化含义在其中，当时，《四库全书》总纂官纪昀在谈到《史记》的时候就说道：“《史记》一百三十卷，汉司马迁撰，楮少孙补。……焦竤《笔乘》据《张汤传·赞》如淳注，以为续之者有冯商、孟柳。又据《后汉书·杨终传》，以为尝删迁书为十余万言。指今《史记》非本书。则非其实也。……又《学海类编》中载伪洪遵《史记真本凡例》一卷，于原书韦臆为刊削，称即迁藏在名山之旧稿，其事与梁平阳王《汉本真书》相类，盖荒诞不足为据矣。”（《四库全书总目录提要》卷四五）.
纪昀不是历史学家，他对《史记》著作和版本研究的相关知识当然也不会太多，但是， 他按照学术研究中对那些尚还不清楚的历史遗留问题大多都采取“存而不议”的惯例，在《四库全书总目录提要》中如实纪录了历史以来的关于《史记》版本和其真伪争论的情况，目的是要把当时关于《史记》的一些有关学案情况公布于世。根据纪昀以上的这段话，我们今人可以知道，自《史记》问世以来，历史学界和社会上对《史记》的情况多少有些了解的人，就已经知道关于《史记》有如下两种情况，一是历史上的一些相关资料已经显示出了司马迁不是后来流传于世的《史记》的唯一作者；二是当时社会社会上还流传与三家注的《史记》有别的另外版本的《史记》。20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的对外开放和学术交流的增多，中国史学界又知道了目前在日本和韩国等国家中至今还存在着与三家注本有出入的另外版本的《史记》，这些古本《史记》，都是早于《四库全书》编撰的清朝乾隆年间而流传于外国的。
现今流行于中国大陆市面的《史记》，主要是两种版本，一个是1959年由中华书局根据大清同治年间的金陵书局的张文虎和钱泰吉的考订本所出版的《史记》，这个《史记》版本，应该是根据大清乾隆年间发布的《四库全书》中所收集的三家注本为蓝本所编撰的。《四库全书》所收入的这部《史记》是来自于什么版本呢？根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说：“注其书者，今惟裴駰、司马贞、张守节三家尚存。其初各为部帙，北宋始合为一编，明代国子监刊版，颇有刊除点窜。南监本至以司马贞所补《三皇本纪》冠《五帝本纪》之上，殊失旧观，然汇合群书，检寻较易。故今录合并之本，以便观览，仍别录三家之书，以存其完本焉。”根据这段话，我们今人可以知道，三家注《史记》是北宋时期才汇编成本的。而《四库全书·史部》中所收录的《史记》三家注本，是明朝国子监本，而明朝国子监的这部三家注的《史记》是“颇有刊除点窜”，由此可见，明朝时期的国子监在刊印当时权威本的《史记》之前，依然对北宋流传下来的三家注《史记》本有过重新编撰考订。至于清朝乾隆年间编篡《四库全书》的时候，清朝当局是否组织学者对《史记》进行过编撰，目前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还看不出来。
另外一个流行于当今市面的《史记》版本，就是1980年代由岳麓书社出版的删除了三家注的白文本的《史记》，即只有《史记》本文的版本。这部《史记》的蓝本是南宋黄善夫刊印本。这就是说，目前中国流传于世的是两个《史记》本。一个是清朝同治年间的金陵书局本刊印本，一个是南宋黄善夫刊印本。
关于司马迁不是《史记》的唯一作者的问题，笔者根据相关历史资料提出以下几点质疑：
质疑点1，《史记》的文体文风问题。根据中国语言学历史的发展变迁情况看，现今中国的普通话语言大致产生在元朝时期，但是，在唐朝之前，中国的官方汉语情况究竟是什么样的？现在人们已经不清楚了，不过，根据西汉后期的语言学家扬雄在他的巨著《方言》中所所屡屡提到的“通语；通词”的体例来看，西汉时期，可能已经产生出了区别于中国繁多地方方言的通用官方语言和词汇了，这些被扬雄所屡屡提到的“通语；通词”应该是后来汉语通行语言的最主要的语言渊源。但是，扬雄当时在自己的《方言》中屡屡提及的“通语”究竟是什么样的语言呢？现在的人们却不清楚了，当然，有点可以肯定，即，西汉时期的“通语”肯定不是现今流行中国的北方语系的以北京话为基础的普通话，因为，现在已经有很多语言学家都考证出，现在流行中国的以北京话为基础的“普通话”，是元朝时期才开始形成的。
文风和文体，很容易反映出一个历史时代的语文特点，如果我们将现今人们所看到的司马迁（约西元前145或135——？）的《史记》和与司马迁同时代的司马相如（西元前179——前117）的文章风格作比较，可以看到两者巨大的区别。目前人们看到的司马迁的《史记》的文笔文风，非常白话，与现代人们的语言习惯已经比较接近，只要稍有一点中国文言文常识，当事人基本上都能够通读《史记》的本文。但是，今人如果要阅读与司马迁同时代的司马相如的那些文学作品，则非常的艰难。这里，人们自然就会提出一个问题，司马迁与司马相如的文章，究竟谁才是西汉时期的文体文风呢？也就是说，目前我们所能够看到的司马迁的《史记》和司马相如的的许多文学作品中所表达的语言风格，究竟谁才是西汉时期的流行“通语”呢？
应该说，现今人们所看到的司马相如的哪些文学文章，比如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大人赋》、《长门赋》、《美人赋》、《《谕巴蜀檄》、《难蜀父老》、《谏猎疏》、《封禅文》等，都应该是他著作于西汉时期的文章，因为，司马相如本是西汉时期名声显赫的文学辞赋大家，当时，他的名气远远超过那时还不甚有名的司马迁，在加之司马相如的辞赋文章都不算太长，当时纪录文字的主要载体是竹简，因此，无论是官方与民间，收藏司马相如辞赋的文本的难度就都不大。所以，司马相如的文章流传甚广，因此，后来能够躲避过历朝历代的“书厄”而保存住其原文的可能性也就随之增大了。
相比之下，根据《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自己的说法：“凡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为太史公书。……藏之名山，副在京师”，当时司马迁所著作的《史记》有52万多字，肯定是东汉的《汉书》问世之前的天下最长篇的一部著作了，这在以竹简作为写作文字载体的西汉汉武帝时代来讲，这部《史记》的竹简那不知道有多少，这样体积庞大的书籍连搬运都困难，书籍的流传当然也就有很大的难度了。而且，根据司马迁自己的说法，这部《史记》当时只有两个抄本，正本，他保留在自己龙门山的家乡，也就是现在的陕西的韩城，当时他家乡的龙门山又称之为“名山”。而《史记》的副本则保留在京师的长安，也就是他的《史记》的副本是保留在当时西汉首都长安的国家图书室中的。但是，现在已经有确凿的证据表明，西汉末期的王莽新朝战乱，已经把当时长安的国家馆藏图书全部焚毁了，那么，新莽战乱之后，人们所能够看到的《史记》，就只可能是司马迁保存在自己家乡的那部《史记》了。问题是，流传于司马迁家乡的这部《史记》会不会是全本呢？
距离西汉还不太久远的晋朝史学家常璩在《华阳国志》中曾经说道：“杨终、字子山，成都人也。……明帝时，与班固、贾逵并为教书郎，删《太史公书》为十余万言。”（《华阳国志·杨终》）。而《后汉书·杨终传》也说道：“杨终字子山，蜀郡成都人也。年十三，为郡小吏，太守奇其才，遣诣京师受业，习《春秋》，显宗时，征诣兰台，拜校书郎……会终坐事系狱，博士赵博、校书郎班固、贾逵等，以终深晓《春秋》，学多异闻，表请之，终又上书自讼，即日贳出，乃得与于白虎观焉。后受诏删《太史公书》为十余万言。”。
东汉明帝刘庄（西元27——75年），东汉开国皇帝刘秀的儿子，于西元57年登基皇帝，在位18年，庙号显宗。他在位的时候，曾经组织了一批学者重新收集和整编国家馆藏书籍，由于新莽战乱已经毁坏了西汉国家图书馆所保存的所有书籍，所以，当时他们这些学者只能够从民间收集整理那些流传与散失在民间各类抄本，或者从其他渠道收集和重新编辑那些在战乱中已经残破的典籍。根据以上两本东汉初期的史书所记载，当时，成都人杨终就专职负责整编《太史公书》，也就是后人所说的《史记》，当时，杨终整编的《史记》只有十万文字了。当然，我们也不排除东汉官方学者后来又有可能从民间收集到了更多散失在民间的《史记》文本，这样，就使得我们今人看到了更多的《史记》文字了。但是，自杨终之后，好像至今还没有任何资料证明说后来的官方学者又收集到了更多文字的《史记》本了。当然，许多人都知道，隋朝开国初期和唐朝开国初期，分别有两次官方组织的大型的重新收集和整编国家图书馆的行动，但是，现在也没有资料证明说隋唐这两次大型整编古代典籍的工作中曾经发掘出和收集到了散失在民间的《史记》文本了。
根据岳麓书社1988年所依据的宋朝黄善夫刊本《史记》情况看，目前我们所看到的这部白文本，也就是删除了三家注和年表的这部只有据说是《史记》本文的文字数，就有78万字，如果忽略掉该《史记》本中的标点符号8万字节，那么，现在人们看到的《史记》也应该有约70万字。这就是说，宋朝时期所刊印的《史记》本，就已经不是司马迁自己所说的52万字了，已经膨胀到了70万字，这近20万字是从哪里钻出来的呢？至今，也没有任何资料去加以说明，这给后人留下了一个《史记》版本的悬案。
以上所说的情况都表明，自《史记》问世之后，《史记》这部书籍已经经历过了许多人的编撰，很可能已经不是司马迁的原本了。
通过以上简单介绍，可以看出，今人所看到的司马迁的《史记》，至少从语言角度看，就已经不再是司马迁西汉时期的原本了，而很可能是隋唐编辑本，当然，今人所看到的黄善夫的刊印本，那，就已经可以确信是宋朝的《史记》版本了。
因此，我们也可以推论出，今人所能够阅读到的那些司马相如著作的真实度，也就应该比司马迁的《史记》的真实度要大，再加之从魏晋时代起，司马相如的文集就已经流传于市，司马相如的文集一共也就只有29首辞赋，按照纸张尚未通行和当时人们习惯使用竹简文书的情况看，基本上一卷竹简文书，就可以收集完司马相如的所有文章，因此，司马相如的文章被传抄于民间的可能性也就很大，因此，我们也就更有理由相信我们今人所看到的司马相如的文章中的语言习惯和文体更加接近西汉时期的语言文体风格，自然而然，我们也就可以顺理成章地反证出今人所看到的《史记》很可能已经不是西汉时期司马迁的原文本了。
西汉时期流行于当时长安地区的语言究竟是什么样的？笔者这里提出一个假说，即，西汉时期流行于首都长安地区的语言情况，很可能与现今流行于闽赣及其两广地区的客家语言很相似！因为，从现今《汉书·司马迁传》中纪录的“而子迁适反，见父于河、洛之间”看，司马迁当时的家乡，即现今陕西韩城，就地处河洛一带，而现今生活在闽、赣和两广地区中的客家人就长期坚持说他们客家人就是当年居住在河洛一带的原住民，他们是因为西汉之后的历朝历代的战乱才逐渐迁徙到现今这些南方地区的，他们甚至自称自己是“河洛人”。客家人的这种说法，现在已经被许多民族研究的专家学者的学术成果所证明。既然如此，那么，目前中国客家人至今依然在自己族内流行和使用的汉语言，很可能就是西汉时期流行于首都长安地区的汉语。或者说，现今依然流行于闽、赣、桂、粤甚至台湾地区的客家语言，可能与西汉时期扬雄所说的“通语”的通行汉语更加接近。
其实，从文风角度审视《史记》是否是司马迁作品，还有一个质疑点，这就是汉书中的司马迁传中所收集的据说是司马迁本人的《报任安书》的文风与今人所看到的《史记》的文风的差异问题。收录在《汉书·司马迁传》中的《报任安书》，是目前纪录司马迁个人经历的最完整和最权威的篇章，但是，我们可以清楚看到，《报任安书》的文风与目前人们所看到的《史记》中的文风存在着很大差异，今人当然无法去证明《报任安书》与《史记》究竟谁才是司马迁真正的手笔，但是，我们今人至少可以以此知道，自东汉时期起，司马迁的作品就已经被其他学者所多次编篡过了。
1975年，湖北云梦地区出土了一批达几万字的秦朝古简。根据考古学家考证，这些竹简文书是秦朝的南郡郡守“喜”所保存的上至秦昭王元年（西元前306年）下到秦始皇三十年（西元前217）的官方文书，这些文书中，就有五十三枚《大事记》。根据考古人员考证，这些云梦秦简的《大事记》，与后来遗留于汉朝的秦朝史书相同点甚多，当然，从这些秦简的《大事记》看，有些篇章与司马迁的《史记》相同，有的则不一样，毫无疑问，这部云梦秦简的《大事记》无疑应该是修正现今我们所看到的《史记》的标准模本。只是，考古专家们也说到，“对云梦秦简的研究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它文字艰深，还有许多名词，术语难以理解，有个别文字还根本不认识。”（《云梦秦简初探》P10 河南人民出版社）。而且，学者高敏还谈到：“《大事记》所载，可以印证《史记》者甚多。”（《云梦秦简初探·秦简〈大事记〉与〈史记〉》 河南人民出版社）。通过以上这两段文字，可以看出，距离司马迁时代很近的秦朝末年的汉文字语言，对今人来说，阅读起来还非常艰涩。由此可见，我们今人所看到的已经比较白话的《史记》很可能经历过历朝历代史学家们的白话修改工作。同时，以上情况也证明，司马迁当时所著作的《史记》，的确是整编了国家图书馆藏中保存的秦朝文书，所以，司马迁应该是《史记》的编著者。
质疑点2，《史记》的毁损和流失问题。根据隋朝牛弘（西元545─610年，隋朝开国 初期任散骑常侍和秘书监，专职从事国家典籍整编工作，收集天下图书重新建立国家馆藏图书，成就巨大，因此进爵奇章郡公，后官至礼部尚书。）的《请开献书之路表》，即后人所说的“书厄论”中纪录的情况看，隋朝之前，中国就已经经历过了五次重大的文物典籍的厄运事件，第一次是秦始皇建立秦朝初期的大规模的“焚书”，第二次是西汉末期的新莽乱世造成的焚书，第三次是东汉末期乱世的焚书，第四次是晋朝末期乱世的焚书，第五次是隋朝末年乱世时期的焚书。
牛弘考证纪录到：“秦皇驭宇，吞灭诸侯，任用威力，事不师古，始下焚书之令……此则书之一厄也。汉兴，改秦之弊，敦尚儒术，建藏书之策，置校书之官，屋壁山岩，往往间出。外有太常、太史之藏，内有延阁、秘书之府。至孝成之世，亡逸尚多，遣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诏刘向父子雠校篇籍。汉之典文，于斯为盛。及王莽之末，长安兵起，宫室图书，并从焚烬。此则书之二厄也。光武嗣兴，尤重经诰，未及下车，先求文雅。于是鸿生巨儒，继踵而集，怀经负帙，不远斯至。肃宗亲临讲肄，和帝数幸书林，其兰台、石室，鸿都、东观，秘牒填委，更倍于前。及孝献移都，吏民扰乱，图书缣帛，皆取为帷囊。所收而西，裁七十余乘。属西京大乱，一时燔荡。此则书之三厄也。魏文代汉，更集经典，皆藏在秘书、内外三阁，遣秘书郎郑默删定旧文。时之论者，美其硃紫有别。晋氏承之，文籍尤广。晋秘书监荀勖定魏《内经》，更著《新簿》。虽古文旧简，犹云有缺，新章后录，鸠集已多，足得恢弘正道，训范当世。属刘、石凭陵，京华覆灭，朝章国典，从而失坠 。此则书之四厄也。永嘉之后，寇窃竞兴。因河据洛，跨秦带赵。论其建国立家，虽传名号，宪章礼乐，寂灭无闻。刘裕平姚，收其图籍，五经子史，才四千卷，皆赤轴青纸，文字古拙。僭伪之盛，莫过二秦，以此而论，足可明矣。故知衣冠轨物，图画记注，播迁之余，皆归江左。晋、宋之际，学艺为多，齐、梁之间，经史弥盛。宋秘书丞王俭，依刘氏《七略》，撰为《七志》。梁人阮孝绪，亦为《七录》。总其书数，三万余卷。及侯景渡江，破灭梁室，秘省经籍，虽从兵火，其文德殿内书史，宛然犹存。萧绎据有江陵，遣将破平侯景，收文德之书，及公私典籍，重本七万余卷，悉送荆州。故江表图书，因斯尽萃于绎矣。及周师入郢，绎悉焚之于外城，所收十才一二。此则书之五厄也。后魏爰自幽方，迁宅伊、洛，日不暇给，经籍阙如。周氏创基关右，戎车未息。保定之始，书止八千，后加收集，方盈万卷。高氏据有山东，初亦采访，验其本目，残缺犹多。及东夏初平，获其经史，四部重杂，三万余卷。所益旧书，五千而已。今御书单本，合一万五千余卷，部帙之间，仍有残缺。”（《隋书·牛弘传》）
明朝时期的藏书家胡应麟（西元1551--1602年）在自己的《书厄论》中论述到：“牛弘所论‘五厄’，皆六代前事……自六朝之后，复有五厄，大业（605——618）一也，天宝（742——756）二也，广明（880——881）三也，靖康（1126——1127）四也，绍定（1228——1233）五也。通前为十厄也”（转引自《中国历史藏书论著读本》P61 四川大学出版社）
胡应麟之后，一直到20世纪的中华民国时期，又有许多文史家著作“书厄论”，以论证说明宋朝之后的因为战乱导致中国典籍大量丧失的事件，由于宋朝已经产生了活字印刷，书籍刻印本大量增加，因此，宋朝之后的书籍即使遭遇战乱焚毁，损失也已经没有以前的大了，因为，后代重新从民间收集典籍的可能性也就随之大大增加了。而最令人痛心的是西汉至唐朝时期的国家馆藏图书的焚毁丧失，往往是致命性和无法弥补的，因为，唐朝之前的纸张基本上还没有普及，唐朝之前也没有印刷术，特别是六朝之前，那时候的图书大多还是竹简或锦帛，再加之宋朝之前的书籍都还是手抄本，所以，除了官方有保持图书的条件和能力外，民间的藏书能力大多非常薄弱，而一旦国家遭遇战乱，国家图书馆往往都会首当其冲地遭遇到焚毁之灾难。这就是说，唐朝之前的书厄之灾，往往对一些历史上的重要图书是灭顶灾难，许多善本一旦遭遇焚毁或者破坏，就永远不见于后世了，或者今后再也无法见到它们的真迹原貌了，宋朝开国初期，由宋太宗赵光义亲自下令整理的《太平御览》，就是根据当时所收集的经过战乱而已经残破不全的一些古代典籍而编辑的一本残破典籍汇编，《太平御览》中的许多书籍的原貌，今人永远也无法见到了，今人甚至只能够见到它们的名目或者片言只语了。
根据近人钱振东论述：“文化之于根据，犹如精神之于形骸。典籍者，又文化所赖以传焉者也。古代竹简韦编，西汉犹漆墨縑素，传写綦难，成书不易。秦火莽乱，陵夷颓坏；驯至水嘉。其毁于兵戈灾眚者，何可算也。由是古籍罕存，伪书杂出，先哲本旨，几难循求……《文献通考·经籍考》曰：‘刘歆总群书，著《七略》，大凡三万三千九十卷，王莽之乱，焚烧无遗……《后汉书·儒林传》曰：……董卓移都之际，吏民扰乱，自辟雍、东观、兰台、石室、宣明、鸿都诸藏，典策文章，竟供割散。其书帛图书，大则连为帷盖，小乃制腾囊。及王允所收而西者，载七十余乘。道路艰远，复弃其半矣。后长安之乱，一时酚荡，莫不泯尽焉。’……南北朝之乱……图书十余万卷尽烧之。……隋末之乱……群寇并起，烽燧遍地，所聚强半亡俟，武德初尚八万卷，王世充命司农少卿宋遵贵载之以行，舟经砥柱，漂没风浪，十之二、三……天宝之乱，唐兴，令狐德棻、魏徵、楮无量、马怀素辈，修校群籍，至开元而大备，四部工十二万五千九百六十卷，分置两京。禄山叛，两都覆没，丧失垂尽。《明史·艺文志》曰：‘武德、开元、再加裒集，复还旧观，天宝（742——756）之后，湮没殆尽。’……黄巢之乱……及广明（880年）初，黄巢干纪，再陷两京，宫庙寺署，焚荡殆尽。曩时遗籍，尺简无存。……靖康之乱，庆历（1041——1048）时，藏书三万余卷靖康二年（1127），汴京沦陷，徽、钦为俘，高宗仓皇南渡，典籍散落可知。马氏《通考》曰：‘靖康之乱，散失莫考。’是今之见著录者，往往非旧矣。高宗求书诏曰：‘根据用武开基，右文致治，藏书之盛，视古为多，艰难以来，网络散失，十不得其四、五。……李闯之乱……成祖辑《永乐大典》，至二万余卷。仁、宣守成，文物益盛。崇祯甲申（1644）李闯陷京，散乱焚烧，存者无己。’”（《古今典籍聚散考·书厄述要》，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
近人杜定友在他的《书厄论》还谈到了清朝乾隆年间当局借编撰《四库全书》而征召天下珍藏典籍，但之后所焚烧书籍就达一万散千八百六十二部，清朝皇帝借口搜集古今遗书，却又兴燔书之令。（见《校仇新义·藏书第九》，台北中华书局 1969年版），此外，还有其他一些学者分别论述了太平天国和八国联军侵略中国战乱时期，也都造成了中国古典的极大损失。
综上所述可以知道，中国的典籍几乎与汉朝刘向所提出的中国历史的“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历史怪圈律一样，几乎每次开国初期，官方就要下诏广收民间各种古籍善本以充填馆藏图书，但是，每当一个王朝没落并陷入战乱之时，这些珍贵的典籍也无一例外地会陷入极大的灾难之中。其中，特别是国家馆藏图书大多会遭受到非常严重的焚毁灾难。
那么，我们因此就可以发问，在历史上一系列的“书厄”灾难之中，司马迁历史巨著《史记》原始本可能逃过了以上所说的那些书厄灾难而完整保存到了今天吗？
前面说了，王莽建立的新朝的末期曾经遭遇到了战乱兵祸，当时，“王莽之末，长安兵起，宫室图书，并从焚烬”，刘向和刘歆父子集中许多学者且经历多年所编辑的中国第一部大型类书《七略》，当时也毁于战乱和兵祸，国家馆藏的图书也尽毁。这次因兵祸造成的毁书事件，其灾难程度远远超过了秦始皇焚书。因为，西汉是中国国家文化发展最重要的时期，西汉基本上奠定了后来中国两千多年的君王专制文化的基本格局，这就是说，西汉人文成果荟萃，这些，我们从目前《汉书·艺文志》中所列的 书目就可以看出来。但是，非常遗憾的是，后来历朝历代的“书厄”，使得现今《汉书·艺文志》中的所列举的书目，已经大多都流失了，或者已经早就葬身于战火和兵祸了。即使我们今天能够看到的那些在《汉书·艺文志》中有所记载的图书，恐怕也不是什么原始本了，而是后来人的补编本吧。
根据《史记·太史公自序》，《史记》副本是留在了京师，应该是在当时的国家图书馆中，由于这部以竹简或者木牍编写的52万字的巨著，肯定是体积庞大和搬运困难，其不馆藏于国家图书馆，也没有其他任何单位和个人敢于保存这部书籍，况且，当时的《史记》因为涉及到对当代君王和其他著名朝臣的许多评论，所以，这部书籍也不可能被民间所收藏，但是，只要一旦收集在国家图书馆，那么，这部《史记》也就必定遭遇到了王莽新朝末年的那场兵祸的焚毁书厄了。如果当时馆藏于京师的《史记》已经被焚毁，东汉时期由杨终所编撰出的只有十万字的《太史公书》，就应该是司马迁的外孙杨恽所保存在司马迁故乡的这部《太史公书》了。
根据《汉书》记载：“迁既死后，其书稍出，宣帝时，迁外孙通平侯杨恽，祖述其书，遂宣布焉。”（《汉书·司马迁传》），从这段话可以看出，汉宣帝的时候，司马迁的《太史公书》就已经被其外孙杨恽所宣布出来了。杨恽是西汉汉昭帝时期的丞相杨敞的儿子，“恽，字子幼，以忠任为郎，补常侍骑，恽母，司马迁女也。恽始读外祖《太史公记》，颇为《春秋》。以材能称。好交英俊诸儒，名显朝廷，擢为左曹。霍氏谋反，恽先闻知，因侍中金安上以闻，召见言状。霍氏伏诛，恽等五人皆封，恽为平通侯，迁中郎将。” （《汉书·杨恽》），杨恽好参与政事，并非学者，他后来也因为政事被杀头。杨恽究竟是怎么样去传播宣布他的外祖父司马迁的这部巨著的，现在，已经没有资料可以考证。但是，目前我们所看到的宋朝时期的刊印本的《史记》，仅仅本文就已经有70万言。那么，杨终在东汉初期负责编撰的《史记》只有10万言，宋朝刊印本的《史记》就有70万言，这多出了如此多的文字，究竟是怎么回事情呢？这，恐怕还将继续是《史记》版本学中的一个历史悬案和研究课题。
质疑点3，历朝历代史家对司马迁不是《史记》唯一作者的说明。其实，自《史记》问世之后，特别是距离司马迁还不算太远的西汉后期至隋唐时期，就已经有许多史家说明了《史记》并非是司马迁一个人的作品，比如，作于东汉初期的《汉书·司马迁传》就说到：“故司马迁据《左氏》、《国语》，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接其后事，讫于天汉。其言秦、汉，详矣。至于采经摭传，分散数家之事，甚多疏略，或有抵梧。”，这就是说，司马迁当时著作史记，是剪裁和整编了西汉国家图书馆藏资料中的《左氏》、《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等。所以，某种程度上说司马迁是《史记》的编著者，恐怕更为准确。
距离司马迁不远的班彪说道：“孝武之世，太史令司马迁采《左氏》、《国语》，删《世本》、《战国策》，据楚、汉列国时事，上至黄帝、下讫获麟，作本纪、世家、列传、书、表、凡百三十篇，而十篇缺焉。”（《后汉书·班彪传》）
《史记·集解》裴骃说：“汉书音义曰“十篇缺，有录无书 ”。张晏曰“迁没之后，亡景纪﹑武纪﹑礼书﹑乐书﹑律书﹑汉兴已来将相年表﹑日者列传﹑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傅靳蒯列传。元成之闲，褚先生补阙，作武帝纪，三王世家，龟策﹑日者列传，言辞鄙陋，非迁本意也 ”。索隐案：汉书曰“十篇有录无书 ”。张晏曰“迁没之后，亡景纪﹑武纪，礼书﹑乐书﹑兵书，将相表，三王世家，日者﹑龟策传﹑傅靳等列传也 ”。案：景纪取班书补之，武纪专取封禅书，礼书取荀卿礼论，乐取礼乐记，兵书亡，不补，略述律而言兵，遂分历述以次之。三王系家空取其策文以缉此篇，何率略且重，非当也。日者不能记诸国之同异，而论司马季主。龟策直太卜所得占龟兆杂说，而无笔削之功，何芜鄙也。”
唐朝史学家刘知已说：“《史记》所书，年止汉武，太初已后，阕而不录。其后刘向、向之子歆及诸好事者，若冯商、卫衡、扬雄、史岑、梁审、肆仁、晋冯、段肃、金丹、冯衍、韦融、萧奋、刘恂等相次撰续，迄于哀、平间，犹名《史记》。至建武中，司徒椽班彪以为其言鄙俗，不足以踵前史，又雄褒美伪新，误后惑众，不当垂之后代者也。于是采其旧事，旁贯异闻，作《后传》六十五篇。其子固以父所撰未一家。乃起元高皇。终乎王莽，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综其行事，上下通洽，为《汉书》纪、表、志、传百篇。”（《史通·古今正史》）。
根据刘知已考证，补编《史记》的人就多了，后来的班彪又对补编过的《史记》进行过删减，他又对《史记》补编了六十五篇。这六十五篇《后传》，可能有一些被他的儿子班固收进了《汉书》，但是，也一定有不少被纳入到了《史记》中了。
现在我们看到的《史记》，无论是金陵本，还是宋朝黄善夫本，其中都有一些非常明显的补编痕迹，比如《史记·司马相如》中就有“扬雄以为靡丽之赋，劝百讽一，犹迟迟郑卫之声。曲终而奏雅，不已亏乎？”，扬雄乃是西元前汉宣帝甘露元年生人，而司马迁则在西元前87年左右就死亡了，怎么会有这样的字句呢？这说明《史记》被人补编甚多。
至于汉宣帝时代的博士诸少孙补编《史记》，也就是“纪”多为诸少孙补编，这是很可能的，因为，涉及皇帝的事情和评论，那皇家是需要慎重的。当然，后来也有许多人补编过《史记》，这正如孙同元道：“盖此书（指《史记》）为后人续补者甚多，固不仅仅诸先生一人而已也。”（《诂经精舍文集·史记缺篇补篇考》）
综上所述可以知道，《史记》主要是由司马迁所作，但是，自西汉时代起，《史记》就已经多次被人补编，有些补编，可能是官方旨意所为，就像汉宣帝时代的博士诸少孙补编皇帝纪传的那样，有的，则可能是那些有意去完善《史记》的学者个人所为，总之，今人所看到的《史记》，只能够说是由司马迁所开创，但是，今人所看到的《史记》则肯定已经不是司马迁的原始本了。
2006年12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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